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德海，《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上海文化》編輯，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著有《詩經消息》《書到今生讀已遲》《泥手贈來》《個人底本》《馴養生活》《若將飛而未翔》等。曾獲“《南方文壇》2015年度優秀論文獎”、“2015年度青年批評家獎”、第八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十七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文學評論家”。

一

無論星占還是歷法，都離不開天。這個天究竟何意，歷來說法眾多。王桐齡《中國史》將其約為三義：“一為物質上之天，《詩·王風·黍離篇》所謂‘悠悠蒼天’，《秦風·黃鳥篇》所謂‘彼蒼者天’者是也。一為萬物主宰之天，《詩·大雅·皇矣篇》所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是也。一為人力所不能做到者歸之于天，《孟子·萬章上》所謂‘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者是也?！苯鹂四尽墩劇疤臁薄?，則更為簡潔地將其看成一個全體（像前面把全部思維世界作為一個整體）：“那時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當時古書中說的天，是什么？是日、月、星，是最大的全體。在空曠地方，躺下望天，這就是人能夠見到的最大的東西。沒有更大的。所以《說文解字》說‘天’字是‘一大’?！觳皇翘炜?，不是指那個常常變換顏色的一片（《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也不是日月星活動于其中的空，而是包括所有這些的全體，和地相對的全體。地的全體不可見（人不能上天），靠天來對照。抽象的空間概念是在具體的實的空間的認識之后的?！睆埞庵薄睹佬g·神話與祭祀》里的話，則清楚地說出了其中的關鍵，“天，是全部有關人事的知識匯聚之地?！庇谩秳虿鍒D天文史》的話來說，屬于自然的天也是“文化資源的天空”。

沿著這個思路，《周易·系辭下》所謂“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就并沒有凌空蹈虛，反而是對人世切切實實的觀察。還是用金克木的話來說：“古人將人間投射到天上（《漢書·天文志》：‘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但同時也是將天上投射到人間。不僅是日蝕、彗星等災變，天人相應，如《漢書·五行志》的大量記載。由天象也可以想到人間?？吹教煜笙氲饺碎g也該照樣。例如天中軸在北（北極），想到尊者應當居北朝南，人君要‘南面’，而不隨太陽居南朝北，反倒是群臣北面而朝。將天象系統化，將星辰排列組合加以名稱和意義，例如說天上有斗，有客星，有宮，是用人間譯解天上。觀察結果，用人解天。有的說出來，記在書中，多是災異、祥瑞。有的不說出來，藏于心中成為思想，例如紫微垣中心無明星，一等明星散在四方，掌樞衡者實為北斗。這不能說出，只能推知。這就是奧妙所在?！咎煳牡墓賳T和知天文的專家又受帝王及貴人的重視，又受歧視和懷疑，原因就在于其中有奧妙不能明說?！庇纱丝梢酝浦?，在古人眼里，地其實也可以看成天的一部分，易經里的三才，至此可以歸結為天人關系，也就是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所謂的“天人之際”。這樣來看，《史記》的八書，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或許都與“天人之際”有關？推論得有點遠了，還是回到《天官書》——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

結合此前《天官書》的引文，大約可以發現，司馬遷好像特別喜歡強調“三五”?！端麟[》對兩處“三五”有不同的解釋。此處謂“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彼處則謂“三謂三辰，五謂五星”。三辰指日、月、星，五星則指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較早的注釋既然如此，后世的說法當然就更多了。拿牛運震《讀史糾謬》對《索隱》的質疑來說吧：“‘三五’當依余有丁解，謂三代五家也，觀前后文義自明（按論贊開頭有‘及至五家三代’語）?！端麟[》以‘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解‘三五’，附會之甚，獨不計上文有‘百歲中變’之文，竟置而不論邪？及注后文‘為天數者，必通三五’，又以‘三辰五星’為說，益以見其前后矛盾，而立說之疏謬也?！迸Ｊ现С值娜寮艺f，依《正義》，三指的是夏、殷、周三代，五指的是黃帝、高陽、高辛、唐虞、堯舜。王元啟《史記正偽》卻斬釘截鐵地認為：“五謂五百載一大變，三五即三大變之謂。三大變凡千五百歲，故曰上下各千歲。后文三五俱同此解?！苯烁咂阶印妒酚浱旃贂ⅰ穭t謂：“古文喜用三五等詞，其說可以累日而不能盡?？傊?，此等處不必過泥于一說也?！?/p>

