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拱廊：通往“立人”之路

五四過后，學界頗有人提倡“踱進研究室”，意即把研究室當作動蕩時代的一塊飛地。事過多年，胡適曾經對此有所省思。至七十年代，“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余波未了，王得后先生正好這時被調進了研究室。

此研究室非彼研究室，它是以魯迅的名字命名的。研究對象的人間性，從一般的意義上規定了研究的性質，從而有可能遠離象牙之塔。在這里，王先生結合了個人苦痛的人生經驗，最早發現“立人”思想，并把它從魯迅大量——不限于早期——的著述中提取出來，作為魯迅思想的核心概念，系統地加以學術的闡發。

魯迅從來主張文藝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這一主張，正好與王先生的學術意向相契合。由于王先生不是那類“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結果在論著之外，接連寫起了雜文。王先生有過一段自述，說：“走出研究室，站到十字街頭去，做一個魯迅所說的‘觀察者’和‘思索者’，實際檢驗自己對于魯迅思想的體會，理應寫寫雜感或曰短評?！彪s文之于王先生，是連接魯迅與現代社會的拱廊，是通往“立人”之路的必然選擇。

王得后近照（劉永光 攝）

二、活是一種意義

以人為中心，一切從人出發。魯迅的“人論”，給王得后先生的雜文寫作提供了一個絕對的視角，一個廣闊的批評空間。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王先生講說人的社會身份、權利、道德義務和責任；以個人為本位，然后說到群體，說到社會和國家。他說的多是慣見的人和事，卻觸及許多根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為人們所忽略，甚或惡意地加以刪改。不妨說，王先生以啟蒙者的立場，乃借由雜文，傳播有關現代人生存的常識。

生命第一。敬重生命，珍惜生命，可謂常識中的常識。作為人道主義者，魯迅多次著文反對戰爭，從軍閥內戰到日本侵華戰爭，憤慨于戰火對無數生命的蹂躪。當日軍攻進華北時，他曾寫過《崇實》等文，表面上看似乎反對政府將文物南遷，結果被素以研究魯迅著稱的學者讀成魯迅因為反對政府，便罔顧文物的連城價值，“為反對而反對”了。事實上，魯迅在這里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即生命高于文物，主旨正在于維護學生和民眾的生命權。

魯迅多次抗議集體殺人事件，從北洋政府槍殺學生，到國民黨以“血的游戲”實行“清黨”，以“暗暗的死”消滅政治犯和知識分子，他都寫過文章，在政治高壓下不曾保持沉默。對于個人自殺，從范愛農投水到阮玲玉自縊，魯迅一樣悲憤于生命的完結，并且將死因歸罪于社會，追索背后看不見的兇手。

魯迅不贊成自殺，還曾說：“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豫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么輕而易舉的?！比欢?，王得后先生恰好在“文革”期間認真自殺過。因為死過，對于生命和生命權，應當是很有點深刻的領悟了，他在《我已經死過三次》一文的末尾這樣寫道：“要活出意義來，而且活，就是一種意義?！?/p>

《魯迅研究筆記》王得后 著  錢理群 選評

人生的意義就建立在“活”上面，首先要能“活”。不能不顧死活，唯用各種好看的名目隨意剝奪生命。王先生寫過《“殺盜非殺人”》，指出墨子提出的“殺盜非殺人”，是一種“可怕的邏輯”。這種邏輯，竟然在幾千年間，形成某種思想觀念，深植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文中描述說：“我們中國人一旦認為某人不是好人，就都一概認為‘不是人’，辱罵、侮辱、虐待、毆打、殺戮、千刀萬剮都成了活該，都無所不可?！蓖跸壬信e報載艾滋病感染者、人工流產、刑訊逼供，直到上溯“文革”的濫打濫殺種種，總結說，“殺盜非殺人”歸根結底是“不把人當人”。何謂“以人為本”？珍惜生命是最基本的。結論明明白白，難怪王先生慨然道：“缺乏對于‘人’的根本珍愛，還奢談什么人權?！?/p>

