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聰慧機靈如金庸筆下的黃蓉

楊絳

    2008年春天，我的母親以九六高齡過世。母親喜歡看書，頭腦始終清晰靈活，只是最后兩三個月已經無法起床了。我把楊絳新出的《走到人生邊上》放在母親床 頭，鼓勵她說：“看看人家楊絳，比你大一歲還能寫書呢﹗”她卻已無力氣看了。以往母親愛讀楊絳，直夸“這位老太太長我一歲，頭腦這么清楚﹗”我在母親家中 讀《我們仨》，好幾回淚流滿面，母親見了體貼地不多問，我讀完之后母親也捧起來讀了。

　　母親去世后我更常想到楊絳。上次見她已是五年前，2003年底﹔那時《我們仨》出書不久，女兒錢瑗﹑丈夫錢鍾書早已先后去世﹔她已翻譯出《斐多》，航郵寄贈了我一本。她以余年“打掃現場”——整理錢鍾書先生數量可觀的手稿筆記，“她認為保存手稿，最妥善的方法是出版”，傳記《聽楊絳談往事》里這么說。保存對一個人的寶貴記憶，最妥善的方法，不也是通過文字留存嗎﹖

　　五年前的那次見面之后，我曾幾度去北京卻都沒有找她，只因不想打擾她的生活。我知道她要做的事還很多，絕非閑坐家中盼望小輩來打發時間的老人 家。這回十二月赴京前，朋友從臺灣捎來時報版的《聽楊絳談往事》，還沒來得及讀就動身了，去到北京怎樣也壓不下想見她的心念，于是打電話托我的老友﹑也是 她熟識的董秀玉女士代稟來意。董女士一直是楊先生在三聯書店出書的編輯，直到退休為止﹔將近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錢府登門拜訪，就是董秀玉陪我去的。不久就 接到董秀玉回電轉告：楊先生說李黎那么遠回來一趟，明天下午過來吧。真沒想到已閉門謝客的老人家還肯見我，在嚴寒的北京冬日里，心頭泛起一股暖意。

　　2008年12月24日，在北京三里河的錢楊寓所又見到了楊絳先生。照中國算法，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她，已經九十八歲了。

　　多么巧�。旱谝淮我娝�和錢鍾書先生是也是這個時候——1980年12 月25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到錢鍾書。第二次去就只見到楊絳一人了： 1995年暮春，五月杪，老出版家范用先生與我同去拜訪楊絳，帶著錢鍾書新出的詩集﹑楊絳手抄的《槐聚詩存》想請他倆簽名。去了才知錢先生已住院大半年 了，幾時出院遙不可期。楊絳代錢鍾書簽名蓋章，把錢先生的名字寫在她前面，她一邊蓋章一邊淺笑著輕輕說：“夫在前，妻在后”，令我印象深刻極了。

　　這次我在北京四度訪楊絳，正是錢鍾書逝世十周年之后不久。還是這同一間屋子：他們是1977年初搬進這間三樓上的公寓式單元的，三臥房一客室，三十多年了，地上還是沒有鋪地板，依然如傳記里描述的“素粉墻，水泥地，老家具”。多年來兩位國寶級的學者維持著簡樸的生活，用今天北京高級知識份子的標準簡直稱得上“清貧”﹔他們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版稅收入，全都捐給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好讀書獎學金”了。

　　這些年北京已“建設”得面目全非，可是一進三里河南沙溝的那座小區，時光似乎凝止了：依然是那些一排排低低的樓房，窄窄的石砌小路，道旁扶疏的樹木……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感到安心，雖然還沒見到人。

　　楊先生總是坐在會客室里那張大書桌前，見我們進門起身迎接，步履依然輕快。室內布置如舊：書桌﹑書櫥﹑兩張沙發夾一茶幾，分別各據三面墻，靠窗的一面擺著兩三把椅子，她客氣地延我們坐沙發，自己坐椅子，我選擇了她旁邊那張椅子貼近她坐。

