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6年底，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資助前來中國考察新航線。正當他信心滿滿準備出發時，遭到十二家機構組成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強烈抵制。接下來，中國學界據理力爭，終與赫定簽訂了合作辦法，成就了這次國際平等合作考察。此行一去八年，對于起步階段的中國科學界與注重發表權的赫定來說，是雙贏的結果。

“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聯合科學考察活動，在中國近代科學史和中外科學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九十多年前5月的一天清晨，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終于松了一口氣。

“1927年5月8日的黎明，終于揭開了我們在北京最后一天的帷幕。西北科學考查團中的德國和瑞典隊員已經整整等候了六個星期之久。解脫的鐘聲在最后一刻鳴響時，我們與談判對方之間持續兩個多月的反復談判終于達成協議。一直到5月9日大約中午時分，我們才真正動身?！?/p>

斯文·赫定（Sven Hedin）不但是位著名的地理探險家，也有著非常高明的外交手段，目的終于達到了，他將領導一個規模龐大的由多國科學家參加的團體，名為“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踏上征程，向西方萬里行。

斯文·赫定迫不及待的心情從考查團出發的時間可以看出，5月8日半夜簽訂協議，全體人員第二天中午已經集結在西直門火車站準備出發了。他的擔心或許是有道理的，避免在任何情況下節外生枝，在此之前他已經領教了這種情況的發生。

“凡一國內所有之特種學術材料……絕對不允許輸出國外”

1926年底，年逾花甲的斯文·赫定來到北京準備他的第五次中亞探險活動。這次探險活動得到了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經費支持，后者準備開辟德國至中國的空中航線，希望斯文·赫定能收集航線沿途的氣象、地質等方面的材料。這時的斯文·赫定聲名如日中天，是世界知名的地理探險家，而與他打交道的奉系北洋政府卻奄奄一息，有隨時垮臺的危險。赫定與德國人的飛行考察計劃被拒絕，而他率隊進行陸路考察的計劃卻獲得北洋政府的批準，并且與當時著名的學術機構農商部地質調查研究所簽訂了合約。

簽約活動的順利進行，實際上與另一名著名的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1874—1960）有密切的關系。早在1914年，安特生受中國政府的聘任擔任農商部礦政司的顧問。接下來安特生在中國進行一系列的礦產調查和考古活動，發現大型鐵礦和仰韶文化，積累了相當廣泛的政學界人脈，并且利用自己的學術聲譽贏得北洋政府的信任。

當安特生得知斯文·赫定可以率領駱駝隊前往新疆考察時，異常興奮，前往新疆考古也是他多年的愿望，他希望沿河西走廊直達新疆來尋找中國彩陶文化的傳播路線。安特生建議團隊中一定要有考古學家參與。在安特生的強力推動下，他得以代表瑞典中國委員會與翁文灝代表的中國地質調查所簽訂一項協議。協議共有八條，規定了瑞典科學家在中國考察的時間和范圍。中方有包括一名考古學者在內的三名人員參加，考察活動為期一年?？疾爝^程中所有搜集到的動植物及化石由中瑞兩國平分；歷史文物先由中方保存，然后副本歸瑞典。中方人員參加是翁文灝爭取的結果。如果單就協議條文來說，在當時中國之內外情境下，這不能說是個不平等的協議。當時中國參與之國際合作都仍在摸索階段；如考古學家李濟自美返國后，美國史密森學會弗利爾美術館希望與其合作進行考古發掘，李濟猶豫再三后以兩個條件為前提同意，一是他們必須與中國學術團體合作；二是發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在周口店古人類遺址發掘時，翁文灝與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所簽協議書上，大體也有類似的表述。

看來一切準備停當，但問題沒有這么簡單，正當斯文·赫定探險隊緊鑼密鼓準備出發時卻遇到了很大的麻煩。由北京大學國學門發起，廣邀國立歷史博物館、古物陳列館、故宮博物院、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等十二家機構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聯合發表宣言，阻止政府發給護照，使斯文·赫定探險隊無法成行。

