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元義出新書回應白毛女嫁給黃世仁的爭論

　　自從2009年熊元義講學指出白毛女嫁給黃世仁的現象后，在社會引起較大的爭議，甚至有些人漫罵熊元義是個超級媒婆，是誘發90后女大學生嫁給黃世仁，發出這種不諳世事的驚人語。對這種爭議和誤解，熊元義出版新書《文藝批評的理論反思》(學院出版社2013年1月版)予以了回應�，F摘兩篇論文以饗讀者。

白毛女能否嫁給黃世仁？

熊元義

　　2009年10月中旬以來，白毛女能否嫁給黃世仁這個問題引起了人們熱烈的討論。其實，這個問題14年前就在中國文化思想領域被提出來了。為什么14年前提出的問題，14年后才產生如此強烈的反響？而且這種反響不是在文化思想領域，而是在社會婚姻領域？這既耐人尋味，又令人欷歔不已。

　　1995年，賀敬之、丁毅的歌劇《白毛女》誕生50周年。北京天地劇院演出了舞劇《白毛女》。在看完后退場時，我聽到一些年輕人議論：白毛女真傻，怎么不嫁給黃世仁呢？黃世仁可以說要什么有什么，要錢財有錢財，要地位有地位，要勢力有勢力，要文化有文化；而王大春呢？要什么沒有什么，要錢財沒有錢財，要地位沒有地位，要勢力沒有勢力，要文化沒有文化。還是黃世仁要比王大春可愛。這些議論引起了我的思考。在這期間，我看到一位頗有名氣的女作家寫的一部中篇小說《何處是我家園》。這部文學作品和歌劇《白毛女》都是寫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下層婦女，但前者卻是和后者“對著寫”的。在比較這兩部文藝作品中，我提出了白毛女嫁給了黃世仁這個問題。

　　2000年4月，轟動一時的話劇《切·格瓦拉》塑造了一位不“傻”的當代白毛女形象——東方之子。這位東方之子肆無忌憚地說：

　　“宣揚什么血統論？少跟我賣弄‘末代王爺’《最后的閨秀》！我還法蘭西友人呢？老子本應該投胎在(指街北)前面香榭麗大道，沒落貴族也好，新興資產階級也好，反正滿門都是金發碧眼。家里有倆中國人，全是傭人！(跌手頓足)可怎么愣就給我生在了北京東城南鑼鼓巷，地地道道的東亞蒙古人種，世世代代離周口店不遠？！唐朝那會兒可以和胡人混血，但中國那會兒那么闊，不混也罷。八國聯軍那會兒可是機不可失，除了日本，一水的西洋。那一次真是‘文明沖突’，正好打一場人種改良翻身仗！沒看見人家越南南方，美國兵留下的孩子一相面再一驗血全掙上了美元？怎么當時躲在井里的我太奶奶太姥姥沒一個兒這么想？如今一照鏡子煩不煩哪？你就再怎么哼馬賽曲再怎么唱星條旗再怎么把《獨立宣言》倒背得如同‘床前明月光’，(指著鏡子)你還是這張臉！你就再怎么身在小胡同心在白金漢，瞧義和團光著膀子那份兒德性，看美國鬼怪式長得的確順眼，你還是這張臉！你就再怎么明明是自己又絲毫不是自己，壓根兒不是人家卻加倍是人家，(對鏡納悶)怎么還是這張臉？你就再怎么罵中國咒中國損中國涮中國惡心中國寒磣中國踢中國啃中國撕了中國操了中國，(將鏡子摔碎)你—還—他—媽—是—這—張—臉�。�！”

　　而“既然街南街北這么老大差別，就多想想怎么跟那邊斷絕關系，抓緊辦移民，路子我都蹚出來了—”“當不了大款就傍大款，開不起銀行就搶銀行，沒投胎富人區就搬進去，不給遷就翻進去，空中不成走地道，沒招兒了才講平等呢，有本事誰他媽當老百姓呀！”

