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引子

魯迅在追溯自我精神史的形成時，早年經歷中的兩個“恥辱”事件被賦予特別重要的意義：其一是“父親的病”，與此相關的是“家道中落”問題，其二是“幻燈片事件”。這兩個在魯迅精神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事件，學術界的討論卻顯出一冷一熱的不同。關于“幻燈片事件”，中日學者有過大量討論，豐富甚至改寫了魯迅的論述，而有關“父親的病”的討論，基本還在魯迅的自我論述范圍內。受魯迅自述的影響，幾乎所有魯迅傳記對此都以濃重的筆墨予以追認。特別是《〈吶喊〉自序》被納入中學教材，《朝花夕拾》被定為初中一年級“整本書閱讀”書目，“父親的病”作為魯迅文學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可謂婦孺皆知?！案赣H的病”已成為魯迅文學軌跡的因果論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作為“父親的病”陰面形象的中醫批判，特別是作為“庸醫”典型的紹興中醫“陳蓮河”（何廉臣），也成為魯迅筆下代表中醫的一個深入人心的形象，幾乎沒有一個作家如此成功地將自己的文學生命和一個醫療事件建立起如此緊密的聯系。本論嘗試在近代中西醫論爭的背景下，重審魯迅的何廉臣批判，并通過這一案例考察匯通派中醫在新文化運動之后的文化境遇。

“父親的病”的凸顯

父親周伯宜的病與死在魯迅創作中出現得很早，但“父親的病”與何廉臣批判結合到一起，則是到了《父親的病》（1926年）一文中，才最終實現的，這將是本文的一個起點。

“父親的病”在魯迅文本中的主題演化有一個清晰的過程。魯迅最早采用自敘傳的方式書寫“父親”，是在1919年8月8日創作的《我的父親》一文中，該文作為總題“自言自語”中的一篇，署名“神飛”，發表在9月9日《國民公報》“新文藝”欄上?！白匝宰哉Z”是一組并不成熟的文章，它內部具有兩種不同的面向，一面是《野草》式的深入內心的文字，一面是《朝花夕拾》式的重返記憶的篇章。關于“自言自語”和魯迅這兩部作品的關系，不少研究者做過專門論述，錢理群就認為“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自言自語》是《野草》的草稿：不僅在寫作思路與寫法上有前后一貫性,而且有些篇章是可以對讀”。這一點同樣適合討論“自言自語”和《朝花夕拾》的關系，且尤其體現在《我的父親》與《父親的病》之間。

《朝花夕拾》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我的父親》這篇300字的短章，是“父親”臨終前的一段記錄：父親躺在床上即將死去，老乳母卻讓“我”大聲叫他，這引起“我”成年后對臨終前不令病者自然入死的行為的厭惡，并將之視為對“父親”犯下的大過錯。這一段情節，同《父親的病》結尾處高度相似，只是在《父親的病》中，“老乳母”成了“衍太太”，同時“父親”為叫嚷所引起的臨終前的不安也得到了強化。這是魯迅第一次寫“父親的病”，顯而易見的是，魯迅從記憶中提取文學資源時，并沒有在疾病和治病上留下筆墨，主要是關于父親的死，這和魯迅同期創作更重視對傳統倫理的批判是一致的。

第二次寫“父親的病”，是1922年12月3日的《〈吶喊〉自序》，文中魯迅第一次將“父親的病”作為影響到自己生命軌跡的重要事件凸顯出來了。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丶抑?，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這里第一次正面處理了“父親的病”，談到自己作為長子，為父親奔走取藥時的遭遇，并過早地體驗到世態炎涼的屈辱。文中，魯迅對父親患病的診療細節有很具體的描繪，并對“開方的醫生”作了批判，包括后文談到留日學醫，源頭便是“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案赣H的病”成為魯迅追溯自己文學史的重要一環，到此已算是實現了，但這里的中醫批判，顯然還是指向一般意義的“中醫”，而沒有特別的針對具體的個人，直到此時，“父親的病”還未明確地與何廉臣聯系起來。這種變化，是到1926年才確定下來的。

