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這樣一部小說，它影響了新中國幾代人，它對中國許多年青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過深刻影響。由它而形成的一種革命精神，與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種精神早已成為激勵我們自強不息的強大精神動力。

這部小說名叫《紅巖》。小說源于作者羅廣斌、楊益言當年在重慶國民黨監獄渣滓洞、白公館的親身經歷，他們都是重慶“11·27大屠殺”的幸存者。小說中相當一部分人物，都曾是他們在渣滓洞、白公館的革命戰友與獄友，只是這些同志犧牲在重慶解放的前夜。

小說《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

羅廣斌，1924年出生在四川重慶忠縣一個地主家庭。他同父異母的長兄羅廣文是蔣介石的嫡系，歷任國民黨18軍軍長、15兵團司令，抗戰勝利后羅廣文是四川境內兵力最強的將領。

中學時期，年青的羅廣斌強烈反抗家庭包辦婚姻，并積極爭取自己的愛情與婚姻自由，為此，羅廣斌被父親送往昆明，交由其好友馬玉之兒子馬識途看管。羅廣斌的父親并不知道馬識途是中共西南聯大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在馬識途的影響下，羅廣斌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昆明西南聯大附中讀書期間，他不僅加入了中共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還積極參加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1946年，當羅廣斌家人得知他已受共產黨思想影響后，趕忙來信強迫他離開昆明回到四川。在征得黨組織的同意后，羅廣斌假意無奈回到重慶家中。到達重慶后，羅廣斌很快與當地中共地下黨接上關系，秘密參加當地地下革命工作。隨后，經中共黨員江竹筠等人介紹，羅廣斌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統。1948年秋，因中共重慶市委正、副書記劉國定、冉益智相繼被捕叛變，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羅廣斌也被叛徒出賣。9月10日，羅廣斌在成都家中被捕，先后囚禁于國民黨在重慶設立的渣滓洞和白公館兩處監獄。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此時，國民黨在西南的統治早已是風雨飄搖，大廈將傾。早已逃亡臺灣的蔣介石此時下達一道密令，要求重慶軍統將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中共地下黨全部槍殺。1949年11月27日白天，特務們開始瘋狂地對囚犯進行屠殺，近300名革命志士英勇就義，烈士的鮮血染紅了紅巖村、歌樂山。在此次大屠殺中，有35人從特務的槍口下僥幸脫險，其中有19名革命志士是由羅廣斌率領從白公館監獄逃出來的。

原來，早在大屠殺前，羅廣斌就已經勸說、策反了白公館看守楊欽典，時刻準備越獄。11月27日凌晨，當楊欽典得知屠殺要開始時，他剪斷了電話線，打開了大門的鎖，然后回到樓下二室，對羅廣斌說：“你們趕快做好準備，我到樓上看動靜，如果沒有什么問題，我就踏三聲樓板，你們就跑！” 作為這次越獄的組織指揮者，羅廣斌把身邊的難友召集起來，嚴肅地部署道：“同志們，快，我們趕快做好準備，這次突圍，按老中青分成幾個組，分組突圍；出去后分頭行動，翻過歌樂山往紅槽房方向走，出封鎖線各自找好隱蔽處藏好，等待解放軍，迎接勝利……”這時，樓上傳來了楊欽典的信號，羅廣斌一揮手：“同志們，我們走！”天亮后，羅廣斌攙扶著獄友楊其昌（黔軍愛國將領，于1948年冬和舊友陳銘樞等在重慶組織“民革”，密謀倒蔣，半年多后被蔣介石下令逮捕，囚于白公館監獄）一路前行。當他們沖出歌樂山，走上大路后，便加入到來往的人群中，急匆匆趕往白市驛，躲進楊其昌的一個老部下的家中，在那里等待重慶的解放。

另一名作者楊益言，1925年出生于重慶。在考取同濟大學后，楊益言前往上海讀書。在讀書期間，他擔任了上海地下學聯機關報負責人和“主筆”。1948年初，因參加反美反蔣反內戰的學生運動，楊益言被學校除名并遭緝捕。獲釋后回到重慶，在重慶中國鉛筆廠職工夜校執教。同年8月，由于楊益言寫給女友的信件被特務查到，特務誤認為他是中共派回重慶恢復《挺進報》的共產黨，便逮捕了他，將其囚禁于渣滓洞監獄。1949年4月，因楊益言與中共地下組織及民盟、民革組織均無關系，只是一般嫌疑犯，經家人保釋出獄。