　　這種赤裸裸的“傍大款”意識，進一步促進了我對白毛女嫁給黃世仁這種現象的思考。于是，我撰寫了《白毛女與黃世仁的關系在20世紀的變化》一文。我在深入地比較了20世紀白毛女與黃世仁的關系的變化的基礎上指出：20世紀40年代，賀敬之等所塑造的白毛女對奴役她們的黑暗世界是反抗的。白毛女對黃世仁的認識是清醒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黃世仁他是我的仇人！就是天塌地陷我也忘不了他跟我的冤仇啊。他能害我，能殺我，他可別妄想使沙子能迷住我的眼！”對黃世仁的壓迫是反抗的，“我就是再沒有能耐，也不能再像我爹似的了，殺雞雞還能蹬打他幾下哪，哪怕是有一天再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吧，我也要一口咬他一個血印�！边@種反抗也是徹底的，“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窩！舀不干的水，撲不滅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報仇，我要活！”賀敬之等肯定了白毛女的這種斗爭。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當代中國作家所反映的不傻的“白毛女”對她們所處的屈辱世界是屈服的。那一位頗有名氣的女作家在中篇小說《何處是我家園》中就寫了一位不傻的“白毛女”秋月不是嫁給黃世仁，而是甘心情愿地接受比黃世仁還要壞的地頭蛇查老爺的玩弄。這位秋月和她的伙伴鳳兒忍受不了貧窮的煎熬，自甘墮落。鳳兒說：“沒錢的時候，我們就不是人，就得做些不是人做的事�！鼻镌乱舱f：“我不甘心過這種貧苦的日子，我只要能生活得舒適，不管怎么做都行�！痹邙P兒的百般努力下，秋月是可以保持人的尊嚴的。但是，秋月卻為了過上舒適的日子，放棄了寶山(礦工)的真摯的愛情，心甘情愿地讓地頭蛇查老爺蹂躪和玩弄。秋月雖然已心知查老爺欺騙了她，雖然已明白查老爺確如人所說的笑面虎，雖然知道查老爺安排她走是想要長久的得到寶紅，可她想，就是明白了這些我又能拿他怎么辦？如她一樣渺小的人們的生活都是操縱在查老爺們手上的，由他任性編織�？v是看透看穿了，也還不是得依從他們？如果反抗了，未必就比服從了好些嗎？而既然是渺小的一群，能做到什么反抗？不就是賠上自己的一條命，與其這樣，莫如由他去好了�？磥�，秋月不是沒有意識到她在受欺騙和被玩弄。但是，秋月卻沒有多少反抗和抵觸，甚至越來越有點自得其樂了。當代中國作家這種“對著寫”不是為了揭露現實生活中的潰爛一面并進行堅決的批判，而是肯定了秋月的這種生存哲學。與現代中國作家賀敬之等相比，當代中國作家的這種價值取向恐怕很難能說是進步的。

　　在2009年9月底的一次文學講座中，我再次從文化的角度批判白毛女嫁給黃世仁現象時卻遭到了強烈的反彈，不少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中國女大學生不但不接受我的批判，反而十分大膽地肯定了白毛女嫁給黃世仁這種現象。這不能不令我十分震撼。我多年的批判不但淹沒在眾聲喧嘩中，沒有產生多大的效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歪曲。其實，當當代白毛女紛紛嫁給黃世仁的時候，這將傷害不少人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仍在社會底層打拼的優秀分子。他們在精神上在情感上將再次受到傷害。也就是說，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受到剝奪的時候，在情感生活上也要受到剝奪，即在情感和婚姻資源上處在更加不平等的地位。

　　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對白毛女嫁給黃世仁這種現象沒有反應，不是偶然的。有些當代中國作家認為存在的價值不在于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徹底地“現實化”過程中。即對現實的強烈參與認同，并去熱烈擁抱�！凹热粰C會這么多，那么趕緊撈上幾把吧，否則，在利益分化期結束以后，社會重新穩固，社會分層時期結束，下層人就很難躍入上層階層了�！碑敶�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在中國社會轉型中處在比較有利的位置，比較容易躋身既得利益集團中。這些年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已是較為獲利的群體，他們不但不反對白毛女嫁給黃世仁，反而鼓勵白毛女紛紛嫁給黃世仁。這就催生了當代中國社會最聰明的高中生紛紛舍棄真理和智慧而選擇財富和權力的價值觀的現象。2006年2月，中央電視臺邀請中美兩國即將進入大學的高中生參與《對話》節目。其中，美國的12名高中生都是該年美國總統獎的獲得者，國內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等著名大學錄取的優秀學生。在價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別給出了“智慧”、“權力”、“真理”、“財富”和“美”幾個選項。美國學生幾乎驚人一致地選擇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國高中生除了有一個選擇了“美”外，有的選擇了“財富”，有的選擇了“權力”，竟然沒有一個選擇“真理”和“智慧”。(參見毛崇杰的《真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問題》，《云夢學刊》2009年第三期。)看來，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中國女大學生十分大膽地肯定了白毛女嫁給黃世仁這種現象就不奇怪了。