朱維錚《司馬遷傳》，根據太初歷所用術語，解析“三五”的含義。中國古代使用陰陽合歷，而太陽年和朔望月的周期卻不一致，“制定歷法，倘用純陰歷，則不能預報季節變遷，倘用純陽歷，則又不能預報宗教、政治和日常生活都需要的朔望所在”，于是歷法需要不斷調適兩者的關系，改正朔正是這個調適的表現之一?！案鶕茪v經驗，在司馬遷時代已得出以下諧調數據。19個回歸年約等于235個朔望月，即76年等于27759日，稱四章或一蔀。27章等于513年，稱一會。三會即八十一章，凡1539年，稱一統。人們發現，制訂歷法的計算周期，若小于一統，則兩個基本周期相除所得總日數，便不成整數，而要使回歸年、朔望月和干支六十周期等相會合，最少需要三統，即4617年。紀與計算干支周期有關。一紀等于20蔀，等于19×487個干支六十周期，等于1520年，與一統的年數近似。三紀稱一大備，又稱一元或一首，共4560年，接近三統的年數?！^大數，意為成數。所謂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不正是分別約舉一會、一統和三統的成數嗎？于是，‘為國者必貴三五’也可了然。所謂‘三五’，即指三個五百年，也就是一紀或一統的成數?！?/p>

從這個解釋看，三五其實是一個（與天相關的）歷法事實，事實確立，自然“天人之際續備”，也即天人關系呈現得連續而完備?！墩f文》釋“際”為“壁會也”，段注詳釋云：“兩墻相合之縫也。引申之，凡兩合皆曰際?！比绱?，“天人之際”的意思應為天人相合，也即天象與人世的相合——如果沒看錯，這不正是星占家的分內事？從《天官書》來看，天人相合，首先是地上政治系統與天官的對應關系。上引金克木《談“天”》已經涉及這個問題，朱維錚至謂：“在他（按司馬遷）的天體結構圖里，西漢王朝的政權結構和等級差別，統統有對應的表現，甚至沒有忘記給天帝安排后宮、倉庫和馬廄?！庇辛诉@個對應關系，就可以觀天而知世，星象的變化對應的是人間政治的重大變化。除此之外，當時整個中國跟天的對應，則有所謂的“分野說”，也即星官和地上區域的對應，如二十八宿與州、國的對應：“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狈忠跋到y一經確立，星占家就可以根據不同星象變化推斷不同地域即將發生的事。天人之間既如此密切相關，我們或許能夠明白，為什么潘先生會說，“天官的意識實為我國的宗教”。

有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是，在“究天人之際”前面，司馬遷加了“亦欲以”三個字。其中的“亦”字，當然可以看成司馬遷之前所有探討“天人之際”的人物，包括他奉為先師的孔子和《史記》簡單提及的孟子，更不用說動輒提到天人關系的道家人物。這個追溯過于遙遠，容易陷入漫長的推理鏈，不妨就從漢代的情形來看。程金造《〈報任安書〉‘究天人之際’釋》指出：“這‘天人之際’，在太史公時是政治上的常語。如董仲舒在對策中說：‘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分際，甚可畏也?！珜O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述詔書之美也說：‘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饭凇妒酚洝分?，也幾次說天人之際。所以漢、魏人注解《漢書》，如胡廣、應劭、服虔、韋昭諸人，在《報任安書》中都不作注。漢、魏以后，經歷六朝，南北紛爭，政局劇變，及于隋、唐，學者對這自古流傳的常語也生疏了。所以顏師古注《漢書》，于此無注，《昭明文選》（今本）錄《報任安書》，李善也無注?；蛘叨颊J為天人玄妙，無法質言，空而不解?！蹦莻€司馬遷“亦欲以”究的“天人之際”，漢魏人因是常語而不注，后人則因玄妙而不注，竟至于快要成為懸案了，“亦欲以”的含義也就始終無法確定。如此情形下，或許只有一個方式可能接近真相，那就是回到司馬遷的具體處境。