小說《紅巖》創作前的文學準備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八览锾由钡牧_廣斌不忘犧牲烈士們的囑托，利用這段時間很快寫出一份長達2萬字的《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該報告包括“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脫險人物——白公館（全部）”和“獄中意見”等7個部分。其中，“獄中意見”是羅廣斌對獄中難友們集體意見的歸納。這八條是烈士們披瀝赤誠的訴說，是他們集體意志和智慧的結晶。其內容如下：

一、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

重慶解放后，羅廣斌被安排在“重慶市追悼楊虎城將軍暨遇難烈士籌備委員會”工作，與他一起工作的還有劉德彬。他們的任務是在一個月內整理好“11·27大屠殺”中近300名遇難者的材料，以作為烈士評定的參考依據和國民黨重慶集中營的檔案材料。由于時間緊，任務重，組織派楊益言過來幫助羅廣斌、劉德彬工作。經過日以繼夜的工作，在追悼會舉辦前夕，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終于編印出20萬字的《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特刊，其中收錄了羅廣斌撰寫的《血染白公館》、劉德彬撰寫的《火燒渣滓洞》，楊益言寫了《我從集中營出來──磁器口集中營生活回憶》。

不久，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被分配到重慶共青團市委工作。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為鼓舞民眾努力生產、積極為抗美援朝做貢獻，重慶共青團市委要求羅廣斌、楊益言和劉德彬大力宣傳重慶解放前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跡。于是，他們便開始在重慶各機關單位、學校、人民團體，以親身經歷的真實事件為素材進行演講。演講深受廣大聽眾歡迎。為更好地宣傳烈士們的英雄事跡，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決定將其在獄中與敵人英勇斗爭的切身經歷寫出來。很快，他們三人合作撰寫的報告文學《圣潔的鮮花———記97個永生的共產黨員》，在重慶《大眾文藝》雜志上發表。文章發表后，在重慶等地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

1956年夏，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成立傳記文學組，并創辦了一個新型刊物《紅旗飄飄》。該刊主要任務就是宣傳烈士及英雄人物事跡。在安排第二期稿件時，編輯室收到四川省長壽縣讀者趙山林的一封來信。信中，他反映了一個意見：他們聽了羅廣斌同志介紹解放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血錄，受到很大教育，希望中國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過寫小說的形式出版發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這封讀者來信促成了中國青年出版社向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第一次約稿。1956年秋，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聯名向重慶市委書記處請創作假，想將歌頌烈士的宣傳講演寫出來，以便讓更多的青少年受到教育。重慶市委批準了他們的這個請求，三人便住到重慶南溫泉開始緊張的創作。三人的分工是：羅廣斌寫陳然、“小蘿卜頭”，劉德彬寫江姐、老大哥、云霧山、“黑牢詩人”蔡夢慰、流浪兒蒲小路，楊益言寫龍光章和“水的斗爭”。半年后，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整理出回憶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并寄給中青社。1958年2月，該革命憶錄發表在雜志《紅旗飄飄》上。這是紅巖故事第一次以回憶錄的方式與全國讀者見面。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在烈火中永生》。這次出版，使得紅巖故事在全國廣為傳播。

《紅巖》的創作經歷

1958年10月，時任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總編輯朱語今和文學編輯王維玲赴四川、云南考察，為中青社文學編輯室組稿。在成都，四川省作協主席沙汀向朱語今推薦了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等人所撰寫的反映革命志士在重慶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與敵人英勇斗爭事跡的報告文學和回憶錄。朱語今敏銳地意識到，這部作品很可能是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素材。于是，朱語今和王維玲匆匆奔赴重慶，想找羅廣斌等人面談。