第三次寫“父親的病”，是在1926年10月7日《父親的病》中。這篇文章對“父親的病”作了非常具體的呈現。如果說《我的父親》中“我”的懺悔意識是文章的主要情緒，《〈吶喊〉自序》中“父親的病”部分，作者主要表現為父病奔走，認識到中醫之不可信，那么，到了《父親的病》一文，上述兩方面就實現了融合，但這種“融合”在《父親的病》中并不居于主體位置，因為《父親的病》的中醫批判是特別針對“陳蓮河”（何廉臣）的，正如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所詫異的：

在《我的父親》改作成《父親的病》的過程中發生的變化里，除了上面提到的主題的深化之外，還有在描寫臨終情景之前，添加了一段讓讀者一讀便感到極為荒唐無稽的故鄉S市中醫們診病開方的情形?！陡赣H的病》約有三千四百字，比起《我的父親》篇幅要多出六倍以上。而其增加部分大半是對中醫的冷嘲熱諷。

藤井省三看到了從《我的父親》到《父親的病》敘事重點的變化，聯系到《〈吶喊〉自序》，“父親的病”在三次“追溯”中都有不同，呈現為中醫批判主題的上升和指向的具體化。因而，藤井省三在文中說道：“如果把《〈吶喊〉自序》中所謂的‘欺騙’與《父親的病》中對中醫的描寫結合起來讀，那么讀者一定會更進一層地堅信，中醫就是荒誕無稽了吧?！薄案赣H的病”這一貫穿性的事件，從一次不成功的系列創作（指“自言自語”）中逐漸凸顯出來，并且成為兩篇經典作品的核心情節，這與中醫批評因素的融入是密不可分的。進一步考察，會發現魯迅的中醫批判，最終越來越指向以“陳蓮河”（何廉臣）為代表的中醫。

從“父親的病”的凸顯角度來看，中醫批判的主題日益明確，這就與研究者習慣把魯迅的中醫批判泛化為傳統文化批判的看法存在齟齬，因為伴隨著“父親的病”的凸顯，中醫批判不是越來越泛化，而是越來越具體到何廉臣。

何廉臣批判的凸顯

實際上，在魯迅的中醫批判中，“陳蓮河”（何廉臣）的形象，和“父親的病”一樣，是逐漸凸顯出來的，并且也是到了《父親的病》，才實現了某種“融合”?！瓣惿徍印保ê瘟迹聂斞肝幕瘓D景的“幕后”走上“臺前”也是有跡可循的。魯迅最早將何廉臣作為中醫代表來批評，是在私人書信中。1918年1月4日，在給許壽裳的信中，魯迅寫道：

吾輩診同胞病頗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難焉：未知下藥，一也；牙關緊閉，二也。牙關不開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鐵鉗摧而啟之，而藥方則無以下筆。故仆敢告不敏，希別問何廉臣先生耳。

談到開藥方時，魯迅提到的何廉臣是紹興人很熟悉的，因而隨意出之，具有默會的諷刺效果。在給許壽裳去信后不久，錢玄同開始不斷前往紹興縣館動員他“做點文章”，并促使周樹人向魯迅轉變，這便有了著名的《狂人日記》，距與許壽裳通信才兩個多月，在這篇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小說中，就有一位“何先生”：

……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著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蔽艺f“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老頭子坐著，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span>

聯系不久前魯迅與朋友的通信，談及給國人開方困難時要請教何廉臣的“藥方”，而這里就讓“何先生”出洋相，讓他面對患者卻無藥可開，兩處恰能形成呼應，這很能見出魯迅的諷刺性。此時，從私人書信到公開的虛構文本，魯迅都談到了何廉臣，顯示了他把何廉臣納入自己的文化批判的意圖，因而《狂人日記》中“何先生”診病的情節絕非無意為之。

《狂人日記》之后，1919年六、七月間的小說《明天》中又出現了一位庸醫“何小仙”：

單四嫂子知道不妙，暗暗叫一聲“阿呀！”心里計算：怎么好？只有去診何小仙這一條路了……

“先生，——我家的寶兒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著?！?/span>

“不妨事么？他……”

“先去吃兩帖?！?/span>

“他喘不過氣來，鼻翅子都扇著呢?！?/span>

“這是火克金……”

何小仙說了半句話，便閉上眼睛；單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問。在何小仙對面坐著的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此時已經開好一張藥方，指著紙角上的幾個字說道：

“這第一味保嬰活命丸，須是賈家濟世老店才有！”