根據名為《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所示，歸納起來有兩條：一是反對外人將在中國采集的各類動植物標本及歷史文物標本運至國外，稱“凡一國內所有之特種學術材料，如歷史材料。及稀有之古生物動植礦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國權等理由皆宜由本國各學術團體自為妥實保存，以供學者之研究，絕對不允許輸出國外”。二是斯文·赫定考察隊的英文名稱為Sven Hedin Central Asia Expedition，直譯就是“斯文·赫定中亞遠征隊”。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隊名中直接使用Expedition一詞，有搜求、遠征的含義。這個詞匯主要應用于已經不存在的古代國家的探險活動，在一個現代主權國家使用這樣的詞匯顯然有侮辱之意。但這樣的宣言或許并非中方的共識，依照袁復禮的理解最不能容忍的兩點是：一、只容中國二人負與中國官廳接洽之義務，限期一年，即須東返；二、關于將來采集歷史之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國有相當機關再送還?！按硕l為吾人最不滿意者，亦括先受反對之理由?！?/p>

科學帝國主義思想充斥著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探險家的腦海

斯文·赫定寫了一封長信給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來解釋他的立場和其中的誤會。我們在重新閱讀斯文·赫定回信之前再回過頭來關注一下協議簽成之前的社會背景。文藝復興時期地理大發現是新興帝國擴張的根源，西方列強的擴張行動也鼓勵以探索西方人未知地區為目標的冒險活動。文化自負伴隨著種族優越性是探險活動的催化劑，帝國的擴張也使探險家們迅速獲利。探險日記或探險記的出版流布，很快使他們變得家喻戶曉，爭先恐后成為西方探險家的經常狀態。斯文·赫定就是在這種背景鼓勵下踏上探險征途。1885年，年僅二十歲的斯文·赫定有一個在遙遠的里海西岸當家庭教師的機會，他毫不猶豫地前往。進入柏林大學讀書后，地理學家李?；舴遥‵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是他的導師，也是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人。大學期間斯文·赫定學習了多種語言，經受嚴格的學術訓練并獲得博士學位。相較斯文·赫定第一次中亞考察因短暫而默默無聞而言，他的第二次中亞考察獲得極大成功，同時考察報告《穿越亞洲》也為他在西方世界贏得極大榮譽。緊接著斯文·赫定又進行兩次中亞考察，被西方媒體認為是繼馬可·波羅、哥倫布之后最重要的探險家，其貢獻完全是開拓性的。

斯文·赫定（1865—1952）

雖然斯文·赫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探險家，但他的母國僅是波羅的海沿岸的一個北歐小國，在政治上未能替他帶來多少與外國交涉的優勢。斯文·赫定所能依靠的是英國和德國，特別是戰后的德國為他的探險事業帶來新機。1926年，斯文·赫定的機會來了，德國想在中國和德國之間開辟一條途經中亞的空中走廊，漢莎航空公司承擔全部費用。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在遠東的利益受到很大損失，但是他們又希望尋找新的增長點，開辟航線也是在華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斯文·赫定的親德立場無疑成為德國代理人的最佳人選。斯文·赫定來華之前其實已經和德國人達成若干協議，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雖然整個考察活動斯文·赫定本人不收取任何報酬，但他有權以公開形式發表探險經歷，而其他隊員則沒有這樣的權利。即使其他隊員要寫回憶錄，也要等到探險活動結束兩年以后才能發表。同時斯文·赫定還有權利在探險結束以后用特定形式發表探險隊中所有科學成員的研究結果；這部系列著作將以《斯文·赫定探險隊對中國西北省份的科學探險報告》為叢書名。作為著名地理探險家的斯文·赫定，顯然知道他自己最想得到的是什么，而德國航空專家熱衷的則是航線沿途的氣象學訊息，包括盛行風、云團、沙暴及暴風雪等影響飛行的因素。當探險隊人員抵達北京時，眾多裝備也同時運達。帶著這樣的現實目的來到北京，雖然自認為做了萬全準備，但他們忽略的是當時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這實際上代表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強權國家對中國的一貫立場，完全無視此國家主權的存在，斯文·赫定等人只是沿襲了如此對中國之態度，認為一切都會順理成章。

科學帝國主義思想充斥著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探險家的腦海，具有現代知識的優越性促使他們橫行世界，所向披靡。他們將所有的探險活動正當化、甚至正義化，并以為類似的活動不應該受到約束，尤其是當地政府或團體制約。以科學考察為目標的科學家在科學帝國主義的架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斯坦因、伯希和為代表的探險家們在中國的行為，挾科學的傲慢，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警惕?！拔逅摹边\動以后的啟蒙運動，讓人們不但注意到西方列強在軍事、政治上的侵略行徑，列強在文化上的行為亦讓學術領袖們如鯁在喉。斯文·赫定抵京時，瑞典王子也剛剛離開，后者在會見外交部長顧維鈞時竭力促使斯文·赫定的探險活動能夠成行。

