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帆:虛構的特權

　　文學仿佛進入相對平緩的階段。從存在主義、黑色幽默、荒誕派到后現代主義，西方文化的密集啟蒙告一段落；對于中國作家來說，種種炫目的文學口號以及激進的寫作方式留存于20世紀，“朦朧詩”、先鋒小說、“尋根文學”、新寫實主義乃至圍繞人文精神的辯論俱已后退為遙遠的昨日風景。除了諾貝爾文學獎制造的短暫騷動，一切按部就班，波瀾不驚。

　　盡管如此，許多作家并未感到真正的從容與平靜。文學的外部壓力逐漸增加，新型的焦慮無聲地滋長。概括地說，作家察覺的壓力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文學周邊的社會歷史正在發生劇烈的震蕩，巨大的轉型突破乃至瓦解了歷史描述的傳統框架。這時，與經濟學、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眾聲喧嘩相反，作家的文學想象遭到了窒息。不止一個作家痛心疾首地感嘆，現在的文學想象幾乎無法跟上光怪陸離的社會趣聞。文學還有什么作用？這個古老的疑問開始再度浮現。其次，文學的符號及其傳播體系正在發生深刻的重組。如果說，“朦朧詩”或者先鋒小說的實驗寫作僅僅在語言內部發動種種嘩變，那么，影像符號的大規模生產以及互聯網的快速完善無不帶來語言外部的強大沖擊。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的文學掌控已經眾所周知；相形之下，互聯網的全方位改造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總結——互聯網對于影像符號的青睞不僅與電影或者電視異曲同工，并且，互聯網的傳播速度、互動模式和無限的容量開始造就另一種迥異的文學消費模式。對于作家說來，許多文學命題的有效性必須重新評估，文學寫作不再是一個輕車熟路的項目。

　　或許必須承認，作家的焦慮相當程度上來自新聞話語的無形挑戰。光怪陸離的社會趣聞極大地擴展了新聞的資源，電視、互聯網提供的傳播效率是報紙為中心的印刷文化無法想象的�？傊�，新聞話語的黃金時期到來了。新聞如愿地吸引了無數的眼球，充當引導輿論的先鋒；文學相形失色，并且迅速地邊緣化。某些作家甚至愿意屈尊模仿新聞話語——他們的小說猶如某種大型的新聞綜述。不過，這種嘗試并未贏得預期的成功，喬裝打扮的新聞話語并未真正滿足社會的文學期待。

　　何謂“邊緣化”？邊緣化意味著文學僅僅在歷史敘述之中占據一個無足輕重的位置，甚至退出歷史敘述。人們沒有理由將社會歷史想象為一個懸空的固定實體，或者想象為一臺經濟機器旁若無人地運轉，社會歷史始終處于持續的建構。所謂的“建構”不僅包括持續積累的各種事件，而且還包括輿論對于各種事件的敘述、評判、定位——人們可以將這一切稱之為歷史敘述。當今的歷史敘述顯然是多聲部的，各種話語體系的博弈形成了歷史敘述內部的激烈角逐，所有的話語體系無不以獨特的姿態推崇某種意識形態，力爭成為社會歷史的首席編輯。新聞話語以真實、快捷、敏銳、犀利贏得了人們的稱道，許多人闡述社會觀念的依據是新聞話語供給的種種案例；然而，這時文學仿佛缺席。至少可以認為，文學對于歷史敘述的貢獻率下降了許多。當年，梁啟超的名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曾經形容，小說——當然可以擴展為文學——以“熏”、“浸”、“刺”、“提”的方式介入歷史敘述�，F在，文學就要銷聲匿跡了嗎？

　　我想鄭重地指出，新聞話語覆蓋文學的時刻遠未到來。至少在目前，作家沒有必要為之焦慮。我相信這種經驗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人們讀到的新聞遠遠超過了文學作品，但是，人們記住的文學作品遠遠超過了新聞。文學持久駐守人們的記憶——事實上亦即駐守一個社會的文化制高點——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擁有諸多新聞話語無法配備的敘述策略，例如虛構。也許，現在可以重提一個常識激勵文學：為什么不充分地行使虛構的特權？

