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文須有益于天下

　

　▲所謂民族特色不能說它是其他民族一定沒有的東西，而是說，這些東西在我們民族的文論里占有較為顯著的地位，并且具有本民族特有的表現方式。

　　▲對于嘩眾取寵的言論和作品不該瞎捧場，不該人云亦云，而是要運用自己的頭腦，做出正確的判斷。

　　▲希望切實提高學生對文學精品的鑒賞水平和審美表達能力，讓真、善、美成為學生的自覺追求。

　　王聰聰：先生近80年來從事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碩果，您當初是怎么走上文藝理論研究道路的呢？

　　徐中玉：我究竟是怎么走上文藝理論研究這條路的，最早要從初中時對國文課的感想說起。我初中3年的國文課學的都是文言文，國文老師總讓我們反復 地朗讀，反復地背誦，他講課時也總是連連稱贊課文寫得好，還讀得抑揚頓挫、不亦樂乎�？墒沁@些文章究竟好在哪里呢？如果這些文章真的很好，那些作家又是怎 樣寫出來的呢？老師不怎么講這些，這個疑問就一直存在我的心里，也一直沒能得到答案。1934年我考取了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在那里我修了游國恩先生的 《名著選讀》課、臺靜農先生的《詩經研究》課、老舍先生的《小說作法》課，等等，開闊了眼界，而直到我讀三年級時，聽到葉石蓀先生開的《文學批評原理》和 《文藝心理學》兩門課，才解答了我心中的疑問。葉先生留學歐美，專攻心理學，課上卻經常利用我國古代文論中的材料。他反復強調，不必迷信外國，古代文論是 一個寶庫，歐陽修、蘇軾、嚴羽、葉燮、王國維等文藝家的觀點和評論充滿著真知灼見，非常寶貴，中文系學生應該負起搜集、整理和深入研究的責任。在他的指引 下，我逐漸對古代文論，包括《文賦》《文心雕龍》《詩品》以及宋代以后的許多詩話、詞話、畫論產生了興趣，也摸索著用卡片積累起研究材料來，就這樣，在葉 先生的直接指導下，我走上了學習文藝理論的道路。

　　雖然“七七事變”后，我隨校遷徙，并入重慶中央大學，研究工作停頓下來，但大學畢業后，我為接續起停頓下來的研究，放棄了當講師的機 會，1939年考進了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馮沅君、陸侃如、李笠、穆木天等先生擔任我的校內指導老師，郭紹虞、朱東潤先生擔任我的校外導師。研究院 頭一年設在云南澄江城外荒山上的“斗母閣”里，晚上一燈如豆，伴著山野里呼呼的風聲。第二年遷回粵北，我就在坪石的祠堂式院舍里翻書、查資料、做卡片、寫 論文，兩年時間內讀了宋代的大量詩歌理論著作，積下了上萬張卡片，寫成了30萬字的碩士論文《宋代詩論研究》。這使我得到了進一步的鍛煉，能夠在研究中遵 循較為嚴格的學術規范，也培養了我較能刻苦的習慣，能夠在艱苦條件下孜孜不倦，更讓我逐漸認識到中國古代文論的價值，體會到其中蘊含的鮮明民族特色，下定 了一生從事文藝理論研究的決心。

　　研究所畢業后，我留在中山大學教了5年書，1946年回山東大學任副教授，1948年到上海滬江大學任教授，從此一直在上海各大學中文系任教。 雖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又被當做“牛鬼蛇神”關進了牛棚，但在那20年間，我倒是利用閑暇從700多種書籍中做了四五萬張卡片，總計 有1000多萬字吧。我總認為這種學問是有用的，雖然不知道什么時候能派上用場，但還是沉潛進去，才覺得心靈有所寄托。

　　王聰聰：您提到中國古代文論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那么，您認為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具體指什么呢？

