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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定義文化: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

    http://www.jchcpp.cn 2013年04月23日09:47 來源:濟南日報

      經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文化過程?經濟行為只要延伸到較遠的目標?就一定會碰到文化?賺錢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衣食?而是為了榮譽?安全?自由?幸福?這一些都是文化命題?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是經濟學家?而不是文化學者?

      尊敬的許敖敖校長,前來祝賀的教育界賢達,各位教授和同學,下午好!

      感謝澳科大(澳門科技大學)授予我榮譽博士稱號。這份榮譽,不僅僅來自稱號本身,更來自于一起獲得這個稱號的其他名字。

      這中間,有名震國際的水稻專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導全國抗擊了SARS災難的醫學專家鐘南山先生,有領導繞月飛行而被稱為“嫦娥之父”的航天專家歐陽自遠先生,有很早被聘為美國大學校長的華人科學家吳家瑋先生,有第一個被聘為英國大學校長的華人科學家楊福家先生……這些科學家,有的我早就熟識,有的則是新交的朋友,幾天來有機會長時間交談,很是興奮。

      我歷來認為,人生最大的享受,不是華宅美食,而是與高人相晤。但是,科學高人們總是極其繁忙,又星散各地,很不容易暢敘。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澳科大為我們創造了這個機會。

      與這些科學家不同,我這次獲頒的是“榮譽文學博士”,因此我今天的演講也就推不開文化的話題了。但是在這里我首先要向科學家們叫幾句苦:講文化,看起來好像比你們講科學容易,其實并不。原因是———

      第一,科學有定量定性的指標,文化沒有;

      第二,科學有國際標準,文化沒有;

      第三,科學家很少受到非專業的評論,但在當前中國文化界,非專業的評論者在人數上是文化創造者的幾百倍,在言論上都非常激烈。

      這三個原因,已經造成文化話語的煙霧迷茫。本來,社會轉型的終極目標是文化轉型,但是,正當社會各部門紛紛向文化求援的時候,原來處于滯后狀態的文化領域反過來充當起了老師。結果就產生了一系列反,F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創新的時代卻推崇起復古文化,最需要科學理性的時代卻泛濫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愛救災的時代卻風行起謀術文化,最需要發掘人才的時代卻重揀起咬人文化……正是這些反常的文化現象,使國際和我們的下一代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更多的誤讀。

      這種誤讀的后果是嚴重的。

      我想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問題,F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世界的鬧市區,周圍的人都知道他走過很遠的歷史長途,也看到了他驚人的體量和腰圍,卻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于是大家恐慌了。闡釋中國文化,就是闡釋巨人的性格和脾氣。如果我們自己的闡釋是錯亂的,怎么能夠企望別人獲得正見?

      有一個對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國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本來國際形象很不好。但是,當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斷感動世人,情況也就發生了變化。中國在世界上,并沒做過什么壞事,卻為什么反而一直被誤讀?

      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既然問題出在文化上,我們也就應該完整地對它進行一些思考了。

      文化到底是什么?

      你們如果到辭典、書籍中尋找“文化”的定義,一定會頭疼。從英國學者泰勒(E.BurnettTaylor,1832—1917)開始,這樣的定義已出現200多個。那200多個定義,每一個都相當長,我敢擔保,你們即使硬著頭皮全部看完,還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請記住,沒有邊界的國家不叫國家,沒有邊界的定義不是定義。

      文化定義的這種毛病,讓我想起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A.LawrenceLowel,1856—1942)發出的嘆息: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狀。我們想用文字來定義它,這就像要把空氣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無處不在。

      文化確實很難捉摸。因此,我們的傳媒在講述文化的時候,也只是說它有可能發揮的效果,如“凝聚力”、“軟實力”、“精神家園”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還是沒說明白。近來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創意產業”,這又把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為文化中那些最經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就在千百年前就完成“創意”,更難以變成“產業”。

      按照我的學術經驗,對于那些最難下手的大題目,可以從它的裂縫處下手。你看,文化在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條裂縫:我們身邊有很多跨國婚姻一一離散,離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異”。然而仔細一問,男女雙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梢,“文化”的含義遠遠大于文化部門和文化職業。這條裂縫,可以讓我們窺知文化的真正奧秘。

      我們現在所關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無限廣闊,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門和職業,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來,還要想辦法給它一個定義。三年前,我在香港鳳凰衛視的《秋雨時分》談話節目中公布了自己擬訂的一個文化定義。我的定義可能是全世界最簡短的———

      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對于這個定義中的幾個關鍵詞需要解釋一下。我前面說到不少跨國婚姻因“文化差異”而離散,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作為丈夫的華人每年清明節必須從美國的公司請假回故鄉掃墓,使他的美國妻子覺得難以理解。這就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說明了“文化差異”是什么。

      文化是一種時間的“積累”,但也有責任通過“引導”而移風易俗。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漸漸積淀成一種“集體人格”。中華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GustarJung,1875—1961)說:“一切文化都沉淀為人格。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彼谶@里所說的“浮士德”,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體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這種集體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現了出來罷了。

      在中國,自覺地把文化看成是集體人格的是魯迅。他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稱作“國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傳》、《孔乙己》、《藥》、《故事新編》等,都在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還是高出于中國現代的其他作家。

      當文化一一沉淀為集體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靈魂。必須注意的是,民族的靈魂未必都是正面的,從歌德到魯迅都曾經深刻地揭示過其間的負面成分。

      按照我所擬定的文化定義,今天中國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門職能,而不重視它的全民性質;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視它的精神價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積累層面,而不重視它的引導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組成,而不重視它的人格構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斷享用,而不重視它的集體沉淀。

      所以,大家看出來了吧,我的定義雖然簡短,內涵卻是不小。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訴求。

      由于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因此在任何一個經濟社會里它都具有歸結性的意義。十幾年前,在紐約召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轉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學者達成了一系列共識,值得我們參考。

      例如:

      “一個社會不管發達和不發達,表面上看起來是經濟形態,實際上都是文化形態”;“經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經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文化過程”;“經濟行為只要延伸到較遠的目標,就一定會碰到文化”;“賺錢,是以貨幣的方式達到非貨幣的目的”;“賺錢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衣食,而是為了榮譽、安全、自由、幸福,這一些都是文化命題”。

      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是經濟學家,而不是文化學者。他們不深刻,卻是明白人。

      (此文系作者在接受澳科大榮譽博士稱號后的學術演講)

      現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世界的鬧市區?周圍的人都知道他走過很遠的歷史長途?也看到了他驚人的體量和腰圍?卻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于是大家恐慌了?闡釋中國文化?就是闡釋巨人的性格和脾氣?如果我們自己的闡釋是錯亂的?怎么能夠企望別人獲得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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