到重慶后，他們得知羅廣斌、劉德彬正在長壽縣境內的長壽湖農場勞動鍛煉，朱語今一行在已經擔任共青團重慶市委辦公室主任的楊益言陪同下，前往農場拜訪。在與三人面談時，朱語今鄭重其事地向他們約稿，請其根據親身經歷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因他們從未寫過小說，恐難勝任，故沒有立即答應。朱語今見狀，便熱情地鼓勵道：“你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團干部，天天動員團員青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們自己就不能帶頭實行？你們沒寫過小說，為什么就不能學著寫？就不敢寫？你們寫小說，目的很明確，不為名，不為利，為了教育青年一代，為了完成烈士的囑托，完成一個幸存者、一個革命者應盡的義務，把筆拿起來，不要猶豫了，寫吧，一定要把書寫好！”在這番話的鼓舞和激勵下，羅廣斌等人最終接受了小說創作任務。

朱語今、王維玲從長壽湖農場回到重慶市，立即向分管共青團工作的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肖澤寬匯報了向羅廣斌等人約稿之事，并建議市委提供一切便利條件。肖澤寬隨后向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進行了匯報。經重慶市委討論，決定由羅廣斌、楊益言來創作這部小說，劉德彬因被劃為右派，就不參加其后的創作。市委強調要把長篇小說《紅巖》的創作，當作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來抓。為此，市委指定肖澤寬負責組織領導小說《紅巖》的創作。任白戈對肖澤寬說：“寫‘中美合作所’獄中斗爭這樣題材的小說，作品的主題思想，應該是‘表彰先烈，揭露敵人?！?/p>

1959年初，羅廣斌、楊益言開始小說《紅巖》的創作。為完成這項光榮的政治任務，羅廣斌、楊益言白天搜集素材，晚上寫做。重慶冬天的夜晚很冷，他們寫著寫著，手便凍得有些發僵，漸漸連筆也握不住了，不得不停下來使勁地搓手，待手稍微暖和后再繼續寫作。為更好地了解解放前敵特情況，市委特許羅、楊二人到公安部門查看眾多的敵特檔案，并可采訪在押的敵特分子。在此過程中，羅、楊二人發現了一整套跨度長達15年的特務日記，這使得他們對特務內部互相傾軋又相互利用等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各種人物的面貌、心理特點，有了更深刻、更具體的了解，從而加深了對敵特人員的認識。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羅、楊創作出《紅巖》初稿。初稿完成后，市委以“征求意見本”形式印刷出來，送交各界人士審讀、提意見。不久，有關方面在讀后提了很多意見，包括小說整體“低沉壓抑”“滿紙血腥”“缺乏革命的時代精神”等。還有人針對羅、楊從沒有寫過長篇小說的實際情況考慮，建議他們不要寫渣滓洞、白公館兩個監獄的斗爭，應集中筆墨寫一個監獄斗爭。有的則建議他們只寫獄中的斗爭，不要鋪展開來，寫獄外地下黨的活動。

當羅、楊二人聽到這些反饋意見后，心里十分低落。為幫助作者跳出真人真事的束縛，站在更高的角度反映“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館監獄里面的斗爭，重慶市委特意召開了三次座談會，邀請四川、重慶文學界和一些從事過地下黨的老同志參加，給“征求意見本”繼續提意見，給作者提供史實、史料、背景材料。在座談會上，羅廣斌、楊益言聽到了更多革命素材，這使他們掌握的資料不斷得到充實和豐富。

聽了座談會上大家的意見，肖澤寬不斷鼓勵這兩位年輕作者：“三個座談會開下來，聽了不少意見和建議，你們還是要獨立思考的，自己負責，放開思想，大膽創作，才能進步。你們半路出家，更要下功夫補上這一課，邊學邊寫，不要急躁，要有長期思想準備，一年不行兩年，三年不行五年，為黨爭氣，為死難烈士爭氣，也為自己爭氣，一定要把小說寫好?！?/p>

