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闖琦：口述史要對歷史負責 要遠離市場

　　口述史要對歷史負責

　　口述史正成為當下傳媒出版業關注的焦點，越來越多的優秀記者、作家投身其中，他們的工作取得了較好的社會反響。然而，仔細閱讀一下這些“成果”就會發現，它們更像小說，而非歷史。

　　為迎合市場需要，這些作品傳奇性過強，誘導提問痕跡鮮明，甚至不惜斷章取義，借受訪者之口澆自己胸中塊壘，或者成為受訪者的代言人和傳聲筒，不校正細節真相，不比對材料，甘心去做單方面的控訴材料。在具體寫作上，也頗有不規范之處，比如大量使用直接引語，記錄者加入大段自己的議論和抒情文字，固然有較強的現場感，卻忽略了回憶氛圍，給讀者以不真實之感。 

　　不否認，大陸許多口述史作者非常努力，有些人數十年如一日，進行了大量的搶救式采訪，這本是一筆豐厚的財富�？捎捎谌狈κ穼W訓練，結果千辛萬苦，寫出來的卻是一部“偽史”。 

　　自2011年起，九州出版社系統地推出了《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系列叢書》，這是當年著名歷史學家郭廷以先生主抓的項目，訪問者、寫作者都是專業歷史學者，每部作品都堪稱是十年磨一劍的精品，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尊重。這套書為我們展示了口述史的專業水準，它絕非口述實錄、自傳那樣簡單，而是要對歷史負責，要對后人負責。 

　　隨著光陰流逝，大量歷史見證人正離我們而去，記錄下他們的聲音，真實地傳遞給未來，已成迫切的工作，如果我們沒有去做，或者做得不夠好，我們就會受到孩子們的批評，將為他們留下永遠的遺憾。為此，《北京晨報》記者特專訪了九州出版社副總編鄭闖琦先生。 

　　口述史寫作難度大

　　北京晨報：這套叢書共有200多種，蔚為大觀，為何大陸學界還沒有拿出同樣分量的成果？ 

　　鄭闖琦：相比之下，我們的重視程度不夠，所以專業度相對差。此外，寫口述史難度也比較大，有名的傳主不愿意講，因為有顧忌，一些當事人還健在，據實說怕引來糾紛�？谑鍪肥怯袝r間性的，隨著見證人去世，很多東西就成了謎案，比如孫中山先生是否是博士等，由于史料缺乏，現在考證起來就比較困難。 

　　口述史不僅是采訪和記錄，還要根據旁證、史料加以考證，比如唐德剛先生做李宗仁、顧維鈞等人的口述史時，當事人在時間、地點、人物等方面出現了許多記憶錯誤，唐德剛一一予以糾正，讓當事人也感到很佩服。這樣一流的工作，需要專業團隊。 

　　很多人以為寫口述史很簡單，當年唐德剛采訪張學良時，張學良也以為“我講你寫”就行了，但唐德剛告訴張學良，“至少要3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前至少要有現成10萬、20萬美元的基金�！�

　　鄭闖琦：口述史要遠離市場

　　整理比寫更難

　　北京晨報：臺灣中研院當年怎么想起做口述史了？

　　鄭闖琦：因為其近代史所成立時，一些中研院元老不贊成，當時歷史語言所名氣比較大，他們有內閣大庫檔案，而近代史所資料很少，所以人們質疑：你研究什么？為此，郭廷以先生決定以整理健在的國民黨政要口述史為研究的一項基礎工作。由于專業程度高，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近史所的聲望遠高于史語所，提到‘南港學派’，指的是近史所，而不是史語所�！苯�些年在“兩蔣研究”等方面，近史所的成就也得到了兩岸三地和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認可。 

　　北京晨報：大陸現在也有不少作家正在做口述史，與這套書相比，不足在哪里？ 

　　鄭闖琦：這套叢書都是由專業歷史學者完成，比如王爾敏、張朋園、沈龍云等名家也曾投身其中，做得非常辛苦。當然，大陸口述史工作者也很辛苦，但我們往往是采訪花的時間更多，一部口述史，如果100小時采訪，整理大概要用六七百個小時，而我們愿意在整理方面下功夫的人不多。