在王先生的雜文中，從魯迅那里拈出多道題目，其中一道是《魯迅為什么憎惡李逵》。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寫到李逵，說：他跟《水滸》中別的“強盜”一樣，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他劫法場，不問青紅皂白，掄起板斧，排頭砍去，所砍的都是“看客”。魯迅把這種毫無人性道德可言，加以一律打殺的行為歸為“流氓”的譜系。至于李逵及其同伙接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魯迅指出，這時流氓的奴才本性便完全暴露出來了。

自古以來，專制統治者及其奴才無不仇視人類生命。這筆歷史遺產，對人民政權來說是不可接受，而必然加以摒棄的。為此，王先生接過魯迅對“流氓主義”的批判，強調保護人民的生命權和生存權。他認為，這是首要的，也是基本的。而這一切，自然仍當通過人民自身的力量來獲取。

三、自由，及自由的限界

魯迅說，現時代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后來又補充說：“所謂生存，并不是茍活；所謂溫飽，并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币苍S，“奢侈”和“放縱”距離目下一般中國人的生存較遠，王得后先生少有議論，提得最多的是“茍活”，還專門寫了文章，題目就叫《生存不是茍活》。

王先生說過，活著是一種意義，但是“茍全性命”又遠非意義的全部。顯然，人生有更重大的意義在。他引了魯迅的話說，人除了“不吃人”，還要成為“真的人”。那么，什么樣的人，才是“真的人”呢？什么樣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王先生寫過一篇《“兒子是我的”》，說一位父親因兒子在小學不用功讀書而進行體罰，終至斃命，究其死因竟是：“兒子是我的！”這里說的是人的身份和歸屬，文章的意思，其實并不限于家庭倫理，它要說的是，必須擺脫這種人身依附性，使人成為獨立的個體。魯迅說的“立人”，首先即立“個人”。人要做到獨立自主，不只關乎社會身份，還有一個觀念和意識問題。王先生在《反趨風氣的古人》一文中，說到“趕時髦”的傳統。文末用春秋筆法打岔不說，通篇說的，都是中國人如何愛趕時髦。從身份到思想行為，由于缺少獨立性，結果逃避自己，依附團體，趨趕潮流，成為勒龐在群體心理學中所說的“烏合之眾”。

《今我來思：王得后雜文自選集》

魯迅在解釋生存不是茍活的命題時，提到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調侃說，“住在里面，何等安全”，著實是“茍活的理想鄉”；但是接著說，這里缺少的就只有一件事：“自由”。自由是同獨立緊密聯結到一起的。沒有自由，就沒有現代人的獨立的生存。王先生立足于十字街頭，觀風問俗，從人們日常慣見的飲食、穿戴、出行、娛樂諸事中，隨處發現自由的價值。為此，他寫了系列短文，平易、風趣、潑辣，文風頗類魯迅的《準風月談》。

比喻未必全是跛腳的。以飛鳥做自由的喻體，“天高任鳥飛”，這就很貼切。王先生寫了《北京的燕子》，贊美燕子自己選擇居處，決不依附于人，成為人掌中的寵物，而是“縱心翱翔”。另一篇《移風易俗話籠鳥》，寫的卻是“籠鳥”，完全失去自由。王先生不贊成籠養，倒贊成“鳥道主義者”鄭板橋的主張：“欲養鳥莫如多種樹”，給鳥類提供一個宜于生存的“鳥國鳥家”?！而澴?、梅花鹿和麻雀》同樣說到“自由喂養”問題。文章的題旨不全是環境保護，這里不妨看作是一個隱喻：對于飛禽走獸，另一種生命，一樣需要愛，需要尊重，需要自由和平的環境。倘若手持籠子、刀槍、繩索，即使高調宣稱“愛鳥什么什么”，這些本可以友好相處的生靈，恐怕早已逃之夭夭了。

王先生有多篇文章說到著裝，如《著裝問題》《唐裝與國服》《旗袍與迷彩服》等。所謂“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尊重個性，多元主義，無疑作者是贊成“自由著裝”的權利的。與此同時，他引出另一個公共性話題，就是自由的界限問題。人是群居的，人有人的道德，而自由的限度也就包含在道德原則里面。在這里，王先生認為有必要區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他多次提出，要不損人利己，甚至甘愿損己以利人，“這才是一個洗滌了動物性而出類拔萃的人，堂堂正正的人，現代的人”。