　　徐中玉：所謂民族特色不能說它是其他民族一定沒有的東西，而是說，這些東西在我們民族的文論里占有較為顯著的地位，并且具有本民族特有的表現方式。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以為古代文論的特色之一，是尚用。古代文論對文藝的作用認識得很全面，大至經國濟世，小至愉悅身心，都有人談到。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興觀群怨”中的“怨”字，有兩種“怨”，一種是“為民請命”式的，一種是個人“嘆老嗟卑”式的。前者是偉大文藝家的共同追求，后者的品格不大高， 但“不平則鳴”，也是有一定價值的�！鞍l憤著書”、“窮而后工”都跟“怨”密切相關，這種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特色之二，是求真。求真有兩個方面：反映 客體要真，抒寫主體也要真�？腕w的真不能限于表象，而應寫出它的精髓。主體的真還要涉及主體的人品，人格卑下的人能指望他寫出真正的好文章嗎？人品重于文 品，也是古代文論的一個特征，我認為它就是從主體要真這一點生發出來的。特色之三，是重情。劉熙載說：“文，心學也”，古人早看出文學是以情動人、以情感 染人的，潛移默化、潤物無聲，作用比疾言令色的說教要深廣得多。文學作品可以說理，但說理也得寓理于情。特色之四，是重簡要。要言不煩，使人舉一反三。 “辭尚體要”是古代文論反復強調的，《文心雕龍》不過3萬字，已經是古代文論中最成體系的“體大思精”之作。隨筆、雜記、題跋、序引、曲話、小說評點等書 中的零星記錄，往往一語道破天機，閃耀著藝術感知的靈光。特色之五，是形式多樣，本身即為藝術品。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 龍》、司空圖的《詩品》，或為詩或為賦或為駢文或為四言句，不僅說理精深微妙，而且本身就是難得的文學作品，這是很可貴的。特色之六，是藝術辯證法異常豐 富。一與多、遠與近、難與易、厚與薄、多與少、形與神、景與情、有法與無法……它們之間都存在著對立統一、相反相成的關系。古代文論中充滿著辯證法思想及 其細致的運用，其深刻的哲理內含還有待我們進一步探究。

　　當然，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絕不止我說的這幾點，我只是就自己的認識談一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是一個極為豐富的寶庫，其中還有極多的寶貴東西可供挖掘，我們的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

　　王聰聰：您認為在這樣的民族特色背后，中國古代文論是否具有與西方文論判然有別的一些思維特點呢？

　　徐中玉：我認為古代文論的思維特點大要有四：一是強調審美的主體性，理論離不開審美，而物不能自審其美，審美要由“我”來進行。講究自出手眼、 自抒懷抱，言必己出，有自得之見，有自己獨特的個性。注重主體并不等于輕視客體，而是要求主客統一，寫出客體必然之理、主體必有之情。注重主體同強調文藝 的社會作用也沒有矛盾，主體的個性越突出，作品的風格越明顯，越能得到別人的推崇，社會作用也就越大。

　　二是強調觀照的整體性。既有微觀、細節，更重宏觀、大體。如劉熙載以“飛”字論莊子：“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用 一“飛”字，不但肯定了莊子文章有生命、有生氣，而且活畫出生命極活躍、生氣極飽滿的情狀。又如蘇東坡以“寒”論孟郊，以“瘦”論賈島，都是以一字論其整 體，觀照的都是整體印象而非細節。

　　三是強調論說的意會性。重在意會，點到即止，強調妙悟。劉勰認為：“文術多門，各適其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彼囆g領域里許多東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點到為止反而可以啟發靈感，使人自去領悟，發揮各自的創造性。

　　四是強調描述的簡要性。古代文論既重感性描述又力求簡要，顯示出描述的簡要性。很多文論本身就是文學作品，寓理性思辨于感性描述中，顯得鮮活生 動。又常常旨在闡明大體，論說根源，往往數十、百字即切中肯綮。兩者結合，很多文論既具有形象、感情特色，又深寓哲理和思辨，體現出文藝家學識與藝術才能 的高度統一。

　　中國古代文論具有這些思維特點，正如一個人個性背后的思維方式，值得珍視和研究。有人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標準來褒貶中國，認為古代文論缺乏體系、 直感居多、分析不細，孰不知不同的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各有所長，妄分高下是淺薄的，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就予以貶斥更是庸人的態度，深入研習、比較貫通、兼 收并蓄、擇善而從，才是正途。