《明天》插畫，豐子愷繪

與《狂人日記》中“何先生”無法開藥相比，何小仙倒是開了藥的，但結果是造成病人的死亡，這與《父親的病》中的陳蓮河（何廉臣）很相似。魯迅在《父親的病》中極力渲染“陳蓮河”開藥的荒唐，寫到這位擅長以“敗鼓皮丸”治療水腫的醫者運用“醫者意也”的邏輯：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

這段情節與《明天》中“火克金”的思維邏輯是相同的，《明天》中的“保嬰活命丸”需要到指定的“賈家濟世老店”專門購買，而陳蓮河的“敗鼓皮丸”也有指定的藥店，魯迅寫道：“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后，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笨梢婔斞冈谒茉旌涡∠蓵r，是在記憶中的“何廉臣”這張形象草圖上做的修改和發揮。

上文筆者分析了“父親的病”的上升敘事以及“何廉臣”批判從幕后到臺前這兩條線索如何一步一步結合在一起，“父親的病”何以一步一步由自我反思向暴露“陳蓮河”（何廉臣）的荒唐轉移。讀者或許認為這是由于何廉臣治死了魯迅的父親，因為魯迅本人也說過：“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边@當然是不錯的，但這里也還要提出一個看似不成問題的問題來：為什么“中醫”的形象要以何廉臣為代表？

何廉臣

考察周伯宜的診療過程，前后凡三位醫生，無論從診治時間的長短，還是用藥的荒唐與否上看，何廉臣都算不得最典型的一個?！陡赣H的病》寫了兩位醫生，第一位“名醫”和魯迅“周旋過兩整年”，所開藥引也極為奇特，陳蓮河（何廉臣）來診，前后只“單吃了一百多天‘敗鼓皮丸’”，而與之相關的篇幅幾乎構成了整篇文章的主體。根據周作人的回憶，則周伯宜生病期間，前后只有兩年，并且有三位醫生給父親診病，第一位“姓馮的醫生”，總是醉醺醺的，很快便被打發走了，第二位是紹興名醫姚芝仙，第三位才是何廉臣。在周作人的回憶里，論荒唐且醫術最壞的是頭一個“姓馮的”的醫生：

當初所請的醫生，乃是一個姓馮的，穿了古銅色綢緞的夾袍，肥胖的臉總是醉醺醺的。那時我也生了不知什么病，請他一起診治，他頭一回對我父親說道：

“貴恙沒什么要緊，但是令郎的卻有些麻煩?！钡人袅藘商斓诙蝸淼臅r候，卻說的相反了，因此父親覺得他不能信用，就不再請他。他又說有一種靈丹，點在舌頭上邊，因為“舌乃心之靈苗”，這也是“醫者意也”的流派……可是這一回卻不曾上它的當，沒有請教他的靈丹，就將他送走完事了。

結合周作人的回憶，“陳蓮河”（何廉臣）在三個醫生中，絕算不得荒唐。據藤井省三的考察，何廉臣的用藥，如蘆根、蟋蟀、平地木（紫金牛）以及破鼓皮，“乍一看這些藥方雖然都是些離奇古怪的東西，而實際上是每一種都有治‘水腫’的好藥效。是有利尿作用的藥方”。泉彪之助在《〈父親的病〉考》一文中還寫道：“用醫生的眼光來讀《父親的病》，倒覺得他是位很親切的醫生……所使用的藥也可以說是明代以來傳統醫學中的正統藥方?！睂⒅苁闲值艿幕貞涀饕槐容^，會發現《父親的病》不僅把三個醫生簡縮為兩個，頂荒唐的一位的“舌乃心之靈苗”“醫者意也”之類的昏話，也被攤到何廉臣頭上。

魯迅祖居（周家老臺門）

另外，周家人的態度或許也可以作為何廉臣并非庸醫的佐證。實際上，1896年周伯宜的死，絲毫沒有動搖周家人對何廉臣的信任，如魯迅祖父周介孚1904年病重時，家人就請來何廉臣為他診治，到了1910年暮春時，魯迅祖母蔣氏受風寒病危，蔣氏臨終前，魯瑞也差遣王鶴照去請了何廉臣來。前一次診斷時，魯迅已在日本留學，后一次魯迅已回國在杭州教書，陪侍蔣氏的就有周建人，可見，作為長子且學過西醫的魯迅，他對中醫與何廉臣的態度，和周家其他人似乎很有些兩樣。

