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代，我就愛編編寫寫，立志長大后做一個新聞記者。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夜，我如愿考進復旦大學新聞系。
進入復旦不久，就與學生會、團委會的宣傳工作結下不解之緣，一直擔任團委宣傳部長、思想改造學習委員會宣教組長等社會工作，對宣傳鼓動工作逐漸有了興趣和熱情。由于參加校園里紅旗手文藝社的活動，參與編輯復旦大學�？笨�，加上選修中文系許杰教授的“文藝批評”課，我又對文學編輯工作和文藝理論工作有了躍躍欲試的激情。即將畢業之際，原來學校黨組織打算把我留校做青年團(共青團)的專職干部。我卻在畢業生調查表上填了三個志愿：一是文學編輯，二是文藝理論研究，三是黨的宣傳工作，唯獨沒填組織要求的“青年工作”。那時，胡喬木、周揚是我心目中的旗幟，把他們當作我學習、效仿的榜樣。我一心一意、執著追求成為一個以筆為武器的文化戰士。
真是無巧不成書。臨近畢業分配，政務院文委的一紙電文，要求復旦大學把新聞系應屆畢業生全部送中宣部干訓班學習、進修，從而改變了我留校搞青年工作的命運。我如魚得水似地跨進黨的宣傳工作的門檻。
難 忘 的 一 課
我和同班同學40多人于1952年8月底到北京西單捨飯寺中宣部干訓班報到。剛過了一個星期，干訓班舉辦的專題講座請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的周揚講第一課，題目是：《馬克思主義對文藝的基本觀點》。在這之前，我雖然已讀過周揚編選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及《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論趙樹理的創作》等論著，但一直無緣識荊。在干訓班禮堂，第一次見到心儀已久的周揚。當年周揚才44歲，年富力強，儀表堂堂，氣宇軒昂，講起話來，提綱挈領，條分縷析，滔滔不絕，頭頭是道。他留給我的最初印象，確是一表人才，一位卓越的宣傳家、文藝理論家。
我“文革”前的工作筆記、學習札記差不多都散失了，但如今手邊還保留著一本“中宣部干訓班筆記本”。薄薄的24開練習本，淺藍色封面已褪色，上、下角也褶皺破損。打開這本筆記本，第一頁記錄的就是周揚講話。他主要講了兩個問題：一是文藝與群眾相結合的問題；二是正確對待文藝遺產問題。他滿懷激情地說：現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即新的人民群眾的時代。文藝要全面地與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要與群眾的思想感情相通。文藝要通過形象真實地反映人民群眾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愿望，幫助群眾、鼓舞群眾推動歷史前進。他明確指出，中國文藝有偉大的現實主義傳統。為了表現新的人民的時代，就要采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要在革命發展中描寫現實，真實反映生活中的矛盾與斗爭，并把它與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他還特別強調，新時代的作家對人民負有責任，必須考慮寫出的作品是對人民有益還是有害。教育人民，首先是教育青年。要像蘇聯優秀作品那樣，努力培養人民新的道德品質，培養青年堅強的意志，讓他們生氣勃勃，不怕困難，勇往直前。
在談到批判地繼承民族文藝遺產時，周揚反復強調，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遺產極為豐富，并有著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新的人民的文藝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批判地繼承、接受民族文化遺產的民主性、人民性的基礎上發展過來的。如果不尊重民族的優良傳統，新的文藝就不能與人民群眾相結合。他談到，每個民族的文藝都應當有表現自己民族特點的民族形式。創造性地學習、掌握民族形式，文藝才能更好地到群眾中去。學習民族形式，并不是要文藝工作者都去演京戲，做五言、七言詩，而是要學習它的人民性，認真研究人民群眾的語言，了解、掌握一個民族廣大群眾共同的心理狀況和他們的生活習慣、風俗。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真正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作品，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