道德原則不是律令，在相當廣大的生活場域里，王先生都是反對禁止，主張利導的。在《且持卮酒食河豚》一文中，他明確提出，一味禁止是不足取的，“不但無益于進取精神的養成，就事論事，只好倒退”。他在多處說到，人要成其為人，不要不把人當人。在公共空間中，人或直接或間接彼此往來，實際上都在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之中。他對人的定義很有意思，說人類是一種歧視成性的動物，但是又反對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當成歧視的理由。歧視，本質上是一種等級觀念，它是反平等的，可以毒化人際關系，乃至整個社會。

社會平等是人類的理想追求，平等以自由為基礎，與自由同樣重要。魯迅早年提倡“立人”，所謂“自覺至，個性張”，鼓吹自由意志；但是，個體是決不能脫離群體社會而存在，成為“超人”的。所以，后來魯迅說到尼采式的超人的“渺?！?，說到怎樣“做父親”，怎樣“救孩子”，都是在社會進化的鏈條上，以幼者和弱者為本位，強調平等，強調道德責任。

王得后先生在闡釋魯迅的“生存不是茍活”的思想時，兼顧到自他兩面：一方面盡為人的義務和責任，一方面積極進取，大步向前走，不停止，不回頭。王先生似乎更看重后者，即人生中勇于實踐的精神。什么叫“茍活”？王先生引用魯迅對古人種種教訓的總結，就是：“教人不要動?！比藶槭裁磿埢钅?？一是怕失錯，二是怕危險，說到底是一種卑怯心理。而老祖宗教給我們的生存法，無論儒道釋，恰恰是助長了這種卑怯。王先生一再宣傳魯迅的主張，提醒說，魯迅的話并非危言聳聽：“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p>

四、不茍活的精神

人要不茍活于世上，談何容易。王先生本人就曾“死過三次”，而且第三次死并非意外，而是自殺，可見活的艱難。

王先生寫過一篇《想起了許先生》，說的是與魯迅“十年攜手共艱?！钡脑S廣平。文中介紹說，許廣平當學生時，不滿當局措施，要求改革，不怕壓迫，不怕開除；而且關心國事，參與北京全市學生游行示威，反對政府，為爭中國人的自由而斗爭。畢業后，她回廣州任教，極力扶持進步學生，不受利誘，不懼恐嚇，不惜辭職。身為國民黨黨員，當她目睹國民黨鎮壓學生群眾后，隨即與之決裂。當遭到日本侵略軍的憲兵總部逮捕時，她身受電刑，仍堅強不屈。即便與魯迅結合，承受家族及社會的巨大壓力，也能抱定五四新女性“我是我自己的”那種獨立觀念和自由意志，堅持既定的選擇。所以，王先生稱許廣平是一個“不茍活”的人。

及至一九四九年以后，王先生說許廣平做了一些“錯事”：“肅反”批胡風，“反右”批馮雪峰，“抓叛徒”批瞿秋白。王先生說：“這傷害了朋友，也污損了自己，為親者痛，為仇者快?！蓖跸壬f，這是由于許廣平的“黨派意識過強”，在運動中喪失了“思想自由”，未能“特立獨行”所致。他說，這是許廣平與魯迅師生間的“一點內在的差異”。在這里，他避開許廣平后來與世推移，終至“犯錯”的一段人生算不算“茍活”的話題，而歸之于社會環境，稱之為“時代的悲劇”。

王先生注重大節，他稱頌許廣平對魯迅聲譽的維護，晚年為保護、追尋魯迅書信的手稿而身心交瘁，終至辭世。這也是一種抗爭，王先生看重的是這種抗爭精神。

人要不茍活，就要追求“生存的意義”，保持“人生的精神”。王先生在題為《自勝者強》的文章中，舉了另一個不茍活的例子。邵燕祥先生出版了一本“奇特的書”：《人生敗筆——一個滅頂者的掙扎實錄》。書中不但編入歷次政治運動中有關他的“三反罪行材料”“批斗會的簡要實錄”，而且，把自己當年低頭認罪寫下的“意見”“思想檢查報告”“交代”“思想匯報”不加修飾，原原本本地編印出來。