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崩逝，一直被祖母束縛手腳的漢武帝終得乾綱獨斷，不久即發出了“天人三策”中的第一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漢武策問中，密集出現天命、災異、三光、寒暑、鬼神這些詞，可見所詢與天人相關。董仲舒當然能揣摩得出其中的關鍵，因而策對起首即云：“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奔仁恰敖裆稀彼鶈?，回答此一策問的當然不止董仲舒，照李紀祥《太史公“成一家之言”別解》的說法，回應策問者兩次即已逾數百，因而“必然已盈繞天下之士，成為當世欲以究明的一大漢世關鍵問題。司馬遷亦忝列其一，所以他才會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史記·儒林傳》載，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并因“著災異之記”差點被判死刑，于是“竟不敢復言災異”。這么看，董仲舒也是星占專家，他跟司馬遷的差別是什么呢？天人三策的第三次策，董仲舒亮出了自己的主張：“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北容^《天官書》的“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可知如朱維錚所言，“司馬遷考察‘天運’，基點是自然界在變，這個變服從數的支配，掌握這個數便可對天運知往占來”。如此，差不多可以確認，司馬遷并非憑空想象出一個永不變化的天，而是根據天象變化進行“天人之際”的探究，即如鄭慧生《星學寶典：〈天官歷書〉與中國文化》所言：“司馬遷把星官比做人事，他的天人之際，就是天星與人的關系。他認為只有弄清了天星與人際的關系，貫通它們上下千年的變化，才能‘為國’——治理好國家?！被蛘呖梢哉f，在司馬遷心目中，觀察星空的變化，就可以知道帝國的運行情況，這不是猜測，更不是禨祥，而是確定的事實。在這個意義上，“亦欲以究天人之際”就不是司馬遷的謙辭，而是飽含著他對解決籠罩當時漢王朝最大思想問題的自信，更隱隱透出他獲得整體認知時的強烈自豪。

二

前面寫過，司馬遷曾自嘲“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上面談的“天人之際”，主要跟“星歷”相關，屬于太史令的天官職掌。除此之外，司馬遷對自己的職務描述，還有“文史”一項，《太史公自序》所謂，“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端麟[》云，“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程金造《太史公所掌文史星歷說》據此推斷：“太史談、遷父子，為漢太史令，所執掌的‘文史’，就是主管皇帝家藏的書籍?！绻氛?、遷父子不掌管皇家書籍，必然不得見‘六藝經、傳’千萬之多……大約漢初太史令的職任，是兼掌秘府書籍之庋藏與天時星歷二者?！碑敃r的皇室藏書雖然豐富，但并不對外開放，私讀私錄更是彌天大罪?！懊馗臅?，其所以禁人觀覽與抄錄者，還不只是由于一書寫本之無多，怕有佚失。其主要原因，乃在于書籍所載的，多是各家理國治民的機謀方略，這些統治黎民的方術，只能皇帝獨握在手，不能操之他人，因此禁止散行于各地?！彼抉R父子因為職責所在，得以觀覽皇家豐富的藏書，無疑對當時見于記載的人類思想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對好學深思者來說，觀覽的同時，肯定會有意無意對圖書分類整理。逯耀東《〈太史公自序〉的‘拾遺補藝’》推斷：“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興衰而言，秦焚《詩》《書》是一個分水嶺。自秦以前遠溯上古的學術發展，經孔子刪定后，作了第一次的集結……此后五百年，其間經歷秦焚《詩》《書》，載籍渙散，至漢武帝大規模搜集軼書，然后司馬氏父子校書秘閣，對孔子以來的學術思想演變，作一次系統的整理，這是中國文獻的第二次集結校整。司馬氏父子欲以承五百年之運，繼孔子之業以自任，這是司馬遷說‘小子何敢讓焉’的原因?！闭韴D書需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論六家要旨》或正是因此而作：“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不僅對戰國以來目錄學的發展有新的拓創，更重要的是對這個時期的學術發展與流變，作一次系統化的整理與總結。并且對經過系統化整理的學術流派，予以一個固定的分類名稱，清晰地劃清不同學術流派間的范圍。這種分類方法后來為劉向、歆父子繼承，《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即以此為藍本形成的?！比绻@個說法成立，則司馬父子不只是觀覽藏書，而是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結構，能以此剖判當時能夠看到的天下學問。