斯文·赫定在后期的回憶中用了很大篇幅來分析當時的政治局勢，拜訪包括北洋政府大員在內的各色人等。德國人的飛行計劃被拒絕，北洋政府覺得這個計劃公布可能會引起政局動蕩，但留下一個等緊張時局緩和后再議的口子。出人意料的是，斯文·赫定駱駝隊西行的計劃卻被批準了，在北京外交圈、甚至整個西方白人圈引起很大的震動。這支主要由德國人構成的探險隊成行，主要是斯文·赫定的功勞，讓赫定本人覺得瑞典籍也成了一種財富，竟說：“一般都認為，瑞典從未欺負過中國?！笨墒俏鞣揭恍鴽]欺負過中國，竟然變成令人可敬而自豪的優點。而德國在華的治外法權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都被取消，德國人要接受中國人的管轄。中外報紙都在報道探險隊將要啟程的消息。

敦煌文書的發現給文化自覺意識強烈的中國學術領袖以重大刺激

當斯文·赫定信心滿滿地準備啟程時，受到來自中國學術界的阻力，被他認為是八年探險經歷中最乏味的日子來臨了。對于中方宣布的緊急行動方案，在丁文江的口述下斯文·赫定寫了封措詞極為委婉和謙恭的信。依照斯文·赫定的說法，這封信并沒有被發出，可是在1928年2月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中卻收錄這封信。在這封致沈兼士轉“團體協會”的信中表示，此行并不是要攫取古物出國，并愿意與該協會合作，邀請一考古或歷史方面有經驗者同行。落款時間3月9日。中國學術團體《報告》下注明，這份《報告》屬臨時性質，多數只西文函件撮錄，這樣反而真實地記錄了雙方交涉的過程。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對于阻止斯文·赫定探險活動有一段解釋：

我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古跡以及其他之特種學術材料蘊藏極為豐富。只以學術機關，事權分散，勢力薄弱，不能充量采集發掘，加以研究。遂常引外人覬覦，如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瑞典人安特生、俄人伯芳柯甫、美國考古隊，皆善（擅）往各地發掘古物，如甘肅、新疆之經卷、壁畫、陶器，蒙古之化石，莫不大宗梱載以去，實堪痛惜。

敦煌文書的發現給文化自覺意識強烈的學術領袖以重大刺激，他們不能坐視與自身歷史文化密切關聯的古代文物流失國外。當然這些文化領袖主要關注點尚在自身熟悉的古代文物領域，礦物、植物、動物的內容較少進入他們的視域。

釋迦佛趺坐像，著色

樂伎天像殘片，著色，載黃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

唐《伏羲女媧圖》軸，1928年黃文弼在新疆吐魯番哈拉和卓采集，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期間斯文·赫定去信對遠征隊這一名稱進行解釋：說反對的理由實乃出于對Expedition一詞的誤會。據他所知“科學遠征隊”乃科學家有組織的團體，有帳幕、駱駝、糧食等給養方能遠征荒野如蒙古、新疆之沙漠地帶就是最好的例證?！翱茖W遠征隊”一名滋生誤解，實在抱歉?？傊?，此命名實無侵害之意，如有誤會則愿意放棄這樣的命名。

1928年3月20日，斯文·赫定和安特生應邀來到六國飯店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代表進行協商。斯文·赫定卻稱是中方代表五人19日來到，周肇祥主談，袁復禮記錄；中方備忘錄記錄雙方詳盡對話，其中片段：

