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潔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F居北京。著有《天國之癢》《野哭》等多部。1990年代以來，在本刊發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寫“鐘山記憶”欄目文章（2008-2012）、“文學史微觀察”專欄（2013）、“太平天國筆札”專欄（2017年4期-2018年6期）、“古史六案”專欄（2019）等。首發于本刊2009年第5期的《胡風案中人與事》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2021年1期始在本刊撰寫“品宋錄”專欄。

 

杜牧詠秦之變，首句“六王畢，四海一?！蓖?、畢宜品。六國既滅，嬴政特更尊號曰“皇帝”、稱“朕”，而自居其“始”，以表“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1）偉業。此“皇帝”一物，之前不但中國無，全人類也從不知它存在。

全本《羅馬帝國衰亡史》，譯者于第三章就“君主政體”一詞注謂：“羅馬帝國的君主政體和我國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差異，無法相提并論。就拿皇帝來說，也不如我國那樣專制，只能說是披著共和外衣的個人專政而已?！保?）所言極是，惟“封建制度”字眼換作“帝制”始洽。

約晚兩個世紀，羅馬的共和制解體，誕生羅馬帝國和羅馬皇帝。然須知此處“帝國”與“皇帝”皆為漢字，且近代才用于羅馬史。中國最早述羅馬的《魏略》《后漢書》，于其君主皆用“王”而未用“帝”字，也不知近代是中國人抑或日本人率先改譯如此。推想起來，大約近人立足全球史視野，鑒羅馬共和制既亡，過后規模和治理明顯有別于羅馬舊有王政，較近秦代以來中華面貌，遂借“帝國”“皇帝”譯之。雖然這相似性中國古人也抱同感，《魏略》和《后漢書》皆書羅馬帝國以“大秦”，目作“西方之秦”，但“羅馬帝國”與“羅馬皇帝”名稱確含一定誤導。英文Empire（帝國）與Emperor（皇帝）所源，顯是阿庇安（95-165）《羅馬史》序言所說，“他們稱統治者為大元帥（imperators）[皇帝]”。（3）《不列顛百科全書》“Emperor皇帝”詞條：

在共和羅馬（約公元前509-前27），imperator指得勝的將軍，他的軍隊或元老院這樣稱呼他。在帝國時代（公元前27以后），統治者通常把此詞加在姓前為名，逐漸演化應用于他的職務。在中世紀時期，法蘭克人和倫巴底人的國王查理曼于公元800年圣誕節在羅馬由教皇利奧三世加冕為皇帝。（4）

“皇帝”本應作“大元帥”，于茲頗分明?？家詺v史實際，大元帥或大將軍浮現，在軍事強人憑借武力威柄廢黜共和、實行獨裁。這是自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手上所成之事，盡管他一生只做過羅馬的獨裁者，卻未妨后人以“愷撒大帝”相稱。但我們卻要心中有數，此處“皇帝”字樣并無類似中國海內一統、萬乘之尊的意義，只有一種力壓群儕、大權獨握之地位。從愷撒開始，個人專權取代經選舉產生且有任期的共和體制，成為羅馬的新權力式樣，并經屋大維正式延傳，后者遂為“帝國”首位“皇帝”。前27年，經元老院提議，屋大維獲得具神圣意味的稱號“奧古斯都”，加上之前從其舅公那里繼承的“愷撒”，全稱“大將軍·朱利斯·愷撒·奧古斯都”（5）。這才是“羅馬皇帝”的本稱。之后，諸帝皆稱“奧古斯都”，又“從哈德良即位開始，‘愷撒’用來稱呼皇帝的第二號人物，被視為帝國的預定繼承人”（6），亦即在位者稱“奧古斯都”，皇儲稱“愷撒”，亦有理解為“副皇帝”者。而在體制各方面，羅馬帝國皆與秦式帝權有明顯差別。例如皇位雖用世襲，法律上卻仍經元老院走其“選舉”過場，且從未形成中國那種“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父以子繼，兄終弟及”嚴密繼承規范，最常見情形居然是“用領養或聯姻的方式”（7）使帝系延續，愷撒傳屋大維即已如此，過后“這個家族靠著收養的形式”傳位，竟為“一百多年來的習慣”（8）。不知他們為何如此行事，總之制度既較粗疏，又明顯有自相矛盾處。俟暴虐的康茂德皇帝遇刺身亡，帝位由禁衛軍假“推舉”名義掌控直至公然出售，便是制度不周的后遺癥。此外，羅馬行省制亦非真正的中央垂直統治，許多邊遠行省并無“郡縣”之實，略近“羈縻”，充其量是殖民地。所以，羅馬“帝國”“皇帝”雖經翻譯有之，名與實卻都不能與中國帝制相比。