魯迅對何廉臣的評價，不僅與周家人不同，甚至將其他醫者的荒唐言行挪到何廉臣身上，倘全歸于“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恐怕難有十足的說服力。正如筆者在后文要指出的，魯迅針對的“陳蓮河”，不僅僅是“父親的病”中的何廉臣，更是“新舊之爭”中的何廉臣。

為什么是何廉臣

魯迅特別針對何廉臣，原因不僅如其文中所說的誤了父親的病，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只不過被魯迅一筆帶過了：

聽說他現在還康健，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中醫什么學報，正在和只長于外科的西醫奮斗哩。

這段話里壓縮了極豐富的信息，揭示這些信息，將能更深刻地理解魯迅的何廉臣批判。

魯迅這里談到的“中醫什么學報”，《魯迅全集》的注釋為“指《紹興醫藥學報》，1924年春創刊，何廉臣任副編輯，在第一期上發表《本報宗旨之宣言》，宣揚‘國粹’”?！遏斞溉分械淖⑨尨嬖阱e誤，《紹興醫藥學報》并非1924年春創刊，而是早在清末（1908年6月）便由何廉臣、裘吉生等人創刊，刊物出到1923年第141期時停辦一年，后又于1924年重辦，改為《紹興醫藥月報》，并到1928年10月——何廉臣去世前一年——才停辦?！督B興醫藥學報》前后長達20年，是清末民國時期中醫藥類刊物中持續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刊物之一。注釋將《紹興醫藥學報》的創辦時間定為1924年，這就將何廉臣辦報的時間挪到新文化運動之后，注釋中提示其宣揚“國粹”的一面，就很容易把它和魯迅文中的描述形成互證關系，形成對魯迅所塑造的何廉臣保守乃至反動的文化形象的追認，但魯迅的批判意圖是非常具體的，即對中醫界試圖科學化中醫的行為的警惕。

《紹興醫藥學報》發刊辭

《父親的病》中有一段不大引起讀者注意的話：

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梢钥匆娺@樣的扁額?，F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于外科，中醫長于內科?！?/span>

這里談到中醫在遭遇西醫之后的“讓步”，涉及的正是民國中醫界面臨西醫沖擊時，一批具有變通思想的醫者主張中西匯通的觀點，魯迅非常清楚何廉臣正是匯通派中醫，不僅被推為紹派醫學的“越州翹楚”，在國內中醫界也享有盛譽。魯迅在《父親的病》中，之所以不針對荒唐至極的馮姓醫生，對耽誤父親的病更久的姚芝仙也以一個醫病糾紛的傳言帶過，而特別留意用藥更正，名望更重，同時還活躍在杏林的何廉臣，這是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的，因而，《父親的病》不可單作“舊事重提”看?！督B興醫藥月報》第一期所刊何廉臣所擬《本報宗旨之宣言》中，何廉臣寫道：

……老朽不才，見異思遷，二十年前研究東西洋醫藥學書之譯本，深羨彼邦于診病用藥實事求是……嘗取著名偉效之西藥以治對癥之病，雖時著奇效而有時竟全不效且有發生流弊者……誠有如日本醫士和田氏所云：“西醫之理論說明雖若脈絡貫通，而內科之治效尚少，中醫之理論說明，雖間有支離滅裂，而內科治術之實效，遠勝乎西醫之上?！?/span>

何廉臣在《宣言》中表達的醫學態度，正是魯迅在《父親的病》中所談的中醫作出“讓步”后的那一套觀點。民國時期，醫學領域中，最為新文化知識分子所不能容忍的，并非頑固派中醫，更不是新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如何小仙一類巫醫，這兩類“舊醫”在新文化知識分子和西醫面前，是毫無招架之力的。這兩類醫生雖是新文化知識分子筆下最常出現的中醫形象，但在現實社會文化環境中，構成實質性挑戰的恰好是那些具有相當文化修養，不僅熟悉傳統醫籍，在醫學界擁有足夠的文化資本和話語權，并且具有相當的民眾基礎，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又多方涉獵西醫知識，且能“與時俱進”的傳統醫者，他們接納了進化、競爭以及各種科學話語，主張取長補短、中西匯通。這些被視為騎墻者的匯通派，主動和時代話語結合起來，在新文化知識分子和西醫看來，是推行醫學現代化的最大阻礙。在《隨感錄三十三》中，魯迅寫道：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于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羼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例如一位大官做的衛生哲學，里面說——

