石一楓：關于“中國故事”

　　在今天的特殊語境下，“中國故事”也許更是反映了當下中國社會主要變化、主要矛盾的故事。而我也在思考一個看起來相當基礎的問題：中國故事首先應該講給誰聽，或者說到底迫切地需要講給誰聽？也許任何人都能條件反射似的回答：當然是中國人。那么，這一條小小的基本的要求，似乎就與我所經歷的文學教育和文學訓練產生了沖突。

　　我們這一代人在多元的外來文化大規模重新進入中國的時代度過了青春期，在我們閱讀文學和學習寫作的過程中，世界文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視野，但外來的“狼奶”也在潛移默化中構成了對本土文學的優勢地位，以至于形成了一個說不清道不明、但人人都能感知到的“世界文學”的標準。能夠和那些世界級的作家比肩，寫出普遍性的“屬于全人類”的作品，成為了許多年輕作家的理想。這個理想固然無可厚非并且稱得上宏偉，但恰恰是這個理想，也使得我們中的一些人往往一不留神就忘記了自己的故事、中國的故事應該是講給誰聽的。在磨練技藝的過程中，我們腦海中為自己設置的那個“讀者”也許并不是活生生的中國人，而是世界文學或者說純文學領域里那些抽象的標準，以及自以為掌握了這些標準的少數精英。更加極端的情況發生在衡量作品的反響時，許多人把是否符合某種抽象的“文學標準”看得遠比讀者的感動重要。同時又存在著一個非常有趣的悖論，在這樣的寫作心態下，又本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個顛撲不破的原則，他們的作品也許反而會寫得很“中國”，比他們所能寫的更加“中國”——但那真的是“中國”嗎？是大多數人眼里的中國、某個人眼里的中國，還是特定的國外視角所希望看到的“中國”？假如說一味追逐市場的銷量是功利主義的，那么不求貼切務實，只求“友邦驚詫”的寫作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功利主義？也許有人會說好的文學終究是屬于全世界的，但遠到狄更斯近到馬爾克斯，又有哪一個世界級的作家不是首先為了本國本民族的讀者而寫作呢？

　　在前一段時間，我一直在重看北京作協選編的“北京短篇小說名作60年”這套集子，發現我們的前輩比起我們，一個很大的優勢在于能夠順暢地把集體性的“中國故事”和私人化的“個人故事”結合起來。比如趙樹理的《登記》和《小二黑結婚》，是把個人故事講成了中國故事，幾個農村新青年的婚姻選擇，反映了中國在一個大時代中深刻的社會變化。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故事”往往又能順暢地轉化成“個人故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就是把“文革”十年浩劫的創痛縮略成了一個父輩的愛情悲劇。然而在今天的許多作品里，私人性和社會性之間仿佛越來越涇渭分明，一個人的故事只能代表一個人，很難再去反映一個時代、一個階級甚至社會上的一個族群。這一方面是因為文學本身的原因，文學思潮一變再變，作家已經不再、似乎也沒必要以總結、反思一個時代為己任。另一方面則是文學之外的原因，隨著社會壓力的增大和價值觀的多元，被高度“原子化”的個人已經難以再對公共問題、國家憂患報以幾十年前人們那樣的高度熱情。但不管怎么說，既然都是中國人，總得考慮中國事，既然還用漢語寫作，中國文學“可以群，可以怨”的傳統也無法丟棄。將個人故事與集體故事、階級故事、時代故事結合起來，變成我們這一代人真誠的、有良知的“中國故事”，應該是每一個作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