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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2023年第2期|余一鳴:烙?。ü澾x)
    來源:《當代》2023年第2期 | 余一鳴  2023年03月20日08:39

    導讀:

    祖父、外祖父兩支家族的遷徙與離合,隱藏著后人命運的線索,家族血脈的烙印,或顯或隱影響著我們的選擇。

    余一鳴,中國作協會員,南京市作協副主席。已發表小說約兩百萬字,曾獲人民文學獎、《人民文學》年度小說獎、《小說選刊》年度獎、《北京文學》雙年獎,三次獲江蘇紫金山文學獎。

    烙?。ㄖ衅≌f 節選)

    余一鳴

    婚禮主持人說,下面有請新郎的父親王先生發表講話。我和老葛會心地一笑,果然老王的親家也姓王,那么老王的女婿也姓王。我們仨是大學同班同學,我和老葛還是發小,我們仨同一年畢業,同一年成家,同一年當爸爸。因為生了女兒,老王在我和老葛面前總覺得抬不起頭,說,唉,老王家五千年的家族史到我這里,畫上了句號。我倆只當他是玩笑話,說,你一個堂堂大學二級教授,腦子里怎么全是封建殘余。按常規女孩子結婚應該比男孩子早,可老葛的孫子已經在大洋彼岸的草坪上滿地跑,我兒子也在三年前成了家。老王家姑娘年逾三十,我們也替老王著急起來,這年頭,小子易娶,姑娘難嫁,鮮花想插在牛屎上,牛屎還嫌鮮花礙手礙腳。誰的單位上都有一堆“剩女”,模樣俊,學歷高,找對象高不成低不就。老王不著急,說,你們別有歉疚感,姑娘有姑娘的主意。前半句當然還是玩笑話,孩子們小時候,三家常聚,我和老葛都搶著要王家女兒做媳婦。倆傻小子在我們的唆使下,都搶著喊老王“泰山”,一直到半大不小才改口。這倆小子言而無信,高中畢業就出國留學,溜之大吉。老王不舍得女兒離開,留在國內讀書,生女兒和生兒子的父親,想法畢竟不一樣。王家姑娘的主意是什么?到今天我們總算明白,就是嫁一個也姓王的小子,延續老王家五千年的歷史。這哪里是姑娘的主意,分明是老王的主意。

    老葛說,一會兒老王來敬酒,得罰他,文明社會竟敢干涉女兒婚姻大事。

    就在這時,我的手機在口袋里振動起來。我點開,是來自外市的陌生座機號碼。座機號推銷商多,我不接,將手機塞進口袋,任它折騰。

    老葛說,如果真是這么回事,這老王還真是榆木腦袋。一個姓氏不就是一個符號嗎?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本來應該姓陸,我父親被我親爺爺遺棄了,后來被大葛村葛姓人家收養,改姓葛。我兒子出生后,我專門打電話征求父親的意見,是不是把兒子的姓改回去。我父親說,做人得講良心,頂了葛姓的門戶,世世代代就是葛家門的人。

    這真是一個驚人的秘密,我想起小時候的老葛作為大葛村小伙伴的領袖,帶領我們打群架偷西瓜,原來他也并不是正宗的葛姓人,與我一樣,根不正,苗不純。

    老葛現在是一家拍賣行的老總,據說身家已有幾個億,是我們同學中的大老板。我們這代人都只有一個孩子,他要是沒有兒子,說不定也擔心萬貫家財隨了別姓。

    我正要接話茬,手機像一只網中的鳥兒又撲騰了,我點開,還是那個號碼,我不耐煩地接了,說,你有完沒完。對方是個男聲,說,您好,您是劉家一先生嗎?我是拆遷辦小白。詐騙電話應該說,我是公安局,這小子換套路了。我正要掛機,對方說,我這里是淹城市天寧區拆遷辦,您在本區柏樹墳的房產在本次拆遷范圍內,請您攜帶房產證和土地使用證前來辦理相關手續。這消息有點突然,其實也不突然,幾年前我去淹城辦理祖屋租賃手續時,街坊就說快要拆遷了。等著等著一直沒有下文,沒想到這事說來就來了。