“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故臍下腹部最為重要，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span>

魯迅諷刺的“大官”，是曾作為自己上級的前教育部秘書長蔣維喬。蔣氏將傳統醫學解剖學的概念與現代解剖學概念扯到一起，魯迅對此深惡痛絕，而何廉臣作為匯通派中醫，便被視為在科學里羼進鬼話的人。

蔣維喬

具體到1926年《父親的病》的寫作背景，它與1925年中醫界爭取教育系統立案也有著微妙的聯系。1925年8月17日，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上，醫學教育組討論并通過了兩項與中醫有關的提案，其一是《請教育部學校系統添列中醫一門案》，二是《由本社請教育部規定中醫學校課程并編入學校系統案》，這兩項提案實際上是1913年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后，中醫界向教育部請愿失敗后的再次嘗試。頗有意思的是，中華教育改進社作為一個宣傳美式教育觀念的社團，這次年會竟通過將中醫納入教育系統的提案，這里也要作出說明。這次提案是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上提出的，年會在山西召開，獲得山西軍閥閻錫山的大力支持，對于這一點，時為教育改進社代表的袁希濤在開會致辭中說得非常清楚。山西當時是全國強制教育和地方自治的模范地區，閻錫山又是民國政界主張中西醫匯通的實力派。和東部地區不同，山西政界不僅不贊同廢除中醫，還對中醫予以大力扶持，閻錫山親自發起組織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促進中西醫匯通，何廉臣正是該會的名譽理事，山西也是民國時期中醫研究最為活躍的省份之一。中華教育改進社1925年的年會，獲得了閻錫山的大力支持，會上還邀請閻錫山致辭，因而在醫學教育分組討論中，由中醫提出的兩件議案獲得了“照原案通過”的決議。年會上通過的提案，顯然也是中西醫匯通派的觀點，提案所列出的諸多科目與西醫相關者就很不少，提案說明中也談到：

古無顯微鏡，而今有顯微鏡；古無化學，而今有化學；古之手術，不及今之考究；古之消毒，不及今之完全；故解剖生理，外科法醫，花柳創傷療法，精神療法等各門則兼采西說，以求周密。

山西的現實政治力量構成了這次議案得以通過的關鍵因素。1920年代中期，中醫藥界已產生了數量不少的中醫醫院、學校、報刊雜志以及聯合團體，這次提案由于大量中醫藥團體、醫院、報刊雜志以及中醫名流的參與，一時間造成了不小的聲勢。

不可避免的是，在山西的年會上通過的提案，旋即引發西醫界和新文化界的強烈抵制，并掀起新一波的中西醫論戰。何廉臣所編的《紹興醫藥學報》從1925年第2卷6號起就對此保持關注，此后又跟進報道中醫團體組織的請愿活動，直到1926年還在不斷發表捍衛決議的觀點，即便到了1929年，何廉臣已處于老病之際，“廢止舊醫案”引起中醫界震動時，何廉臣還讓兒子何幼廉代替自己參加中醫的抗議請愿活動。1925年的提案和請愿活動，發生于魯迅還在教育部任職期間，魯迅對此雖未作正面的討論，但顯然對紹興中醫界的活動有所察覺，這也就是魯迅在《父親的病》中所說的何廉臣“正在和只長于外科的西醫奮斗”。

1929年抗議國民政府廢止中醫案晉京請愿代表團合影

1925年由中華教育促進會的中醫提案所引發的中西醫論爭，一直持續到1926年才逐漸平息。1920年代，何廉臣在中醫界是頗有分量的人物，一面在紹興行醫，成為紹興首屈一指的中醫，另一方面，又通過《紹興醫藥學報》提倡中西醫匯通，與全國中醫界保持溝通，在江浙乃至全國中醫界都獲得了很高的聲譽，同時還積極參與中西醫匯通和中醫的救亡運動，與主張“醫學革命”的廢醫派展開論戰。1926年，當魯迅沉入“舊事重提”的階段，重新回顧“父親的病”時，這位與父親的死有關的“舊醫”，還在醫學界發揮不容小覷的影響力，在這一背景下創作的《父親的病》便以一個被改造了的何廉臣形象，既回到記憶的過去又介入魯迅所處的當時，這使得“父親的病”從早期的內向懺悔轉為外向批判，何廉臣的形象也從影射轉為實指，這是很能顯示魯迅一以貫之的文化批判精神和強烈的現實介入品格的。

