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心路回溯話“紅輪”

布面油畫《白嘴鴉飛來了》 （俄）薩符拉索夫 1879 圖/東方IC

　　□傅小平

　　編者按

　　《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以下簡稱《紅輪》）一書，倒敘式地描繪俄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命運，揭示影響世界的“紅輪”怎樣成型、又如何以壓倒之勢碾壓過來。出版不到一年時間，已被多家媒體評為年度十大好書之一。

　　在讀者和學術界肯定其思想史意義之余，該書新近又獲得第四屆“在場主義散文大獎”，頓時引發更大關注。

　　金雁在受訪時表示，這本書也許還只是個人思想的“半成品”，但這些年像蔡定劍、高華等人的先后離世讓她警示，有東西還是要拿出來，好歹對一個時期有所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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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歸到散文里，我的確有點吃驚”

　　傅小平：面對《紅輪》你感嘆到底該如何讀，是“把它當歷史來讀，還是作為小說來讀？他是小說的歷史化，還是歷史的小說化？”而現在這本書獲得了散文獎，也就是說他還可以當散文來讀。不妨由此結合“在場主義”的命名談談你對散文寫作的理解？

　　金雁：說到我自己的這本書，我就是把它作為一個思想史著作來寫的。所以把它歸到散文里頭，我的確有點吃驚。而且得了這樣一個獎，我也很吃驚。當 然獲獎總是好事。但嚴格說起來，這本書還是思想史著作。只是類似的作品，都讓人有理論性非常強的預期，我這么一本書給人不一樣的感覺，就顯得很難歸類了。 說到散文，我感覺就是不拘形式，比如回憶錄，寫自己一些感想的短文等等，都可以歸到散文里頭，但我還沒見過通篇講一個主題的書，也被歸為散文的。其實要說 這本書是歷史類、非虛構類圖書等等，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傅小平：讀《紅輪》于我一個重要收獲是：不宜離開具體情境去空泛地談論知識分子。例如你對高爾基的重點描述，就很有意義。

　　金雁：俄羅斯人對高爾基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F在俄羅斯的大街上，列寧大街已經沒有了，但高爾基大街還在，由此可見一般民眾對高爾基抱有特別復 雜的感覺。他擔任過蘇聯作協的第一任主席，他助紂為虐過，但也有傳言他是被斯大林害死的，所以俄羅斯人對他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情。而《童年》《在人間》 《我的大學》等作品，在俄羅斯也依然還有很多人喜歡。因為他這種草根寫作，和托爾斯泰這樣的“貴族”寫作很不一樣，帶有泥土的芳香。

　　傅小平：你論述高爾基晚年思想悲劇時認為，這也許“并不是個思想問題，更大程度上是個人格問題？”這句話其實道出了我們對文化存在過度闡釋的現象。

　　金雁：我很早就覺得，并不是什么都是文化問題，有些事情是可以從人物性格里面找到原因的。高爾基說白了就是一個耳朵根子特別軟的人，你看他先后 有三任太太，他和誰結婚，行為方式就很受這個最親近的人的影響，她們就像恒星一樣拉著他這顆衛星走，一旦擺脫掉，他就滑入另外一條軌道，卻還是重復原來的 模式。列寧在書里對高爾基就有很多判斷，大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當然，他性格當中也有很固執的一面，尤其是在和列寧之間的關系上，他還寫了《不合時宜的思 想》，但列寧要用他做形象窗口，對他還是能包容的。到斯大林跟前就不同了，高爾基沒寫他的傳記、沒滿足他一些別的愿望，最后就容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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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文學并非純文學，它幾乎“無所不包”

　　傅小平：中俄之間有諸多相似處，這大概也是《紅輪》較易引發公眾強烈興趣的原因。當你起始寫這本書時，是否潛在地包含了這樣一種“中國視角”？

　　金雁： 的確有一些讀者，問到了我這個問題。他們還問我，寫作的時候，有沒有影射之嫌？說實在，的確沒有。我寫這本書，其實是為了還一個早已有之的心愿。我總感 覺，在談論俄羅斯時，教科書也好，我們日常的一些泛泛之談也好，多有邏輯不通的地方，卻沒去深究，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去厘清這個問題。