《世紀末雜言》王得后 著 

對此，王先生寫道：

試想，把“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這樣的“馴服工具”的心跡，也即不自覺其為奴隸的出身履歷，在覺醒之后披瀝在覺醒的人們或似醒未醒的人們面前，實在無異于煮自己的肉。

覺醒的標志是什么呢？王先生說，就是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自己與大眾，以及相關組織的關系，能夠像魯迅那樣，“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覺醒不但需要理性，而且需要勇氣，需要付出痛苦的代價。為此，王先生極力稱贊邵先生的這部《實錄》，認為“最可貴的正是擁有魯迅的這種精神，付出半生‘掙扎’的血淚，從幾乎‘滅頂’的時代的‘浩劫’、國家的‘浩劫’中抬起頭來，站穩腳跟，挺直脊梁，蔑棄‘原罪’的說教，打破做一個馴服奴隸的理想，挑戰后半生的命運”。

王先生還寫過系列憶述師友的文章，其中如蔡元培、馬寅初、啟功、吳祖光等，都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在王先生眼里，他們身上都有一種不茍活的精神。

《我想蔡校長》說蔡元培掌校期間，整頓腐敗，銳意革新，創建了一種“北大精神”。文章不滿于“新新一代學者教授”對蔡校長“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針的歪曲性詮釋，指出在“古”和“中”為主流的狀態下，兼容“今”與“外”，無疑是一種斗爭策略，體現了一位改革家的激進立場。蔡校長的革新主張與實踐，在當時，不但為“國粹派”所反對，而且受到政治及軍閥勢力的干預，然而終不為所動。五四運動期間，政府出動軍警，大肆逮捕學生，蔡校長挺身而出，與當局說理周旋，終使學生獲釋。王先生有感于蔡校長這種不畏危難、勇于擔當的精神，對于北大與學界紀念五四而不念及蔡校長愛護學生，力抗暴政的作為，表露了個人的不滿。

《還想馬校長》，所謂“還想”，應當是繼續“北大精神”的話題。馬寅初是一九四九年后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一九五八年“反右”時，據《光明日報》統計，在兩個月內，即有兩百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但是，他不敷衍，不屈服，公開發表聲明，名為《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弊匀?，他即被打入“另冊”，直至活到百歲的上壽才得見“平反”。

王先生滿懷敬意地寫道：

我以為馬校長也是偉大的，這偉大，就在身處一批就倒，一批就投降的時代，馬校長不顧利害，不怕壓力，不講情面，堅持獨立思考，堅持自己的思想和學說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就沒有北京大學；沒有這種精神，就沒有中國的學術……

僅僅為這種獨立堅持的精神，王先生使用了“偉大”二字。

《再敬吳祖光先生一杯酒》，說到劇作家吳祖光為聲援兩位被國貿員工非法搜查的女大學生，與國貿打官司一事。文中說一敬再敬，都因為吳祖光“為人是一個大寫的‘真’字”。

魯迅說的立人，首要是真，所謂“始自有己”，“朕歸于我”，堅持完整的自我。

王先生據此引了魯迅的又一段話說：

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

從自我出發，追求真理，實事求是，不顧利害，這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精神。

五、法與法治

王先生多篇文章談法，有一篇叫《不讀書，得讀法》，其中的主張頗有點“不讀法危險論”。他提出，在建設中，法“雖然不盡如人意，必待時時完善。但必須讀，必須用，必須遵守卻是義務，也是權利；是公德，也是社會責任”。他把法和法治的重要性上升到關乎國家存亡的高度，說：“以法治國就必須‘一斷于法’。法制的最大危險在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違法，違法不究。當劉少奇同志手捧《憲法》而得不到保護的時候，天下大亂則勢不可遏矣?！?/p>

