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德海，《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上海文化》編輯，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著有《詩經消息》《書到今生讀已遲》《泥手贈來》《個人底本》《馴養生活》《若將飛而未翔》等。曾獲“《南方文壇》2015年度優秀論文獎”、“2015年度青年批評家獎”、第八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十七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文學評論家”。

一

前文提到的序言里，斯蒂芬·平克說到了另外一層意思：“我是研究語言發展的，研究兒童如何在父母輸入的基礎上習得語法規則系統，但在我們正確卻不方便的文件夾中有一個奇怪的仿真陳述，即兒童習得的是同輩的而不是他們父母的語言和口音?！词乖谠S多文化中，大人不跟小孩說話，但小孩聽稍微大一點的孩子說話，也能學會語言。雖然孩子沒有接觸到大人具有規范語法的語言，但他們自己可以創造出合乎語法規范的語句。移民的后代在操場上玩耍的時候，也能很好地學到語言，這些孩子很快就開始嘲笑自己父母的語法錯誤了?！比绻堰@個觀察稍微推廣一下，大概就可以說，跟同輩的交流和相互認同，是一個人依據所在群體的行為規范來調整自己的過程，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從這個方向看，《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友”，或許就不只是學習過程中可有可無的陪襯，而非?？赡苁侨松袠O其重要的部分，甚至就此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走向。

上面寫到的孔安國和董仲舒，包括此前談到過的唐都，即便后來有些成了同事，畢竟是司馬遷的師輩。作為其同輩的交往，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所列如下：“史公交游，據《史記》所載：《屈原賈生列傳》有賈嘉；《刺客列傳》有公孫季功、董生；《樊酈滕灌列傳》有樊佗廣；《酈生陸賈列傳》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張釋之馮唐列傳》有馮遂（字王孫，《趙世家》亦云‘余聞之馮王孫’）；《田叔列傳》有田仁；《韓長孺列傳》有壺遂；《衛將軍驃騎列傳》有蘇建；……而公孫季功、董生（非仲舒）曾與秦夏無且游?？记G軻刺秦王之歲，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見史公道荊軻事。又樊佗廣及平原君子輩行亦遠在史公前。然則此三傳所紀，史公或追紀父談語也。自馮遂以下，皆與公同時?！稘h書》所紀有……騎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矢χk《高士傳》所紀有處士摯峻?！闭胀鯂S的說明，根據情況推測可以排除的，有公孫季功、董生、樊佗廣和平原君子。另外，馮遂是馮唐的兒子，雖《史記》中有“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的記載，但兩者年齡至少相差三十歲，算不上同輩，因此有人認為，這里的“余”指的是司馬談。其司馬遷同朝為官的文武大臣，比如一起參與過太初歷制訂的兒寬，一起負薪塞河的枚皋，肯定都跟他有過或多或少的交往，但司馬遷自己沒提，這里就不進一步擴展了。

與司馬遷平輩交往的，多是世家出身，或自己有功名建樹之人。賈嘉是賈誼之孫，《史記》里提到他，只說“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或者跟司馬遷是學問上的同道。田仁是習黃老的田叔的少子，為人廉直，有政治才能，且“以壯健，為衛將軍（按衛青）舍人，數從擊匈奴”，算得上文武雙全，惜因牽扯進戾太子造反事，被盛怒之下的漢武帝腰斬。壺遂就是“余聞董生曰”那篇長論的談話對象，也是太初歷編制的參與者，司馬遷稱他“深中隱厚”（內心廉正忠厚），有長者之風，要不是遽然而逝，甚至可能做到漢相。蘇建是著名的蘇武的父親，曾以校尉身份跟隨衛青出征匈奴，因功封平陵侯，后以將軍身份建造朔方城。他告訴司馬遷，自己曾勸衛青招納賢者，“原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可衛青深知武帝切齒于拉攏賓客，只愿“奉法遵職”，做自己的本分。還有一個跟司馬遷非常相關的人是任安，也就是《報任安書》的通信對象。他也因為戾太子事件，被漢武帝認為“坐觀成敗”，“懷詐，有不忠之心”，論罪誅死。當然，跟司馬遷最為命運攸關的人物是李陵，他幾乎完全改變了司馬遷的人生軌跡，這個放在下面討論。