    婚禮進入高潮,大廳里人聲鼎沸。我看見老王臉上掛著喜悅的眼淚,笑成了一朵油膩的花。我存下了淹城那個電話號碼,拆遷是個麻煩事,不是一手交房一手拿錢那樣簡單,至少有一個階段,我得與這個號碼,或者說號碼后的那個小白常打交道了。

    老葛說,你快看老王,掉淚了,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嫁女時呀。

    我沒顧得上說話,老葛說,你這家伙,這么精彩的時刻,你還分神,又想到你言情小說中的某個女主角了?我有個習慣,突然有某個場景觸動我時,我會立即打開手機,寫幾行字發送給自己,備用。

    但今天真不是。

    小白是我想象中的小白的樣子,微胖,鼻梁上架著一副眼鏡,恰當地掩飾了他不算大的眼睛,穿白襯衣,是拆遷辦的辦事員。以前都是開發商搞拆遷,惹出的事多,現在是政府負責拆遷,拆完了再把地交給開發商。小白這樣說的意思我明白,他是代表了政府,是公職人員。他驗看了我祖屋的房產證和土地使用證,拍下了照片,不是用手機,而是用照相機,然后給了我一張《房屋調查登記告知書》,整個過程鄭重其事。他把那兩證還給了我,說兩證上的名字不是你。我說那是我父親的名字。小白說,那不行,你必須帶你父親來拆遷辦,當面簽一個委托書,我們后面的程序才認你。我有點猶豫,我父親年近九旬,老骨頭老腿,這來回一趟,得坐五六個鐘頭的車,我怕把他那把老骨頭震散了架。我央求小白,有沒有通融的辦法?小白擺出公事公辦的面孔,說,沒有。我說,那好吧。我請求小白讓我加了他的微信,年輕人喜歡玩微信,方便以后與他聯系。我父親耳聾,這對老年人來說,反倒是個不錯的毛病,非禮不聽,禮也不聽,省了很多煩惱。他做了一輩子小學教師,退休后習慣把家人都當他的小學生,誨家人不倦。耳聾以后,他的精力轉移到關心國家大事上,《新聞聯播》一天不落,每次見面都要與我商討世界格局和臺海形勢??晌易鳛橐幻髮W教師,繼承了他當教師的衣缽,卻沒有他的世界胸懷,因此,在他開講之前,老老實實扮小學生聆聽狀。他說美國總統拜登,我說你冰箱里的牛奶過期了;他說蔡英文,我說這女人心機太深。反正我說什么他都聽不見,只要態度端正嘴皮翻動,他就認為兒子在和他互動。都說盲人輕信、聾人多疑,我父親在這一點上表現良好,作為曾經的小學教師,他把這世界上的每個人都看得像小學生一般清澈無邪。他的毛病是一旦遇上什么事,就會整夜失眠,擔心某一個環節會出紕漏,比如說我兒子在美利堅舊金山,如果在電視上看見天氣預報舊金山降溫,他就整夜擔心他孫子會挨凍。他獨自住在郊縣的老教師宿舍,我進了屋才告訴他,我要帶他回一趟淹城老家,他聽不清,我寫在紙上。他好多年沒回老家了,大聲說,好啊,好。然后喜滋滋地找出身份證、戶口簿,還有一堆色彩繽紛的藥丸。

    我家的祖屋坐落在柏樹墳村,這村名不太好聽,現在改稱為柏樹墳社區,但村還是個村,城中村,三十幾幢破舊的小樓,中間是一條狹窄的巷道,四周都被街鋪和廠房包圍了。我家是一幢二層舊木樓,父親說這樓比他小五歲,他五歲那年,才有了柏樹墳這樓。這樓坐南朝北,與別家的樓朝向相反,或許大門開在巷子邊上,是為了方便進出。巷子太窄,小車進去就把路堵死了。我找到一處停車場,和父親步行回家。父親喃喃地說,變了,改變了,都換了樣。我知道父親的淚水又控制不住閘門了,臉上肯定老淚縱橫。父親的眼睛一直有個毛病,見了火光流淚。父親解釋說,他小時候,遇見過一場大火,從此眼睛就不敢看見火光。其實,不只是火光,他照鏡子也會流淚,甚至和他孫子視頻的時候,淚水也會滾滾而下,將他孫子嚇得不輕。父親到了巷子口,巷口坐著一位老婦人,白發稀疏,早已遮不住頭皮,她閉著眼睛,對熱鬧的世界不屑一顧。我們走過去時,她突然睜開眼,說,二少爺,是二少爺嗎?我肯定我父親的耳朵聽不見,但他卻回頭,說,是阿妹嗎?老婦人顫巍巍站起來,伸出雙手,頻頻點頭,讓我擔心她一不小心會把僅剩的幾綹白發抖落。我父親在這個村子長大,少小離家老大歸,遇見故舊,不僅流淚,而且哽咽了。