　　的確，文學的虛構是一種特權。生活之中的謊言遭人鄙夷，可是，文學的虛構享有道德豁免。古老的文化演變預留了一個小小的道德缺口：如果某種敘述產生了特殊的重要內涵，敘述的真實原則可以放寬乃至放棄。時至今日，只有文學正式地獲得了許可。顯然，文學申請虛構執照的理由是美感。文學承諾生產“美”換取“真”，并且為之構造了一套成熟的話語體系。當然，所謂的“美”多半是后人的總結。我寧可相信，文學虛構的最初意義是抗拒平庸的日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種秋收，年復一年�？傊�，太陽底下無新事，流水賬的記錄只能再現一個乏味的現實。最初，某些杰出的敘述者不愿意笨拙地爬行于瑣碎的表象，虛構逐漸再造出某種異于現實的奇特情節。當成熟的作家出現之后，他們的強大想象竭力將各種零散的恩怨情仇集聚在相同的時空內部，眾多文學人物被賦予強烈的性格；由于各種激烈的沖突，文學人物的命運展示獲得了曲折離奇的引人形式。虛構使文學如此有趣，以至于人們寧可從“真實”之中脫身而出，欣然投入另一個幻境。這是一種不可替代的快樂。

　　迄今為止，虛構仍然是文學制造快樂的常規手段。譬如，這一段盛行于互聯網的“玄幻文學”或者“穿越文學”即是虛構的特殊類型。盡管如此，現在已經是鄭重地重申這種觀點的時候：娛樂僅僅是虛構的部分功能；如果將娛樂視為虛構的惟一追求，無異于嚴重低估了文學的意義。過往的歷史證明，許多思想家始終對文學寄予厚望。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曾經高度評價文學的“哲學意味”，他在這種意義上期待文學的虛構：“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边@時可以說，文學顯現的“可然律”與“必然律”即是文學的歷史敘述之際。

　　現在，或許是文學又一次面對這種問題的時候：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競相參與歷史敘述的時候，當新聞話語如此引人矚目的時候，文學仍然察覺何種特殊的空白，從而啟動虛構的敘述策略補上關鍵的一筆？

　　許多教科書表示，文學的聚焦之一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當然，從經濟學的“經濟人”、法學的“自然人”到人種學的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眾多學科無不分別涉獵人的主題。然而，這些學科通常提取人的某個層面，依據抽象的平均數制作為特定的社會標本�！敖洕�人”表明理性的計算和最大利益的爭取，“自然人”表明權利主體，黃種人、白種人或者黑種人表明主體的膚色、面部特征、頭發形狀，如此等等。不難發現，這些學科制作的社會標本僅僅顯示了人的一個側面、一個剪影，它們不負責完整地再現每一個人物的肖像外貌以及嗜好、脾氣、社會關系，再現他們吝嗇或者慷慨、寬厚或者專制、聰明或者愚笨。新聞話語的焦點通常是社會歷史之中各種重大事件，人物時常扮演協助事件運轉的齒輪。只有文學刻意塑造每一個體，不僅恭請他們擔任文學的主角，并且視之為歷史敘述之中不可或缺的意義單位。

　　相當長的時間里，批評家的文學解讀無法識別每一個體的獨特意義。無數的個體千差萬別地散落各處，解讀他們如何參與歷史敘述是一個尷尬的難題。許多批評家傾向于將人物納入某種社會共同體，例如國家、階級、階層、民族、性別，某些時候還可以考慮家族或者職業。根據現成的理論圖譜，批評家通常援引各種共同體的歷史描述覆蓋每一個體的獨特意義。很大程度上，這即是“典型”這個理論范疇的闡釋機制：個性顯現共性，個別顯現一般，現象顯現本質。這種解讀再度將人物收縮為某種社會標本，文學再度混跡于眾多學科。即使不在這里詳細地爭論“典型”的闡釋機制，我仍然愿意指出，批評家的文學解讀必須擺脫指定的“共性”、“一般”、“本質”而注視個體的活躍動向——尤其是現今這個歷史階段。首先，批評家曾經高度信任的理論圖譜正在失效。如果說各種傳統的階級描述并未過時，那么，各個階級贏得的評價以及種種階級關系的考察正在出現許多新型的論斷。其次，個體活動空間的急速擴大制造出各種機會，許多人物躍出了自己曾經從屬的社會共同體而改頭換面，獲得另一種身份。如果說，文學周邊的社會歷史正在發生劇烈的震蕩，那么，理論圖譜的失效和許多人物的身份變換均是劇烈震蕩的表征。顯然，人們可以從這些表征背后發現巨大的社會活力。個人的勤勞與否突然與利益的獲取產生了密切的聯系，個體逐漸從沉睡之中蘇醒，紛紛進入躍躍欲試的狀態。如此之多的特殊人物打破了平均數提供的規定形象。歷史深部的沖動呼嘯而出，各種僵硬的陳舊規定再也無法延續下去了。