　　一進門就注意到會客室里放著好幾只大花籃，知道是為著錢先生十周年忌日人家送的。上次來，柜子上放的是“我們仨”的合照，現在換成擺上一幀錢先生﹑兩幀錢瑗的單人照。書桌上還是一疊疊堆得高高的書籍紙張——她還在勤奮工作哪﹗

　　楊絳穿著黑毛衣外罩紅背心，銀白頭發，一貫的清爽，靈秀，臉上帶著微笑，不疾不徐的細聲說話，時有妙語。就像《聽楊絳談往事》這本傳記書里說的，從小她就是個愛笑的小女孩﹔那曾被錢鍾書詩句形容為“薔薇新瓣浸醍醐”的姣好面色依然細致白皙，歲月的痕跡只是一些淡淡的老人斑。我還注意到她的牙齒依然齊整——想到錢鍾書在《圍城》里借她的形貌描寫唐曉芙的一口好牙，不由得夸贊，可惜她的聽覺不行了，看我指著牙齒以為在說她的嘴唇，她便說天氣干燥，涂了點凡士林油。她的嘴唇紅潤得像抹了淡淡的唇膏，一定有不少人提出過“質疑”。

　　五年前來時她已戴著助聽器，對話很容易﹔現在幾乎完全聽不見了，戴了助聽器也沒有用。她提到有一年我寄給她的一張三只貓兒的賀年卡，說不知怎的找不到了，我說回美國那家書店看看還能不能找到同樣的一張﹔然后我問起上次來時她給我看的“袋子里的貓咪”玩具，她卻怎么也聽不清。我不想對她大聲說話，干脆就由她說，我靜靜聽。

　　我帶給她一本英文書，全是可愛的貓咪圖象。知道他們一家都愛貓，過去許多年我寄過好些貓咪月歷或者卡片，在書店里看到有趣的貓咪書也會想到她。這本書買了好一段時日了，不敢奢望能親手送給她﹔臨行時還不確定到北京要不要求見，更不能期望她肯見，但還是把書放進行囊——幸好帶了，她好喜歡，捧著書仔細地一頁一頁的翻，一只貓兒也不錯過，有的還作點評�！柏垉阂獔A臉的好看”，她指著一只圓臉﹑黑毛白爪子的貓咪說：“這只像花花兒”，告訴我花花兒是他們從前養過的貓。我怎么會不知道花花兒的大名呢，不止一次讀到過的：為了花花兒跟鄰居林徽因的貓咪打架，錢鍾書常常從被窩里一躍而起，披衣出門拿了竹竿為愛貓助威。

　　欣賞完了貓咪書，她從書桌上拾起《聽楊絳談往事》來給我看，我以為她會贈我一本，但她說手中僅此一本，用來校對的——果然已經翻得像本舊書了，每隔幾頁就有折角記號，我瞥見書頁里無數小小的﹑修改的字跡。她說三聯出書時因怕盜版(我知道，只要是她的書甚至于有關她的書，一定暢銷，所以盜版猖獗)， 一版就出了十五萬冊，又因趕印，錯字很多﹔隨后臺北的時報文化版本有機會改，錯字就少多了，圖片也印得比較清晰。

　　我慢慢翻著書，她坐我旁邊，興致盎然地一張張照片解說給我聽，幾乎每一張都有話說。我注意到她并沒有戴上眼鏡，所以她其實是不大看得清楚的，但對這些照片她太熟悉了，朦朧圖象也認得出是哪張，其中的故事更是熟極。后來回到美國家中細讀，發現她的解說有的書中有，有的并未提及，即使提到過的，由她講來更為仔細生動。我才感到自己何其幸運，竟聆聽楊絳親口為我一人講述這些故事﹗