    父親站在祖屋門口,我掏出鑰匙鼓搗了一會兒,依然打不開門鎖,這屋子我已經有很多年沒進去過。我奶奶去世以后,這屋空了幾年,后來我把它租給了一家外地公司做辦事處,再后來,這家公司做大了,搬去了現代化大廈,這屋就空著。我的左鄰右舍,從不放過一寸土地,在空隙處搭建起棚戶,租給附近工廠的打工工人,賺點小錢不算什么,為的是等待拆遷,據說拆遷時違建也有賠償款,這次終于讓大家等到了。我早年來柏樹墳時,鄰居中就有人向我建議過,在后院搭一排平房,可我居住在幾百里之外的南京,習慣了在高?;烊兆拥奈?,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缺少鳥兒銜木筑巢的意志。那時我父親耳朵尚依稀聽得見,說,那種小市民熱衷的事你少做,老劉家的房子越造越小,我們沒臉去見祖宗八代。我父親把小學教師剔除在小市民之外,他不知道,我這大學教師其實滿腦子裝的都是小市民思想,只是天生懶惰,行動上離一個合格小市民的標準尚有差距。我父親自我奶奶走后再沒有來過柏樹墳,我絞盡腦汁想打開門鎖,實在不行,我打算砸了門鎖,換一把,我父親卻說,算了算了,我未必要進門。我和父親直接去了拆遷辦辦公地點,小白告訴我,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他們早在村里臨時租房辦公。小白對白發蒼蒼的老人前來辦理相關手續,很是感動,講了一大堆客氣話,可惜我父親一個字都聽不見。祖屋的房產證上是我父親的名字,我父親在委托書上簽了字,跑腿的事交給了我,從此就不需要他老人家長途奔波,一趟趟往這里跑只是我的事了。臨走時,小白拉住我說,兩證上寫的是你父親的姓名,你母親可健在?我母親二十年前就去世了。小白說,這房子是你父母雙方的財產,你母親的那一份,你得證明你是你母親的兒子。我說,我找誰去證明?我母親是獨女,我外公外婆只有她一個孩子,沒有七大姑八大姨替我證明。小白說,你外公外婆可健在?我外公外婆在上個世紀就去了天國。小白說,你必須開證明,必須證明你是你母親的兒子,唯一的孩子。據說我本來有一個弟弟或妹妹,可惜在來到這個世界前就夭折了,這是我母親一輩子的痛,我母親說,要是有個弟弟或者妹妹,你就不會是現在的樣子。我母親希望我是什么樣子,至今我還沒明白。小白這樣說,我一下子頭大了,小白說,去當地派出所查原始戶口資料,去當地公證處辦理公證手續,其實很簡單。我無奈地苦笑,我父親正跟某位老鄰居牽著手談得興濃,我拽一下他的衣袖,說,咱得回南京了。路過祖屋時,我用手指了一指,他堅決地擺手,說,反正要拆了,看什么看。有一條你要記牢,拆樓時我們自己拆,不要讓拆遷公司的人來拆,聽明白沒?我用力點了點頭,心中叫苦,我這手無縛雞之力的小老頭如何能拆得掉一幢樓,哪怕是幢小木樓。即使雇用人工,在這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城市,我也是睜眼瞎,不知道去哪里找人。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奶奶活著的時候,我的春節幾乎都是在淹城度過。我奶奶有兩個兒子,我的大伯,按淹城人的叫法,我稱他為“大爸”,在上海一家工廠工作;我父親是老二,他初中畢業后讀了淹城師范,然后響應國家號召,報名做鄉村教師,來到固城縣一所鄉村小學做了一輩子教師。據說他剛到這個叫葛村的村莊時,小學設在一家舊廟里,除了他,另外兩位老師都是回鄉知青。我父親白天上課,晚上也住在廟里。大冬天放學后,他去河里擔水。那時的小學生習慣了喝冷水,教室的后面有一大水缸,缸蓋上放著一葫蘆瓢,誰渴了就掄瓢灌一通。水埠其實就是一塊架空的木板,他挑的是兩只大木桶,桶沉板輕,他一不小心栽進了水中,好不容易爬上岸,在菩薩的慈目下鉆進被窩中哆嗦了一夜,菩薩耐心地聽他說了一夜胡話。這次落水事件,澆滅了我父親想當校長的野心,他認清了自己一介弱書生的面目,從此甘心做一位平庸的小學教師,命運不忍心打擊他,還是讓他做了三十年的葛村小學教務主任。很多年后提起這件事,他說那天半夜他見到了老白,老白說他注定是一輩子吃粉筆灰的命,折騰來折騰去都是一場空。老白是誰?老白是他爸,我爺爺。從時間上推斷,那時老白早已離開了人世間,我父親顯然是在高燒中夢幻了。我爺爺死得早,我大爸和我父親算得上是孝子,每年春節都挈婦將雛回老家陪老母親。

