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珊珊，山西靈丘人?，F供職于山西文學院。有文章數篇見諸各報刊。

出于對古代文學的喜愛以及趙瑜老師的盛名，拜讀了《人間要好詩——白居易傳》（以下簡稱《白居易傳》）。

其實在看書之前，我更多的是好奇。對于古代文人的研究，史料少，研究會受局限；但是史料繁復，更會增加研究的壓力和難度：一是史料磅礴體量巨大，取采析辨甚是費力，二是現當代經年累月的研評鑒賞，匯總評判難出新意?！栋拙右讉鳌窌窃鯓拥某尸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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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書翻讀，《白居易傳》作為一部歷史人物傳記，不僅呈現出一個立體豐滿的白居易，而且更像是一部考據詳實的中唐紀錄片。丹納《藝術哲學》中說：“想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壁w瑜老師將白居易、將自己，置身于千年前的中唐時期，以宏大的學術視野，詳實的文獻材料，靈動地梳理剖析，清晰而又濃郁地敘述了白居易生平情性，更增加了情感共鳴，彰顯出歷史厚重。

傳記分上中下三卷，涵蓋白居易青年、中年、晚年三個階段，亦將其創作階段進行了模塊化區分，將史料與論證、思考，綴連成珠。

上卷合十八篇，意氣風發的白居易躍然紙上。

白居易生長于唐王朝由盛轉衰之際，社會動亂、顛沛流離，性格底色有對民生艱懼的深切憂慮，也有對建功立業輔助盛世的愿望。作者在書中寫道，“詩人仕官前期的性格寫照：達則兼濟天下，為臣寧折不彎”（P71），確如其是。寒窗數載苦讀，一舉登科長安，著《策林》七十五篇，抒理想吏治企盼，置官周至縣尉，深察民間苦疾，《長恨》一瀉史悟，怨刺必著顯言，振翅于言官之制，亦受制與言官之志。白居易的凌云壯志、忠言直諫，換來的是于他人、于己、于政治的無力之感。他逐漸陷入了矛盾：政治趨向的矛盾，精神倚靠的矛盾。

中卷合二十四篇，白居易在仕途的磨礪中逐漸走向成熟。

其先后出任忠州、杭州、蘇州三地刺史，充分顯示了吏治功德，為臣能重德守正，為官能利民安政，功績卓著。但牛李黨爭、宦臣當權等問題橫亙中唐幾十年，白居易目睹無數才高之士被遺棄成為政治犧牲品，自己也常牽涉其中飽嘗浮沉之苦，政治有傾覆之勢而又無力扭轉，公心和人性如何平衡，士人的使命感和壓力無疑是巨大的，這就加劇了白居易的政治不確定性，喚醒著他的精神危機意識。所以這一時期的他是痛苦的。何為正道？白居易一直在心理的蹂躪中反復思考、求衡。他有“憂憤氣不散，結化為精靈”的沉淪，有“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苦痛，“且愁江郡何時到，感望京都幾歲還”的信心，有“愚計忽思飛短檄，狂心便欲請長纓”的壯志，亦有“從來妄動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的解嘲，有“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的 使命緊迫，漸即釋然，發出“識時知命而已”“知之一何晚，猶足保馀生”之類的慨嘆，他將語言、情思盡注于詩，讓詩歌承載了現實經歷，時間總結著人生經驗，也踐行了他所秉承的“歌詩合為事而作”創作原則。但人生輾轉跌宕，也迫使白居易在各種利害間反復動搖、思考，有了逐漸深入的轉變和清醒的認識，終而白樂天《長樂亭留別》吟出“塵纓世網重重縛，回顧方知出得難”，陣痛后重生，他自在了。就如作者在書中分析：“樂天中年思想：既然官身不在諫議之位，就不如珍惜自由，做好一個地方官，以不介入黨爭、不同流合污而潔身自好，多做一些對于民眾有益的功能事業，這才是白居易中年以后實實際際的思想譜系?！保≒134）

下卷共十三篇次，開啟了白居易在洛陽十七年的晚年生涯。

沒有顧慮的時候，往往文學有較大的成就。就好比大江大河，一路波瀾壯闊滾滾而來，至下游越是廣闊平靜，人也是這樣，越清醒自在，心境越開闊，個人情性可以有更大的發揮余地。