　　為此，我很有必要進一步地對白毛女嫁給黃世仁這種現象進行深入地解剖。

　　一、白毛女嫁給黃世仁這種現象和過去普遍出現的陳世美娶公主現象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一為女性，一為男性。因此，如果我們肯定白毛女拋棄王大春嫁給黃世仁，那么，就必然肯定陳世美拋棄秦香蓮娶公主。這與我們提倡的誠實守信、艱苦奮斗的價值觀是背道而馳的。而當中國文化的這種重情重義的核心價值觀從根本上遭到顛覆后，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這些當代“白毛女”。

　　二、白毛女嫁給黃世仁這種現象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收入分配不均的一個指標是基尼系數，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國際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9年已超過0.48。而白毛女嫁給黃世仁不但沒有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存秩序，反而強化了這種不合理的現存秩序。其實，我們并不反對白毛女追求現代化的“生活”。

　　但是，白毛女嫁給黃世仁不是改變不合理的現存秩序，而是在不改變不合理的現存秩序的前提下從下層階層躋身到上層階層而已。

　　三、白毛女嫁給黃世仁這種現象深刻地反映出白毛女已放棄追求白毛女們的解放，而是轉身追求自身的解放。這種個體解放的實質就是從一個階級或階層分化出來，躋身或異化到另一個階級或階層。因此，白毛女嫁給黃世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社會出身。當代“白毛女”為了徹底地改變自身的艱難處境，追求個體的自由，紛紛背叛她們所出身的階級。她們不是從根本上捍衛她們所屬的階級的整體利益，而是從這個階級中分化出去，成為壓迫和剝削她們所屬階級的階級的幫兇和幫閑、玩偶和裝飾。中國古代寓言《愚公移山》在反映個體和群體的矛盾的基礎上反映了群體的認同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雖然“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但他卻看到了“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比欢�，寓公的子孫后代不一定認同愚公移山，至少有些子孫可能放棄移山，而是搬家。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一句流行頗廣的話，“一年七，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边@種知識分子包括作家不認爹和娘的現象絕不完全是說他們不認具體的爹和娘即自己的爹和娘，絕不完全是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孝順問題。這段名言深刻地反映了當代中國不少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就其出身而言，是來自社會的基層，但是他們大多數大都背叛了他們的社會出身。20世紀90年代，有人提出所謂“孫子哲學”，明確宣布“這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要中國人當美國人的孫子，就是“追隨美國，可能今天我們就是日本”。還有人鼓吹“傍大款”，說什么“承認自己不行，就要抓住一個大的，‘與巨人同行’，說你傍大款你就傍嘛”。這種認為中國應該自覺地充當美國的殖民地，這樣中國就會發展起來的謬論，就是徹頭徹尾的洋奴哲學，就是公開地鼓吹白毛女嫁給黃世仁。真沒想到，當代中國有些知識分子包括作家竟然墮落到了這種買辦和漢奸的地步。

　　當前，一些知識分子包括作家的“無根”和“失語”狀態在目前愈來愈嚴重，其癥結恐怕就在于這些知識分子包括作家本來出身社會底層，但是他們不是維護中國基層人民的根本利益，表達、抒寫中國基層人民的深沉苦難，而是背叛了他們所出身的階級，躋進了異己階級。他們在為這個異己的階級說話的時候底氣不足，完全喪失了應有的尊嚴。在長篇小說《滄浪之水》中深刻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有些知識分子的這種社會背叛。在長篇小說《滄浪之水》中，池大為舍棄理想主義，順從現世主義，表面上是一種精神背叛，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背叛。在池大為參與的一次全省血吸蟲抽樣調查中，他發現華源縣的血吸蟲發病率為百分之六，而他們的調查報告卻上報百分之三點六二。雖然池大為心里想著那些無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來，因為當年他的父親和他在那個偏遠的山村，也出于這樣一種無助的狀態，但他還是沉默了，放棄了“吼一聲的責任”。百分之六的發病率與百分之三點六二的發病率相差百分之二點三八。說真話，就意味著百分之二點三八的病人將得到及時治療，將減少痛苦和死亡；說假話，就意味著這百分之二點三八的病人將缺醫少藥，將增加痛苦和死亡。而說假話雖然損害和踐踏了底層人民的利益，但維護了特殊利益集團利益，維護了個人利益。在人民利益和少數集團利益(包括個人利益)的斗爭中，池大為傾向了說假話。池大為的這種沉默和放棄就是對這百分之二點三八的病人犯罪，就是參與對底層人民的犯罪活動。池大為這種放棄，不僅是一種精神背叛，而且是一種社會背叛。他背叛了他的父親，背叛了像他的父親一樣無助的人。也就是說，池大為背叛了他的社會出身�？梢�，當代中國有些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的退卻和背叛，實際上是他們社會背叛的結果。而當代中國有些中國知識分子包括作家這種社會背叛又是當前中國社會發生歷史演變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社會不少社會的公仆演變成社會的主人的這種歷史演變�？梢�，白毛女嫁給黃世仁與當代中國這些知識分子包括作家的精神背叛和社會背叛是一回事。而20世紀90年代中國作家與歌劇《白毛女》“對著寫”絕不是偶然的。