　　從第一張她一歲時胖嘟嘟的著色照片講起，第二張是媽媽抱著她坐膝上，她帶點抱歉的語氣說：那時媽媽肚里已經懷著大弟，她還壓在媽媽的肚子上﹗后來是上海啟明和蘇州振華這兩個女校的少女時代，她談到兩個學校的不同﹔好笑地看著自己穿著臃腫長棉袍的模樣兒，“看見袍子底下兩個亮亮的點子嗎﹖那是我的腳呀�！�

　　她特別深情款款指點的照片是清華古月堂的大門，縱使書上有說明她和錢鍾書第一次見面就在這里，她還是特別加強語氣告訴我：“這就是我和錢鍾書第一次見面的地方！”不多久之后就是兩人的訂婚照，在蘇州楊府全家大合影。她惋惜地嘆道：這張照片沒有拍好，站在最右邊的七妹夫和小弟臉孔模糊了。

　　另一張特別用心而且愉快講述的，就是女兒從英國寄回來的照片，上面除了錢瑗一個人之外還有一只鵝。楊先生笑意濃濃地解說女兒在照片背面寫的話——他們“仨”許多對話都有“典故”，只有自己才懂，給外人看時往往要加批注，照片后的短短兩句英文也不例外﹔從“鵝”goose的“呆鵝”含義，到錢鍾書給女兒起的雅號Pedagogoose“學究呆鵝”，楊先生津津樂道錢家父女之間開的風雅的玩笑，仿佛是昨天的事——其實那已是三十年前了﹗

　　看得出她還喜歡的幾張是夫妻倆赴英國留學和在巴黎的日子，在船上拍的合照，牛津的導師﹑住過的屋子……。還有1949年暮春，錢鍾書意外得到一筆美金稿酬，兩口子“闊氣”地玩杭州游西湖﹔翻到錢鍾書戲仿“馬二先生”的〈錢大先生游杭州記〉日記手跡那頁，她絮絮地講述那次難忘的快樂出游。我想那是最后的春天了，后來的歲月接二連三發生了許多逃避不了的苦難，她卻悠悠帶過，只說了高崇熙教授和七妹一家的慘烈悲劇，口吻還是如常。倒是動亂安定之后，他們終于開始過上不再是心驚膽戰的日子，甚至是備受尊崇禮遇的場面，她卻并不多言，只在二老散步的背影那張停頓片刻，用聽得出是欣慰的語氣說：時報出的版本，特別用了這幅放在書后頭。(是淡淡的印在書腰帶上，很美。)

　　讓我看著最難過的一張是錢先生臥病在床，插著鼻飼管，眼睛卻還炯炯有神地睜著，楊先生說：“這張是我拍的�！边@張照片以前從未曾公布過。我看著心中不忍，急忙翻到下一張，偏就是楊先生坐在棺木前“依依不舍送鍾書”，那張我已在紀念集《一寸千思》里看到過了，再看到比較不會太難過。這時董秀玉也坐在一旁，悄悄在我耳邊說：“如果還是我作編輯，就會勸她不要放上錢先生在病床上的那張照片�！蔽尹c點頭表示同意，但后來想：對楊絳來說，錢先生臥病四年多，她每天面對心愛的人模樣就是這樣的，睜開的眼睛表示他還能與她溝通，正如《我們仨》里她寫古驛道上的依依送別，只要他還在面前，就沒有永別啊。

　　九八高齡的女子，聲音還是那么細致好聽，跟外貌一樣，聽起來好年輕。董秀玉又講起楊絳打電話給她母親的趣事：楊先生在電話上禮貌地問董老太太該怎么稱呼，董母以為是個跟女兒同輩的人，回說：就叫我伯母吧。其實楊絳年紀更大呢，但從此就稱董秀玉的母親為“伯母”了。難怪董老太太在電話里聽不出楊絳的年紀，其實看模樣也不像近百歲，走動起來輕巧靈活，我暗想：倒是有“花花兒”之風哪。