    淹城人喊爺爺為“阿爹”,喊奶奶為“親娘”,我至今弄不清這種稱呼的出處,似乎降了輩分。我親娘是個個頭不高的老太婆,記憶中她總是顛著小腳在陰暗的木樓里忙東忙西。我一直疑心她是“資本家太太”或者“地主婆”,與我見到的所有老太婆不同,她抽煙喝酒,床頭邊上還有一圈佛珠,早晚都靠在床頭上念念有詞,我仔細聽過,自始至終就是“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我當時有一個擔憂,害怕她有一天被人揪出來批斗,幸虧這事一直沒有發生。劉白說,親娘的煙和酒都是他爸從上海捎過來。劉白是我大爸的兒子,我的堂兄。我的大爸仕途順暢,先是做了所在工廠的廠長,后來又做了上海一家外貿公司的總經理,他的手頭比我父親活絡。他是最早出國談生意的紅頂商人,有一次他在飯桌上感慨,歐洲的動物內臟都丟棄掉,太可惜了。我和劉白都不相信,比如說鴨肫,比如說豬大腸,這么好的東西怎么舍得丟掉呢,外國人都是“戇大”。劉白說,他爸和他媽吵嘴,多半是為了給親娘買香煙老酒。我一想也是,一到年底,我爸和我媽吵嘴,往往是為了給親娘買魚買蝦的事。淹城人喜食魚,尤其喜歡吃蝦,擺筵席時無蝦不成席。我父親平時的口號是,吃光用光身體健康,算是最早的月光族,因此我打小就吃成了個胖子。但一到年底,他開始存錢,為的是買魚買蝦,探親時大包小包孝敬我親娘。年聚人多,我和劉白倆小子只能睡到閣樓上,沒有床,把被褥扔在黑乎乎的地板上,木地板就是床。閣樓上沒有窗,只有兩塊明瓦,“明瓦”就是玻璃,可以給黑暗的閣樓透一點亮光。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除夕夜,基本是在這個黑乎乎的閣樓度過。第一次上閣樓時,我討厭“吱吱”作響的木地板,每走一步都膽戰心驚,怕猛的一下踩出一個窟窿。我問我父親,地板會不會踩塌?我父親搖頭說,沒事,你使勁跺,這地板也不會折。劉白比我大兩歲,懂得比我多,說,我爸說過,舊社會地主資本家都住木樓,木樓防小偷,小偷進了樓每走一步,地板就報警一次。我親娘只是靠兒子們接濟生活的窮老太婆,應該沒錢可藏,最可能的原因是,她的兒子們沒錢替她翻蓋新樓,反正他們又不長住這樓。其實我怕的不是地板作響,怕的是閣樓上的黑暗,有劉白的時候,我一定要與他同上同下,后來劉白沒了,盡管我已經是風華正茂的大學生,我死活也不肯上閣樓住,寧愿在我父母的房間打地鋪睡,受大家的譏笑。我怕劉白半夜來搗我的胳肢窩,或者突然掏我的褲衩,說看看長毛了沒有,這是小時候我們之間常發生的事。幾十年過去,那樣的場景至今仍會在我的夢中出現,提醒我在黑暗中坐起,默默懷念我親愛的堂兄。