《是非和標準》一文拉得很遠，從動物到人類，從“素王”孔子到辜鴻銘到弘揚“國學”的后進，最后仍然回到中國人關于是非的標準上面。王先生強調觀念的更新，凡事“以憲法為根本”，“以法律為準繩”，“從根本上建設法治國家”。他指出，“憲法危機是國家最大的危機”，接著列舉報載某大學公然非法侵犯公民住宅，以及作為執法者的警察、法官等給予支持的著名案例。這算不算危機呢？僅是改變個人的是非觀念，就可以避免危機的產生了嗎？

說到法，難免比較中西文化。王先生有一些短文，如《總統是靠不住的》，說中國人由來相信“性本善”，好人占多數，尤其相信官愈大人愈好；美國人則“怪怪的”，都以為“總統是靠不住的”，不相信總統?！兜犊陀械馈窂膰H電影節獲獎的驚險武打片《雙旗鎮刀客》說起，比較影片與“美國西部片”的異同。文章不完全贊同評委的看法，卻說《雙旗鎮刀客》中的刀客之道是“防身和運氣”，頗符合中國百姓的人情心態；而“美國西部片”雖然一樣有荒原、騎士和搏斗，卻在在彰顯那種執行法律、維持法律的精神。

《刀客有道》王得后 著

總之要讀法，懂法，重視法的實踐。對于這實踐，王先生說得較多的有三項：（一）維護人的基本權利；（二）限制不受限制的權力；（三）守法既針對個人，也針對政府?！段夷睦锶チ恕贰痘c逃名》《說怕與不怕》等，都涉及問責求實的問題。王先生常常談到名與實的關系，強調正視事實真相，不茍且，不欺瞞，不逃避，維護社會的公正性。當他談論所有這些時，難得的地方是能夠隨處把法律同人性道德聯系起來。

也許王先生從亂世中來，尤其經歷過“文革”，所以對于社會秩序，始終表現出一種關注的熱情。他寫過不少文章談城市治理，希望小百姓能過上安定的日子，反對多種人為的政治運動。其中，有文章專談傳統的“一張一弛”的“文武之道”在近今的一大變遷，就是使之“運動化”，最后說：“用先生的‘文武之道’，求今日的經濟建設，城市管理，社會服務，難矣哉！”

有意思的是，王先生平時總愛稱引魯迅，唯獨說到法和法治時，卻不見魯迅的形影。原因蓋出于魯迅本人，與他對國家的性質、國民的身份，以及法律的本質的認識有關。魯迅確認“中華民國”已經蛻變，人民從前是奴隸，后來仍是奴隸，而且成為奴隸的奴隸了。這樣的專制主義國家，不可能為人民制定法律，所有那些寫在憲法上的條文，統統都是空話。他在一則小雜感里寫道：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而后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所以說，“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面對這樣一個魯迅，想來王先生根本無法使用他的思想言論，就時代與法的變異做出恰切的說明。

六、傳統與改革

魯迅太徹底。他不信任他的國家，不信任政府，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他覺得一切都要從頭來過。他從來擁護革命，不會告別革命，他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說到“革命”，不免使一些號稱“自由主義者”生厭。其實，在魯迅的認識中，革命的范圍廣大得很，說是“那不安于現在，不滿意于現狀的都是”。他說：“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革命更不可怕，“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在魯迅那里，改革，是包括在革命的范圍之內的。魯迅關于改革的思想，有幾個重要的觀點：一、必須改革，“維持現狀”是進步的大害；二、改革阻力大，“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三、改革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四、改革的阻力除了直接來自黑暗勢力，也與“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的人民”有關；五、改革必要采取“激烈”的主張和手段，有個“開天窗”的比喻是有名的——大家不允許給黑屋子開窗，但如果主張連屋頂也拆掉，就都表示愿意了。

王得后先生完全接受魯迅關于改革的思想。在他的雜文中，說得最多的是傳統問題。其中有一篇《傳統三題》，對傳統的闡釋頗為詳盡，在傳統那里，隨處隱藏著改革的機遇；正如改革，無處不受傳統的阻遏和糾纏。