周揚這次講話緊緊抓住文藝與人民群眾相結合、正確對待民族文藝遺產這兩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來闡述馬克思主義對文藝的基本觀點，讓我們這群剛出校門的青年知識分子、初學寫作者對文藝的性質、方向、作用、任務，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精髓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對我來說，這是終生難忘的一課，毛澤東文藝思想可說是從這個時候起在我心靈深處更為牢固地扎下了根。
真沒料到，時隔不久，我的又一夢想成真：在干訓班學習才一個月，丙班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說是組織上決定讓你去給周揚同志當秘書。我進中南海西門，到中宣部報到時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的嚴文井對我說：已同周揚商妥，讓你先隨我到全國文協(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工作，熟悉文學界情況，當周揚秘書一事以后再說。這樣，1952年11月，我就跨進東總布胡同22號作家協會的門檻。我在《我當秘書的遭遇》(見拙著《歲月風鈴》)一文中，已具體記敘了周揚當年對我的談話、布置的工作以及我如何被卷入“反胡風斗爭“風暴的前前后后，這里就不再贅述了。只是還有二、三事，刻印下我初識周揚的難忘印象，值得補記上幾筆，為文壇留下一幀史影。
尖 銳 的 批 判
1952年9月至12月，中宣部主持召開了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這個討論會是周揚寫信請示周總理，經總理批示同意后召開的。開討論會的意圖是要認真地幫助胡風，努力爭取他在文藝思想上轉變和改正自己的錯誤。討論會一共開了四次，我走上全國文協工作崗位不久，作為工作人員(記錄)參加了12月11日、16日召開的第三、四次。對這兩次會，我在致友人書中有如下記載：
“胡風的思想批判現正在黨內進行，由中宣部領導。他已檢討了三次，在基本問題上都不肯承認錯誤，真是頑強的小資產階級�，F已開過一次批判會(指12月11日召開的第三次——筆者注)，由周揚主持，參加的有：馮雪峰、何其芳、林默涵、嚴文井、周立波、陳企霞、陽翰笙、邵荃麟、胡繩、田間、艾青、王朝聞、王淑明、張天翼、葛琴、蕭殷、楊思仲(陳涌)，還有過去的以胡風為首的小集團(胡風、舒蕪、路翎)。我和陳淼擔任記錄，因此也有機會參加了。能參加這個會，真感到幸運。
胡風的錯誤是非常明顯的，是無產階級文藝思想與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斗爭，是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斗爭，是無產階級現實主義與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現實主義的斗爭�！�
——摘自1952年12月14日致友人信
“胡風文藝思想座談，16日又開過一次會。周揚、胡繩、邵荃麟意見都提得非常尖銳。但胡風確是頑強的小資產階級。最后他發言時，仍沒有檢討什么，都是一些解釋�，F在這個會不打算開下去了，要他寫成檢討文章，考慮發表，展開群眾性的批判�！�
——摘自1952年12月27日致友人信
流光易逝，距離召開上述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至今已過去整整一甲子。參加討論會的文壇前輩們，除楊思仲(陳涌)如今還健在外，其余的20多位都先后謝世了。擔任記錄的陳淼也早已逝世，我也成了八旬老人。
作為一個親歷者，根據會上的討論情況，在致友人的信中，簡明扼要地寫下了我的主要印象。當年我是一個年輕的文學工作者，雖然在中學時代，從1948年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上也約略知道一點邵荃麟、胡繩等曾對胡風文藝思想展開過批評；但總的說來，對胡風文藝理論是不甚了了。因此，毋庸諱言，那時我是毫不懷疑地接受、信服周揚、林默涵、何其芳們對胡風的批判的。至今我腦海里還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1952年周揚等對胡風的批評雖已很尖銳、嚴厲，并已認定是文藝上的一個小集團，但主要是批判他在文藝思想上反毛澤東文藝思想、路線，而在政治上仍然肯定胡風一直是跟隨黨，與黨站在一起的，是黨的同路人或把他看作“黨外布爾什維克”。