    那年代我們回淹城,我父親手頭寬裕的時候,我們全家坐公交車。從固城到淹城,每天只有一班公交,早上六點半開車,要坐半天的公交車才能到達,雞還沒叫我們就出發,趕二十里路到縣城汽車站坐車。那年代汽車開得慢,沿途??空径?,我巴不得汽車再慢一點,我喜歡聞汽油的味道,我寧愿站著,站在駕駛位附近,貪婪時嗅那股汽油味,可能那時的造車技術不過關,油路的跑冒滴漏沒解決好,汽油的味道總是飄揚在車廂里,車頭部分最濃,那是我最享受的時刻。在鄉下,汽車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我是我們全班同學中第一個坐汽車的人,而且每個年底都能輪上一回,我為此驕傲。在葛村的小伙伴眼里,我是城市人,作為城市人的標志之一就是坐過汽車。如果我父親鈔票吃緊——他多半是把鈔票換成了魚蝦雞鴨——他就帶上我和母親搭順風車。固城是個產糧大縣,有一個專運糧食的糧食車隊,把稻谷運往各地糧庫,其中有淹城的一處糧庫。我父親以前的一個學生就在糧食車隊做駕駛員,這個學生與我父親關系不錯,我們就搭他的車回淹城。我想坐在駕駛室,駕駛室暖和,最主要是能聞到汽油味,但駕駛室有押車員,而且常常還有別的人搭便車,我很少能如愿。我們一家三口坐在稻包上,稻包堆得很高,車一開動,寒風便加速了很多倍,我們一家三口抱成團,那風還如刀子般往脖子里袖管里鉆,更糟糕的是那時的公路是土路,下車時我們三人滿頭滿臉都是灰塵,我暗自嘆息,車上僅有的一點汽油味,風一吹便無影無蹤。司機把我們扔在公路邊,我父親千恩萬謝地朝司機道謝,我母親掏出一條手帕拍打我身上的灰塵。我們到柏樹墳,還得在田野中走三四里的小路,這比起來時從鄉下到縣城的路途,已經不到一半,但是畢竟這時人已疲倦,我們一家三口肩背手提,步履匆匆,我母親說,這哪里是回家,我們看上去分明是三個逃荒的叫花子。

    只有在那樣的時候,看見木樓的瞬間,我才感覺到祖屋的溫暖,迫切地想沖進我親娘的懷抱。

    我得證明我是我母親的兒子。我怎么才能證明我是我母親的兒子?我母親已走了二十年。小白說,你找出你父母的戶口簿。我父親現在的戶口簿上沒有我,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學時戶口就遷出了。小白說,你回老家,找當地派出所,應該有原始材料。我說,房產證上是我父親一個人的名字,為什么一定要證明我母親是我母親?小白說,你還是個大學教授,說出這話就是法盲。盡管證上只有你父親一個人的名字,但婚后財產共同擁有,這房產其實有一半屬于你母親。我啞口無言,我在大學混了三十年,至今還是個副教授,小白抬舉我,是為了摔慘我。我把電話掛了,只能聽令回一趟固城老家。