何廉臣的醫學改良

接下來，我試著尋覓并打開新舊之爭中被遮蔽一方的聲音。

現代時期的中醫，是一種亦中亦西的醫學類型，它與傳統醫學有著重大差別：如在與西醫的對照中，確立自身的某些理論優勢，諸如強調生命的整體性，標榜長于治本、工于內科等；又如吸收了西醫的知識和治療工具，包括接受西醫解剖學、生理學、細菌學以及溫度計、聽診器等醫療器械；再如有關醫學傳承、知識傳播、施診施治乃至防疫和醫療行政等機構層面的全面現代化，包括興學校，辦報刊，設中醫院等。上述種種新特點，無不令其與傳統醫學區別開來。在這一點上，何廉臣也是有相當的先覺意識和批判性的。以往有關何廉臣的研究，多是醫學“內史”角度的專業討論，筆者這里試著從“外史”角度考察其醫學觀點與時代的關系。

何廉臣生于1861年，少時習舉子業，后隨父習醫，并從紹興醫家樊開周等人臨癥數年，1886年又往蘇、滬諸地學習，開始接觸西醫，并積極參與醫界活動，1891年回紹懸壺，逐漸成為越中名醫。1903年后何廉臣到上海行醫，同滬上名醫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等人交往，并組織“中國醫學會”，何廉臣被舉為副會長。1906年何廉臣又回紹行醫，并積極參與和推動醫界社會團體活動，1908年任剛成立的“紹興醫藥研究社”社長，并創辦《紹興醫藥學報》，主要研究中醫藥學、介紹西醫學、闡發中醫藥學術。何氏撰著作品四十多種，尤以《通俗傷寒論》《重訂廣溫熱論》《重訂傷寒廣義》《全國名醫驗案類編》為代表，至今仍為醫界所推崇。何廉臣早在1908年就曾有編撰《全體總論》的計劃，其所列參考書以中譯西方解剖學、生理學著作為主，書名顯然是效仿合信的《全體新論》。何廉臣這本未能成書的生理學著作，體現了一個傳統中醫對西醫生理學、解剖學的接納，這篇目錄比魯迅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時所編的《人生象敩》還早一年。比較何廉臣《全體新論》的大綱與魯迅《人生象敩》的目錄，很可以看出西醫理論在杭紹地區不同的接受和轉化情況，何廉臣和魯迅可同視為在杭紹推廣生理學教育的本土先行者。在何廉臣的多種著述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早年所寫的《新醫宗必讀》，這本書幾乎不為研究者所關注，或許是因內史家對于這類通俗醫書并不看重，但這部通俗的普及醫學講義，卻很能體現何氏的醫學觀念與時代之關系。

《新醫宗必讀》雖刊于1909年，實際早在1907年之前便已寫就，聯系到何廉臣1908年創辦《紹興醫藥學報》，提前編寫的《新醫宗必讀》可以視為預備工作，因而書中的一些章節后來也刊登在《紹興醫藥學報》上，特別是其中有關醫學匯通的觀點，即便到了1920年代，還在中醫界報刊上轉載，可見何氏有關醫學革新的主張，很早便已成熟。這本書在社會觀念上，受梁啟超等維新派影響很深，如其一再強調的“過渡時代論”。

何氏全書以《醫與國家關系論》開篇，認為應該大興醫學教育和醫學改良，要“仿照東西各國醫學堂之課程”，使“新而優者起，舊而劣者仆”，如此方能“中西醫術并精……內則為人命人種之栽培，外則為國體國權之競爭”?！熬w言”談到改革醫學之根本方法是“多派留學生，分赴歐美日各國，學其最新之醫學，學成而歸以為改革之先導”。何氏還談到“世界醫術，德國為上，英美次之，日本亦佳”，“欲醫學思想之發達，而求醫界學術之改良”，有賴于現代醫學堂的建立，因此他肯定了派遣留學生的意義，認為“幸而近今政府已知醫學一科之重要，遣太醫院醫生出洋留學矣”，又寫道“德日維新，首重醫學，英初變政，先講衛生”，這與魯迅留日學醫時所持觀念是相同的。何氏在書中提出了匯通中西的改良主張，認為中醫生理學、病理學、器械之用應主要學習西醫，而診斷學、證治學以及方藥學，則可中西互參?！缎箩t宗必讀》全書十三章，實是一部醫學改良的總方案。就當時來看，何氏的改良主張不乏激進，因而他也常招致不滿，被認為“揚西抑中太甚”。