赫定：此行主要目的在考察地理氣象天文及地磁學，對于考古及地質學是附帶目的，如有人反對，此二項可以取消。

周肇祥：我們反對不只此一二項，是整個的反對。不專為某一事。以前我們只知道你們去考古以及地質，并不知道有其他目的。

赫定：關于觀察氣象的記錄，我要送與中國中央觀象臺一份，但印刷此項報告要在瑞典去辦。

周肇祥：為何不在中國。

赫定：記錄原稿一定甚多，在中國計算甚麻煩，所以要到瑞典去辦。但希望中國派人同到瑞典襄助計算。這些氣象臺的一切器械設備俟我們回國時一定完全送與中國。

周肇祥：所記錄的氣象與中國軍事上國防上均甚有關系，似乎不能拿到外國去發表，此我個人意見。

赫定：我可十分擔保所記錄的與軍事毫無關系。關于氣候問題，如把一個地方氣候考察清楚，對于考察全國的氣候均有關系，我們全在沙漠中考察，與軍事可謂毫無關系。

周肇祥：你們雖然不注意軍事及國防問題，但這樣記錄倘為別國看見，難保他們不利用他。

赫定：這次宣布全是科學的，不是實用的。況且這樣的考察記錄與歐洲印度及中國海洋的比較均有關系，可是與軍事無關。

袁復禮：以前美國曾有人欲到加拿大去研究氣象，加拿大政府就拒絕了，這種事在外國是常有的。

赫定：我不知道這事?？茖W是無國界的，中國的一切學問國際上尤想明白。

面對中方代表的詰問，斯文·赫定有些閃爍其詞，有關氣象與軍事的關系中方的詢問顯然有針對性，斯文·赫定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在以后的回憶中，他這樣評價中方代表：“對方表現的倒是很客氣和和藹，同時，他們語言邏輯上的鋒利及其透入的深度又令人震驚?！绷硗?，顯然斯文·赫定刻意隱瞞了參加隊員有德國軍人和整個費用出資方等資訊，這些在他與漢莎航空公司協商時已被列為不可暴露的絕密。中方當然在許多問題上點到為止，并沒有進一步追問。

原本處于幕后的核心人物劉半農，寫了措辭非常激烈的信給斯文·赫定

當然我們不難想象斯文·赫定并不會被輕易難倒。

3月22日斯文·赫定評估了各類風險之后決定讓探險隊中的大部分成員乘坐火車離開北京前往包頭。斯文·赫定的冒險舉措引起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強烈的不滿，劉半農這個原本處于幕后的核心人物，寫了措辭非常激烈的信給斯文·赫定，指出其出爾反爾、違反協議，并指出如果斯文·赫定離開北京，一切將無從挽回。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受到壓力，準備撤回已頒發的護照。同時也電告綏遠、新疆、甘肅省政府，敦促他們阻止探險隊可能的行動，因為它侵犯了中國主權。在得到斯文·赫定保證之后，新一輪談判如期進行。中方的主張由劉半農帶給斯文·赫定，共有十五項。首先探險隊要改換名稱：中國科學團體聯合會下屬赴新疆代表團。

在靜靜聽完劉半農宣讀完中方的十五條意見后，斯文·赫定冷冷地說道：“這是一份要強加于我的《凡爾賽條約》?！苯涍^兩個半小時你來我往的商討，老練的斯文·赫定已經摸清中方的底牌。結論是中國人毫無疑問會在所提出的具體條目上做出讓步，他們絕不愿白白失去加入由外國人出資而又裝備先進的大型探險隊的機會。斯文·赫定能接受的有十五條中的八條。翁文灝勸說斯文·赫定接受這些條件，他認為這些要求都是適度的，并無過分之處，并稱此協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禮儀性的，它不會帶來任何麻煩。對于中方雇員的報酬，翁也勸他不妨大方一點。

斯文·赫定最關心的問題卻根本沒有在這十五條之中，而是“有關發表一本通俗的旅行指南讀物”。顯然斯文·赫定用“通俗的旅行指南讀物”來替代他每次探險活動之后的探險紀實。翁文灝告訴他這很好辦，根本不用理會。赫定還是擔心地問道：“假如我沒經委員會同意就寫了類似的書，難道他們不會很憤怒嗎？”翁文灝安慰道：“我想不會。只要你愿意，對這一點你可以保留你的權利?！?/p>

看來勢頭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多變的政治局勢給本來就已經風聲鶴唳的西方交際圈帶來不確定因素。德國公使已電告柏林，聲稱他已無法保證探險隊在華人員的安全，希望能撤回。張作霖沖擊蘇聯駐華大使館，抓走共產黨領袖李大釗的事件，也在4月6日發生。北伐的國民黨人快打過來了，斯文·赫定只能加速談判進程，爭取早日成行，同時拜訪奉系軍閥的核心人物楊宇霆總參議，爭取軍方的支持。