　　四、這些年，當代中國經濟一直高速增長，國民財富總體是極大增長的。但是，卻出現了絕大多數人“干得多掙得少”而極少數人“干得少掙得多”的現象。在初次分配上，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已是一個普遍現象，并且這種差距有逐漸拉大之勢。在發達國家的企業，工資在運營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國的企業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國則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趨勢；資本回報的比重卻節節上揚。當代中國很多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利潤侵蝕工資”現象很突出。在二次分配領域，稅收杠桿又未能真正起到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隨著這些現象的日益嚴重，當代中國社會不斷滋生那種不勞而獲的思想。而白毛女嫁給黃世仁就是這種不勞而獲的思想的集中而典型表現。

2010年2月3日

轉軌批評家的荒謬邏輯

熊元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享盛名的文學批評家吳亮毫不掩飾其思想轉軌。在《知識的濫用和批判的幻覺——評羅崗<時尚的秘密就是資本的秘密>及學院新左派的若干修辭特征》(見《文學報》2012年8月30日第18版和第20版)這篇奇文中，吳亮在抨擊那些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不但袒露了自己的思想轉軌即明確地承認他曾經信奉、現在已不再完全信奉馬克思的邏輯和馬克思的教誨，而且公開地為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包括剝奪辯護，認為工人依賴資本家養活，而不是工人自己勞動養活自己。