這一時期，是白樂天文學集大成之時期。創作主題更加豐富，明代江盈科《雪濤小說》評曰：“前不照古人樣，后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世間一切都并包囊闊入我詩內。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開擴多少?！敝黝}、表達、境界，都有擴大。除去創作主題覆蓋面擴大，其集大成還表現在有意識地進行文集、詩集的匯編整理。白居易是唐代創作數量最多的詩人，其文集也在世界上產生很大的影響，正如作者在篇首所述，歷史和文學是相互成就的，所以歷史需要見證，更需要著錄。

他在這一階段也有一些創作被稱為艷詩，以此批判白居易，筆者認為這樣的評述難免自陷于庸俗。文學本就是生活，苦樂哀愁俱有，雅正風俗相佐。白居易退而著述，自適于杯觴閑適諷詠之間，生活的方方面面皆付諸詩歌，物化在文字中、文冊中，其要義應該是豐富了白居易的作品風格體例，表現出自己的個性特征。

這一時期，我想白樂天也是孤獨的。一方面，他的情性底色是儒家描畫的，他依然是憂國憂民的一面，所以他亟需尋找精神出口。另一方面，老友或難或病，無處可訴的情緒、哀愁畢現于紙上——“應無藏避處，只有且歡娛”。

歷史人物本就是歷史的一部分，而文學也是屬于社會意識形態范疇的，所以，對于歷史人物的研究視野絕不能只拘泥于文學角度，也不能單憑二手研究資料進入，只有通過研究當時的社會狀況、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才能比較正確、比較真實地把握人和事，走入白居易的時代才能逐步走進其個人世界、時代精神。

《白居易傳》的思考是客觀性、全局性的，敘述中常重筆分析介紹背景：政治環境、仕宦體系、社會風尚、科舉制度、官階俸祿、飲食文化、婚姻制度、交游文化、文人心態，等等，不知不覺中捧出鮮活的歷史，以自己的節奏引導讀者進入作者筆下的創作圈套。我想，這是作者堅持紀實作家的基本素養和立場的結果，通過客觀真實的反映，運用紀實文學的創作手段，全景描述層層推進，自然地拉近了白居易與我們的距離、中唐與我們的距離、中國文化土壤與我們的距離，引發讀者不自禁地沉湎與思考，也為理解人物、文學作品、文學現象提供了方法與思路。

歷史人物本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有唐一代文雄詩杰源源不絕并非偶然，作者在第六篇中寫道：“要在唐朝入仕做官，唯真才實學、行端品正者，始能登臨折桂。投機取巧、錢禮裙帶那一套，不大行得通?！?且看白居易入仕流程：本土縣鄉參加鄉試——三年一次的州府級州試——州貢（貢生、舉人）次年赴長安參加京都大考——三次淘汰賽后中榜者為進士（詩賦），始獲吏部銓選資格——歷時半年經三次“銓考”，充分考辨書寫功力、判詞文理、身材相貌、口齒言說等項目，通過者錄用為九品初級文官——任期滿（實習期），離職下崗，進入“守選”行列，再次赴考，重施政要義等考評，擇優入仕。且后期仕途并不止是一味升遷，需要在朝廷、地方外任的往復中，再進行官階的調配。唐代科舉自由報考公開招聘競選，實行見習制度在其位觀其政，通過多次業績考核、輪崗、下鄉等制度增聞廣識，有升有降、有貶有召，這就與后世重其事而失其實的選任制度形成鮮明對比。唐代科舉制度以及選任官員的嚴謹性與科學性竟能若此，讓人不禁慨嘆。這就為時代下的才子英萃提供了豐厚的生長土壤。

社會狀況的影響必然會在文學風氣上有反映。文中兩則小故事的敘述引起我的注意：一個是第三十六篇中，“白敏中與賀拔惎攜手應試，帝京考官王起，親自告訴白敏中，自己厭惡賀某，示意敏中疏而遠之，敏中當時只好答應。當賀某來訪時，仆從告曰敏中不在家，實則遵囑躲避，賀某茫然而去。此刻，白敏中頓悟，立即追出門外疾呼：即使不中進士，也不能與朋友絕交……王起得知此情，反而深受觸動，遂將敏中與賀拔惎同時錄取?！碧迫酥磉_情性可見一斑。另一個是不同政見卻能惺惺相惜，求同存異與豁達情性可見一斑。作者書中也贊曰：“唐代士人群體，雖有黨政派系之別，私情間卻鮮見爭強斗狠之舉……唐代士人群落交游相處，大都寬容和諧，友情之上……隨手翻檢唐人‘送別’詩章，數量驚人，真摯入骨，足令后代讀書人慚愧?！保≒255）文學是屬于社會意識形態范疇的。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社會風氣，必然造就個性乖張、情性自然的文學風氣，構架出求同存異、相互欣賞的文人格局。