新一輪談判開始時，斯文·赫定首先開出的條件是，探險隊只能安排4名科學家和5名學生，科學家每人每月150美元，學生每人每月50美元。中方的原有條件則是5名科學家，10名學生，雙方已經非常接近了。最重要的則是在調查或者發掘后的文物副品問題，斯文·赫定在滔滔不絕的發言中，用無可爭辯的語氣告訴中方代表：如果有許多重要考古發現，貴方將獲得其中大部分，我們只要求雙份其中之一。貴國的古老藝術也將為更多的歐洲人所知，實際上是替中國在宣傳。連這點要求也無法滿足，我不僅無法交代，還會遭人恥笑和攻擊。中方提出的問題是：重復物很難定義，也很難分得合理。斯文·赫定接著追問，如果是兩個一模一樣的古墓呢？“那好，其中一個歸你?！边@是一個重大讓步。斯文·赫定希望就此條款簽訂一個不公開的協議，中方也同意以書面形式回答這一問題。

一切按照翁文灝推演的劇本向下進行，斯文·赫定很快摸清中方底線，雙方都有很快達成協議的需求。原則問題敲定以后，又有兩次細節推敲，例如中瑞雙團長制、理事會的領導權等，更細小的文字表述都有你來我往的口舌之戰。不過，斯文·赫定內心十分清楚，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會有實際影響。他非常篤定地認為只要探險隊一出發一定會按照他的意志行事。李濟被赫定認為是所有中國人中最通情達理的人，他勸說固執的周肇祥在最后文本上簽字。4月26日下午雙方在北京大學進行最后磋商，集中在第十三條，修改后確定如果不影響探險隊的活動，也可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斯文·赫定覺得修改后的內容對他們更加有利。協議由周肇祥與斯文·赫定共同簽署，中文的原件用紙非常講究，特地選擇了乾隆年間的宮廷舊紙。斯文·赫定在慶祝宴會上被告知他已被任命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名譽顧問，這個榮譽性的頭銜也標志著數月前要趕走他的團體，已接納其成為重要成員了。

西漢木簡摹本，載黃文弼著《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

龜茲語文木簡，載黃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

舍利袋、絳地雙魚紋錦殘片與各種飾品，著色，載黃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

以后任何外國探險家要求在華進行科學調查活動，這份協議將作為前例，約束來者

探險隊的名稱已變更為“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團長由北京大學教授徐炳昶擔任。但據斯文·赫定說在西方世界中考查團被冠名“中瑞探險隊”。名為《中瑞共同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合作辦法》的協議共有十九條，其中十至十四條為：

第十條 凡直接或間接對于中國國防、國權上有關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如有違反者，應責成中國團長隨時制止。

第十一條 旅行時所繪地圖。除工作所用區域外，其比例不得大于三十萬分之一。

第十二條 考查時應守之規定如下：

（一）不得有任何借口致毀損關于歷史、美術等之建筑物。

（二）不得私人名義購買古物。

第十三條 關于考古學。規定不作發掘的工作，但遇有小規模之發掘。對于全團之進行并無大礙。又采掘所得之物不甚滯，運輸上無須有特別設備者。得由中國團長商同外國團長執行。（但對于全團進行并無妨礙時，較大規模之考古學的發掘仍可為之）

第十四條 收羅或采掘所得之物件。其處分方法規定如下：

（一）關于考古學者。統須交與中國團長或所委托之中國團員運歸本會保存。

（二）關于地質學者。其辦法同上。但將來運回北京之后。經理事會之審查。得以副本一份贈與斯文赫定博士。

《辦法》中還規定了中西文考察報告的出版方法。這份協議，就其長遠的歷史意義來說，反映了一個國外探險家得以在中國各地任意行其探索、搜羅文物并攜返其國的時代之結束。正如中方代表所期望，以后任何歐洲探險家要求在中國活動時，這份協議將作為前例，約束來者。在后來的美國安德思（R.Andrews，1884—1960）探險隊重新進入中國考察時，古物保管委員會就援引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協議加以阻止。與斯文·赫定的談判也催生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正式誕生。教育部批準其成立指出：“其章程專為采集、保存我國學術材料，以應時事之需要，自居而行，應準予立案?！逼渲袑τ谕鈬嗽谌A進行的科學調查活動多有約束，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協議”內容多有重合之處。

1927年4月26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斯文·赫定在北大三院簽署了合作協議，圖為袁復禮所藏《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