只是又過了兩三年，胡風向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呈送《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隨后《人民日報》公布《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胡風問題的性質才一步一步從文藝小集團、反黨反人民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派別升級為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從周揚1952年下半年在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上的發言，到1954年12月在全國文聯、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上的報告《我們必須戰斗》，到1956年3月在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可以清晰地看出：周揚對胡風的認識，大體上也經歷了上述這樣一個過程。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胡風集團”一案的平反，扣在胡風頭上的各色各樣的政治大帽子才一頂一頂地摘下來。
反胡風集團斗爭結束了我當作協黨組秘書、周揚秘書那段經歷。從那以后，近距離接觸周揚的機會少了。但他在大會上作報告，在座談會上講話，還是有機會聆聽的 。即使1959年我調離北京到河北工作后，由于天津離北京很近，加上1961年后我又在河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工作，因此周揚的一些重要報告，如在第三次文代會、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華北話劇、歌劇觀摩演出會、全國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上的報告等，我都從天津趕往北京當面聆聽了。至于他來河北、天津視察，在河北省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河北部分作家座談，我也都在場。有一次，河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遠千里還曾讓我去大理道天津市委招待所看望來津調研的周揚，向他匯報河北作家的創作情況以及省里舉辦革命歌曲演唱會等相關情況�？傊�，在十年浩劫之前，周揚一直是我心目中最權威的文藝界領導人、毛澤東文藝思想和黨的文藝政策最權威的闡釋者、實踐者。
難 產 的 報 告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作協恢復工作，我又從河北調回闊別近20年的作協。參加了一段作協落實政策的復查工作后，從1979年2月起，被抽調到籌備四次文代會的文件起草組工作。
四次文代大會是粉碎林彪、“四人幫”后，我國各路文藝大軍勝利會師、在新長征中的第一次盛會，是我國文藝戰線一次十分重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中央對這次大會極為重視，早在1979年初，就將召開四次文代會列入工作日程，著手抓大會的籌備工作。2月12日，文件起草組正式成立，馮牧主持會議并講了話。他說，胡耀邦要求在3月15日左右拿出一個2萬字的報告稿來。報告一是總結經驗，講文藝戰線走過的道路，二是明確提出今后文藝的任務。按中央的安排，準備將四次文代會與紀念“五四”60周年的會同時開，屆時請鄧小平副主席講一次話。
由于時間緊迫，文件起草組很快積極投入戰斗。在馮牧等的帶領下，看了一些文件，聽了一些報告，作了一些調查研究，并幾次擬出報告提綱和報告初稿。但由于中央忙于抓理論務虛會、人代會、“五四”紀念會，加上文代大會的報告人遲遲沒有定下來，報告的框架、內容無人拍板，因此完成報告的時間就拖延下來。從2月到8月，半年之中，文件起草組的辦公地點先后搬遷了七、八次，從禮士胡同、國務院二招到向陽一所、市委招待三所，從外國實習生招待所、北京軍區后勤部招待所到東四旅館、頤和園清華軒。這段時間，我重溫了一系列有關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文件，參與有關總結建國以來文藝運動經驗的討論，思想上獲益頗多，為今后從事文學組織工作做了較好的精神準備。同時，享用了半年多會議伙食，身體原本單薄的我，體重由52公斤驟增至60公斤，精力更加充沛了，這也可說是一個附帶的收獲。