白居易的個人情性與藝術成就，都得益于這樣的時代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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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白居易是通過各種版本的古代文學史，歸納其關鍵字莫過于：前期兼濟天下，后期獨善其身。這些關鍵字將白居易的形象刀砍斧刻般地留在我的記憶里。至此《白居易傳》人物肉骨筋脈才建立起來。

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精神》中寫道：“歷史的記載，好像是一成不變，而歷史知識，卻常常隨時代而變?！比说牧龊徒嵌炔煌?，往往會加重歷史的時代感，就比如《三國志》和《三國演義》。歷史人物傳記也是一樣的，所謂傳記，我認為簡單來講就是紀實基礎上的作者對于研究本體的演繹呈現與讀者個人思辨，畢竟歷史原委任誰也無法知曉?！栋拙右讉鳌返难芯克悸泛头椒ㄊ菢O具借鑒性的：在保證研究本體的同時，兼顧歷史、社會、地理、心理等方面的研究，縱深度、精細度、貫穿性產生時空聯系，感情、理性自由交融，有極強的文學說服力與可讀性。

中國人對于文人的認識常常是鑒于作品判定其人性格、人格。幾千年來強調“文以載道”“人文化成”，并非空言。中國人也喜于見聞之間評判文人性格，善于用自己的思想和處境過濾人與事。生活本身很豐富也很復雜，何況是時空皆歷千年滄海桑田的歷史呢。一句閑來自在的話語，卻能留給后世一個難解之謎，任人言說。就如書中第二十九章，“元稹變節求榮，私爭相權，朝官非議，樂天斷交，既成定論傳世”，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吳偉斌指出：“新舊《唐書》皆由宋人所著，誤讀誤判元稹……將元稹涂抹得面目全非，這不僅是元稹個人的悲哀，也是李唐歷史的悲哀?！碑吘?，我們能接觸的史料證據大多是二手加工起步的，所以以史料為佐證，以白居易的作品入手，或許能更加貼近事實，更具說服力。

趙瑜老師就找到并為讀者打開了這條路徑。

白居易在《新樂府》中如是“宣言”：“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蓖砟?，又在《醉吟先生墓志銘并序》中寫道：“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笨v觀白居易一生及其創作，確是這般。

他以寫實為基本美學特色，堅持現實主義的文學道路，把紀實故事與藝術創作結合起來，進一步發展了詩歌的敘事性。平實的語言化作熾熱的使命感，帶動強烈的時代感，強化詩歌創作的現實力量。作者文中有一段相當精彩而準確地評論：“白居易毫不隱瞞自己的創作方法和主張，毫不避諱自己為官從政的堅定立場，坦坦蕩蕩，不計安危，忠實踐行‘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理論方向，既要做忠良之臣，又要做真誠詩人?！惫賵霰瘹g一場也讓他清楚地認識到，一個時代終將走向衰微。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具備，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將現實、文學、政治、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將文學作為自己的事業，通過現實性的文學實踐留下歷史觸動。白居易的詩文題目常常以人、事或時間命名，且自著文集常添加題注、文記，好比是一篇篇日記，翻開篇目即有開宗明義之感。根據其作品，很容易就能辨別把握他一生的行程軌跡和心路歷程，更能品味其中的感動與記憶。