　　學術環境很重要

　　北京晨報：為什么我們在整理方面下的功夫少？

　　鄭闖琦：一方面，我們沒有形成相應的學術環境，口述史寫作未充分納入到學術成果考評中，在評職稱等方面作用有限，所以學者不愿意參與。在口述史方面，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很嚴格，一篇論文能否發表、一部專著能否出版，需內部專家和外部學者匿名投票決定，如有疑問，一票否決。所以他們出版了200多種口述史專著，幾乎沒有遭到什么質疑，好像只發生過一次訴訟，還與學術無關，是受訪者的后裔認為自己也享有口述史的版權。相比之下，我們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氛圍，一本口述史出來，同行很少質疑，更不用說肯定，大家基本采取漠視的態度。 

　　另一方面，資金支持也很重要，這套叢書有福特基金會贊助，寫作者比較從容，不怎么考慮市場因素，一本書要經過幾年打磨，所以質量經得起考驗。

　　做時門檻低，事后門檻高

　　北京晨報：大陸許多記者、作家做口述史，因為覺得它門檻低，按您這么說，其實口述史的門檻并不低？ 

　　鄭闖琦：口述史是做時門檻低，事后門檻高，口述半年，整理則要多年，因為學者要對自己的學術聲譽負責，要對學術成果負責，而記者、作家就輕松多了，他們不用負太多責任。 

　　史學工作者在做口述史之前，對相應歷史已經有了較深入的研究，要對受訪者提供的證據反復核對，才可以放入整個證據鏈中。一個人寫過史學論文，就會明白引用證據、分析它與旁證關系等工作的辛苦了。如果沒有受過相應的訓練，就會比較輕率。 

　　學術是學者的生命，如果出現失誤，一輩子的聲譽就毀了，所以他會特別謹慎。

　　做無用功很可惜

　　北京晨報：我們的口述史作者大多沒有經過史學訓練，結果做出來的東西經不起學術考驗，這是不是太可惜了？ 

　　鄭闖琦：關鍵還是源頭上有問題，學者、學術機構不重視口述史，經費申請難，學者參與少，很多好的口述史資源只好由非專業人士去做，他們的經費來自市場，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它的影響，更偏重戲劇性，即使他們想寫得嚴謹一些，可在市場需求的篩選下，也往往變成了小說。這確實很可惜。 

　　北京晨報：許多這樣的“口述史”出版后，反而混淆了視聽，一些“口述”是寫作者編造出來的，卻被讀者看成是證據，這該怎么辦？ 

　　鄭闖琦：口述史不能作為唯一的證據，孤證是無法采信的，然而孤證很重要，應該留下來，但應保留在史料層面，不應進入傳播層面。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建設一個有利于口述史發展的學術環境。像現在沒人贊同也沒人質疑，這就無法進入學術的運轉環境中。 

　　前人不專業，后人撓破頭

　　北京晨報：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解放后各地都留下了豐富的文史資料選輯等，寫作認真，內容豐厚，可由于當初沒有相應的專業環境，讓人很難將其作為證據采信，這是否可以看成是前車之鑒？ 

　　鄭闖琦：這些材料確實非常珍貴，現在也有一些學者在做相應的甄別工作，比如楊奎松等，但數量太多，整理起來很困難，也只能做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這些是初步的史料記錄工作，沒有經過甄別，傳播也比較少，還沒有完全進入學術研究的環境中。

　　打一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學術研究猶如法庭判案，要嚴格遵守程序，一個成果拿出來，至少要有10個以上的專業機構、同行在鑒別、評定，沒有這個環境，就無法保證其真實性。而無法證實或證偽的東西，人們只好都不相信。 

　　我們一些口述史作者很不容易，找到了獨一無二的受訪者，說服他們接受采訪，本應扎扎實實地做出一個能流傳下去的成果，可結果卻糟蹋了。他們做出的東西，史學界不會承認，將來人也不會承認，白白浪費了時間。