　　王聰聰：能跟我們談談您的治學體會嗎？

　　徐中玉：講到治學體會，首先一點，材料上要竭澤而漁。這一點很重要，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治古代文論不積累足夠的資料，怎么談得上研 究呢？材料多而分散，怎么辦？只能一點一滴地積累。對于積累材料，我的一個經驗是做卡片。我做過數百萬張卡片，就是把兩張紙粘在一起，一張卡片上能寫兩三 百字，然后按問題分門別類，放在抽屜里。這么做的好處是什么呢？首先，抄寫過程是記憶過程，做過卡片后印象很深；其次，卡片分類過程是思維整理過程，這就 訓練了思維，對做學問大有好處�！拔母铩睍r候抄家，我這兩三千萬字的卡片就堆在家門口，沒人理會，其實它們才是我的寶貝呢�！皶�越讀越薄”，你積累的東西 越來越多，精華的新鮮的東西越來越少，你的功力就深厚了。到了80年代，我深感一個人時間精力有限，就跟我的同事和學生一同編選古代文藝理論材料，出版了 涵蓋本原、情志、神思、文質、意境、典型、辯證、風骨、比興、法度、教化、才性、文氣、通變、知音15大主題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做了些 基礎性的工作。材料豐富，寫出來的文章有大量的實例引證，才能有說服力，沒有資料積累寫不出有價值的文章來，言出無據就信口開河，是經不住歷史檢驗 的。  

　　其次，古代文論絕不是書齋中的學問，需要面對文學現狀，關注自己所處的時代。我在研究古代文論的時候，往往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打通了古今來 談，希望對現實有所裨益。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書齋之學”，只是紙上的空談。比如我的《論“無膽則筆墨畏縮”》就是針對80年代中期文學創作領域的戰 戰兢兢、不敢放言有感而發，認為葉燮所謂的“識明則膽張”是創作自由的最佳注腳，希望大家沖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創作真正自由的作品。又如我在《論“言必中 當世之過”》中認為蘇東坡提出的“言必中當世之過”是救時濟世的良藥，因為他不僅要求作家作品對種種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進行批評、揭露，更重要的是要 “中”過，要找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以糾正錯誤，醫治國家社會的毛病，為人民謀福祉�！丁绑@四筵”與“適獨坐”》這篇則是辨析和議論“驚四筵”往往不如“適 獨坐”的原因，前者如大躍進時的“放衛星”，動輒號稱畝產五萬斤十萬斤，引得一片叫好，事后卻發現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后者則因為用平靜、樸質的語言道出真 實的道理，不追求虛假的效果，可能一時得不到好評，卻能經得起檢驗，最終得到首肯。因此得出結論，認為對于嘩眾取寵的言論和作品不該瞎捧場，不該人云亦 云，而是要運用自己的頭腦，做出正確的判斷。

　　第三，我學搞文學研究工作，從未想建立什么龐大的體系，或高談一套一套的理論，或服膺五光十色的主義。凡一種流行過的體系，總有某些見解，或比 較新鮮，或比較深入，或擴大了原有視野，不能一概地否認、排斥。但由于文學現象的豐富性、復雜性，這類思想體系往往只能在局部起到開拓、深化的作用，不能 生搬硬套，更不能將之奉為金科玉律。沒有一種理論是包治百病的良藥，文藝研究不能搞教條主義。更何況一種學說往往因急于構成體系，忽視或拋棄了很多不符合 它設想的東西，給人一種理論是灰色的印象，這也是值得人們警惕的。在這里，我愿意再次強調兼收并蓄的重要性。

　　兼收并蓄就意味著要博覽群書，研究文學理論不能不讀文學作品，不能毫無創作體驗，也不能只讀文學理論的書籍，哲學、歷史、心理等知識都不可或 缺。兼收并蓄也意味著要向外國學習。研究生階段我研究的專題雖是宋代的詩論，但我仍同時讀了莫泊桑、但丁、莎士比亞、歌德、高爾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 外國作家的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雖然看得毫無系統，但仍覺得頗受益。在理論方面，黑格爾很有邏輯，也有許多深刻的見解，我愿意讀，但有時感覺過于抽象、 枯燥。同樣是德國人，歌德的談話錄就親切舒暢得多，歌德對黑格爾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他們的并存很有意味，用不著給他們強分高下。