　　這個責任很可能得由我們這些年齡偏大的“四零后”、“五零后”來擔當，因為我們大多有濃郁的俄羅斯情結。我們會回過頭去反思，是什么造成了俄羅 斯的激進主義，又是什么造成了蘇聯模式？要厘清這些錯綜復雜的問題，就得從現在往上去找一些節點，就這樣一步步往上回溯，直到最終找到一些歷史的淵源。在 這個過程中，我真無暇去考慮過什么中國的問題，如果說讀者讀了書之后有那樣的聯想，那只能說明，不管國家有多大的差異，人類的歷史進程總有共通之處。正所 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一個規律。知識分子自然也不例外。

　　傅小平：你切入的是俄羅斯“大文學”這樣一個情境，這本書比你之前的諸如《從“東歐”到“新歐洲”》等著作多一些文學色彩。

　　金雁：就像你說的，如果說這本書有這種文學性，那也是不自覺的。一方面，研究俄羅斯知識分子，肯定要研究俄羅斯文學。因為在俄羅斯，文學一直扮演了“思想的 引領者”的角色。要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俄羅斯文學并不是一種純文學，它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在這里頭能找到政治，哲學、宗教等等豐富而龐雜的東西。另一個原 因大概是，我寫到了一些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文學家。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要說了，再比如果戈理和別林斯基，一個是作家，一個是文學評論家，他們曾經 相互批評指責，你可能覺得這種爭論是能體現文學性的。其實，我一直覺得我講的故事比較好聽，但落筆寫成文章，就不是那么好讀了。因為在寫作中，我會把一些 口語化的東西刪去，而恰恰這些東西比較有文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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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志于“做實事”的第三種知識分子

　　傅小平：你在書中提到的“第三種知識分子”，以我看有其特殊的意義。但在論述這類人物時，您更多只是把他們作為一個群體來打量。這是否因為這些知識分子中缺少有廣泛影響力和民眾基礎的代表性人物？

　　金雁：恐怕不能這么理解�！暗谌�種知識分子”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19世紀末的時候，俄國已經有很多人看到貴族知識分子和平民知識分子截 然對立，就像兩個馬向兩個方向拉一輛車，非得把這個車拉散了不可。他們說，我們現在不管什么主義，我們去干具體的事情，只要讓人民少付出代價。這樣就出現 了一種“干實事”的人，他們基本上就屬于錢理群所說的那種“好心人去干好心的事”的狀況。

　　傅小平：只要有志于“實事”就能吸納？這個群體的構成大概會比較復雜。

　　金雁：沒錯，不管你是保守主義，還是激進主義，只要你有志于“做實事”，你都可以歸入這一“陣營”，這樣就給歸類帶來很大的困難。而且它也沒要 求你的思想見解，非得是屬于這個派別的。所以，明確屬于這一類別的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但無可否認，他們的理論或實踐是卓有成效的，他們做了很多的文獻 整理工作，有點像社會學里所說的“田野調查”，以至于我們現在做很多研究，都能從他們留下來的文獻中找到資源。

　　而基本上屬于這一類型的一些頂尖人物里面，像康德拉基耶夫、恰亞諾夫、尤羅夫斯基等，還是留下了很多的理論創見。比如恰亞諾夫就說，資本主義農業其主體將來不會是馬克思所預計的那樣是大型“農業工廠”，而是很多個體小農業。這些小農業的生命力要比人們預見的頑強。

　　傅小平：某種意義上，中國也存在類似的“第三種知識分子”。胡適的“多談點問題，少談點主義”大概比較接近于他們的思想主張。從社會實踐上講， 也有梁漱溟倡導推行的鄉村建設、陶行知身體力行的平民教育等。不過和俄羅斯的情況比較相似，社會最終都沒給他們足夠的空間，在當時的背景下，革命壓倒了啟 蒙，他們的思想和實踐基本上都宣告失敗了。