197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宣部召開了多次有關文藝問題的座談會。會議主題是迎接四次文代大會，圍繞如何開好大會，請大家發表意見。文藝界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期間，8月4日周揚發言時，胡耀邦才插話明確表示：中央已同意，文代大會的報告由周揚來作。在這次座談會上，胡耀邦談到大會報告的內容應包括三部分：一是回顧30年來的文藝發展，充分肯定成績，肯定文藝是重要的一個方面軍；二是講新時期文藝戰線的光榮職責，要回答一下當前討論的若干理論問題；三是談文聯和各協的工作，著重談一談組織、體制上的問題。周揚在這次會上，講了三點意見：一是用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自我批評、尋找規律的精神來總結經驗；二是對建國以來30年的文藝要有一個恰切的評價，我不贊成說十七年有一條“左”的路線，但有“左”的、右的錯誤，要講一段30年的缺點，要講得恰當；三是對文藝形勢的估計，總的說形勢很好，對青年作者、傷痕文學，一要鼓勵、支持，二要幫助、引導。要搞好文藝領導干部與文藝工作者的關系。
1979年8月6日，胡耀邦同志召集參與文代會報告起草的林默涵、陳荒煤、馮牧、吳江、林澗青等談話。在這次會上，耀邦進一步明確文代會報告可分三部分：一、文藝工作幾十年歷史的回顧�？隙ㄎ乃嚨某删秃妥饔�，夾敘夾議，總結經驗，30年的缺點要作一點自我批評，但不要展開。二、新時期文藝偉大的歷史使命。百花齊放，萬紫千紅，多品種、多方面充分發展；發展新的創作，提倡深入沸騰生活，反映四化，也提倡老人寫自己熟悉的；滿足人民需要，普及提高，促進農村文化，扶植發展多民族文學。三、光榮的職責。文聯和各協要辦成自主、自理、自治、獨立的組織。耀邦談話的第二天，8月7日，周揚又召集負責執筆起草報告三部分的林默涵、陳荒煤、馮牧談話 。在這次會上，周揚表示同意耀邦談的報告的基本結構。同時，他又明確提出：第一部分要講清幾個關系問題，即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文藝與傳統的關系，文藝本身的內部關系，也就是藝術的規律、特點。第二部分首先要講解放思想，從林彪、“四人幫”、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小生產者、教條主義、前蘇聯的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要改變眼界狹隘的問題。少用口號或不用口號，著重講文藝如何轉到適應時代上來，根本點在適應群眾。第三部分要談體制改革，文聯自主，不要政府化、機關化。
在這之后，又隔了一周，8月15日周揚對文件起草組全體人員談了他對“報告”的意見。我在日記中有以下記載：
“1979年8月15日(陰雨連綿)
上午到頤和園清華軒聽周揚同志談對文代會報告的意見。耀邦責成林默涵、陳荒煤、馮牧負責起草，分三部分，一人寫一部分。周揚身體不好，血壓190/100，頭暈，勉強堅持工作，上午談了兩個多小時(8:30——11:00)。下午原來讓他好好休息，他堅持談完，又談了一個多小時(3:00——4:15)。談完，即由蘇靈揚、譚小邢陪同回城進醫院。
林默涵、陳荒煤、馮牧、孔羅蓀、許覺民、張僖、蘇靈揚、丁寧、江曉天、徐非光、林涵表、劉夢溪、鄭伯農、馬聯玉、劉慶庫、唐因、楊犁、古鑒茲、束沛德、蘇中、譚小邢、蘇承德、小戴等參加今天的會�！�
周揚這次談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成竹在胸，清晰而系統地講述了他對文代會報告的框架、內容、結構的看法和要求。今天看來，雖然其中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還沒有完全擺脫“左”的思想桎梏，但總的說來，這次談話為《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這個重要報告定了調，決定了它的基本面貌。我的筆記本上留有這次談話的詳細記錄，現將要點摘抄如下：
這個報告是政治性的，實際上是代表黨來作報告，要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它又是關于文藝的報告，對象包括文、音、戲、美、影各方面的代表和各地宣傳部長、文化局長 ，要力求寫得更文藝一點，更生動、具體一點。
報告開頭要講一下大會是在什么形勢下召開的。從一次文代會到現在已30年。30年，是偉大的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也出現了歷史的曲折，不是風平浪靜的。我們這次大會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要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一心一意搞四化這樣的形勢下召開的。文代會要開成一個同心同德、和衷共濟的會，開成一個實事求是、總結、交流經驗的會，一個發揚民主，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的會，一個心情舒暢、斗志昂揚的會。
報告分三部分，一總結經驗，二談今后任務，三談文聯、各協的工作。
第一部分 總結30年的經驗。