盡管如此，羅馬帝國畢竟令歐洲首度結為一體，從而始終是歐洲有雄心與野心者眼中豐碑，“帝國”樣式與“皇帝”名號也在此意義上被心慕手追。八、九世紀，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勢力北抵波羅的海、南至亞得里亞海，稍稍有復羅馬帝國往昔之盛，遂經教皇利奧三世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重居“奧古斯都·愷撒”，是即“查理曼大帝”。又過一百來年，查理曼帝國分崩后東法蘭克形成德意志王國，其王奧托一世亦由教皇加冕為帝，祖述羅馬和查理曼大帝，建“神圣羅馬帝國”。由于歐洲王室血緣交織極密，歷來踐其帝位者，德、意、奧、西、波西米亞、匈牙利、波蘭諸地國王兼而有之，但德國人卻以首創在己，獨視“神圣羅馬帝國”為“德意志第一帝國”。1806年，存世甚久卻十分松散、徒具其表的“神圣羅馬帝國”為拿破侖取消。六十年后普魯士王國統一德意志、再造帝國，稱“德意志第二帝國”，復萌霸統歐洲夙愿而蹈亡于“一戰”。又二十年，納粹選舉獲勝，紐倫堡黨代會上希特勒首以“第三帝國”指其“新德國”并著手征服全歐，納粹黨旗底色用“羅馬紅”（今意甲羅馬俱樂部球衣亦用此色），舉臂禮乃羅馬軍禮，所呼“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币嘧粤_馬口號“愷撒萬歲（Hail Caesar?。倍鴣怼@諸多勾連，皆因羅馬帝國寢滅后歐洲一日未絕其夢，時欲重致一統，包括近代“帝國主義”一詞也根植于對羅馬榮光的憧憬。

夢想歸夢想，“皇帝”在歐洲卻終屬稀有。羅馬皇帝不宜與中國皇帝等視如前述，“神圣羅馬帝國”即使極盛期亦未真正達成中央集權，諸帝擁名而已，于其領地外諸侯無管轄權。傳統兩強法英更是游離未與，自身有“王”無“帝”。法國至拿破侖始建皇帝名號；英國雖于十七世紀后廣有美、澳與埃及印度等地，漸稱“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但君主始終稱“王”。中世紀接近全歐“皇帝”地位的，非世俗君主，教皇或許近之。教皇本稱pope，拉丁語作papa，即“爸爸”之發音，“源出希臘語papas，意為‘父親’”。（9）際茲歐洲裂國無數、莫能一統之時，惟羅馬主教假教眾領袖權威可號令天下，遂借意綴之，附會“皇”字尊為“教皇”。而彼時外界欲通歐洲，咸視教皇為代表，如忽必烈“命波羅弟兄二人使教皇所”，致書一函，“命他們赍呈教皇……大致命教皇遣送我輩基督教律，通曉七種藝術者百人來”（10），赍書近代“由伯希和（Pelliot）在教廷檔案中發現”（11），此是教皇為外界所尊之證。但教皇雖凌乎眾王卻非真帝，這樣的角色，西羅馬帝國后，世俗歐洲其實沒有。

古與“皇帝”字樣沾連的，以外有俄羅斯大公于十五世紀拜占庭傾覆后自居東正教世界首領，續用“古代羅馬的帝王稱號caesar”，稱tsar，“又拼tzar或czar”，亦即沙皇。（12）還有東亞日本，撮合神道教與中國皇帝概念，從“天照大神”和“皇帝”各取一字，稱“天皇”。周作人于所譯《古事記》注云：“此種謚號系模仿漢族文化而設，自大化革新，始有年號，始于公元六四五年?！保?3）但具體年代未必如此，現多斷《日本書紀》里的《大化改新詔》經改篡而成，較可信的依據應為701年《大寶律令》，小島毅教授說“在這個時間點，天皇稱號與年號也都齊備了”（14），天皇名號創置于八世紀初已是“目前日本古代史學界的基本常識”（15）。

