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圖書訂貨會上,嚴歌苓將推出新作《媽閣是座城》。1月7日,嚴歌苓接受京華時報專訪時表示,國內這些年的變化讓她感到暈眩和無比新鮮,很多故事是從腦海中蹦出來的。為了寫好這個涉及賭博的故事,她到賭場體驗多次。談到《金陵十三釵》等揭民族傷疤的電影,嚴歌苓坦言:“我們這個民族太容易忘掉一些東西,直到現在我們也拍不出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的電影!
新書創作
澳門賭場體驗生活
嚴歌苓此前曾創作過《天浴》《扶!贰兜诰艂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陸犯焉識》等作品,是中國當代最高產的女性作家之一。這次推出的新作《媽閣是座城》,嚴歌苓重新回到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和情感中,視角對準大眾并不熟悉的“疊碼仔”群體。小說主要講述了2008年至2012年,澳門賭場女“疊碼仔”梅曉鷗和三個男賭徒的故事。
“有一次回國內,一幫很富有的朋友,跟我講了一些賭場的故事。我覺得怎么血淋淋啊、怎么這么殘酷啊,我聽完之后就到了澳門,去找賭桌另一側的一些人——那些為賭場工作的人,了解他們的情況。這就是我這兩三年來,一直在做的一個事情!闭劦竭@篇小說的創作初衷時,嚴歌苓覺得可能在國外待的時間長了,每次回到國內都感覺暈眩和無比新鮮,這個時代也充滿誘惑,寫作的時候很多故事都是從腦海中蹦出來的,“中國這二三十年的變化實在太大了,太魔幻了!
為了創作這部涉及賭博題材的小說,嚴歌苓專程去澳門的賭場里體驗生活。她說:“我拿自己的錢學賭博,沒想到第一次居然贏了,雖然贏得不多,還不到一千元。不過,第二次去就全輸了。我就想找到他們癡迷的、白熱化的境界,然后也沒找著,但我學會了賭博,至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是懂賭博的!痹谛≌f出版之前,有點“心虛”的嚴歌苓把書稿給澳門的朋友看,“我把小說給賭桌兩邊的人都看了,他們的評價是‘寫得真像’,我也就放心了!
賭完之后寫“情殺”
《媽閣是座城》中的女“疊碼仔”梅曉鷗擁有多重身份,她身邊的三個男賭徒同樣身份不同、性格各異。分別是北京的大房地產商段凱文、木雕藝術家史奇瀾,以及梅曉鷗前情人、原國家某部委科技人員盧晉桐。小說除了描寫社會物欲和賭場風云,重點寫的是梅曉鷗的情感歷程,將筆墨放在了“愛的救贖”上。
嚴歌苓認為,梅曉鷗是社會畸形的產物,“她是誕生在社會轉型當中的一個人,想自強,又向往虛榮,變成了別人的獵物。她身上有女人的種種弱點,盡管也有很多叛逆和積極向上的一面,但是在這個時代就成了一個畸形的產物,她既是男人的獵物,又是男人的克星,既是賭博的敵人,又是賭博的橋梁。有人通過她走向賭博、走向毀滅,也有人通過她走向拯救,她是多面的、復雜的一個人!
在嚴歌苓看來,通過梅曉鷗這個中心人物也可以觀照這個時代!爱斚逻@個社會處于轉型的時代,充滿誘惑,也非常魔幻。吃喝嫖賭抽,在社會轉型的時代體現得特別有色彩。如果說要寫魔幻題材,中國現在的都市社會就是很魔幻的,比如富人之間流行的喝紅酒,花很多很多的錢去買一瓶紅酒。我之前的小說《赴宴者》寫了‘吃’,這個寫了‘賭’,我還要寫‘情殺’!
現實題材
現實比小說更魔幻
過去的一年中,很多作家都將視角重新對準社會現實,賈平凹、蘇童、閻連科、馬原先后推出了《帶燈》《黃雀記》《炸裂志》《糾纏》等長篇小說。這也包括嚴歌苓在魯迅文學院的同學余華,小說《第七天》出版后卻引來眾多爭議,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對一些社會新聞事件的直觀描寫。
嚴歌苓至今還沒有翻看《第七天》,不過她覺得故事題材來源于新聞事件,這本身沒有問題,“我的新一部小說《老師好美》也是根據真實案件來的,也借用了很多網上看到的故事。我覺得關鍵是作家用什么樣的語言來詮釋這個故事,這就是一個作家怎么來理解文學的,或者是魔幻的,或者是大白話的!
談到作家如何來描寫社會現實的問題,嚴歌苓說:“我的看法是現實能夠比我們創造出來的魔幻世界更加魔幻,很多東西作家寫出來以后,人家就說你編造的吧。實際上,如果按照真實的情況來寫,就成了通俗故事了!
在嚴歌苓看來,每個作家應該是在誠實、自然的心態下寫小說,“應該誠實地問自己,你認為你寫的東西是文學嗎?如果覺得是文學,那你就這樣寫好了,也許是你的一種寫作風格的探索,或者另外一次突破。我寫的時候一般是這個事件會不自然地來找到我,覺得不寫不行了,這樣一種狀態!眹栏柢哒J為,作家有權展示這個社會的生活面貌,也有義務為各種社會問題找到答案。
作品改編
張藝謀清心寡欲拍《歸來》
張藝謀執導的《歸來》改編自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這是兩人自《金陵十三釵》之后的又一次合作。嚴歌苓透露,小說《陸犯焉識》出版之前,張藝謀就看過書稿,要走了影視改編權,“張導說,他拍這部作品的時候不會被任何東西束縛,會清心寡欲地投入拍攝。我覺得這是我們比較合拍的地方”。
嚴歌苓沒有擔任《歸來》的編劇,她覺得導演有權用自己的思考來構建一部電影,“張導也說過希望我能夠跟著劇組,但我實在是忙,還要照顧小孩,我的身體也不太好,經常失眠,肯定適應不了劇組的生活!
對于《金陵十三釵》《一九四二》這樣的揭民族傷疤的電影,有評論家認為,有很多觀眾對電影中展現出來的歷史和苦難,選擇了逃避。嚴歌苓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她說:“我覺得中國人的苦難太多了,在我們的意識中有太多關于苦難的記憶,這個民族會選擇一種防御系統,來篩選一些苦難記憶,這樣才能投入到新的國家建設中去。如果現在重提民族的傷疤,還有觀眾在心理上想要逃避的話,我覺得是不可寬恕的。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拍出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讓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電影!
當記者問嚴歌苓,會不會像一些80后作家郭敬明、韓寒那樣去拍一部屬于自己的電影,她笑著說:“如果作家都要去當導演的話,我覺得我是中國最后一個當導演的作家。拍電影涉及到方方面面,導演需要有很強的控制力,我的性格來不了! 記者田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