另外一個跟《史記》相關的人物，是東方朔。司馬遷沒有提到他們之間的關系，《滑稽列傳》里記他言畢“原陛下遠巧佞，退讒言”之后，就病死了。不過，傳中明確有褚先生說，“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表明此篇為褚少孫所補。如此，較為可信的記錄，只能出自漢代人的著述了，這也許就是很多人相信桓譚《新論》的原因：“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比绻@個說法成立，司馬遷跟東方朔的關系應該非同一般，不過，事實究竟如何，恐怕誰也無法確知了。除了東方朔，還有一個跟司馬遷的關系究竟存不存在還有疑問的，是摯峻。司馬遷寫給他的信，存在《高士傳》里——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大，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巳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高士傳》作者皇甫謐，字士安，《晉書》稱他“素履幽貞，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矢χk生活于魏晉之際，看到過一系列殘酷的政治事件，感受到當時社會上因避世而流傳的隱逸之風，難免會對高士（隱士）情有獨鐘?！陡呤總鳌返臉藴蕵O高：“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余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辈氖妪R義不食周粟，孔子稱他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兩龔是漢代的龔勝、龔舍兩兄弟，王莽篡位后，二人以不事新朝而名于世。他們未能入選，當然是因為曾屈于王公，名耗于始。那么，入傳的摯峻是什么情況呢？“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于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髸唬骸劰胖恿夏芏?，度德而處，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茍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吨芤住诽忻?，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游余齒耳?！毓澆灰迫绱??！旄呱胁皇?，卒于岍，岍人立祠，號曰岍居士，世奉祀之不絕?！?/p>

《高士傳》這類作品，《隋書·經籍志》稱為雜傳，“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眾，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這是說雜傳的流行和內容?！段男牡颀垺な穫鳌贩治隽似淞餍械脑颍骸八捉詯燮?，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于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眲⒅獛住妒吠ā穭t有對具體作品的批評：“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并向聲背實，舍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辈还苓@些評價是否公允，從上面的話里，我們能知道，人們很早就懷疑雜傳的可靠性了。不過，可靠性大概并不是評價這類作品的唯一標準，著述者的目的或許原本就不為記錄史事，而是為寫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正因如此，人物只要有一點點文獻依據，就可以寫進作品并借機發揮自己的想法。比如《高士傳》里，既有見于《史記》的黃石公和商山四皓，也有出自《莊子》的王倪、許由，還有傳說中的漢陰丈人、披裘公等，都是借以寫皇甫謐心目中的高士形象。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另外一些不屬于高士行列的著名人物，偶爾也會作為對比出現在行文中。上面引到的這篇，司馬遷其實就是作為摯峻“高尚不仕”的反面存在的，所謂“遷居太史官，為李陵游說，下腐刑，果以悔吝被辱”。

“太上立德”云云，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引完這段話，信中沒有特別的發揮，而是描述了摯峻的高潔性情，隨后就勸他出仕。這其實只羅列了兩種對待世界的方式，沒有確立共同的認知基點，因此并無勸服的可能性。這大概就是王國維認為此信“直恐是贗作耳”的原因之一？鄭鶴聲《司馬遷年譜》，卻覺得信的出現順理成章：“所謂遷既親貴者，當其為太史令時也。遷雖與峻善，而志在立德、立言、立功，與峻之消極退隱行徑大不相同?！彪S后，年譜引《報任安書》中的話，來對應信里的意思：“仆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贝髋柰炀?，《文選》李善注云：“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也。言己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备螞r，報書還提到，任安提醒司馬遷“推賢進士”，不正好符合他給摯峻寫信的意圖和心態？不過，與《報任安書》的高度一致，非但無法確證信的真實性，甚至恰恰說明信非?？赡苁亲鱾握吒鶕秷笕伟矔返牡雇?。然而，“虛幻的花園里有真實的癩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即便《與摯伯陵書》為贗作，是不是也說明作偽者把握住了司馬遷某個階段的心態呢？他可能的熱衷、激進和慮事不周，是不是在這封虛實未知的信里透露出來了呢？