　　當然，所謂的“歷史深部”常常成為“經濟基礎”的隱喻；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領域的改革扮演了拉動歷史的火車頭的角色。這是經濟決定論的又一次成功驗證。但是，當經濟學、社會學或者政治學開始聯合描述這種宏大的歷史圖景時，文學再度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視角：各種轟轟烈烈的社會事件如何壓縮于人物的內心，甚至沉淀為無意識？只有內心事件的形成才能證明，社會事件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并且可能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證明歷史深部的沖動也是每一個體的內心沖動。當然，所謂的內心事件不可能鏡子一般如實地映照社會事件；人物的內心充滿了無數微小的溝壑和稍縱即逝的波紋，社會事件必須在這個空間分解、吸收和重組。然而，無論如何，隱藏于七尺之軀內部的“內心”終將與外部世界的宏大歷史聯系起來。

　　盡管如此，經濟學、社會學或者政治學從來不會出現“他心里想……”這種句式。經典的社會科學出示的是宏大的社會視野，社會視野之中的人物多半作為某種共同體的代表填充歷史。談論某種社會制度的緣起，或者，談論價格杠桿如何控制一個產業的興衰，人物內心的各種瑣細動靜只能忽略不計。新聞話語出現了各種人物，但是，記者也不會寫下“他心里想……”這有違于新聞話語的真實原則——人物的內心不可直視。事實上，只有文學才能活靈活現地虛構內心發生的一切。文學史可以證明，許多作家的巨大聲望即是來自人物內心的洞察與想象，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靈魂拷問，列夫·托爾斯泰的心靈辯證法，或者普魯斯特的意識流。殫精竭慮地想象種種斑斕的內心景象表明，作家力圖秉持某種特殊的價值觀念參與歷史敘述——他們始終認為，歷史敘述沒有理由省略人物的內心幽深。這是文學聚焦每一個體的必然延伸。即使不考慮現代主義文學如何推崇以“內心深度”抵抗物質世界的壓抑，也不考慮精神分析學派如何圍繞俄狄甫斯情結構思歷史，文學視野之中的內心仍然不可化約。文學不僅援引人物的內心充任歷史潮流的個別例證，猶如借一滴水濃縮洶涌澎湃的大江大河；許多時候，文學還展示了另一種可能：內心的悲歡隱含了社會歷史的評判。從社會制度的設計、消費品的價格制訂到公共服務設施的修建，社會活動的得失成敗終將投射于社會成員的內心�！按旱饺碎g草木知”，如果顯赫的社會事件無法叩響隱秘的心弦，人們有理由懷疑這種社會事件的歷史價值。當然，經濟學、社會學或者政治學提出的結論往往顯示了理論的清晰、堅定乃至強硬；相對而言，文學之中的人物內心意向紛歧，多慮善變，一己的偏好時常超過普遍性的衡量。然而，這不是文學的猶疑軟弱，而是更真實了——真實地告知歷史的復雜和豐富。

　　通常認為，情節是性格的發展史。許多作家表示，當人物在他們的想象之中真正活起來之后，虛構幾乎成為被動的跟隨，人物仿佛可以自動地完成他們的故事。這種觀點多少忽視了情節構成的另一種動力：外部世界制造的戲劇性沖突遠遠超出了人物性格的活動范圍，單純的性格內容不足以完整解釋情節的邏輯。更多的時候，作家的想象、理解以及價值觀念決定如何虛構情節擴展的場域，如何形成一個結構，一個格式塔。新聞話語只能如實地記錄所見所聞的時候，文學的虛構大膽地再造了另一個戲劇性空間�！都t樓夢》之中的大觀園與太虛幻境遙相呼應，魯迅大膽地調遣未莊雇農阿Q卷入革命，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排幸福的家庭與不幸的家庭相互映襯，羅伯·葛利耶的《妒嫉》別出心裁地刪除了一個妒嫉者視野之外的任何情節。某些后現代主義的小說可能是眾多生活碎片的堆積，這種堆積即是荒誕與無意義的證明�？疾焯摌嬐瓿赡撤N異于真實時空的美學模型，詩或許是更為簡明的例子。無論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還是“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詩人的想象將各種分散的美學意象調集到同一視窗之內，鑄造出超凡脫俗的意境。

　　亞里士多德關于“可然律”或者“必然律”的古老論斷顯明，文學沒有必要自慚形穢。至少，虛構的特權是文學如此自信的理由之一——可以虛構人物，虛構人物的內心，或者虛構一段情節、一種意境。文學的“虛構”意味著偏離庸�，F實，虛構的“文學”繼而以“他者”的面目回歸現實�！八�者”與現實的距離或許是一種批判，或許是一種理想：“虛構所制造的空間恰恰是現實所欠缺的。這樣，文學話語可能因為顯露出現實的缺憾而成為偉大的詛咒，也可能因為彌補了現實的缺憾而成為偉大的預言�！碧摌嬛圃炝宋膶W與現實的特殊緊張，二者之間的張力將使文學在歷史敘述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