除了讀已經基本形成的書，司馬遷還能接觸到現在稱為檔案（甚至是絕密檔案）的文字。郭沫若在一封信中指出：“司馬遷曾是一位檔案工作者?！妒酚浖狻吩凇短饭孕颉纷⒅幸绱驹唬骸稘h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瘬丝梢?，嚴密意義的檔案是存在太史室的。故自序云‘百年之間天下遺文故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倌曛g’四字值得注意。百年以前的舊檔案或者丞相所得的副本等，便可能保存在石室金匱和天祿閣之類的藏書館了?！惫湃宋淖值闹饕δ?，是借以解決遇到的事，并沒有現在所謂寫作這回事。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后來被尊為經典的作品，原本也可以是為解決當時問題留下的檔案。朱自清《經典常談》談到《尚書》時提到：“書原是記錄的意思，大約那時所謂書只是指當時留存著的一些古代檔案而言，那些檔案恐怕還是一件件的，并未集結成書。成書也許是在漢人手里，那時候這些檔案留存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漢人便把它們編輯起來，改稱尚書?！碑斎?，這里的所謂編輯，并不是有什么就編什么，就像司馬遷的“整齊百家雜語”，其間貫徹著非常明確的總體學問判斷。這個從整理圖書檔案到完成《史記》的過程，《太史公自序》里有一段可為說明——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網羅天下放矢舊聞”，《索隱》謂：“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也?！薄安r異世，年差不明”，《索隱》謂：“并時則年歷差殊，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也?！奔热弧岸Y樂損益，律歷改易”，當然需要明確損益和改易的具體內容。以上，差不多都能看出司馬遷“整齊”的意思。只有經過了這番整齊，此前沉埋在石室金匱中的遺文故事，才得以煥發出異樣的光彩，進入整個民族的精神創造序列。這個整齊的過程，里面也貫穿著一個非常核心的意思。包括前面已經提到的損益和改易，加上“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和“承敝通變”，核心意思其實已經呼之欲出，那就是“通古今之變”。研究古今的變化，對照當時的情形，以便不斷損益調整，或許就是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之一，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所謂：“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崇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于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p>

損益二字，應該來自《論語·為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币皇罏槿?，十世為三百年，百世則為三千年。子張問較近的未來之事，孔子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提出了損益的原理，就是觀察社會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以此作為認知的基礎，看大勢所趨，從而對未來作出較長時間的判斷。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的第三策也用了孔子這段話，引出了“天不變，道亦不變”，并接著談到，“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后，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深入思考董仲舒的說法，仿佛三圣時期已經擁有了某種理想模板，后世只要遵之而行即可，損益也只是后世間的調整。這方式看起來簡單易行，卻把流動不居的損益變成了略顯刻板的錯失糾正?；蛘哌@樣說，董仲舒的損益觀，把孔子根據當世情形不斷調整的“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變成了儒家意義上有復古傾向的“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如此，我們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是否能從中感受到司馬遷和董仲舒思想的異同？

不止損益二字，上面引文中的很多詞，都跟經典密切相關?！霸疾旖K”不就關涉《春秋》的積漸之旨？“承敝通變”不正是《易經》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見盛觀衰”當然也可以歸入上面兩本經典的范圍里，但司馬遷所習的魯《詩》，最能見盛觀衰?！妒酚洝なT侯年表》序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蓖跸戎t《詩三家義集疏》引了這段話，說這意思是，“王后晏起，周道始缺，詩人推本至隱，而作《關雎》”。同屬魯詩系統的王充，在《論衡》里也提到：“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低跞钡掠诜?，大臣刺晏，故詩作?！北绕鹈妼⑵淇闯少濏灐啊蛾P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薄斣妵绤?，也冷峻得多。最重要的是，魯詩在近乎盛世的情景里隱約看到一絲衰落之象，便立刻生出警惕之心，提醒應該防患于未然，在事情起始的時候就注入防衰的基因（即便最終也未必能夠完全防止）。我們可以設想，司馬遷面對著一堆堆竹簡，可能一日之間就讀過了一個世代的起落，其興其亡幾乎是鶻突間事，他腦子里回蕩著的該是怎樣的盛衰之感？