　　楊絳笑笑咪咪打量我，夸道：你還是這個樣兒，一點都沒變﹗同時也周到地夸董秀玉也不老，說：“你們啊，就像我們家鄉話說的，年齡都到狗身上去了﹗”我們回敬她：您也一樣啊，年紀也沒往自己身上去呀﹗三人相對大笑。她的“家鄉話”有很多用動物打比方的可愛的形容詞，比如說錢鍾書跟著伯父念書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兒”﹔女兒小時穿的皮鞋太硬不好走路，長輩說“像猩猩穿木屐”﹔父女倆一塊兒玩是“貓鼠共跳踉”﹔當年她被老校長逼著“打鴨子上架”，擔任母校振華上海分校的校長，她用父親的話說是“狗耕田﹑牛守夜”……，由她道出格外俏皮生動。

　　當初讀到她的小說就覺得聰敏慧黠像Jane Austen(楊絳譯為簡·奧斯丁)，果然，從傳記里證實了她早就欣賞奧斯丁，五○年代在文學所外文組里就提出過：奧斯丁是西洋文學史不容忽視的大家，可是那時沒人重視她的言論，還反問奧斯丁有什么好﹖于是后來她寫了〈有什么好〉探討奧斯丁小說的好處。我也暗暗覺得她聰慧機靈如金庸筆下的黃蓉，對“書呆子”錢鍾書的一往情深和體貼照顧，也似黃蓉對她的“靖哥哥”。不過這個想法可不敢跟她提。

　　楊絳提起錢先生總是連名帶姓的說“錢鍾書”。五年前見到我時說了不止一回：錢鍾書要是還在，看到你一定很高興。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長處會讓他倆喜歡，唯一的解釋是：在他們眼中，我可以歸類到“女兒”的一型，產生“移情作用”吧。在他們面前我不是什么作家或者求學問道的人，我無所求于他們，只是由衷的敬愛，對她更是打自心底的喜歡，尤其她嬌小的個子﹑整齊地往后梳的銀發﹑文雅又帶些俏皮的說話神態，跟我母親很相似，讓我很容易就把眼前的楊絳當成媽媽般的親，這份發自內心的親近她大概感覺得到吧。

　　記得五年前見她時，我的母親已定居上海一段時日了，我告訴楊絳母親的近況，她點點頭嘆道：“你媽媽好福氣�！蔽乙粫r不知怎么接話。那時書柜上放著“我們仨”的合影，照片里那個圓臉蛋乖女兒已先她而去，我太了解孩子先父母而去的創痛是人世至慟，我想說：是我的福份，還有媽媽讓我奉養……。結果還是訥訥的什么也沒說。

　　更記得1995年她為《槐聚詩存》給我簽名蓋章時說：“夫在先，妻在后”，那時只覺得好玩也有些詫異，想她如此博學又“西化”的人，這方面倒很“舊式”呢。如今讀到《聽楊絳談往事》書中她這段話：

　　“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后’，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的“先﹑后”竟是那個意思﹗她是撐著不能先走，若走在前肯定放心不下。這個遲來的領悟令我心為之震動，久久未能平復。

　　見她的那天正巧是耶誕夜，楊先生從書桌旁挪出一棵小小的“圣誕樹”，笑盈盈地為我同去的孩子點亮——傳記書〈后記〉里提到，前些年歲尾楊絳因小恙住院一周，醫護人員對她關懷備至，出院時一位年輕的大夫送她一棵圣誕樹，接上電源，小樹就五彩繽紛的閃爍起來。我的晴兒聽見這位中國老奶奶說話一下冒出一個英語詞匯一下夾帶法語，頗感驚訝，我告訴他說：她還會西班牙文，翻譯過《堂吉訶德》呢﹗把這個小ABC(美國生的中國人)“震”得只有乖乖坐好﹑靜靜替我們照相的份。