他專注于以人為本的寫作方法，他的詩文一經梳理便是一部舉重若輕的史籍材料。他的“人”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在于記錄自己親身經歷和內心生活。他有志向、有膽識、有才智，但是政治日趨昏暗，一味直諫忠言，注定是被驅離的孤勇者；他又極具責任感，“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醉后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有治世安民之才，“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茭菱與稻粱之利孰多？”（《錢塘湖石記》）“裁以法度絮以仁” （《醉后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有生活情趣，“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戲題新栽薔薇》）；有真誠坦率之質，多篇以湘靈為主題的創作，例如《寄湘靈》：“淚眼凌寒凍不流，每經高處即回頭。遙知別后西樓上，應憑欄干獨自愁?！泵鑼懙木褪怯谙骒`間真摯感人的純潔愛情，“回望”“憑欄”“獨自愁”等，簡單的字詞組合在一起，卻生出無限情意和離愁。其二是表現普通人的生活百態，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眾多的具體形象，“家田數稅盡，拾此充饑腸”的抱子貧婦人（《觀刈麥》），“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的杜陵叟（ 《杜陵叟》）， “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的賣炭翁（《賣炭翁》），“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的小家女子（《井底引銀瓶》），“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的琵琶女（《琵琶行》），等等，不粉飾、不回避，充滿真情實感的人性述說，充滿理性思考的感性抒發。

他善以現實疊加的方式凸顯時間性，以角度疊加的方式生發情性。對于某人、某類人，或是某件事、某些事，會有豐富纖細的感情輸入與詩筆記錄，甚至同一件事情會重溫、回顧、再做生發，新鮮的心情來回顧處理過去的事情。且看詩歌題目：《重到華陽觀舊居》《重到渭上舊居》《重到江州感舊游，題郡樓十一韻》《重尋杏園》《晚春重到集賢院》《重過秘書舊房因題長句》，以“重”字入題的詩歌有很多，重復性感懷也為我們拉出白居易生活軌跡的時間軸。他還喜從不同的角度抓住不同的角度切入生活。以鶴為例，據統計，《全唐詩》中收錄他專題吟詠鶴的詩多達26首，提到鶴的詩有142處。

以上種種，無不體現出他人生即為文學，文學即是人生的自覺性。

有唐一代開明的政治氛圍決定了文化風氣的開放性，但是面對安史之亂后的政治變動，以及儒釋道三教并流的延續性影響，三教此消彼長，顯隱消長。士人對尊崇的“道”逐漸分流，道統的分流難免會引起士人陷入精神困境，處于 “擇道”“求道”的彷徨失措中。白居易究其精神底色，還是以儒家思想占據主要地位的，他也自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p>

白居易出生官宦人家，“世敦儒業”，儒家修身入仕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長安早春旅懷》），大有“不患無位，患己不立”之感。他的政治表現也是值得肯定的，初登仕途，所寫《策林》 七十五篇正中時弊，身在諫官則讜言直諫，外任忠州寬刑均稅、號召百姓因地制宜植樹造林，位蘇杭刺史舉力筑堤疏通井，都是流芳后世的功績。逐漸，他經世致用的人生價值有了趨向性。

首先，年齒漸長，仕途顛沛，白居易逐漸清醒地認識到，國家政治軌跡已經無可挽回的走向衰敗，深有蚍蜉撼樹之感。其次，“治國必先齊家”，兄長去世，胞弟白行簡把兒子阿龜托于白居易撫養，可見白居易逐漸成為白氏家族的“大家長”，又孔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奔易逯髁x精神也促使著他不得不考慮家族興衰前途。再者，所謂“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言亦能裨益于世，未嘗不是人生留痕的一個途徑?！睹娦颉罚骸霸谛臑橹?，發言為詩”， 劉勰《文心雕龍》里寫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边\用詩歌表達情志，裨益社稷端正情性未嘗不是經世致用的一個方向?！霸娧灾尽?，志有“裨教化”“濟萬民”之義，亦有“理情性”、“善一身”之義。他將自己的詩歌作品分為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類，尤其重視諷喻詩的創作，其落腳點在于“美刺興比”，在于復興六義傳統，他仕宦初期希望達到這樣的局面：“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與元九書》），所以在詩歌實踐中行而導之，在政治實踐中言行合一，但結果卻是“言未聞而謗已成矣”。他不禁發出“詩人多蹇厄”的慨嘆。從《論語》“詩可以怨”，到司馬遷“發憤著書”，到韓愈“不平則鳴”，到白居易 “詩人多蹇厄”，何嘗不是蹇厄成詩人呢！悲憤苦難的生活境遇更易激發文學創作的驅動力，白居易就是很好的例證。當然，悲憤苦難源于時代，也需要開闊的文化和相對自由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否則“怨”也是難以體現的。

