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被視為、也自認為“天之驕子”的高智商利己主義者,其實是遠離北大精神的;倒是某些人不屑一顧的保安,“蹭課”的“精神流浪漢”,卻繼承著北大的傳統!
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文中談到的?∈锸撬麄冎械囊粏T。之前出書的北大保安甘相偉對此也印象深刻:“我不問你宗教信仰是什么,也不問你哲學思想是什么,但我要問你痛苦是什么!
精神超越物質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本質。當大多數人趨向于物質的享受時,總會有人做出逆向的選擇,更渴望精神的豐富。盡管是極少數,但在我們這樣的人口大國里,也會是個相當可觀的數量。
學問不分高低,精神可以共享。
自從2002年退休,我就很少來北大了,除一個月來一次看病取信,沒有特殊的事或機緣,都盡可能地遠離校園。我在《與魯迅相遇》一書的“后記”里,有過一個解釋:“現實的北大對于我是越來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將心中的北大推到遠處,成為一個永恒的記憶,一個永遠給我帶來溫馨的夢!
大概是幾年前的某一日,我來北大中文系取信,突然被一位年輕人攔住,說他在北大當保安,卻很著迷文學,也讀過我的書,想和我聊聊:這大概就是我和俊曙的第一次見面。
談話中,俊曙告訴我,他原在河南某大學就讀,畢業后,找了一些工作,都不如意,原因是忘不了自己的“北大夢”。于是,就到北大來,尋了份保安的工作:先感受下北大的氣氛,同時聽課、讀書,準備考研究生。我在逐漸遠離夢的校園里,遇到了一位還在做夢的青年人,這又是一位“精神流浪漢”。
“精神圣地”是大學的基本職責
我在1994年寫過一篇《保留一塊精神流浪漢的圣地》的文章,談到北大附近一邊打工謀生一邊“蹭課”的旁聽生。在八九十年代的商品潮中,出現這樣的“精神流浪漢”,是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教育現象。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大精神流浪漢,沈從文就是一個。最近,我又接觸到一個材料:胡適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編后記”里,把當時北大所在的“沙灘一帶”,稱為北平的“拉丁區”——“拉丁區”在法國巴黎是舉世聞名的“窮文人街”,那里聚集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藝術家。胡適認為,這是北大最有趣的制度:偷聽是不考的,不注冊的,不須繳費的。只要講堂容得下,教員從不追究這些為學問知識而來的“野學生”。往往講堂上的人數比點名冊上的人數多到一倍或兩倍以上。
我在《保留一塊精神流浪漢的圣地》里,正是依據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斷,到八九十年代又重新續接的精神流浪漢現象,做出兩個概括:
精神超越物質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本質。當大多數人趨向于物質的享受時,總會有人做出逆向的選擇,更渴望精神的豐富。盡管是極少數,在我們這樣的人口大國里,也會是個相當可觀的數量。
北京大學是“精神流浪漢”心目的一塊圣地,經濟越發展,就越需要精神的圣地。這不僅是北大,也應該是大學的基本功能與職責。在當今之中國,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已經是不合時宜,我們更要堅守這精神的最后立足之地。
精神潰敗,教育先行
此后我一直在緊張地關注這些北大精神流浪漢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觀察北大的命運?∈锷砩嫌邪耸甏鷨⒚芍髁x的烙印也有新時代的特點,他的幾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稄摹靶S褬颉钡健盃钤獦颉薄分v這些年北大成了旅游景點,人們爭先恐后地要跨過西門內的那座橋,美其名曰過“狀元橋”——俊曙尖銳地指出,這是在將北大貴族化、官僚化、名利化、金錢化,是“校友橋”的悲哀,也是北大的悲哀。我心為之一震:這不正是十多年來,我為北大和中國教育憂心忡忡的癥結所在嗎?
徑直說,從2000年提出“教育產業化”的目標后,中國的教育(從大學到中小學)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變成了營利的工具。包括北大在內的大學,都由此走上商業化的不歸路,實利主義、實用主義泛濫成災,理想、信仰、精神、寧靜致遠這些構成學院的基本元素,都在事實上被逐出了校園。大學的“精神圣地”的基本功能與職責被徹底消解,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正像俊曙所觀察與感到的,當北大在人們眼中變成一座“狀元橋”,由此通往政治、經濟、文化的高層,就不可避免地要培養出“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以此作為接班人,那就真正要危及國家與民族的未來了。精神潰敗,大學教育首當其沖。
理想破滅之后的選擇更為艱難,而路,要自己去找
很多被視為,也自認為“天之驕子”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其實是遠離北大精神的;倒是俊曙這樣的某些人不屑一顧的保安,卻繼承著北大的傳統。當然,“精神流浪漢”的堅守,遠比北大在讀學生更為艱難?∈铩盾囕喯碌某岚颉防镞@樣說:看到車輪下的鳥的尸身,不能不聯想起自己的經歷或命運,豈不是被撞擊、碾壓下的麻雀?這是今日俊曙們的象征:中國的精神流浪漢幾乎已經走到絕路了。他們所要承受的,不僅是強力的壓制,生存的艱辛與危機,更有與社會商業化氛圍格格不入所帶來的精神孤獨、枯寂,以及不堪忍受的冷遇。
最大的痛苦與折磨,更來自自身。坦白地說,連我自己,在這里肯定與贊揚俊曙們的堅守時,也在不斷地反躬自問:這是不是誤導,會最終耽誤了這些年輕人?不錯,啟蒙時代的理想,是彌足珍貴的,但卻是必然破滅,又必須超越的,這樣才能達到對社會、人生,以及人性最為嚴酷的正視和清醒。
而在清醒之后,是更為艱難的選擇:因此走向虛無、頹廢,或成怨天尤人、故作激烈的“憤青”,還是既正視又堅守在反抗絕望中尋求新的出路?而路又必須自己去尋找,不能指望任何人指路。
魯迅說得好:“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鄙媾c溫飽是發展的基礎與前提,而發展則要仰賴更為自覺的精神的不斷升華。我還想起了魯迅的另一句話:“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