中方部分團員出發前合影，左二為黃文弼、左四為袁復禮、左五為團長徐炳昶

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僅從協議文本的角度出發，顯然會和興高采烈的劉半農得出同樣的結論：這完全是一個翻過來的不平等協議。

但是其中的差異仍然值得進一步分析。協議只是一些條文，如何實施或落實協議內容或許更為關鍵。無論斯文·赫定有著怎樣文化上的內心傲慢，畢竟這段與中國科學界精英打交道的經歷，使他對中國科學界有一定的了解，也與一些學者建立了密切的關系。斯文·赫定覺得在整個活動中翁文灝都是一位忠誠、熱心、開明的朋友，始終不懈地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促成探險活動成行；丁文江無論對自然科學知識，還是對政治、社會問題都具有最敏銳的頭腦。他非同一般的學識不僅表現在中國，對東方其他國家的了解也甚為精深；周肇祥是神態上非?？蜌馀c和善的老人，同時又堅定和易于激動。據斯文·赫定觀察他內心對外有無法減輕的憎恨；劉半農為人可親而和善，但他也認為西方人的介入給中國科學界造成一種危險。他是這個組織真正的精神領袖；袁復禮是非常博學優秀的地質、古生物學家，留學美國多年，了解與西方研究人員的合作對中國未來科學的重要性；李濟是一位精干、受過良好教育的考古學家，并且已在西方科學家的心目中獲得很高的聲譽；徐炳昶當時是北京大學教務長，中方團長。赫定對選擇徐炳昶作為中方團長并不解釋，歷史與哲學教授與探險考察很難說有多少關系。中方顯然要有一個地位相等的人擔任中方團長，以便處理考察過程中遇到的各類問題。事實證明，徐炳昶是位稱職、合適的中方團長。

按照斯文·赫定的說法，探險隊出發不久，徐炳昶就坦誠相告，他缺乏率領一支大駝隊穿越沙漠地區的全部經驗，斯文·赫定可以全權負責，兩位團長關系非常融洽。

黃文弼著《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

新疆庫木土拉佛洞（鋼筆畫），載黃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

對于起步階段的中國科學界與注重發表權的赫定是雙贏的結果

斯文·赫定在后來出版的《亞洲探險八年》中逐條分析了關于協議的評論和說明，尤其是對未能執行協議的內容部分進行詳細的說明。協議的第七條中規定考察路線只是粗線條的，但這條路線的選擇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安特生向斯文·赫定建議規劃了這條路線，道路途經地區其實是政治、行政的敏感地帶。在斯文·赫定的旅行記中不斷出現沿著這條道路往來的駝隊，長長的駝隊馱著許多物資沿蒙古草原的邊緣行進，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河西走廊。他們會在這里補充物資、糧食和淡水，其他道路或許不能滿足這些條件。

斯文·赫定覺得探險隊中準備的學科不夠齊全，根本沒有提到動物學、植物學，中國學者對民族學也沒什么興趣。實際上這些都與中國科學界的現狀有關，當時的許多學科都在起步階段，除地質學由于地質調查所的關系稍有起色外，協議中討論較多的考古，除李濟外基本沒有合格的考古學家。大家對考古學認識相當不一，北京大學考古科的負責人馬衡竟然想要使得“地下的二十四史取地上的二十四史而代之”。即便是以考古學者名義加入考查團的黃文弼，此時只是國學門的一名助教，雖然對考古學抱有濃厚興趣，但實未曾受正式考古學訓練。

白云鄂博，丁道衡在此發現了鐵礦

考查團成員在進行氣象觀測

斯文·赫定稱，好笑的是協議簽署時，中方有兩人打聽考察沿途是否有旅店可以居住，當聽說包頭至哈密之間連一間房都沒有，他們很失望。他還舉出一些其他的事例證明中方團員無論從心智到體力都沒有準備好參加一場曠日持久的田野探險考察活動。

第十一條中，不允許考察中繪制超過三十萬之一大比例尺地圖。實際上此條文幾近荒謬。當時中國根本沒有可用的地圖，能拿出的是清代所繪的地圖。因為三十萬分之一以下的地圖具有軍事地圖的功能，所以被禁止繪制。丁文江第一次在中國進行地質調查時發現的“武昌輿圖學會”的地圖、商務印書館的《最新中國地圖》，以及英、德、法、日出版的一百萬分之一的地圖，都仍是根據清康熙年間天主教傳教士所測的地圖作藍本。僅過幾年時間，當無任何改善，而小比例尺的地圖對于這樣的專業考察毫無幫助。另外諸條如將日記、筆記、草圖、照片等上交理事會審查等俱形同虛設，中、英文報告書的出版俱無條件執行。