王先生這樣理解傳統：一、傳統是一個民族、一個地方人民凝聚的力量，但也是最堅固的阻礙發展的力量。二、傳統是多元的，有正統，有“異端”。三、傳統的變異有兩種：一是反復，一是羼雜，都屬常態。

關于社會改革，王先生在網上見到一位名人詰問道：“魯迅為什么不談民主？”于是一連寫了幾篇以魯迅為專題的文章：《魯迅說“專制”的禍害》《魯迅又出狀況了？》《魯迅與憤青》《再說魯迅不想做皇帝》等。王先生指出：民主與專制是硬幣的兩面，魯迅談民主有他獨特的方式，就是談專制，通過否定專制以肯定民主。

《我哪里去了》王得后 著

王先生說中國帝制歷史悠久，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專制以后，有“暴君的專制”，有“愚民的專制”，花樣繁多。他說魯迅對“專制”的禍害的總結是“冷嘲”是外國貨，“死相”“沉默”則是“中國制造”。魯迅還說“死相”和“沉默”是比暴君的屠殺更深、更廣、更慘烈的禍害。在題為《無聲的中國》的演講中，魯迅說的“無聲”，其實并非真的沒有聲音，而是只有一種聲音。中國的專制，大到國，小到家，魯迅及身而見，乃確認專制把人變成奴隸，乃至于奴才。所以，在論及改革的時候，魯迅極力主張根除奴隸性，做一個人，做國家的公民、國家的主人。

說到傳統，除了體制的沿革，王先生尤其重視民俗，和人們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他說，變革傳統，移風易俗是永恒的主題。又說，觀察傳統，不能只看表面現象，聽口頭宣言，要深入民眾的生活，觀察人際交往的規則和潛規則。他所評議的養鳥遛狗、分餐、著裝、端盤子、戴口罩等，都為平時大眾生活中所習見，然而都與社會的改造密切相關。其實，重視民眾的風俗習慣，深入研究，分好壞，立存廢，正是魯迅的思想。魯迅談改革，強調說：“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為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p>

周作人曾說魯迅對國人的看法是悲觀的、絕望的。但是，他沒有說到的是，魯迅同樣反抗著絕望。他相信民魂的發揚是將來的事，卻自始至終從事啟蒙社會、壯大民魂的工作；這看起來很迂遠，實際上是切實的?？傊?，他一直堅持反對“好政府主義”，不相信依靠專制的政府可以進行改革。時過境遷，及至今日，王先生在改革問題上，似乎與魯迅的死硬立場有些不同，就是看重政府的責任，說：“移風易俗的改革，我以為根本在政府的決心和措施?！彼e歷史上的例子，證實行政手段的作用，說：“胡服騎射，不是皇帝下死決心，力排眾議，身體力行，哪怕關乎國力國防，我想也不會成功，并流芳至今?！?/p>

對于傳統，王先生頗注重保守、滯重的一面，所以，與傳統決裂，即所謂“斷裂”是他樂見的事。他反對數年前勃興的“國學熱”，以為明明白白是拉車屁股向后的事，而在多篇文章中予以諷刺。

魯迅指出，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是無法遏止的。自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斗爭。這是對舊勢力的斗爭，舊勢力的根底非常堅固，改革運動非有更大的力量不能動搖它什么。在改革艱難進行的時候，竟然有人對斗爭感到厭倦，甚至憎惡，豈非咄咄怪事。主張所謂“寬容”，同這些貌似公允其實極其有害的論調是一氣的。王先生撰文予以駁斥，一針見血地揭露說：“借刀殺人，才是寬容的要害所在?！?/p>

“斗爭呢，我倒認為是對的。人被壓迫了，為什么不斗爭？”這是王先生引用最多的魯迅的一句話。

斗爭是同改革連接在一起的“關鍵詞”。如果取消斗爭，改革根本無法進行，自然，如果不是為改革而斗爭，就是為斗爭而斗爭。幾十年來，我們已經嘗過這種以斗爭為目的，意在“整人”的政治運動的況味，應該不難領會魯迅在一九三四年間寫下的一段話：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斗，但為的是改革。