這個盛衰之感，其實就是司馬遷意識到的歷史變化，而《史記》的目的之一，正在于“通古今之變”?！丁词酚洝档奶刭|》一文中，阮芝生指出了其中的大變，并揣摩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深意：“從《史記》看，古今之變莫大于周漢之際，其要有三：第一，封建改郡縣；第二，禮樂之淪亡；第三，儒術之污壞。仔細分析這三大變，其始都與周衰有關?！芩ヒ院?，禮壞樂崩，遂有孔子出來，整理六藝，作《春秋》，想要撥亂反正?？鬃拥啦恍?，下邊從戰國到秦漢的人君，都是輕禮重法以爭利。武帝之時，漢興已百年，照司馬遷的意思，這本是賢君的一個大好機會——應當上接夏商周三代絕業（不接暴秦），重新制作一代之大法，制禮作樂。然而，武帝表面上雖然也興禮重儒，其實只是專飾鐘鼓玉帛以欺世，武帝時代的嚴刑嗜利反而超過高、惠、文、景之世，而古代的禮樂遂不可復見。司馬遷痛惜武帝錯失了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以多欲侈心敗壞了文景以來長期休養生息的富裕，又恐怕重蹈暴秦的覆轍，所以他才不讓周孔五百之期，本《詩》《書》《禮》《樂》之際，正《易傳》，繼《春秋》，就數千年的歷史中去申明治道，從‘通古今之變’中來達制治之原?！闭劇巴ü沤裰儭?，重心竟慢慢落到了治道上，這是否隱含著對《史記》宗旨的判斷？

三

在《論古典政治哲學》一文中，列奧·施特勞斯提到了古典政治哲學與政治生活的關系：“古典政治哲學與政治生活直接相關，這一事實刻畫了古典政治哲學的品性。只有在古典哲人們完成了其工作之后，政治哲學才得以名副其實地‘建立（established）’，并由此與政治生活形成一定距離?！睋g注，established還指成為既定的，即習俗的、襲傳的，與自然的（natural）相對，也即并非天然而是屬人的創造。16、17世紀，新的政治哲學出現，其與政治生活的直接聯系中斷，關注重點也發生了變化：“古典政治哲學和如今政治科學之間最顯著的差異在于，后者根本不再關注前者的主導性問題：最佳政治秩序問題。另一方面，現代政治科學全神貫注于一類對古典政治哲學而言遠遠不那么重要的問題：方法問題。這兩個不同點必須追溯到相同的緣由：古典政治哲學與當今政治科學分別與政治生活之間相關性的直接程度有所不同?！?/p>

或許是因為最佳政治秩序已經在近代被完美“建立”，或許是現代學術喜歡強調“價值中立”（value free），或許是當代政治科學過于注重方法問題，當今的政治哲學很容易（出于學術潔癖）遠離或（因不審慎而）過于靠近政治生活。施特勞斯描述了古典政治哲學與此相反的情況，中國的古代學問是否也關注類似的問題呢？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云：“周秦人之所謂‘道’，無慮皆為君道而發。非特道德之論，悉所以闡明‘無為’之旨，即揭橥‘人心道心’‘內圣外王’諸語，亦無非古者君人南面之術耳?！彪m然跟西方古典政治哲學同樣有古今之別，但中國古典學問論述的重點，似乎并非普遍的政治生活：“夫周秦諸子之言，起于救時之急，百家異趣，皆務為治?！瓱o為之旨，本為人君南面術而發，初無涉于臣下萬民也。近人治哲學者，乃謂老子之言無為，實欲返諸太古之無事。使果如此，必致耕稼陶漁、百工技藝，皆清凈無所事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烏睹所謂后世之文明乎？”如此，是不是可以說，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接觸政治生活，都不得不被迫與之相關？跟我們談論的《史記》相關的是，上文中的“皆務為治”，《太史公自序》里也出現了——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狈蜿庩?、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周秦道論發微》概言之：“此言諸子之說，皆務為治，不過致治之途徑各殊，而所言又有詳略之辨耳?！奔磿玫摹暗勒摗倍?，也跟此段有關：“‘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里所言‘習道論于黃子’，正如《史記·李斯列傳》中所稱‘從荀子學帝王之術一樣’，學習的內容，是相同的?？芍勒摗@一名詞的含義，在西漢學術界早已明確了?！贝_立了“道論”的核心是帝王術，差不多也就能推想出來，為什么《論六家要旨》會特別推崇道家：“他認為只有道家所提供的‘南面術’為最全面，是人君臨馭天下的最原則的東西。其他各家所提供的，僅是一些片面的具體辦法而已。徒有一些具體辦法而沒有總的原則，那就使得人君勞于治事而收效不大。甚至會傷損人的形體精神，連生命都不可長保。司馬談所以贊嘆道家，便因為道家明確地指出了這里面的道理，勸人君不要親理庶務，要做到垂拱而治。此中關鍵在于人君能夠虛靜其心，收斂聰明，盡量利用臣下的才智，而不現露自己的才智，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境地?！?/p>