　　宣傳與歷史不是一回事

　　北京晨報：可遺憾的是，今天不少讀者卻將這些“口述史”看成是信史，在網上，還經常引為證據，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鄭闖琦：因為他們不明白宣傳與歷史的區別，歷史的目的是求實求真，宣傳就未必了。比如民國出了不少大師，今天缺大師，很多網友就說民國是“黃金時代”，其實把他們誰放過去，他們都不會同意，因為那是個多數人吃不飽穿不暖、時常餓死人、到處有土匪的戰亂時代。據王泛森講，陳寅恪只給胡適寫過幾封信，卻與傅斯年的通信有五十幾封，但“其中以抱怨生活病苦占最大比例”。從抗戰到1949年間的十幾年間，“當時的知識分子沒有不窮的”。陳寅恪窘迫到“得一雞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乃至他對傅斯年說“弟不好名而好利，兄素所知”。他也以“九儒列等真鄰丐”的詩句表達對國民政府的不滿�？稍诰W絡上一些人的“宣傳”語境中，卻說那是“黃金時代”，衣食都有問題，怎么是黃金時代呢？

　　求真就要看到正反兩方面的東西，宣傳則有所區別。

　　宣傳有其價值

　　北京晨報：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網友容易受宣傳的影響。

　　鄭闖琦：宣傳也有它的積極一面，一瓶水只剩下了一半，悲觀的人會說只剩下半瓶了，所以更悲觀；而樂觀的人會說我居然還有半瓶水，所以更樂觀�？磫栴}的角度不一樣，心態也會不一樣，所以說宣傳是有價值的，有益的宣傳可以勵志，鼓勵人們向上走。一個人如果生病了，聽到更多的好消息，病也許會好得快一點兒。 

　　一般來說，好消息與壞消息總是各占50%，可如果你看到的80%是好消息，盡管它們與己無關，精神狀態也會更愉悅，但不要忘記，你多聽到的那部分是宣傳做出的取舍。

　　歷史學者不能浮躁

　　北京晨報：如果專業歷史學者也成了宣傳員，是不是也會產生負面作用？

　　鄭闖琦：歷史學家也有意識形態，但他們更強調還原歷史，因為他們的研究對決策有影響，如果失去了專業精神，就會造成錯誤判斷，后果不堪設想。今天部分歷史學者心態浮躁，脫離現實去宣傳，確實在網上贏得了更多粉絲，可歷史學家真正可貴之處在于追求真相，如果他們放棄了良知，就可能讓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陷入情緒化的漩渦中，走向集體不負責任。

　　真正的學者應該以客觀性為終身宗旨，不受名利影響。我想，隨著專業人員越來越多，形成一個環境，情況會有所改變。

　　口述史需要扶持

　　北京晨報：《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系列叢書》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標桿，可我們怎樣才能做得同樣好？ 

　　鄭闖琦：關鍵還是要政府扶持，一是思想上重視，二是經費上有投入。上海大學有一個講小三線建設的口述史項目，是徐友威教授主持的，由于經費到位，所以做得也比較從容。也許將來做口述史的學者多了，會形成良好的學術環境，壞的口述史就會越來越少。 

　　總之，口述史工作要脫離市場，規避它的干擾，民間要搞口述史，就看公益基金能否更成熟，中國第一代富裕階層剛剛形成，現在還沒有這個意識，也許將來會有所覺悟，也會提供一些公益基金一類的東西，來支持客觀的口述史工作。 

　　北京晨報：今天許多口述史是虛假的，比如許多“非遺”方面的記述，多是孤證，還有人工編造的東西，這怎么辦？ 

　　鄭闖琦：確實有一些虛假的口述史出臺，對于大的歷史事件我倒不太擔心，因為還有專業的歷史學者把關，但像你說的這種情況確實比較麻煩。

　　陳輝/文

　　鄭闖琦

　　九州出版社副總編，致力于思想文化出版，參與策劃和制作的圖書有沈志華主編的“冷戰史研究文庫”，沈志華《冷戰五書》，楊奎松、韓剛主編《中國當代史研究》(一、二、三輯)，楊奎松《談往閱今：中共黨史訪談錄》，韓毓�！段灏倌陙碚l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和世界》，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系列30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