　　王聰聰：您師范畢業后教過兩年“高小”語文，研究生畢業后先后在中山、山東、同濟、滬江、復旦、華東師大中文系任教，您親自主編的《大學語文》 已出版了3000萬冊，惠及無數學子，您還長期主持“全國大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的工作，一生幾乎都在同語文教學打交道。能否談談您對語文教學的感想？

　　徐中玉：我談幾點感想。其一，認清課程性質的問題。語文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課程？我認為它是一個基礎知識、基本工具課，而非政治課、文學課或語法 課。培養學生高尚情操是語文教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必須寓道于文，因文明道，用作品的魅力熏陶人、感染人。語文包括語言和文學兩個方面，兩者不可偏廢，對 文學性的重視不能代替對字、詞、句、篇的掌握運用，對語法的講解和訓練也要與作品本身相結合。語文課顯然具有綜合性，這就要求教師在語言文學方面具有較全 面的知識和素養。

　　其二，知識與實踐結合的問題�！凹埳系脕砜傆X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闭Z文學習最終要落實到對各種知識的熟練運用上。鼓勵并指導學生多讀多練，使 之養成課外寫作的習慣；啟發學生積極思考，使之養成觀察、比較、分析、綜合的習慣；引導學生展開討論，使之養成與人溝通交流、團結協作的習慣，都是非常必 要的�？傊�，“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老師抱著走、扶著走的目的是要讓其自己走。

　　其三，嚴格要求的問題。這個“嚴”字，大有講究。語文學習不能速成，字詞的掌握、名句名篇的學習，不嚴格監督是不行的。教我初一、初二的國文老 師對我們的要求就非常嚴格，總要抽查背誦情況，全班同學都不敢懈怠，初三老師的要求松一些，我們也就沒那么認真了。一定程度上的嚴是必須的，當然也不能嚴 到束縛學生的思路、想象力，要嚴得合理，嚴在督促實行，嚴得符合學習規律與對象實際。至于寫什么和怎么寫，反而要鼓勵他們勇于探索、勇于創新。

　　當然，語文教育在不同階段也該有所側重。高中階段的語文課，其定位若是以工具性、知識性為重，那么大學階段則應在不廢工具性、知識性的同時，著重體現人文性、審美性，兼具研究性、創新性乃至深刻的哲理性。

　　王聰聰：《大學語文》教材是在什么情況下編寫和出版的，編寫的標準又是什么呢？

　　徐中玉：原來我們各高校都是有“大學語文”課的，但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后，照搬蘇聯模式，就把“大學語文”取消掉了。人文教育這一塊幾乎完 全沒有了�！拔母铩币院�，南京大學的校長匡亞明和我商量，希望我們兩個學�；謴汀按髮W語文”課。由于缺乏師資和教材，我們就于當年10月份在上海召開高校 大學語文教學研討會，并組成了大學語文教材編審委員會，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編寫教材，這樣，中斷了30年的“大學語文”課程重新開設了。后來全國各個高校陸 續開了這個課，最多時有5種《大學語文》教材要求我來編，當然不同類型的高校需要的教材也有所側重。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學語文》1981年編 成，32年來已經出到了第九版。后來有些地方盜版偷印，不算這些共印了3000萬冊。

　　我們以精選中國優秀文學名作為主，兼收影響較大的外國文學精品，人文性和工具性并重。教材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熏陶和潤澤，注重學生思考習慣的 養成，注重學生間的討論和交流，希望切實提高學生對文學精品的鑒賞水平和審美表達能力，讓真、善、美成為學生的自覺追求。無論在傳承中國文化傳統，還是在 活躍提升學生的思維想象能力方面，“大學語文”都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大學語文”絕不是可有可無的。