不只諸子之說，即便是六藝，《史記》也認定跟“為治”有關，《滑稽列傳》言：“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抖Y》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比钪ド丁词酚洝档奶刭|》申此義曰：“六藝的形式與功能雖有不同，但有大同處，即六藝都具備政治的功能，六藝的義理皆有關于治道，一致而不可分割?！医詣諡橹?，六藝于治為一，六藝中的《春秋》又‘當一王之法’，可為萬王之法鑒。那么，本此先秦學術舊統（論治的傳統）并欲繼此‘一王之法’之《春秋》而作的《史記》，它之成為‘百王大法’，從學術淵源來看應是不難理解的事?！蔽闹械摹鞍偻醮蠓ā?，來自包世臣的《讀〈史記·六國年表敘〉》：“相其折壺遂比于《春秋》為謬，自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卒謂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為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边@里說到的為治傳統，跟前面所言的南面術，甚政治生活，究竟哪個具有更開闊而切實的意義，需要仔細辨析和思考，很難一言而決，不妨將來有閑暇時反復斟酌?，F在需要確認的只是，作為前提的務為治，幾乎決定了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性質。

近世對“成一家之言”的理解，差不多都是從史部著眼，也就是認為司馬遷要在歷史著述里成一家之說。且不說漢代對歷史著述的理解跟近世不同，現代意義上的歷史著述也并非司馬遷的志向所在，僅回顧對“一家之言”的理解，就分明經歷過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程金造《史記管窺》約言之：“這‘一家之言’，《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三家于此無注。小顏注《漢書》，也空而不解。后世學者，中心習于史書記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語，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語是太史公明其《史記》一書性質的關鍵語言?！笫缹W者讀《史記》，循守裴氏等三家的觀點，就多有看《史記》是純粹史事的記錄?！币虼?，司馬遷著書紹法《春秋》為“撥亂反正”的為治目的就兩千多年隱而不彰。用其師高步瀛的話來說，即“大約太史公書，是借史事為題材，其性質與諸子務治之書相近”。把《史記》看成與諸子之書相近，恐怕是某些學脈傳承的基本思路，如梁啟超就說：“其著書最大目的，乃在發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耳。故僅以近世史的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p>

從上面的話里，大體能夠推測，他們心目中的《史記》，原本就應該是子書性質。李紀祥《〈太史公書〉由“子”之“史”考》在詳細的文獻考索之后，斷言曰：“《太史公書》其實是一部‘子書’。無論是從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的自道，或其稱先秦史官文本時用了‘史記’一詞；以及太史令在漢代是一天官屬性，不任‘撰史’之司；都可以顯示《太史公書》的家言子書之屬性?！彼^家言子書，是相對官書而言，錢穆《太史公考釋》論之甚明：“若其書為官史，則遷既續父職，責任所在，無所逃卸，何以其父臨終遺命，乃曰無忘吾所欲論著，而遷亦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乎！即此可知記注為官史，而論著乃家言，體例判然，斷非一事矣。故遷之為此書，實不因其任史官，其書亦不列于官府，故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其書義法，自不限于官史之成制?！痹谶@個意義上，“成一家之言”的家言屬性，就是“正以明其非官書。官書者，漢志謂之王官之學，家言乃漢志所謂百家九流”。