為提高作者的文學創作水平，重慶市委提出要羅、楊二人拜老作家沙汀為師。當重慶市委向沙汀發出邀請函后，沙汀愉快地接受了邀請。在看完《紅巖》“征求意見本”后，沙汀特地從成都趕到重慶，當面向向羅廣斌、楊益言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提出：“你們現在還是關在牢房里，帶著手銬腳鐐寫這場斗爭。要從牢房里走出來，把手銬腳鐐全丟掉，以勝利者的姿態，眉飛色舞地寫這場斗爭?！彼芡馊伟赘晏岢龅摹靶≌f精神狀態要翻身”的意見。為開闊羅、楊的思想和視野，解決好局部與全局的關系，沙汀向重慶市委提出了一個建議，讓羅、楊親自到北京參觀學習。當時北京剛剛建立革命歷史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正在內部展出1947年到1949年黨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指揮解放戰爭的電報、指示、文件、社論等歷史檔案的原件。

1960年夏，羅廣斌、楊益言到北京參觀。在中國革命歷史展覽館，他們偶然看到毛主席指揮解放戰爭的全部電報手稿，這使得他們猛然醒悟到他們小說的癥結所在：對解放戰爭的全局缺乏了解，小說沒有和革命大形勢結合起來。羅廣斌和楊益言的思維立刻活躍了起來。他們對許多問題都有了新的認識，對于怎么樣塑造好革命烈士的形象，找到了新的感覺、新的亮點、有了新的構思、新的突破。北京之行后，羅、楊寫出的新稿有了很大進步，該稿無論是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藝術技巧上，都有明顯提高。

1961年1月，羅廣斌、楊益言把重新修改的《紅巖》新稿寄到北京。中青社在讀完稿子后，寫信給羅廣斌和楊益言，希望他們來趟北京。3月7日，羅、楊來到北京。3月8日、9日，編輯室同志和他們連續開了兩天討論會，一是對稿子中一些地放再進行修改，二是確定小說的名字。當時《紅巖》的書名暫定為《禁錮的世界》。經過討論，大家一致同意將書名確定為《紅巖》。因為重慶的紅巖村曾經是黨中央代表團住過的地方，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取名《紅巖》意味著這本書的主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大后方人民和蔣美反動派展開了一場錯綜復雜的殊死斗爭，黨的光輝指引著人民艱苦奮斗、不怕犧牲、奪取勝利，而烈士們就是大后方人民的光榮代表。

在中青社編輯的指導下，羅楊二人奮斗了3個多月，1961年6月，他們寫出了《紅巖》“第四稿”。6月27日，羅廣斌和楊益言帶著小說清樣，乘車回川。他們先在成都下車，把“四稿”清樣送給沙汀審讀。沙汀看完此稿后認為：“‘四稿’可以了，作品的精神狀態較過去翻了身，作品的結構基本組織起來了，再加工一下，即可出版，不必再放了?！蓖瑫r，沙汀還要他們在聽取重慶市委和各方面的意見后，再一次來成都，他和他們逐章地研究作品的修改問題。 1961年8月，當沙汀再次看到《紅巖》書稿時，他花了9天時間對全書進行了潤飾。9月中旬，羅廣斌、楊益言帶著川渝兩地眾多同志的意見，再次來到北京，準備對書稿做最后一次修改。經過兩個多月的修改，12月9日，全書終于修改完畢。

《紅巖》出版后的巨大影響

1961年12月，長篇小說《紅巖》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該書一出版，便受到全國讀者的追捧、好評如潮。人們將《紅巖》稱為“共產主義的教科書”。當時，新中國正處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但書中革命先烈的形象和事跡，深深感染、激勵著中國廣大民眾，它引導著廣大讀者以堅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從饑餓的困境中，從低迷消沉的狀態中走出來，勇敢地去克服困難、戰勝困難。

不到兩年時間，《紅巖》被多次重印，發行累計達四百萬冊。書中人物江姐、許云峰等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歷經六十年，小說《紅巖》早已成為新中國最為經典的紅色文學作品，至今仍暢銷不衰。它不僅被中國一代又一代年輕讀者翻讀；而且還在被翻譯成英、法、蘇、德、日、朝等十多國文字后走出國門，被外國讀者所關注。在國外，《紅巖》被譽為“共產主義的奇書”，它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贏得了巨大的國際聲譽。

今年是羅廣斌先生誕辰百年，又是《紅巖》出版六十三周年，謹以此文向這部紅色經典小說致敬！向它的作者羅廣斌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