總結經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須要作。不是為總結而總結，而是以過去為戒，溫故而知新，主要是為了當前和今后，為了更好地前進。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變革、不斷發展的社會，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搞社會主義有很大的盲目性。中國的社會主義文藝也搞了30年，也有盲目性，也就是還沒有找到規律。中國的文學藝術，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傾向，從“五四”就有了。特別是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為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所以不能說我們一點經驗也沒有。一是工農兵方向。進城以后，第一次文代會上發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號召，是對的，現在也不應該否定它。后來有點絕對化了，比如提出“工農兵電影”，可以說是簡單化了。服務對象應當很廣泛，《講話》以后，要求文藝與新的群眾相結合。結合得好，文藝就發展、前進；結合得不好，文藝就停滯、倒退。要放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去總結經驗。二是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不能離開政治，但要弄清從屬于什么樣的政治，怎樣從屬政治。政治不能從屬于少數野心家、陰謀家、嚴重官僚主義者的政治。怎么從屬，不能取消藝術特點，變成政治的傳聲筒。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從根本上講，就是文藝與黨的關系、與人民的關系。政治領導文藝，黨領導文藝，要按照文藝的規律來領導。怎么領導好，這問題還沒解決。
在這一部分要講清楚建國以來文藝戰線上的批判、斗爭對不對？不能說這些批判、斗爭是毛主席親自發動、指揮的，就都對。實際執行上也會有錯誤的。要講斗爭的重要性、必要性，找歷史的根據、原因，不是為錯誤辯護。我認為應當肯定解放后文藝斗爭的必要性、重要性，它的影響不限于文藝方面，是爭取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學術、文化領域里的優勢，關系到意識形態要不要與社會主義經濟相適應。但這些批判、斗爭混淆了人民內部是非與敵我問題的界限、思想與政治問題的界限。批判胡風，批判丁玲，混淆了兩類矛盾，批錯了。同時，采取行政的、運動的方式解決思想問題，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再一點，在爭取馬克思主義優勢的同時，發生了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
文藝戰線的批判、斗爭，對文藝的發展起了壞的作用還是好的作用？我看還是起了好的作用，否則，為什么能出來那么多作品，如《紅旗譜》、《紅巖》、《青春之歌》等。至少沒有起壞作用，掃清地基，不掃不得了，但我們掃得過火了。
社會主義文藝不能離開自己民族的傳統。戲曲改革，我們沒有采取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繼承、批判。這也是17年的成績。
總的來說，17年顯然有“左”的傾向、“左”的錯誤，但是否有一條“左”的路線？我想，不能這樣說。我犯的主要是“左”的、教條主義的錯誤。
林彪、“四人幫”利用我們存在的某些差錯、薄弱環節，從文藝上打開缺口。他們把革命文藝統統否定，把文藝干部統統打倒，掠奪了、歪曲了十七年的文藝成果。但這些成果還在，他們可以打亂、但不能打斷這個過程。有些文藝工作者像張志新還是在抵制，不能說一片黑暗，一點光明也沒有。對此要冷靜、客觀地分析，力求講得比較準確。
粉碎“四人幫”以后這幾年，要充分估計。文藝工作者突破了林彪、“四人幫”設置的禁區，也突破了17年的框框。近些年出現的很多好作品都是發憤之作。對“四人幫”的深仇大恨，怎么能不揭露？當然如何揭露得好，要研究。傷痕文學，就是有傷痕么，現在是要愈合傷痕。創作中感傷主義是有的，我們不贊成，注意它就是了。將來的希望就在年齡40歲左右這批青年人，他們經受了“四人幫”這一段，和社會主義血肉相連。指出青年的缺點是可以的，但首先要滿腔熱情對待他們。
第二部分 講光榮的使命，今后的任務。
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要聯系到文藝。文藝是思想解放重要的一部分。文藝要起很大的作用，反映人們思想的活躍，促進思想解放。思想解放，過去都是首先從文藝上表現出來的，如五四、延安整風。要寫出一個歷史背景來。
一個是放，一個要爭，要創造新鮮經驗，關鍵決定于領導，在這些方面要提出一些具體的東西。