中隱之道實際就是中庸之道的延續，是儒家經世致用思想的發展，是白居易進退皆難的現實之舉。

看完全書，我對白居易的最大感受就是——清醒。

白居易早年有這樣的論述：“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謂而來哉？蓋所杖者文章耳！”憑真才實學立世矣。對于職業發展、人生發展，他有明確的認識與規劃。早年即有“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宿紫閣山北村》）等論述，能看到白居易對民間艱難、朝政積弊的精準挖掘，絲絲入扣的批判，但是也有對于陳疾難除和民痛難伸的清醒認識。被貶江州，白居易入仕之心逐漸趨向消極，如上所述，白居易權衡利弊后，“中隱”思想逐漸清晰。但看閑適詩《中隱》：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

…………

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

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

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

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白居易的知足常樂，清醒獨立，躍然紙上。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清醒包含了一層退卻。退卻并非是貶義。中國自古講究統一：政治統一，經濟統一，文化統一，思想統一，等等。這就導致中國人傳統觀念的趨內性?！肮胖髅鞯掠谔煜抡?，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治其家者，必先修其身”， 根深蒂固的家國觀念、民族傳統觀念有先進的一面，亦有劣根性的一面。人性要被固有的道德捆綁，如有忤逆則被冠以“異類”。唐代三教并駕齊驅，士人普遍尊崇的“道”被撼動，精神寄托的根源分化，思想根基是有動搖的；其次白居易年及七旬已歷九朝 ，年號十數易，王朝搖搖欲墜，仕宦朝不保夕，只能明辨且遠離是非善惡，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此處略提一人，韋應物。韋應物對于白居易的情性乃至人生格局影響頗深?！安披愔?，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白居易對韋應物的評價極高。韋應物出生關中世家大族，少年時期即入宮闈，后積貧寄居蘇州永定寺，年未及六旬客死他鄉。有治世安民之能，有眾多諷刺批判現實的創作，也有政治失望向往歸園閑居，但是他更有作良吏的政治抱負和熱情，最終未有善終，時代使然。這對于白居易也是一劑醍醐灌頂的良藥。

文人的創作，有以艷麗奪目，有以市場趨鶩，有為抒寫心情，有為揭露時弊，唯有“實”能直趨人心，大浪留沙。多少年前就經常通過各種媒介聽到這樣一些描述當代生活和文化的詞：浮躁、誘惑、功利、快餐式文化，等等?，F在也有些許體會，市場趨利，人心浮動，雖然都體浸在生活中，但是大多缺少直接的觀察、價值的判斷，以及對人性的正確取舍，也很少有人能夠靜下來欣賞、創作、研究扎實的文學，這就雙向性導致文學的邊緣化。

白居易之所以能夠婦孺皆知，千百年來研評不絕獨領風騷，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從普通人的生活切入，充分表達真實、真誠、真情。什么是以人為中心的創作？白居易的創作就是。你選擇人民，人民才會選擇你，直面現實才會被歷史沉淀（當然，也需要時代為支撐）。趙瑜老師的作品大多以紀實為特點，文學中有現實關照，有獨立思考，有沉甸甸的時代性、使命感?！栋拙右讉鳌妨⒆惆拙右?，目光卻是整個社會生態、歷史脈系。深入探尋白居易的情性，體現出的是復雜多面的人性。這就是作者密切關注現實，勇敢正視現實，深刻思考現實的結果。

察人洞世，知古鑒今，透過《白居易傳》，可以看出作者對白居易是偏愛的：白居易詩文言生平，趙瑜老師循章述彼身，相得益彰，頗有相惜之感。與其說是對白居易的偏愛，更不如說是對紀實理想的偏愛，對時代自主意識的追求。所以，作者致敬時代，惋嘆時代。中唐之際幾十年政治動蕩引發文人劫難，但也是這時代造就了這樣的白居易以及群英薈萃的時代形象，引人深思。文學具有超越時空的力量，能帶領我們跨越時空去發掘、去認識、去思考、去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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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與本土性交匯的當下，都在思考構建怎樣的中國文學形象，形象要具有怎樣的特質、引發何種效應。趙瑜老師為我們打開一條值得探索的路徑：白居易是極具代表性的，或者說古代文人是極具代表性的。新時期，我們呼吁文學創新，究其源是根植于中國文化厚土的，中國五千年文化，積淀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延續文化精神的同時，也滋養了厚足的人生經驗。新時期文化復興，也應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

希望讀到更多類似《白居易傳》這樣的作品，摘取故事，更注入鮮活的靈魂，讓經典熠熠生輝，映照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