　　首先，吳亮相當輕率地拋棄馬克思的偉大發明，認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已過時即“剩余價值是馬克思一度撬動世界秩序、如今又被全世界的經濟政治活動擱置的偉大發明”。吳亮的這種臆斷是經不起推敲的。當今世界經濟政治活動雖然出現了許多新的生產形式，但是這些新的生產形式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因而馬克思發現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并沒有過時。19世紀60年代，股份資本的發展剛剛起步，馬克思敏銳地覺察到資本壟斷的趨勢，認為“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和第520頁。)現代資本主義股份公司仍在雨后春筍般地崛起和壯大，雖然它們是“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但卻沒有擱置馬克思所發現的剩余價值。吳亮在擱置馬克思所發現的剩余價值后還批判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吳亮顯然不知道資本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不知道資本的實質并不在于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勞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而在于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頁)，幼稚地認為資本沒有人去推動就是一堆“死勞動”，只有在人的推動下，在“活勞動”的推動下，“死勞動”才會“增值”，才會產生“剩余價值”。在這個基礎上，吳亮自以為看到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的缺陷，認為馬克思只強調了工人對“死勞動”的推動，卻沒有提及資本家對“死勞動”的推動，馬克思撇清了資本家在整個社會化生產中的主導作用，這是他驚世駭俗的偉大發明。而馬克思應該很清楚，資本是一回事，資本家又是一回事。資本家決定資本的本性，而不是相反。吳亮還發現不少資本家是樂善好施的，創立基金會的卡內基是大資本家，創立諾貝爾獎的諾貝爾是大資本家，一百多年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私人基金會，私人捐建的學校、圖書館和博物館，都是用“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建立起來的。因而，吳亮認為這些資本家決定資本并非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即像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吳亮的這種批判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馬克思尖銳地指出：“資本是不管勞動力的壽命長短的。它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痹谫Y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中，資本是不斷摧毀道德和自然、年齡和性別、晝和夜的界限。而“正常工作日的規定，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斗爭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頁。)幾個世紀以來，在延長工人的壽命上，資本家階級沒有吳亮所說的那樣“樂善好施”。至于有些資本家在公益事業上慷慨捐獻，絲毫改變不了資本對剩余勞動的貪婪本性，何況他們在稅收上還得到了相應的減免。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薄爸挥凶鳛橘Y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頁。)這是不可辯駁的真理。因而，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具有絕對的致富欲和貪欲，其捐錢是相對的。吳亮認為馬克思撇清了資本家在整個社會化生產中的主導作用，似乎馬克思沒有吳亮更了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這是對馬克思科學考察的妖魔化。馬克思之所以強調工人階級的反抗，就是因為看到了被掩蓋的“工人在經濟上的隸屬地位”。馬克思在揭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秘密時指出：“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規定’工資，即把工資強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賺錢的界限內，為了延長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處于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態，就需要并使用了國家權力�！辈⒃诳疾煸谏鐣�范圍內不斷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后認為資本家“是這個社會機制中的一個主動輪”，他在狂熱追求價值增殖中“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為生產而生產”(以上分別見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頁、第263頁、第240頁和第239頁)。不過，同是強調資本家在整個社會化生產中的主導作用，馬克思和吳亮卻存在顯著的不同。馬克思認為沒有人民群眾遭受的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和被壓迫階級提供的無酬勞動，資本家是不可能在整個社會化生產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馬克思在考察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后深刻地指出“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頁)，在考察剩余價值的起源后指出 “資本家在他支付報酬的勞動以外，還榨取了他不支付報酬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頁)。恩格斯評論馬克思的專著《資本論》時進一步地指出：“如果認為無酬勞動只有在現在這種條件下，即在生產一方面由資本家，另一方面由雇傭工人進行的情形下，才能產生出來，那是荒謬的�！闭�相反，“在一切時代，被壓迫階級都必須提供無酬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593頁。)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堅決反對工人階級成為“一群聽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憐蟲”，認為工人階級應該砸碎鎖鏈，抬起頭來，挺起胸來。而吳亮則孤立地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掩蓋了資本家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單純地強調資本家在整個社會化生產中的主導作用，認為工人就業不能不依賴于資本家，反對工人階級“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頁)�？梢�，吳亮對馬克思的所謂“超越”，不過是與馬克思的立場相反而已。