首先，要講四個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表現四個現代化，就是表現社會主義�？v橫幾萬里，上下幾千年，都可以寫，但首先要注意社會主義時代各種人的命運，還是要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寫為四化而斗爭的人。在這方面大有可為，作家要投入這個斗爭中去。要寫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歷程，這種題材具有世界意義。如果不首先提出寫社會主義，光提什么都能寫，哪還有什么方向。反“四人幫”，還要寫得更深一些。
第二，要寫革命歷史。 寫老一輩革命家，寫民主革命的歷史，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年是黨成立60周年，不提一定要寫多少部，但要嚴肅地提出來寫革命領袖。要把寫毛澤東、劉志丹、賀龍、陳毅這方面的經驗總結、概括一下。提倡的還是寫革命歷史，民主革命100多年，前仆后繼。中國幾千年歷史，也應該提倡寫。
第三，要繼承、改革、創新。要標新立異。首先要改革傳統。民族形式有新的，也有舊的。舊的要改革，新的藝術形式，也要改革。電影表演技術也要改，也都有一個革新的問題。
第四，要講群眾文化。八億人的文化生活，不是小事情。即使飯吃不飽，沒有學上，群眾也要有文化生活。
第五，少數民族文學藝術要單獨講一講。
第六，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爭取馬克思主義的優勢是我們的優點；發生簡單化、庸俗化是我們的缺點。我們要有長進，不能老是外行，老是簡單化。對作品要注意藝術分析。
第三部分 講文聯、各協的工作。
先要講清文聯是干什么的，是個什么樣的團體。它是自愿結合、進行自我教育的，自己教育自己，理論教育、時事政策教育、業務教育。文聯、各協是藝術創作、評論勞動者的組合團體，相依為命，并肩作戰。精神勞動者的特點是創造性的個體勞動。要正確地看待個體勞動，要保護這種個性，重視個人的獨創性。這一部分今天不細說了，請荒煤同志根據他準備的意見談一次。
結尾，要講幾句鼓氣、鼓勁的話。
我國文學藝術有很悠久的傳統，有很好的條件。文學藝術界要敢于闖，敢于創新，要出闖將�，F在已經有闖將，但還不夠。對青年，不要指責，讓他們去闖，不要束縛他們的手腳。要引魯迅、毛澤東的話，幾十路、幾百路“縱橫馳騁”，氣勢多大�！八娜藥汀币阎袊兂伞盁o聲的中國”，現在我們要發出聲音，要有更多的聲音。要帶點感情。當然，我們不贊成、不提倡盲目亂闖，要深入群眾，扎根于生活。
中國文學藝術幾千年，有很多高峰，詩經，楚辭，唐代的詩，元代的戲曲，后來的白話小說，有曹雪芹等大家；近代魯迅是高峰，還有他周圍的戰友，郭沫若、茅盾等。要敢于攀登高峰。謹小慎微，因循守舊的人，能夠攀登高峰么？一個國家即使經濟并不發達，政治也不穩定，也可以產生偉大的文學藝術，可以產生杰出的作品。我們應當有信心。
上面講的是一個輪廓。希望大家花費腦子，把它很好地組織起來。時間緊，要趕任務，這也是出題作文。大集體小自由，大家可以好好地發揮。默涵、荒煤、馮牧，你們三人要堅守崗位，盡早把稿子弄出來。
在胡耀邦、周揚的指導、督促下，默涵、荒煤、馮牧等終于如期完成了起草周揚在文代大會上報告的任務。從2月文件起草組成立，到10月報告定稿，前后歷時九個月，可說是難產了。四次文代大會開幕前夜，即1979年10月29日晚，胡耀邦在文代會黨員大會上談到：“今日下午政治局討論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向文代會的祝詞和周揚代表文聯所作的報告�！尉值耐緦χ軗P的報告提了一些意見，提得不多。大家覺得這個報告是有水平的，是好的。有些同志說，與歷次文代會的報告相比，水平是不低的，也可能還更高一些。政治局的同志希望對周揚的報告展開熱烈的討論，盡量吸收大家的意見，認真加以修改，可以過一星期或十天再發表�！�
周揚在四次文代會上的報告起草經過大致如上所述。這是粉碎“四人幫”周揚復出后所作的一個重要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建國三十年來文藝工作的經驗，科學地闡述了文藝與政治、文藝與人民、繼承與革新之間的關系，明確提出了新時期社會主義文藝的光榮任務，它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起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我有幸參與文件起草組的具體工作，近距離接觸周揚其人其事，見證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的誕生。我想，留下這份記錄，對作家、文學工作者，特別是研究當代文學史的朋友還是有點用處的。
真 誠 的 道 歉
四次文代會期間，我擔任同時召開的三次作代會簡報組組長。周揚在作代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我作了記錄，并編發了一期周揚講話摘要的簡報。至今我手邊還保存著記錄這次講話的筆記本。