司馬遷身后不久，就有關于他和《史記》的批評之聲，其中最突出的，是“愛奇”。揚雄《法言·君子》云：“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睍x李軌注：“《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蓖瑫秵柹瘛酚衷疲骸盎蛟唬骸茨?、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圣人為不雜?！卑啾雱t謂，“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更后來的《文心雕龍·史傳》，也說《史記》“愛奇反經”?！皭燮妗睂Ρ鹊氖恰敖洝?，恰如揚雄言辭中“愛奇”對比的是“愛義”。推敲這些議論，大體可以明白，“奇”，就是不純，不正，“愛奇”并不是（或不只是）喜愛非?？晒种?，而是美長而不貶短，不能像孔子或經書那樣以義為斷，因而導致《史記》裁剪不夠，駁雜不純。宋咸注《法言》提到，“遷之學不專純于圣人之道，至于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這話透露出來的意思，仿佛司馬遷“愛奇”并非只因對經書的理解不足，還有他性情趨向的選擇。人的整個生命過程，應該都不是單一因素的推動，而是先天性情和后天學習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結果一方面決定了寫作者能達到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暗暗伏下了自己的命運線索。下面即將寫到的“發憤”，其性情根源，可能已經深深埋在“愛奇”這里。

二

無論性情如何，人面對的社會總體情形和思想的普遍狀況，很多時候由不得自己來選擇。無法自主決定的外在環境，某種意義上就難免會構成迫害。迫害并不只有某種意義上的強力，照列奧·施特勞斯《迫害與寫作藝術》里的說法，“迫害這個概念涵括了多種多樣的現象，從最殘忍的類型（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到最溫和的類型（如社會排斥），應有盡有。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存在著一些從文學史或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非常重要的類型”。這些重要的類型，有人舉出了一些，包括民族意識形態、神話以及象征，要求團結一致、遵守法律以及適應集體思維模式的政治德性，信仰、意見和偏見，民族競爭造成的尚武德性，公民權利習傳性的平等，僭主的猜忌，群氓的嫉妒、仇恨和嘲笑。對照以上的條件，司馬遷幾乎具備了一個被迫害者的諸多特征不是嗎？不只是司馬遷，一個卓越（aretē）的人，幾乎無往而不生存于迫害之中。當然，并非具備了被迫害特征，迫害就接踵而至，任何迫害的出現，仍然需要一個觸發條件。

真正讓司馬遷陷入迫害泥潭的，是著名的“李陵之禍”。李陵是飛將軍李廣之孫，善騎射，對人仁愛，曾與司馬遷同為郎中。據司馬遷觀察，李陵“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天漢二年（前99年），貳師將軍李廣利進擊匈奴，李陵自請率步卒五千出居延。至?；?，為單于所率八萬余騎包圍，因糧盡矢絕，救援不繼，投降匈奴。投降引發了漢武帝的怒火，于是“群臣皆罪陵”。后來，漢武帝意識到李陵敗降的原因是救援不繼，心下有了悔意，于是派公孫敖帶兵去匈奴處接李陵。公孫敖沒有完成使命，就謊稱李陵在為單于練兵，“上聞，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舉徹底堵死了李陵的歸漢之路，空留下千古遺恨。司馬遷受此事牽扯，是他在群臣罪陵的情況下，說了幾句話：“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仆誠私心痛之。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后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凄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于漢?！?/p>