為改革而斗爭，是魯迅的結論，也是王先生的結論。

七、魯迅之影

魯迅早年倡言“立人”期間，呼吁“精神界之戰士”的產生。這種“戰士精神”，正所謂“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挑戰舊制度及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目的在于改造社會，促進新人的產生。

王得后先生自覺走近魯迅，也就在青年時期。對魯迅的發現，激發了他的人生熱情，教會他獨立思考，并且以獨特的深邃的思想給他以啟迪。他的研究工作，進一步加深了他對魯迅的認知。當他跟隨魯迅探求真知與真理時，發覺魯迅思想無與倫比的有效性。他每到思考、觀察和分析問題時，魯迅便應時出現。魯迅的思想成了他的思想。

事實上，魯迅早已進入他的靈魂，參與了他的日常生活，包括寫作。

譬如雜文，這種王先生稱為雜感與短評的混合文體，就是從魯迅那里學來的。他在一本雜文集的后記中說：“當我體驗到雜感式的短評的根本特性是話里有話、意在言外的以后，我自以為更能讀懂魯迅的雜文了?！碑斔麨轸斞鸽s文的魅力所誘惑而從事寫作時，可以看出，他的雜文，從思想內質到語言形式，都帶上魯迅的鮮明的印記。

看看《我已經死過三次》中的一段：

“大躍進”過后是大饑荒。我們在“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地吃了七十天野菜之后，人胖得像當時發明的新技術蒸出的饅頭。原來十六個中專學校，合并成兩個，又合并為一個，統名之曰工業學校。一部分老師和大部分學生在“你們來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青海，你們走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青?！钡目谔柡凸膭酉?，打回老家去了。留校的白天不再上課，晚上常有舞會。當時毫無知覺，回想起來，也算是歌舞升平了。

《垂死掙扎集》王得后 著

《以狗為鑒》講說更久遠的歷史，卻見調皮了許多。開頭說，陽歷新年一到，報紙便搶先歸入“狗年”大談其狗。所謂狗年，即戌年，是中國傳統的農歷紀年才有的。以此推算，狗年也要在陽歷元旦后四十天才到。這種誤記，蓋在于包括“國學家”在內的人們，早已忘記農歷從辛亥革命時起即被廢棄而改用公歷，以致新舊不辨，混淆在一起了。王先生寫道：

今天爬格子的人中大概也還有年屆耄耋的壽星，但多數恐怕還不及古稀，未能躬逢當年關于紀年法的革命的盛舉，于是淡漠了，也隔膜了。而我們的高等學府沒有早早高揚“國學”的義旗，大搞“國學年”“國學月”“國學日”，恐怕也難辭其咎吧？

這些“國學家”連未及一個世紀的事都懵然無知，居然有勇氣提倡讀古而又古的“經”。正所謂“不知有漢，遑論魏晉”，文章繞了個彎子，痛斥“國學熱”的荒謬。筆之所至，靜水深流，波瀾不驚。

再看王先生致敬吳祖光的一篇，其中說：

我們中國像吳先生這樣的人太少了。難道天佑我中國，怕一多真會引發地震！

魯迅深通中外歷史，尤洞悉世道人心，每每有老吏斷獄式的評論，更多的見于諷刺性雜感。魯迅的諷刺藝術可謂出神入化，手段繁多。至于王得后先生的雜文，由于多取材于生活日常，極少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不像魯迅那樣陷于私人論戰，故而少有那種偏激之談，以及反語的使用。王先生也論辯，也諷刺，“話里有話”，但多的是一種明朗、通脫、平易的風格，沒有特別的“吞吞吐吐、曲曲折折”，很少見到魯迅式的峭厲和隱晦。

這里有時代的因素，也是個性使然。王先生從魯迅中來，同魯迅一樣，到民眾中去。這中間，王先生很難擺脫魯迅的思想和藝術的影響，自然，這首先是因為他甘愿接受這種影響。他是獨立的，自覺的，他保存了他自己。在雜文中，可以看到，對于魯迅，他只有景仰，卻沒有宗教式的膜拜；極力追慕，卻非依附而趨同。王先生是魯迅“立人”的鼓吹者，但同時，也是堅定的踐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