周揚在三次作代會上講了兩個問題：一是民主問題，一是團結問題。他說，這是全黨的方針，全黨要團結起來搞四化。按民主、團結這兩條來看，作協的會是開得好的。
現將他這次講話的要點摘錄如下：
第一點，講民主問題。大家希望發揚民主，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發揚民主，頭一條
是要講大家發言，讓大家盡量把話講出來。三十年代的舊賬，不講是不可能的。不要糾纏 ，不是不讓講。20多年的積淤，不讓講，不行。被搞成右派、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不平則鳴。其他協會的同志來作協聽會，不是壞事，反映大家渴望民主�？释v話，不是興風作浪。至于有些話講得尖銳一點、偏激一點，是可以理解的。要發揚讓講話、敢講話這種空氣，即使講得不正確、不妥當，也不應受到打擊報復，給穿小鞋。今后文藝團體都應該這樣。如果只準講正確的話，那勢必唯唯諾諾。沒有不同意見，對黨是危險的。
現在我們對民主還很不習慣。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統治，真正要實行民主，還要經過斗爭。民主怎么能恩賜呢？大多數人的民主，只能靠人民起來，
當家做主。爭取民主要斗爭 ，怎么斗爭呢？我是贊成反官僚主義的，當然，不能以此煽動來反對現在的領導 �，F在的領導，總的說是比較好的。反官僚主義，有一個方法、立場問題，必須有正確的方法，有領導，講組織原則，講紀律。
文藝是輿論工具中最有力量的一種，文藝的作用潛移默化，它在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進一步完善，滿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上，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文藝工作者作為靈魂工程師，在發揚民主的問題上應很好地研究，作一個表率。
總之，民主一定要發揚，但如何保證民主，黨要有組織紀律，國家要有法制；否則無法保證民主，甚至會葬送民主。
第二點，講團結問題。一定要搞團結�！八娜藥汀卑盐覀兊年犖榇騺y了，好多人死了，有些人的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八娜藥汀边@么一搞，文藝隊伍今天更團結了。但同時還要看到造成了許多問題。頭一個是派性，打派仗。搞團結，當前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派性。
陳云講，不解決派性，我們這個黨危險。文藝界還加上一個問題，即左翼文學運動以來的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影響很深。參加這次文代會的，三十年代左翼的有30多人，每人手中是否都有一本賬。三十年代肯定有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相當多數的人有，我也有。毛主席說，王明路線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有教條，必然有宗派，這是一個國際共運的現象�！拔母铩敝性缯埵�，晚匯報，念語錄，跳忠字舞，搞現代迷信，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是國際共運史上所沒有的。三十年代兩個口號的論爭，要作出客觀的評價。在延安，毛主席從來沒有和我談過兩個口號的問題。今天我不談了，但這個問題是要搞清楚的。胡風問題，牽扯面很大。胡風案件是公安部處理的，現在公安部已把材料報送中央，胡風已參加四川省政協會議，一定會實事求是地處理，是什么就是什么。說是宗派打擊，根本沒有這回事。還有一些黨內問題，劉少奇、瞿秋白、李立三，中央都會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什么時機，也不會很久。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對象，這涉及對毛主席功過的估價問題。在黨內，老同志沒有一個不承認毛主席的功勞。年青人不承認，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毛主席做錯了事，而且錯誤很厲害。對文化大革命，對毛主席的功勞，恐怕讓歷史作結論是不可能的；我們在的時候，得作出結論。當然，任何結論也不是終極真理。
現在要安定團結，如不進一步解決組織路線是困難的。有一批人是“四人幫”時代上臺的，是既得利益者，他們不肯放棄這個利益。許多地方的組織、宣傳部門還有相當不少這樣的人，思想不解放，僵化，其中有一個利益在里面。