從《漢書》的記載看，司馬遷對這件事的判斷，沒有明顯失誤。并且，雖然曾與李陵同為郎中，但司馬遷所有的言辭都不是出于私情：“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余歡?！庇纱丝梢?，衛宏《漢書·舊儀注》中所謂司馬遷“坐舉李陵”并不屬實。盛怒之下的漢武帝，哪里管得了這些，盡管是他主動問司馬遷的意見，最終仍然“下遷腐刑”?！秷笕伟矔氛f到這段經歷的時候，能夠見到司馬遷的悲憤之情：“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比氇z之后的情況，簡直無法描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身遭腐刑之后的情況，更是苦不堪言：“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于巖穴邪？”這段描述，無論說的是心理還是生理，對一個心氣極高的人來說，都是完全無法忍受的恥辱。如此情形下，司馬遷能告愬的，差不多也只能是自己心目中的先賢——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相似的一段，可見司馬遷對這說法的重視，但較真起來，上面的話很多算不上事實。即便著者有爭議的《周易》暫且不論，“仲尼厄而作《春秋》”就跟《史記》本身的記載不符。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春秋》之作，史公于《孔子世家》《儒林傳》序，言作于獲麟之歲。此又言作于厄陳蔡之年”，顯然有點自相矛盾。屈原寫《離騷》的時間，同樣跟《屈原列傳》的記載不一致。后面羅列的，也是有問題的居多?！秶Z》久已被認為非左丘明所作，《呂覽》始于呂不韋遷蜀之前，韓非寫《說難》也早于囚秦之時，《詩三百》中的圣賢發憤之作，恐怕遠遠不到“大抵”的程度。只不過，司馬遷說這些的時候，可能并非強調因果，而是表達一種情緒，一一推求，易失于刻舟求劍。更何況，這里還牽扯到對文句的理解，王叔岷《史記斠正》里就說：“竊以為史公《自序》及《報任少卿書》云云，蓋謂‘不韋雖遷于蜀，而世傳其《呂覽》；韓非雖囚于秦，而世傳其《說難》《孤憤》’。二人自有其不朽者存焉。非謂不韋遷蜀之后，始作《呂覽》；韓非囚秦之后，始作《說難》《孤憤》也。如此解釋，則與韓非、不韋兩傳所述不相抵牾?！比绻俜e極一點，齊召南《漢書考證》釋呂不韋、韓非事，已經說到了問題的關鍵：“此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為下文自己發憤著書比例?！?/p>

各種意思綜合起來，差不多是說，無論種種列舉是否為真，司馬遷要表達的“發憤”之義，都不會受到影響。司馬遷之前，雖然已有屈原《惜誦》中的“發憤以抒情”，但真正把零散材料梳理成一個傳統的，是這里的“發憤之所為作也”。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曾分析其間的關系：“此種論調，固是受了屈原所說‘發憤以抒情’的影響，而所以特別的偏重‘發憤’一點者，大概緣于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所以不惟以‘離憂’釋《離騷》，對于古今的一切著作，皆釋以‘抒其憤思’?！闹鳌妒酚洝?，確實在‘抒其憤思’，思所以張大其軍，由是對于古人的著作，亦遂予以‘抒其憤思’的解釋?！笨疾斓迷僮屑氁稽c，則《史記》全書，恐怕也彌漫著這種怨憤之情，如清代袁文典《永昌府文征》所言：“余讀《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記》一書實發憤之所為作。其傳李廣而綴以李蔡之得封，則悲其數奇不遇，即太史公之自序也。匪惟其傳伍子胥、酈生、陸賈亦其自序，即進而屈原、賈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亦其自序也。更進而伯夷積仁潔行而餓死，進而顏子好學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傳樂毅、田單、廉頗、李牧，而淮陰、彭越，季布、欒布、黥布，而樊、灌諸人，再推之而如項王之力拔山兮氣蓋世，乃時不利而騅不逝，與夫豫讓、荊軻諸刺客之切膚齒心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之自序也?！?/p>