　　其次，吳亮猛烈地抨擊了那些僅在思想上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而在行動上放棄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在理論上無法做到徹底，難免陷于自相矛盾和淪為言行不一。吳亮雖然看到了有些知識分子的“批判的武器”不夠銳利，但他卻不是改進和磨礪這種“批判的武器”，而是徹底擯棄了這種“批判的武器”。知識分子的“批判的武器”如果與人民的“武器的批判”相結合，就可以做到徹底。知識分子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是知識分子的主觀批判和人民的客觀批判的有機結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機統一，是揚棄，而不是徹底的否定。否則，知識分子的批判就是“用頭立地”。因此，無論強調知識分子的批判而忽視人民的批判，還是強調人民的批判而忽視知識分子的批判，都是片面的。這就是說，知識分子這種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變革歷史的真正的物質力量的同時否定阻礙歷史發展的邪惡勢力；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不是站在人類的某個絕對完美的狀態上。而有些知識分子的“批判的武器”則在對現實生活的堅決、徹底和深入的拒絕和批判時既否定現實生活中的邪惡勢力，也拒絕了現實生活中的正義力量。也就是說，這種對現實生活的堅決、徹底和深入的拒絕和批判從根本上脫離了歷史存在的革命力量。不過，知識分子這種對現實生活的批判雖然沒有深刻反映客觀歷史存在的革命力量，但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其實，知識分子對現實生活的任何正當批判都是有助于社會進步的，絕不是妨礙社會進步。吳亮嘲笑一些知識分子缺乏像樣的“批判的武器”，奚落這些知識分子改變不了世界，不過是徹底收繳知識分子的“批判的武器”而已。當代有些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分子雖然一時無法“改變世界”，但是他們的嚴肅批判是可以促進社會進步的，至少可以成為“改變世界”力量的有機組成部分。魯迅在沖決黑暗的羅網時是頗有顧慮的，認為“假如一間鐵房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然而魯迅并沒有否定“毀壞這鐵屋的希望”，認為“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痹谫Y本主義社會發生質變以前，任何量變都是不可輕視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階級“在和資本的日常沖突中如果畏縮讓步，他們就沒有資格發動更大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頁。)一些知識分子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就可以起到促進這種量變的作用。如果知識分子放棄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任何正當批判，就會和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的工人階級一樣“淪為一群聽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憐蟲”，甚至就會繳械投降。從吳亮的華麗轉身可以看出，吳亮這類批評家正是深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現存不合理的秩序，才轉而調整立場即從工人階級的立場轉移到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躋身并強化這種不合理的秩序。吳亮從這種資本家的立場出發猛烈地抨擊了對資本家揮霍奢侈的限制、對工人勞動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與執行和對童工使用的禁止這些較為人道的形式。但是，吳亮的這些批判卻是孤立地把握歷史的碎片，缺乏宏偉的歷史感，可以說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吳亮激烈反對人類追求在物質消費上的平等，熱情贊美資本家包括奴隸主和地主的奢侈揮霍，認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作為杜甫的千古名句，從邏輯論證上來說雖然并不能成立，但是人們總是容易簡單化地將某些人貧困的原因歸咎于某些人的奢侈�！倍�“如果奢侈品真的是導致一部分人窮困的原因，進而杜絕一切奢侈品的生產，那將迅速導致所有與奢侈品相關的制造業和其他企業倒閉或萎縮，緊隨其后的就是災難性地大量裁員——即失業”。這就應了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所說的“奢侈絕對有其必要，富人不揮霍，窮人將餓死”這段名言。這不但曲解了杜甫的千古名句，而且荒謬的�！爸扉T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背鲎蕴拼�詩人杜甫的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在這首長詩中，不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千古名句將某些人貧困的原因歸咎于某些人的奢侈，而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這段千古名言將寒女的貧困歸咎于一些過著“酒肉臭”的奢侈生活的富貴人家的瘋狂聚斂和剝奪�！爸扉T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千古名句深刻反映的是“榮枯咫尺異”的這種兩極分化現象。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也就是說，那些富貴人家維系各種“酒肉臭”的奢侈生活的財富是他們瘋狂的聚斂和剝奪來的，而那些過著“凍死骨”的貧寒生活的窮人的貧困是富貴人家瘋狂的聚斂和剝奪的產物。杜甫的這些名言是非常深刻的，有力地揭示了“被壓迫階級在一切時代都必須提供無酬勞動”這一歷史發展規律。馬克思明確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財富的增長不是同自己的個人勞動和個人消費的節約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別人的勞動力的程度和強使工人放棄一切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頁。)因而，資本家的窮奢極欲是與工人日益貧困成比例的。吳亮在否定一些人的貧困與一些人的奢侈沒有必然聯系的同時強烈反對人們追求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在我們的親身經歷中，那樣一幅貌似沒有貧富差異的圖景至今還歷歷在目，平等，太平等了，只要人人平等，即便是普遍的赤貧我們也甘心忍受，你真的甘心忍受嗎？”的確，社會存在差異，可以激發競爭和活力。但是，這種社會差異不能無限制的擴大，否則，社會將在這種社會差異的擴大中分裂，出現社會動蕩。這就是說，絕對的平均主義不行，過度的兩極分化甚至社會分裂也是不行的。因此，中國當代社會應該在追求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逐步化解差異，而不是繼續損不足而補有余。當然，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實現是一個歷史過程，是一個逐步實現的歷史過程。中國當代社會雖然不能推行平均主義，但卻應該不斷促進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這種社會理想的實現，并在這種社會理想與現實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在堅決反對平均主義的過程中放棄了追求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以至于頻發損不足而補有余的現象即以野蠻的掠奪方式鯨吞社會財富并轉移到極少數人的手里。如果這極少數人能夠以野蠻積累的社會財富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則還能惠及整個社會。但是，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這極少數人窮奢極欲地揮霍和浪費這些野蠻積累的社會財富。這是封建主的揮霍和浪費，而不是資本家的揮霍和浪費。而“資本家的揮霍從來不像放蕩的封建主的揮霍那樣是直截了當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總是隱藏著最骯臟的貪欲和最小心的盤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頁)。這種類似封建主的奢侈生活與資本家的奢侈生活相比是社會的倒退。吳亮既不嚴格區分類似封建主的奢侈生活與資本家的奢侈生活的不同，也不全面把握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資本家階級的剝奪歷史，而是極力挖掘出極少數人揮霍社會財富的“積極”方面，認為如果“朱門”無“酒肉”，或許“路有”更多“凍死骨”，老板一破產，工人就失業。并引用和孟德斯鳩的同時代人柯耶的話為證：“奢侈就有如火，它也許有益，也可能有害。它毀滅富人的住宅，卻維持我們的工廠。它吞沒揮霍者的遺產，卻使得工人有口飯吃。它削減少數人的財產，卻使多數人走向富裕。里昂的原料、織錦、黃金面料、花邊、鏡子、珠寶、馬車、精致的家具、美味佳肴，如果這些都遭到禁止的話，那么，不僅數百萬人將無所事事，而且同樣多的人將面臨饑饉�！憋@然，吳亮沒有看到工人之所以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吳亮不是深入地探究雇傭工人的轉化歷史，而是認為如果沒有資本家，工人就沒有工作即失業，就無法存活即工人依賴資本家養活。吳亮的這種為資本家的殘酷剝奪辯護雖然振振有詞，但其邏輯卻是詭辯的，乃至是荒謬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堅決反對混淆單純的詭辯與辯證法時指出：“詭辯的本質在于孤立起來看事物，把本身片面的、抽象的規定，認為是可靠的，只要這樣的規定能夠帶來個人當時情形下的利益。譬如，我生存和我應有的生存的手段本來可說是我的行為的一個主要動機。但假如我單獨突出考慮我個人的福利這一原則，而排斥其他，因此就推出這樣的結論，說為維持生存起見，我可以偷竊別人的物品，或可以出賣祖國，那么這就是詭辯。同樣，在行為上，我須保持我主觀的自由，這意思是說，凡我所作所為，我都以我的見解和我的自信為一個主要原則。但如果單獨根據這一原則來替我的一切自由行為作辯護，那就會陷入詭辯，會推翻一切的倫理原則�！鞭q證法與這類的行為本質上不同(《小邏輯》，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77—188頁)。正如異化勞動，馬克思指出：“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頁)難道這種異化勞動創造了美，就可以免于批判嗎！正如腐敗，雖然腐敗加速了腐朽統治集團的毀滅，但絕不能肯定腐敗就是合理的。不過，吳亮這種對資本家階級奢侈生活的片面肯定是難以粉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或準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和骯臟的。