《新醫宗必讀》序二是由蔡元培所寫，他的評價也值得一引。蔡元培談到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顯示了獨特的優長，但中醫積累了“四千余年之經驗”，“舉彼此治療之成績而觀之，遂亦互有得失”，主張摒棄中西之見，積極吸納西方醫學經驗?；谶@一立場，蔡元培評價了他視為朋友的何廉臣的醫學實踐：

……其宗旨以西醫之學說，國醫之經驗，或調和，或并行，參酌焉以匯通其理，惟其中《新醫宗必讀》，并不拘于教室講義之體，其內容亦不涉學理之奧窔，大意在比較中西醫界之同異，而各舉其所長，以消彼此相嫉之意見。此誠過渡時代必不可少之著作也。

蔡元培這篇序言寫于1906年，是其中年時期的觀點，他在留德歸來后對傳統醫學的看法也未有根本變化，這一點從其就任教育總長以后還曾為中醫杜同甲登報打廣告，為《衛生報》題詞，都可以見出。尤其在1929年“廢止舊醫案”發生時，裘吉生（《紹興醫藥學報》創辦人）作為中醫界的代表，也曾利用私交會晤了蔡元培等人，并獲得了國民黨內多位元老的支持。

目前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魯迅曾看到過《新醫宗必讀》，但此書作為一部醫學教科書，當時在上海發行，并由各大書坊分售，在清末民初江浙滬一帶是頗有影響的。此書出版后不久，魯迅便從日本回國（1908年），先后在杭州、紹興的學校教書，在杭州兩級師范學堂期間，魯迅講授生理學，并且也在編寫生理學、解剖學講義，他在搜求參考圖書時，是不難注意到何氏著述的。因而，筆者認為魯迅極有可能在回國任教期間見到過該書。當然，不懂外語的何廉臣，僅靠閱讀漢譯醫書獲得的西醫知識，是無法和魯迅相比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細節或許能佐證筆者的判斷，即在《父親的病》一文中，魯迅將何廉臣寫作“陳蓮河”，一般認為這只是魯迅將“何廉臣”原音倒序而造的名字，但這里或許還隱藏著另外的信息：《新醫宗必讀》寫成之后，何廉臣特意請了當時的滬上名醫陳蓮舫作序，陳蓮舫作為十數代祖傳醫家，又曾被聘為御醫，在上海醫界名望極高，而“陳蓮舫”與“陳蓮河”，僅一字之差，且“河”與“舫”在意義上是相關的。陳蓮舫在序中談到自己年事已高，無法參與到“借助于泰西醫學”，為國醫正誤、為國家服務的事業中，但他將這希望寄托于何廉臣身上。魯迅作品中影射現實人物的命名，常有精心的設計，將何廉臣寫作“陳蓮河”，同時影射陳蓮舫，未必不是體現了魯迅的這種慣例。

余論

魯迅的何廉臣批判不能單純地看作魯迅個人的情緒化表達，魯迅設置了自己文學起點的動力裝置，這動力源于一次屈辱性的醫療遭遇，雖然實際情況要更為復雜，但憑借《朝花夕拾》作為國民讀物的巨大影響，這個起點得以鞏固，新文學家、新文化知識分子（醫生）與傳統及與大眾（病人）間的某種醫病關系也再一次得到確認。