當時歐洲科學界最看重的是探險家的各類報告和探險日記的發表，探險類書籍是知識界追捧的對象，這是斯文·赫定最在意的事情，中方代表則不介意。這類書籍不但能滿足人們對東方世界的好奇心，也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報刊要連載，出版商會出版，探險家也會找到下次探險的贊助商。當時來中國工作的外國學者都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幾乎每次重要發現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世人知道。顯然，斯文·赫定作為資深的探險家諳熟此道。后西北科學考查團最終以《斯文·赫定博士領導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集》（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Sven Hedin）名義出版，截至1997年已經出版56卷。斯文·赫定原本打算將一些中國學者所寫的考察報告納入其中，由于種種原因，計劃未能實現。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遺憾，這部涵蓋地理、測量、地質、植物、動物、考古、民族、氣象等諸多學科的著作，還是能用令世人震驚來形容。

隨著歲月的流逝，一些當時非常重要的問題如經費后來已經無足輕重。西北科學考查團當年使用的經費是一個天文數字，光買駱駝一項就花去了3400元，在徐炳昶看來以自己的能力要籌措三五萬元絕無可能。付給團員及學生的薪資也是一筆重要的開支，翁文灝勸他在這些事上不妨大方一些以贏獲人心。雖然這些花費總體計算起來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但斯文·赫定覺得類似的支出是非常必要的，受益人對探險隊來說有著巨大的價值，是考察順利進行的必要保證。

斯文·赫定的逐條分析也使我們從側面了解到協議簽署的條款，在雙方各自立場上來說，明顯是一個雙贏的結果。辦法在形式上滿足了中方全部的要求，無論人員組成、領導結構、經費開支，到采集品的歸屬、資料的審查，出版物發表均依中方制定條款。斯文·赫定的優勢則在于田野工作，一切田野具體工作均依其意志進行。無論是考察不久的旅行報告，還是曠日持久的連續考察報告集，都是在當時預料不到的結果。斯文·赫定可以掌控的也是他當時非?？粗氐淖约鹤珜懙奶诫U記，出版后大獲成功。探險活動是他的目標，有時一些舉動顯然為增加探險書有趣的內容而有意為之。例如在考察額濟納河時，他特地制造一條獨木舟，在湍急的河流中飄蕩，甚至幾次差點遇險。

最終公布的中方人員名單并不是當時商定的，協議簽訂后的5月5日中國地質調查所派出的最后一名成員地質學家趙亞曾宣布放棄參加考查團。趙亞曾是當時青年一代中最優秀的地質學家，丁文江、翁文灝非?？粗厮?，趙亞曾的解釋是受到來自聯合會成員的沉重壓力，他們不愿地質調查所給瑞典人提供更優惠的條件。

丁文江、翁文灝代表的中國地質調查所成為最受傷害的第三方，其最后一刻在中瑞考查團中的出局，也令他們的朋友安特生十分失望。5月9日安特生于回國途中在黑龍江省的哈爾濱轉乘火車，投下給斯文·赫定的信：

……當我說，這最后一擊讓我也感到極為痛苦的時候，我估計你也能理解我。我確實認為，現在一切都要和平與相互諒解，應該允許我帶著過去幾周給我的平靜心態消失?！?/span>

在他看來，中國地質調查所是當時中國唯一具有國際科學意義的機構。此節在他著名的自傳《巨龍與洋人》（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中只字未提。雖然，這部自傳1926年已經出版了瑞典文本，但是1934年的英文本安特生明確地指出，他是1927年3月補寫了第21章民族主義。他認為當時的中國正在發生一場強大的民族覺醒運動，這將被后來的世界視為20世紀歷史中最顯著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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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任何一個探險家都可以不經中國政府同意即橫穿中國。政府也希望對他們的行為有一些約束，但基本上并不知道如何做起。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協議的達成，可以說終結了一個外國探險家橫行中國的時代，以后的外國團隊循例都要在中國尋找相關機構進行合作，方可進行考察活動。

（本文圖片蒙北京大學朱玉麒教授提供，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