　　吳亮特別反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與執行，認為這種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導致不少工人失業。這恐怕是開歷史的倒車。任何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首先是著眼這種政策是否符合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不是著眼這種政策是否符合部分工人的利益。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與執行顯然是符合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的。至于這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導致了部分工人的失業和利益的損失，不是這項政策不好，而是相應的配套措施沒有跟上。吳亮認為，自從最低工資標準這項政策制定與執行以來損害了一些工人的利益，美國小布什政府頒布的“最低工資”不得低于每小時7美元的政策就造成了失業率的上升。2006年，小布什政府頂不住民主黨不斷提案的壓力，終于頒布了“最低工資”不得低于每小時7美元的政策，雖然沒有沖擊大老板，但卻打擊了小老板。那些小老板為了繼續“攫取最大的利潤”，開始裁員，把原來7個人的活交給5個人做，100個人做的活交給80個人做。最低工資雖然增加了，但就業率卻下降了。吳亮所說的這種現象是產業后備軍的擴大。這種情況恩格斯在評論馬克思《資本論》時著重指出過，“在所有的情況下，這種產業后備軍卻會破壞經常在業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們的工資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頁。)而吳亮居然認為最低工資標準這項政策制定與執行只是一部分工人得利了，而另一部分工人卻遭殃了。本來，有些美國小老板抵制最低工資標準這項政策應是勞資矛盾，而不是一部分工人與另一部分工人的矛盾。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頁。)但是，吳亮卻將這種勞資矛盾轉換為工人階級的內部矛盾。吳亮沒有批判那些美國小老板對最低工資標準這項政策的抵制，而是批判督促執行最低工資標準這項政策的一些知識分子。吳亮的這種批判表面上維護的是一部分失業工人的利益，但最終損害的卻是工人階級整體的根本利益。