既然是家言，司馬遷以太史公自尊的疑案，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錢穆謂：“古者私家著述，無不自居于尊號?！w以太史公尊其父，既仍襲父職，又其著書，自擬于孔子之春秋，亦欲成一家之言，故復以太史公之號自尊，此乃先秦家學著書慣例，而后世勿知者，蓋家學之微，固自遷時而然矣?！奔热皇亲訒?，《史記》與其他子書的不同是什么呢？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云（用程金造隱括語）：“司馬遷作《史記》，竊比《春秋》。故其《自序》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種種理想，將以覺民而救世，但憑空發議論，難以警切。不如借歷史上事實，作個題目，使讀者更為親切有味云爾?！洞呵铩分既ぜ热绱?，則竊比《春秋》的《史記》可知?！彼抉R遷不懸空立論，而以孔子所言的見之行事為述作標準，通過具體的歷史實際顯示自己的判斷和標準，可謂善繼志者也。

如此著述，也果然卓然成家，如李紀祥所言：“我們借用劉知幾的概念與術語，稱之為一種‘史記家’的形成?！罄^者援用此種新體裁去表述漢事，應當正是使太史公此一‘諸子’得以成家的重要因素。既成家，則《太史公》便成為此家——‘史記家’的開山之祖?！痹龠M一步，則此一“史記家”的開山之書，后來竟可以橫跨四部，如阮芝生所言：“《史記》是‘正史鼻祖’，應屬史部；《史記》是‘散文大宗’，可列集部；《史記》‘成一家之言’（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又帶有子書性質（此子書不過是以史書的形式出現罷了）；現在講《史記》是‘百王大法’，它竟有經部的血統?！稘h書·藝文志》把‘《太史公》（《史記》原名《太史公》）百三十篇’列在‘六藝略、春秋家’下，可見漢人原把它歸入經（六藝）部，視它為《春秋》的嫡子?！边@一說法，或許可以更確切地表達為，《史記》原本的目的是“擬經”，實際達到了“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雖將之確認為史書，卻也折服于其文字的精妙。

既然是私家著述，難免有些地方難稱官家（大部分時候恐怕也是普通人）之意——或者，這根本就是一切認真著述的命運。施特勞斯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以特有的小心談到了哲人（是否可以包括中國的諸子？）必然的處境：“哲人最終被迫超越的不僅是日常意見、政治意見的維度，而且是政治生活本身的維度；因為他變得認識到，政治生活的終極目標不能為政治生活所達到，而只能為一種致力于沉思或曰哲學的生活所達到?！比绱?，必須關注政治生活的（古典）政治哲學最終超越了政治生活：“雖然政治哲學自身本質上具有實踐性，但對于那些其目的不再是指導行動、而只是如其所是地理解事物的其他人來說，這個問題充當了一個入門的契機（an entering wedge）?！笔欠窨梢赃@樣理解，那些屬于古典政治哲學的哲人們，雖從政治生活的實踐入門，卻在最終意義上有效隔絕了政治生活對自己的過度注意？

這些話沒那么難懂，對《易經》有獨特心得的司馬遷，應該很熟悉《系辭》里的說法：“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辈贿^，熟悉最精微的學問也未必一定能避免噩運，尤其是對一個寫出了全面涉及政治生活的子書的人來說。如果相信《西京雜記》的記載，司馬遷覿面相對的，幾乎是不斷涌出的災禍：“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而去之。后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笨紤]到司馬遷愛奇的性格和《史記》疏宕的風格，他坎坷的命運或許跟把某些重要或敏感問題表達得太過顯白有關，以致未能隔絕政治生活的注意，引起了實際參與政治者不必要的注意?？紤]到天地不仁或命運的殘酷性，司馬遷未能全身遠害，可能因為他有不得不面對的事與時。無論如何，經歷過那個堪稱偉大卻遠算不上友好的時代，遭遇了偶爾榮耀卻難免屈辱的命運，司馬遷仍艱難完成了父子倆心心念念的《太史公書》，從此，這部杰作便永存于天壤之間，開始了自己在不同時代或黯淡或閃耀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