或者，這根本就不是什么梳理材料，而是司馬遷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傳統。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呂不韋、韓非，包括《詩經》中的諸多作者，稍稍脫離了自身所在舊傳統中的位置，微調自己的方向，成了這個新創造出來的傳統的一部分。正如博爾赫斯在《卡夫卡及其先驅者》中所寫，“事實是每一位作家創造了他自己的先驅者。作家的勞動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概念，也必將改變將來”。T.S.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說得更為具體：“現存的不朽作品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體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藝術品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這個完美體系就會發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來臨之前，現有的體系是完整的。但當新鮮事物介入之后，體系若還要存在下去，那么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盡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藝術品和整個體系之間的關系、比例、價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調整；這就意味著舊事物和新事物之間取得了一致?！睉撌沁@樣的，司馬遷作為一個后來者，因其自身遭遇而有意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傳統。接下來，我們或許有必要把這個創造放進更遠、更廣的文化長河中，檢驗一下新傳統在其中可能的位置。

三

“發憤”一詞的出處，最早見于《論語·述而》，“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寿读x疏》：“憤，謂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敝祆洹都ⅰ吩疲骸皯嵳?，心求通而未得之意?！边@里的憤，是一種心思未能通達的郁積狀態。又同篇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毙虝m《注疏》釋為“發憤嗜學而忘食”，也就是很好地化解了郁積狀態，開心到忘記了吃飯，連“老”來了都沒有注意。錢鍾書《詩可以怨》，則談到了跟憤相關的怨：“《論語·季氏》講：‘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埂皇撬膫€作用里的一個，而且是末了一個?！对姟ご笮颉凡⑴e‘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沒有側重或傾向哪一種‘音’?！稘h書·藝文志》申說‘詩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被蛟S，這里所謂的不偏不倚，是情感和寫作的心理平衡狀態，雖有郁積和怨憤，畢竟有更開闊的疏浚渠道，不至于事到臨頭，把可能的靜水流深變成激蕩的災難漩渦。

無論憤還是怨，此前的不偏不倚，起碼在司馬遷這里，發生了巨大的轉折。照《詩可以怨》的說法：“司馬遷也許是最早不兩面兼顧的人?！秷笕紊偾鋾泛汀妒酚洝ぷ孕颉窔v數古來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寫的，有的是貶了官寫的，有的是落了難寫的，有的是身體殘廢后寫的；一句話，都是遭貧困、疾病以至刑罰磨折的倒霉人的產物。他把《周易》打頭，《詩三百篇》收梢，總結說：‘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補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結?！蔷褪瞧查_了‘樂’，只強調《詩》的‘怨’或‘哀’了；作《詩》者都是‘有所郁結’的傷心不得志之士，詩歌也‘大抵’是‘發憤’的悲鳴或怒喊了?！薄豆苠F編》更是列舉先秦與發憤相關的言說，分析其間的殊途與同歸：“‘發憤’‘舒憤’之旨，《孟子》早暢言之?！盾髯印ゅ蹲芬嘤浛鬃永шi于陳、蔡。孟、荀泛論德慧心志，馬遷始以此專論文詞之才，遂成慣論。撰述每出于佗傺困窮，抒情言志尤甚，漢以來之所共談?！?/p>

文化長河的情形，并非像科學一樣，總是后來居上，所有的創造，都有可能在相應的對照中變成某種局限。即如前面提到的“興觀群怨”，興可“感發志意”，觀足“觀風俗之盛衰”，群則能“群居相切磋”，怨有機會“怨刺上政”，把《詩經》的功能展現得非常充分。至司馬遷，原本完整的四項功能，只剩下了發憤一項。沿著這個方向發展，自然會如錢鍾書所說，發泄憤怨的文章也能招來禍患：“轗軻可激思力，牢騷必吐胸臆；窮士強顏自慰，進而謂己之不遇正緣多才，語好詞工乃愁基窮本，文章覷天巧而抉人情，足以致天仇而招人禍?！比绱送婆畔聛?，就怪不得文士會一臉窮苦相了。也許，我們還可以把對照標準放到司馬遷所言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上來?！断缔o下》謂：“《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照《系辭》的說法，即便《易經》為發憤之作，也是為了發抒對總體憂患的遠慮，而不是出于一己的憤慨。從憂患變為發憤，意氣漸盛，文采或更煥發，更能聳動世人，但細想起來，卻好像有什么厚重的東西被悄悄挪動了。不過，沒有人真做得到太上忘情，遭遇了如司馬遷那般的屈辱，還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毫無疑問是過于嚴苛的求全責備。發憤，很多時候是不得不然的自救之道——