　　王聰聰：1978年至1984年，您恢復了職務，又擔任了兩屆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全國高校中最早試驗學分制、免修制、選修制，并通過自 愿考試選拔本科生，給予研究生式的定向培養。您還做出了一項規定，有文學才華的學生可以用文學作品代替作業和畢業論文，這是沒有先例的。當時這么做是出于 什么考慮呢？

　　徐中玉：這批學生初中、高中畢業就上山下鄉，等到“文革”結束到這里讀大學的時候，已經在鄉下待了十年八年，社會經驗很多，我們就鼓勵他們把那 種經歷寫出來。因為搞文學創作閱歷是很重要的，他們有這個抱負，就該支持。所以主要還是靠他們自己認真學習、獨立研究，系里只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做了些工 作，如出臺這個規定，分配時也為他們后來的發展前途做了些考慮。當時趙麗宏的畢業論文是一本詩集，孫颙的長篇小說《冬》1979年就出版了，我也發表文章 支持了他，他寫得好嘛。又如現在清華大學的格非，本科是在這里讀的，他教書教得蠻好，寫小說也寫得蠻好。還有王小鷹、陳丹燕等，那批出了很多人才，出現了 一個“華東師大作家群”，就是他們這些人。還有一個“華東師大青年評論家群”，如南帆、王曉明、吳炫、陳伯海、許子東等。當然大環境也很重要，那時文化氛 圍較為寬松，客觀上為他們的成長提供了有利條件。

　　王聰聰：您在擔任中文系主任期間，和周揚等人組建了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并創辦了《文藝理論研究》；和郭紹虞先生一起推動組建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 學會，推出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并依托《大學語文》的出版，和匡亞明先生牽頭成立了大學語文教材編審委員會。此外，您還擔任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文 專業委員會主任等。您成立學會、創辦刊物的初衷是什么？

　　徐中玉：我辦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35年。那時我在山東大學讀大二，由于我常給天津的《益世報》投稿，報社主編希望通過我獲得山大教授們的稿 子，就每期辟給我一塊版面，讓我編輯小品文。他希望另起一個名稱，我就去找老舍請教，老舍說既然《益世報》要搞小品文，就叫益世小品吧。老舍、洪深、王統 照、吳伯簫都寫過稿子，我搞了半年，一共有24期吧。但是后來抗日了，事情也多，我也參加了另外一些活動，就停止了。通過這個經驗我認識到辦刊物雖然很花 時間，但是作用很大，可以匯聚很多人的能量，形成一股正面的力量。1946年，我回到母校山東大學，教學之余為濟南的《山東新報》編《文學周刊》(一整 版)，為青島的《民言報》編《每周文學》(半版)，更加積累了這方面的經驗。

　　“文革”之后，我重新擔任了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迫切想要追回20多年浪擲的光陰，為了把中文系辦好，就要以科研為本，以教學為本，而成立學 會、創辦刊物，可以凝聚全體師生的力量，鼓勵大家發表學術成果，激發大家埋頭科研的熱情，從而提高全系的教學科研水平；也能推動和兄弟院校的合作，共同推 動文學研究走向深入；更能將前人的成果發揚光大，從古和洋的文化遺產中，找出一切“是”的東西，為人類作出應有的貢獻。

　　王聰聰：您先后出版過十多種專著，主編過五種大學教材、十種期刊，同時又兼任很多社會職務，包括第五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能否請您談談教學、科研和行政工作之間的關系？您又是如何平衡其間的關系的呢？

　　徐中玉：首先，教學和科研之間小矛盾是存在的，總的說沒有大困難。搞得好，教學和科研反而能互相促進，一方面，搞科研可以更好地服務教學，另一方面，教學相長，教學可以鞭策教師深入研習，學生的需求和問題也能促進教師的思考，啟發其靈感。