至是，有關帝制可得兩個知識點。一、中國首見，率先形成。二、后起之別處，發育都不夠充分，都有些殘缺。歸結起來，十足而徹底的帝制統治實僅中國完整建立。此于世界面貌關系甚大。歐洲加冕“皇帝”者多如過江之鯽，有效政體則為封建王政。中國在周代也是這種社會，卻自六國被滅已與之告別，進入另一形態。而近數十年，我們卻比附歐洲史分期，對秦朝至清朝的中國也用“封建社會”概念，復經學術和教育輸送，使國人多不知中國之“告別”，造成歷史認知一大不足。

二千余年中國所走道路十分獨特。不單歐洲不同，連同處東方的日本亦自有別。后者雖在漢代與中國接觸后漸構“天皇”系統，推衍神武為初代天皇、杜撰前660年為“皇紀”元年，卻是紙面多于實際。隋唐之際采學中國，立法“天皇為一國之君，臣下不可復事他人”（16），進推“大化改新”，“非改革不足以強皇室，非仿唐制不能以平內亂”（17），降詔“以土地為國有，人民直屬于天皇，罷世襲官吏”（18），短暫建有“一統之中央集權政府”（19）。然不過數代，皇權旁落于權臣，“所謂天皇，實太政大臣為之耳”（20）。藤原氏衰，權柄復自貴族移諸武人。十二世紀末源賴朝擊敗平氏，創幕府制度、首任征夷大將軍，日本從此為武家所統治。足利室町幕府初期有六十六國，到元龜、天正年間，蕞爾小島竟有“三百個諸侯割據”（21），天皇徒居名義至尊，政治、武力、財賦一切實權，盡操武家大名之手，直至“明治維新”。

“帝”“王”之別下，世界圖景約略如上。影響所及，則使社會發展與樣態殊相其異。今以教育和學術誤導，不知區分，輕率相混。常見國內字幕組將歐洲影視劇片國家君主譯稱為“帝”，近觀德帕迪約所演《哥倫布傳》原名《1492: Conquest of Paradise》，01:12:03處中文字幕于伊莎貝拉一世即作“尊貴的皇帝”，而這位哥倫布的支持者，雖日后外孫查理五世加冕為神圣羅馬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本人當時卻只是卡斯蒂利亞女王，與“皇帝”毫不沾邊。這一字之差，在古可謬以千里。舉左近之例，朝鮮受封中國天子、隸為臣藩，只能稱“王”，宮闕城制亦以此自卑一格；日本卻自有“天皇”名號，遣使如華“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22）。內中不但朝鮮所受限制日本一概不見，而且三國間交往及歷史恩怨，深受“帝”“王”稱謂掣肘，斷不容誤。

帝制有無與完備否，曾兩度決定歷史軌跡。紀元前后世界因之明顯拉開差距；十八、十九世紀復以此別，拉開另一種差距。后者近在眼前，歐洲及日本，近現代轉型因帝制輕淺而步履輕松，中國則以相反緣故羈絆深重。但是，如今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近代中國被帝制拖后腿，不知古時曾領其惠。

且從“純知識”講起。某日于電視報道見南非行政區劃稱“省”，忽有所觸。因想起日本直至近代仍稱“國”無數，江戶時代受儒學影響，始漸避用“國”字代之以“藩”，故當1869年版籍奉還、1871年廢藩置縣寫作“藩”，但日本其實并無“藩制”只有領國制。復思當今全球，北南西東率曰“郡”曰“縣”曰“州”曰“省”，這些名稱在不少地方，短則數十年長不過幾百年，惟中國早至二千三百年前。自茲迨至中古之世，設若中國人與日本人或意大利人相見，所談“國家”迥不能通。后者口中之“國”，皆前者口中“州”“府”而已，而前者所謂“郡”“道”“路”（今省級行政區劃）之屬，后者恐怕不知所云。續及種種設施，諸如官制、選舉、學校、征榷、兵役、鄉亭、治獄、郵驛等等，更將話不投契。