　　吳亮竟然還以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執行禁止使用童工這項政策時出現了一些更為惡劣的現象為由反對人類執行禁止使用童工這項政策。這種邏輯更是荒謬的。禁止使用童工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理想和未來，雖然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實現這個理想時難以做到整齊劃一，但這個理想畢竟是人類文明最終要實現的。而人類文明就是在不斷追求這些理想實現的過程中前進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地冒出來的。吳亮認為使用童工現象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避免的現象，人類在發展到更高階段后自然而然地會淘汰這種惡劣現象。并指出發達國家瑞典有過童工的歷史，而瑞典的童工主要不是通過禁令而是通過經濟增長被消除，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父母就有能力讓他們的孩子接受教育——這樣也可以使孩子的收入在未來最大化。除此之外，機械化使手工勞動無利可圖。正是這些發展最終使得瑞典有能力從法律上禁止殘存的童工，而不是相反。吳亮在禁止使用童工上徹底放棄了人類在爭取美好生活上的斗爭，徹底放棄了人類在縮短和減輕歷史發展分娩的痛苦上的努力�？上У氖�，吳亮期待的人類的美好生活絕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而是人類在艱苦卓絕的社會斗爭中爭取來的。既然禁止使用童工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理想和未來，那么人類追求這種理想的實現絕不是徒勞的。至于人類在追求這種理想實現的過程中有些措施使用不當，是可以調整的，而不是放棄對這種理想的追求。吳亮不厭其煩地重復這種現象即“那些由于這類措施而失去工作的孩子，其處境很可能將會更艱難，其職業對他們的健康可能更有害�！边@種惡劣現象的發生絕不是執行禁止使用童工這項政策引起來的，而是有些國家和地區在還沒有從根本上杜絕使用童工現象。吳亮只是看到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下崗童工的悲慘命運，而沒有看到這些國家和地區其他童工的悲慘命運。這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其實，這些國家和地區即使沒有執行禁止使用童工這項政策，也仍然會有一些孩子被迫賣淫。不是這些下崗童工，就是另外一些童工在更為危險、工資更低的崗位賣命。人類可以不斷完善禁止使用童工這項政策并對這項政策的執行加強監督，但絕不能因噎廢食。正如不能因為出現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有時反倒不如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種現象就徹底否定人類爭取做人的地位的努力。

　　中國當代社會在充分利用資本的力量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反映在有些知識分子身上表現為歷史觀與價值觀的矛盾。在歷史觀上，這些知識分子以為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認為邪惡的橫行是歷史發展難以避免的；在價值觀上，這些知識分子還是非常痛恨邪惡勢力橫行的。因此，在精神生產中，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各種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極現象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這種批判不夠徹底，有些羞羞答答，對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未來則有一些疑忌。有些知識分子甚至還提出了歷史進步與道德進步的二律背反的歷史發展觀。其實，歷史觀與價值觀是統一的。一些知識分子之所以陷入歷史觀與價值觀的矛盾，是因為他們的歷史觀在理論上不夠徹底，不能深刻地認識惡不過是歷史發展的表現形式，而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本身。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馬克思在深刻地把握歷史發展的動力的基礎上高度科學地概括了歷史發展的兩條道路，一是采取較殘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較人道的形式。馬克思指出：“正像18世紀美國獨立戰爭給歐洲中產階級敲起了警鐘一樣，19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又給歐洲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鐘。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一定程度后，一定會波及大陸。在那里，它將采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撇開較高尚的動機，現在的統治階級的切身利益也要求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的障礙除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既有較殘酷的形式，也有較人道的形式。而歷史的發展采取較殘酷的形式符合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采取較人道的形式則符合被壓迫階級的根本利益。中國當代歷史是一個未完成時，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上是重復前人的錯誤甚至為了發展而犯罪，還是在規避前人錯誤的基礎上獨辟蹊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科學發展的道路。這條科學發展的道路是社會的全面進步，是歷史的進步與道德的進步的統一。因此，在當代社會日益分化時，中國知識分子應深入地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并在這個基礎上積極倡導當代歷史發展采取較人道的形式，堅決批判當代歷史發展所采取的一些較殘酷的形式并大膽地揭露那些粉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的現存秩序的虛假意識形態。然而，吳亮卻不但不批判那些較殘酷的形式，反而極力粉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的現存秩序。與那些世界觀矛盾的知識分子相比，吳亮這類批評家走得更遠。吳亮的這種思想轉軌不但是中國當代一撥喪失歷史感的知識分子社會背叛的產物，而且集中地反映了這類寄生在歷史的碎片中知識分子的特性即他們在擱置馬克思對資本的貪婪本性的道德批判的同時還反對工人爭取美好生活的社會斗爭。

201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