從三十年代以來，建國以來，除很短時間，我一直在搞宣傳文化工作，犯了不少缺點錯誤。我這個年齡，本來也可以寫一點回憶錄，但我最不愿意寫回憶錄。如要訴苦 ，也可以說一些。我過去犯的錯誤很多，搞錯了很多人。一是丁陳反黨集團，一是丁玲右派，作協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已向中宣部寫了平反報告。我是有責任，有錯誤的，是搞錯了。我利用這個機會在這里向丁玲、陳企霞同志道歉。并不是說對丁玲的觀點不可以批評、爭論，但應當在黨內批評，爭論。陳企霞這個同志敢講話，和我頂撞過，這是他好的一面。
關于寫有關丁、陳的報告，可以說一下，沒有搞什么小報告，都是在中央領導下進行的。當然我們有責任，反映的情況不全面。你要批評我，我也可說是有來頭的，都是經過主席的，但我們確實有責任，定丁陳反黨集團的報告不確實、不客觀，雖然我們沒有造謠，但看法不對，有一種“左”的思想情緒。1956年已感到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要平反，但后來來了一個反右派�，F在看來，絕大多數同志都搞錯了。除了向丁玲、陳企霞道歉外，還應當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艾青、陳涌、馮雪峰同志，根本不應該說他們是右派。還有秦兆陽、羅烽、白朗同志，在這里，向這些同志道歉。那一場斗爭，我寫了一篇題為《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文章，收入文集時，我準備寫一個后記，以保持歷史的真實。那次錯誤，確實是擴大化。
至于這中間的理論是非，如秦兆陽的文章，以后可以討論。把思想、理論、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搞，是一個經驗教訓。以后要允許不同的意見；不同意見總會有的，涉及政治問題也不要緊，但不要扣帽子，無論如何要堅持這一條。黎澍說，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怎么分得開？陸定一講，正因為不好分，所以才要分，現在看來，確實難分開。比如，關于歌德與缺德的文章，很多同志不贊成，《人民日報》一批評，作者是20多歲的青年，覺得壓力很大，過不下去了。胡耀邦把河北省的同志找來，說文章有錯誤，但不要使作者有壓力。批評丁玲時，還批評了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批的不對，也批評過劉紹棠，在這里也向你們道歉。至于作品有什么缺點，包括《喬廠長上任記》，都可以討論。領導對作品的批評，作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
作代會就要閉幕了。茅盾、巴金同志是最老的、富有經驗的作家，在他們的帶領下，我相信今后作協的工作一定會比過去搞得更好。
周揚在三次作代會上的上述講話，特別是對他主管文藝期間挨過整、受過傷害、打擊的同志表示真誠道歉和深切悔悟，獲得了代表們的認同和諒解。
1983年，周揚因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演講，收到嚴厲的、不容申辯的批判，從此郁郁寡歡，一病不起。
1985年1月，四次作代會期間，周揚致大會的賀信贏得了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365位出席大會的代表聯合寫信親切慰問病中的周揚，我也在這封表達敬意的信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1989年9月5日，我懷著哀傷加入長長的吊唁行列，向我年輕時就奉為楷模、偶像的周揚畢恭畢敬地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別。凝視著周揚清癯的遺容，不禁想起1952年初識他時那矯健的身影、瀟灑的風度。
一代宗師周揚默默地走了！盡管他不是完美無缺，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和偏差，有著這樣那樣的弱點和局限，但根據我有限的接觸和了解，包括我當過50天周揚秘書、在反胡風斗爭中挨過整、在“文革”中被批為“文藝黑線小爬蟲”的經歷，他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一個正直、睿智的大家形象，一位卓越的文藝理論家、組織家。
周揚一生的功過是非將留待同輩、晚輩及后人來評說。我相信歷史老人是公正的、實事求是的，會還他以真實的本來面目，及其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2012年11月17日
(原載2013年第4期《縱橫》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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