由于魯迅的巨大影響，何廉臣批判也成為中西醫論爭中最廣為人知的事件，在此之后，奔走在中醫正名之路上的人幾乎都要面對魯迅的發難，而陳蓮河（何廉臣）尤其是中西醫論爭中很難忽略的形象。1958年版《魯迅全集》在《父親的病》這篇的注釋中，就認為何廉臣等人“只是當時我國醫學界（中醫）的一部分情況，我們不能以一部分的不良作風來概括全體”。因為，新中國成立后中醫在政治上獲得了合法性，將魯迅父親之死的涉事醫生從“全體”中分割出去，不失為顧全大局之法。藤井省三與泉彪之助等學者則是從診療用藥的角度為何廉臣辯護。何廉臣的后人則有另一套說法，他們認為“因魯迅父親的病紹興名醫都不能治……開方經霜蘆葦，與原配蟋蟀一對，藥不能說不對，實際上這兩味藥是辦不到的，也就暗示病不能治”。中醫界也有論者將何廉臣習醫分為不成熟到成熟兩個階段，把《父親的病》涉及的這一段，歸入早期醫術未精時，這是《越醫薪傳》《越醫匯講》等書所持的觀點。上述辯解未必立得住腳，也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魯迅面對的具體問題。表面上看，魯迅的何廉臣批判似乎是一場單純的追剿巫醫的行動，但何廉臣并非巫醫，而是最有可能對新文化知識分子的啟蒙工作制造威脅的匯通派中醫，魯迅對此是相當清醒的。不僅僅是針對何廉臣的批判，1929年魯迅、余云岫等人對“皇漢醫學”（可視為日本的中西醫匯通派）的批判，以及西醫界對中醫使用現代醫療器械、興辦學校等現代化舉措的警惕和抵制，都是直接針對中醫之利用和轉化現代醫學知識下手的。

中西醫匯通是自明清以來便自覺展開的醫學實踐，到了近代，受西醫沖擊，融合匯通漸成趨勢，但在新文化運動之后，東西融合開始受到批判，這與同時代的思想傾向大致相仿。就思想界的傾向而論，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經歷了從“西學東源”到“中體西用”，再到20世紀初以制度上接納現代民主政治為標志的“中西并用”階段，融合可說是一個思想底色。但新文化運動之后，全盤西化漸占上風，具有文化守成主義傾向的觀念不被認可，這集中體現為新文化知識分子對文化調和觀念的抵制，五四前后的東西文化論戰表現得再清晰不過。新文化知識分子更自覺地在新與舊的框架內討論中西文化，陳獨秀將“新舊調和論”視為當時社會上“狠流行而不祥的論調”。魯迅則將之命名為“二重思想”，認為這好比約燧人氏以前的古人合作開飯店，即便竭力調和，也只能半生不熟，認為社會要進步，“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魯迅的“二重思想”論與金觀濤、劉青峰提出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頗有可比之處，雖然他們在價值判斷上不同。金、劉二人將新舊之爭中這種具有調和色彩的二元論理性視為1895年（甲午戰爭）到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典型特征。如果說上述討論還是思想領域具有形而上色彩的論爭，醫學領域的新舊之爭尤其是針對匯通派中醫的批判，則是在疾病與身體知識（形而下）的層面提供了理解這種分歧的場所。民國時期力主廢除中醫的余云岫就認為：

今日吾人之所謂醫學者，科學也……舊醫之學，以太古以來經驗所得之治療法為基礎，附會之以謬誤之解剖、空想之哲學，推演而成生理、病理者也。新舊醫學，其本末顛倒如此，尚得謂有可通之路哉……無溝通之路可尋，而必欲勉強牽合，則有格格不入之勢，雖同冶一爐，猶然冰炭水火，貌合神離……亦惟以欺俗世、盜虛聲已耳！

余云岫談到的問題正是魯迅的何廉臣批判所面臨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外力因素下被迫展開的，中醫現代化亦如此，其間充滿紛爭，從中西醫匯通到當代的中西醫結合，從民國時期盛極一時的“艾羅補腦汁”“人造自來血”到當下形形色色的補腦液、補血劑，以及圍繞中成藥之研制，諸如青蒿素究竟歸功于中醫還是西醫的爭論，乃至剛剛過去的全球疫情下圍繞連花清瘟功效之爭論，等等，都屬于魯迅何廉臣批判延長線上的問題。

魯迅的何廉臣批判至今已近百年，一方面，中國醫學圖景并未按照新文化知識分子的預期展開，中醫現代化持續走到當下，并成為現代中國醫療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這種進展似乎也未能取消魯迅的何廉臣批判中的合理性。不僅如此，即便在人們普遍相信一個世紀以來社會大大進步的當下，中醫話題仍然是引爆社會撕裂的敏感話題之一，相關論爭似也不見得比魯迅所處時代更為溫和，這凸顯了中國醫學現代化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