　　冬天日短，窗外天色早已暗下來，董秀玉說：楊先生要累了，咱們走吧。我心中不舍也無可奈何。與她握別，她的手不特別柔軟也并不粗糙，九十多年來這只手成就了多少事，寫出多少字，還服過多少粗重污濁的勞役。光是這只手就是個奇跡的制造者。

　　他們寓所的小區還是一樣安靜，外觀雖然陳舊了，老人家還可以在院里散步，我想象二老并肩散步的模樣，就像那張背影的照片里那樣，定格了，永不消逝。三十年前這些簡樸的﹑連電梯都沒有的公寓式小樓房，還被稱為「部長樓」呢，當年的芳鄰們而今即使沒有搬到新建的豪宅，至少也「豪華裝修」了一番，就只有他們家保持原貌，連地板都不鋪。住在三樓，老人家進出還是得一階一階的上上下下﹔別戶把陽臺封起來增大住家面積，但楊先生不要，她要保持三口人都在時的原狀。

　　而且，在《我們仨》里，她說過：“三里河的家，已經不復是家，只是我的客棧了�！�

　　出了小區，外面就是另一個世界了。我每到她那兒一次，外面的北京城就又是一個面貌，尤其這次奧運剛過，真個是天翻地覆。那晚我們要去國家大劇院觀戲，從三里河到長安街，不算長的距離卻走了一小時不止——根本不是走，而是車子用難以覺察的慢速度在路面上挪移。往常我大概會心煩不耐，但此時我在車里心平氣和地回想與她相聚的點滴，她的從容優雅可以撫平我的焦躁，甚至生命的焦慮。新建成的國家大劇院富麗堂皇，卻并不給我親切之感，連帶里面極盡聲光之娛的表演也覺得遙遠疏離﹔我的心還牽掛在那間沒有鋪地板的小室，他們三口曾經生活在那里，哪兒也不想去﹔他們具備的知識和胸襟，給了他們一個豐饒的精神世界，那里沒有語言﹑文化﹑國界甚至時空的拘束隔閡，他們可以遨游在古今中外的文學花園里，自在享受自己珍視的喜好，讀書寫字，與世無爭，不求名不求利，不擾人也但求不受干擾……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把他倆給我的信取出重讀，整整廿八年的歲月在手中幾張薄薄的信箋紙上涓涓流過，文字猶在，寫下來，就保存住了……。這次見面，丈夫和兒子用數碼相機照了幾段錄像，我請他們放到YouTube上，便于告訴朋友們分享，查尋時只要輸入“楊絳李黎”就可以看到——只是楊先生自己大概不會上網的。有位陌生人無意間看到了，通過YouTube問我：“請問您是楊絳先生的什么人﹖”我沉吟半日，回道：“我是楊先生的一個小朋友。 ”

　　如果有同樣不知情的人問我：“楊絳是你的什么人﹖”我會毫不遲疑的說：她是我的role model——雖然我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永無可能做到她的完美，她的堅強豁達，但她顯示給我一個人﹑一個女性的典范：在人生不同階段，面對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時的隱忍從容與堅毅睿智，既會用輕盈典雅的文字寫人世百態的劇本﹑小說﹑散文，更能用最優美婉約的文筆，舉重若輕地描述生命中最沉重無奈的傷慟。

　　我欽羨的遠不僅是她少人能及的才華，更是她的智能與情操——無論是中年的憂患坎坷，甚至晚年的喪女喪偶，她始終優雅而尊嚴地活著，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坦然思考“走到人生邊上”的死生大問，為“我們仨”早走的兩位至愛保存記憶﹑“打掃現場”。年近百齡，她輕盈靈慧如少壯時，內心更是有一個遼闊的時空世界，積累了百年的覺知﹑情愛﹑智識和體驗，而且總是不斷從中提煉出最美最好的精華，成就了一則傳奇——她卻以一貫謙和的口吻，自認自己的生平“十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