　　其次，我認為如果健康條件許可，在教學科研之外，適當承擔一點行政事務或社會工作，對教學和科研并不是絕無益處的。行政事務搞得不好，對教學科 研會產生極大的影響。校長不會管理，這個學校便極難辦好；系主任不會管理，這個系便極難辦好。再進一步講，社會科學的各種學問，講的都是與人有關的問題， 多同各種人接觸，同各種復雜問題打交道，可以了解人們的心理、性格，也可以深入理解事物的復雜性，減少些主觀迂闊的毛病，還能訓練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能 力，對自身治學也是有益的。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這個意思。我佩服蘇軾，不只因為他是一個全能的文學家，也因為他在行政事務上頗有才能。他是 個良吏，任地方官期間做過許多實事，開河、筑路、治軍、審案、防災、訪貧問苦，都干得有聲有色。他的文章思路開闊、汪洋恣肆，應該也與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和 社會經驗有關。中外許多大學問家如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歌德等，他們的實踐經驗都非常豐富，絕不是足不出戶死讀書的人。

　　至于如何平衡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不斷有人來找我編教材和期刊，另一方面我有很多同事，可以找大家一起參與，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眾人拾柴火焰 高嘛。1989年我退休后依舊認認真真地工作，大概比一般工作的人還要忙些，實際上是“退而不休”吧。我有興趣多做這種工作，彌補歷次運動浪費掉的時間。 生命的意義，不正是為一個有價值的目標而不斷追求嗎？

　　王聰聰：先生經歷了民族憂患深重的時代，又長期研究古代文論，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浸淫，對于愛國是否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和感悟呢？

　　徐中玉：生活在20世紀的中國，有幸有不幸，幸與不幸復雜交叉，很難截然劃分。當時的感受和后來的回想又不太一樣。許多年來雖然經歷了各種挫折，但愛國心從未稍減，而憂患意識始終激蕩不已。

　　我一直覺得，過去經常只以愛國為第二甚至第三等的評價，實在太小看了。愛父母兄弟，愛親戚朋友，愛故鄉山水，愛深厚的文化傳統，這是多么自然又 多么深刻的感情，很難想象一個人不愛自己身邊的人，不愛自己的民族，卻有著深刻的人文關懷和高尚品德的。祖國在我心中，這種愛國情懷同政權并無必然的關 系。千百年來政權時有更迭，有好有壞，好壞無常，但中國人民的愛國思想并未時有時無。這就是顧炎武所說的亡國與亡天下的差別。

　　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確實物美、價廉、耐磨，窮也窮不走，打也打不走，忍辱負重，對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充滿了摯愛。我認為，正是我們優秀的傳統文 化孕育了這樣的書生意氣。書生意氣往往被認為是貶義詞，我卻認為其中蘊含著深深的憂患意識與使命感，“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這才是真正的書生意 氣，它是一種升華了的知識者精神，體現了知識分子高尚的理想和追求。顧炎武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是自覺負起責任的精神，不是為了 功名富貴，也不是自以為能扭轉乾坤，而是一種責任感和對國家民族深沉的愛。價值觀念會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但這種精神卻不會過時。我認為，真正偉大的文學家 身上絕不缺少對國家和人民的強烈擔當，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曹雪芹、魯迅概莫能外。這正是顧炎武所謂的“文須有益于天下”。

　　這種“志士仁人”的精神品質是從孔孟一路發展下來的，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個優秀的傳統。有的作者夠不上“志士仁人”的標準，雖然也寫出過一 些較好的作品，但終究不能得到大家最高的評價。我們的文學批評一直在審美前提下強調文學家的社會責任感，這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應予珍重，不必打倒，也 打不倒。

　　長我14歲的老同事許杰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他早年親身參與五四運動，加入“文學研究會”，寫出了《慘霧》等小說。大革命失敗 后，他去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編報紙，算是南洋華文文學的開拓者。后來就一直在各大學中文系任教。他為人忠厚誠懇，“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處處為別 人著想，大事上卻非常堅持原則，歷次運動都遭到沖擊。即使這樣，依然沒有泯滅他的正直和責任感，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年，他仍堅持寫回憶性的文章、寫雜文，為 社會的陰暗面憂心忡忡、大聲疾呼�！爸�其不可為而為之”，在他的身上，正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懷。我1952年來華師大，他當時是系主任，我 們在華東師大共事了40年，我深深敬佩他的精神。

　　熱愛、繼承、發揚民族的傳統文化，是愛國心較為深沉的體現。我從事古代文論的研究，也正是為此盡一份力。(王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