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管錐編》云：“此處不復道屈原、韓非等而重言左氏、孫子者，二子如己之官體廢殘，氣類之感更深也?！痹谌魏吻樾蜗?，錢鍾書幾乎都能從干燥的文字里復原出鮮活的人心，幾句話就把人內在的心思寫出來?！豆苠F編》里的這個意思，其實可以在《報任安書》找到對應：“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蛞灾胁闹?，事有關于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宮刑這樣的遭遇，普通人都無法忍受，更何況是以慷慨任氣自負的司馬遷呢？人生中很多災難，其實是完全無法安慰的，既不能在現實中求之于尊長（對司馬遷來說，父母已逝，那么其求告的對象可能是漢武帝嗎？），又因為自覺而不能轉嫁（難道奉孔子為先師的人，會違背“不遷怒”的教導？）。然而，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遭受如此重創的司馬遷，彷徨徘徊之際，必然需要什么途徑來激發或緩解，甚至，激發和緩解本是一件事。更甚至，激發和緩解轉換成了某種更卓越的東西，如劉晝《劉子·激通》所謂：“梗柟郁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疴而銜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云之際，矢驚則能逾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p>

還是《詩可以怨》，錢鍾書提到了寫作的激發和緩解作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只說‘舒憤’而著書作詩，目的是避免‘姓名磨滅’‘文彩不表于后世’，著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鐘嶸說‘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強調了作品在作者生時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艱辛孤寂的生涯妥協相安；換句話說，一個人潦倒愁悶，全靠‘詩可以怨’，獲得了排遣、慰藉或補償?！蠹叶际熘ヂ逡恋碌挠忻碚摚涸趯嶋H生活里不能滿足欲望的人，死了心做退一步想，創造出文藝來，起一種替代品的功用（Ersatz für den Triebverzicht），借幻想來過癮（Phantasiebefriedgungen）?！备ヂ逡恋略圃?，就是有名的“升華說”：“防范痛苦還有一種方式是我們心理結構所容許的力比多的轉移，通過這一轉移，這種方式的功能獲得了那么多的機動性。這里的任務是改變本能的目標，使其不至于被外部世界所挫敗。本能的升華借助于這一改變。如果一個人有能力增加從精神和智力工作這個源泉中獲得的快樂，那么他的收益是極大的。命運擺布他的力量也就小多了?！苯Y合“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或許司馬遷也不完全把寫作當成死后的防腐溶液，同時也是活人的止痛藥和安神劑——通郁結豈不是更積極的止疼安神？大概正是這個作用，讓命運對人的擺布力量稍稍減小了一點？

沿流探源，弗洛伊德的升華說，大概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卡塔西斯（katharsis）。陳中梅釋其原義：“在公元前五世紀，katharsis大概指一種醫治手段。醫學家希珀克拉忒斯認為，人體內任何一種成分的蓄積，如果超出了正常的水平，便可能導致病變，醫治的辦法是通過katharsis把多余的部分疏導出去?！璳atharsis不僅是一種較常用的醫治手段，而且還是某些宗教活動的目的。換言之，katharsis既可指醫學意義上的‘凈洗’和‘宣泄’，亦可指宗教意義上的‘凈滌’?！痹跐h語中，卡塔西斯通常被翻譯為疏泄、凈化或陶冶，如果用在寫作上，其實就可以是打開郁積的意思，具體到司馬遷，就不妨看成發憤。如果用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的話來說，這個卡塔西斯的過程，其實并非自然的轉折，而是有意的選擇：“真正的美德（aretē）是一種凈化（katharsis），而不離人間的思考（phronēsis）則是凈化的工具?！睂λ抉R遷來說，人間的命運早已顯而易見，現在，他要堅起心志，“述往事，思來者”，為那本將來的偉大著作而惟精惟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