    固城縣因固城湖而得名,解放初期屬淹城地區,所以我父親淹城師范畢業后到固城做教師,后來固城縣被劃到鎮江地區,再后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固城縣又劃為南京市轄縣。這固城縣就像江蘇延伸出去的一個島嶼,三面都被鄰省包圍,歷來是蘇南的貧困縣。我父親當年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他被分配到了磚墻鄉,固城縣最偏僻的一個鄉,因為經常鬧水災,土坯屋浸水就倒,能蓋上磚墻瓦屋是鄉民的夢想,就有了“磚墻鄉”這個鄉名。我父親最初到磚墻鄉,卻幾乎看不到一間磚砌墻的房子,很納悶。但接著他就顧不上納悶了,本鄉沒有一所小學,我父親當時心中沒有失望,倒是有幾分激動。他看過《鄉村女教師》這部電影,越是艱苦越是磨煉人,一張白紙才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他將葛村邊上的一座寺廟定為小學最早的教室,他是教師,卻找不到學生。那時候填飽肚子是村民們的頭等大事,孩子至少可以放牛摟草,干點輕活也沒閑著,讓孩子坐在教室里那等于少了一個小勞力。我父親揣著干糧,一村村一戶戶死攪蠻纏,硬是湊到了一個班的學生,后來就有了幾個年級,有了一所全日制完全小學。我母親曾是衛校的學生,畢業后在縣醫院做護士,我外公是葛村的支部書記,她回家過周末時,一不小心認識了我父親,一不留神嫁給了我父親。在我父親的忽悠下,她毅然調動,調到我父親的小學做了一名小學教師。這要是在今天,是絕不可能的事。從城里到鄉下,是水往低處流。從護士轉行當教師,得有教師資格證,我疑心是不是我外公托人開了后門,我母親說,哪里呀,那時代只要認得幾個字就能當教師,有代課教師,有民辦教師,我畢竟還有學歷證書。那時候的人傻,讓人看不懂。反正這樣就有了我,我來到了這個世界,打小就在校園里滾爬。

    我父親所在的小學就叫葛村小學,地址就在原來祠廟的地基上。葛村有大葛村小葛村,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姓葛。老師大多數也是葛村人。讀過私塾的稱老葛老師,讀過工農兵師范的稱中葛老師,高中畢業做民辦教師的稱小葛老師,小葛老師有高個葛老師、小個葛老師、胖小葛老師、瘦小葛老師等等,我母親被稱為女葛老師。偶爾來人喊一聲葛老師,辦公室的老師應聲一片,很是熱鬧。學生之間,年齡差不多,輩分卻大不同,有高年級學生喊低年級學生爺爺或叔叔,喊的人認真,應的人坦然,輩分在那里,當然也不乏孫子把爺爺揍得鬼哭狼嚎的個例。我外公在解放前是“桌爺”,“桌爺”就是長工的頭,力氣大,農活好,在長工中有威信,解放初期他帶領長工響應黨的號召,打土豪,分田地,成長為一名最基層的農村干部。因為村里有玩伴,我在外公家待的時間比在家還多。上小學一年級時,我弄不懂為什么別人姓葛,我卻要姓劉,強烈要求我也姓葛,其時一家人正在吃晚飯。我母親看了我父親一眼,給了我一巴掌,我外公把我抱到了腿上,我父親仍然埋頭吃飯。我外公外婆年輕時只生了我母親一個,努力很多年想生個兒子一無所獲。我父親一個外鄉人,娶了我母親,似乎等同于入贅,卻又從來沒明確過。我外公、我母親怕傷了我父親的自尊,不肯開口提這事,我父親呢,每在關鍵時刻裝傻。很多年后我給兒子上戶口時,我父親說,其實姓不姓劉并不重要,你爺爺就姓白??稍诋敃r,他就不松口讓我姓葛。

    我駕車到了固城縣城,離磚墻鄉政府還有二十里。自從父母退休住到縣城后,我已經難得來鄉下。途中經過葛村小學,我泊了車,走進了校門。校門上“葛村小學”四個字還在,但學校早就合并到鄉中心小學去了。校園里空蕩蕩的,操場上長滿了茅草,據說教室曾經出租給一家服裝廠做車間,但服裝廠后來倒閉了,教室門上的掛鎖長出了鐵銹,校園成了一塊荒蕪之地。我找到我家的住處,那是兩間舊教室隔成的房間,這樣的宿舍,好處是窗子大,光線好,我從灰蒙蒙的窗玻璃看進去,原樣基本沒變。我家的土灶還在,只是掛滿了蜘蛛網。門打不開,我坐在青石門檻上,朝遠處眺望。小時候我從這個位置能看到大片的稻田,田埂上晚歸的農夫,今天我坐下來,稻田還是稻田,田埂上沒有一個人影,還沒到農民收工的時辰。

    我閉上眼,校園就喧嘩起來,我看到了從前,看到了少年的我和我的那些玩伴。

    ……

    精彩全文請見《當代》202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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