　　金雁：你提到的人里面，還應該包括晏陽初他們。他們的實踐都很可貴，但的確都失敗了。

　　傅小平：在我的感覺里，中俄兩國知識分子有一個明顯的共性，就是他們的思考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為中心，較少超出這一確定邊界研究別的話題。

　　金雁：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很長時間里都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一個大國這么被人瞧不起，凡有為的青年看到這種狀態都會特別著急，他們自然會更多 思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問題。俄國和中國不同。它是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它的國土是在一步步擴張中得到的，面積特別大，又非常冷，只有五個月的無霜期，而人 口又特別少，這樣它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總有地方可以避免國家的權力壓迫，所以它就特別不好管理，這就導致俄羅斯非常強調國家主義的重要性。他們 的知識分子和民眾就特別有認同焦慮，覺得如果沒有強大的中央集團，這個國家很容易就散了，所以整體認同的觀念深入到他們的血液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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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盼著退休以后，留一大塊時間來“我筆歸我用”

　　傅小平：總體感覺談到俄羅斯知識分子，你比較多地使用了“思想”這個詞。近些年國內始終有人在問，中國究竟有沒有思想家？在你看來，作為一個思想家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金雁：我沒怎么去想過這個問題。就知識分子的研究來說，第一步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然后是對這些史料進行綜合處理，這第三步才是從中生發出一些 思想來。以我的看法，所謂思想家主要做的就是這第三步的工作。當然這三步是一個梯隊的配合，相互不可分割，但可以有分工。從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我們太偏重 于史的研究，而少有更高層次的追求。這所謂的“更高追求”，就是把史料融會貫通，化入血脈，提出屬于自己的原創性思想，這樣才稱得上思想家吧。

　　傅小平：公共知識分子總是有更大的讀者市場，與此同時，也承受更大的爭議。這在近年國內對“公知”的認知經歷和戲劇性變化中有所反映。

　　金雁：公共知識分子背后，到底出現了什么問題，說實在我也不了解。當然，有些知識分子到處亂發言，沽名釣譽的現象肯定是存在的。所以，知識分子首先要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當然在這件事上，我管不了別人。我只能要求自己，做到潔身自好，不嘩眾取寵就可以了。

　　傅小平：其實你在自序里也寫到，現在拿出來的這些東西，仍是一個思想過程中的“半成品”。

　　金雁：我當初是不想把這么個東西很快拿出來，因為既然都已經放了幾十年了，何不再放上一些時間？但這些年像蔡定劍、高華他們這些朋友先后離世， 就給了我一個警示，有東西還是要拿出來。這樣好歹對一個時期有個交待。即使以后思想發生變化或者發現新史料，也有個比較完整的修改藍本。而且有了這個藍 本，也方便大家審視和討論。當然從主觀上說，我是想把它放到更成熟的時候再寫，因為到時候公布的史料會更多，我自己閱讀起來也會更從容。我就老盼著等到我 退休以后，留一大塊時間給自己來做這個事，這樣我就能做到像資中筠先生說的“我筆歸我用”了。而現在的情形是，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我都用在上課上，我只能 機械地跟著課程走，都差不多沒有自己思維的空間了。所以我特別想給自己放一個長長的假。

　　這些想法秦暉（編者注：金雁的丈夫，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也知道。但他還是主張我拿出來。因為這樣的寫作注定體系龐大，涉及的問題很多，要萬一誰 有個什么意外，另一位幫整理的，可就太費事了。那既然都拿出來了，粗糙就讓它粗糙吧。前兩天在資先生的鋼琴演奏會上，就碰到一些老熟人，他們也說還是比較 粗糙，也有好朋友打電話來說，我這部書只是完成了百分之九十，還有百分之十應該再做等等。這些建議我都接受。我或許會再慢慢修改，但現在實在是顧不上了。

　　鏈接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領域具有領銜地位的專家。著有《從“東歐”到“新歐洲”：20年轉軌再回首》、《新餓鄉紀程》、《火鳳凰與貓頭鷹》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