這都是隨“皇帝”而有。

帝制或“中央集權”，中國歷時太久以至麻木。欲重拾新奇，不妨變身馬可波羅，從中世紀“封建制”臣民的角度看中華帝國。藉之將訝然得見，彼時中國不特獨享社會、經濟及文化全面繁榮，且創新不斷，就權力認識與規劃、人才造就和選拔、社會系統架設等，遍予斟酌、每有鼎革，僅選舉和臺諫兩項制度創新已足世人驚。今于帝制觀感普遍為龍鐘老邁、朽瘁疲敝，但那是帝制末期投影，而在幼年與壯年，并非這番景狀。

帝制云何，以及為何中國惟一完全建成，需要溯及其始。

首先，“地大”乃一先決條件。中華導往“帝國”之路，拜廣袤大陸所賜，心胸因此而寬，不以一隅所囿。中國哲人之祖老子，世傳年代比孔子更早，所著《道德經》雖止五千言，粗予統計卻見“天下”字眼出現六十次以上，遠多于“國”，是彼時眼界已然如此。設若彈丸之地，則必無以致。比如日本雖從中華學得“天下”“天下人”說辭，并不真知其胸襟和底蘊。世界其他較古文明如西亞、埃及、印度，地雖不甚仄，卻被沙漠、高山、海洋所隔斷，除不便“交通”，復令部族猥多，難有天遠地廣、萬物混同一統觀。所以，中國早持“天下”之念、速有“四海一”現實，不獨人力所致也。

次而是文明早熟。說到這一層，自然條件相近下的鮮明反差在歐亞間。它們同屬一個大陸，氣候、土壤與動植物出入不大,然而東邊硬是比西頭早慧，黃河長江流域文明已星羅棋布、蓬蓬勃勃，西邊主體仍處蠻荒，僅東南一角以鄰近美索不達米亞而方興，待彼各處初脫蒙昧，時間已至紀元后。這反差，至今并無讓人信服的解釋，但文明的不平衡著實長期制約了歐洲。鼎盛期羅馬帝國，體量雖與同時期兩漢相匹，所依托地帶卻主要是文明發育早的西亞北非，“正統歐洲”區域占比甚少。如今歐洲雖將羅馬帝國攬為己之榮光，后者基石卻并非“歐洲”。而“歐洲”真正崛起的記號，恰恰是西羅馬帝國覆亡。當時，蠻族作為羅馬文明推翻者從歷史登臺入場，而東羅馬之于拜占庭續命，實亦得益于彼處文明落差較小。以后西歐諸蠻族改弦易轍，欲復羅馬往昔之盛，仍為文明不平衡所苦，令“神圣羅馬帝國”宏愿難遂。

帝制由中國首創，里外似有必然。進察來路，也非突如其來?，F皆視前221年為標志，是年齊王建被獲，嬴政稱帝，“改年始”（23）。帝制之始，于年份可有記號，歷史認識卻不宜以此為限。中國為這演變所做預備，漸進有歷。如至關重要的“郡縣制”，以為始皇所創則誤?？たh最早作為“區域劃分”名稱，見于《周書》作雒篇：

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け刹贿^百室，以便野事。（24）

周公平“三監之亂”“作大邑成周”，時間約在前1040年，屬西周早期。當然《周書》真偽存疑，郭沫若斷其“可信為周初文字的僅有三二篇”（25），作雒篇不在其中，清代早有學者以“周無郡”為由斷本篇“是晚周先秦書無疑”（26），故而我們暫不以為中國郡縣起源之憑，不過，《左傳》哀公二年“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27）一語，間接證明中國郡縣起初確如作雒篇所說縣比郡大“縣有四郡”，而郡處縣上是后來變化。無論如何，就算郡縣萌芽沒有周初那樣早，春秋總不成問題。當時記載頻見，如《左傳》襄公三十年（前543）“絳縣人或年長矣”（28）“趙孟問其縣大夫”（29）、昭公二十八年（前514）“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30）?！妒酚洝非乇炯o亦寫“武公十年（前687），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31），太史公親口講過所用史料惟《秦記》完好，故而武公事必出原始秦記?？傊按呵飼r，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32），中國郡縣化始于春秋，秦置三十六郡不是開端只是收束，始皇創舉非設郡縣而是從全境取消封國，亦即“四海一”。

郡縣制是表現，實質在觀念。今謂“中央集權”，舊曰“大一統”，初由“統”字來，“統，紀也”“引申為凡綱紀之稱”（33），到《春秋公羊傳》發展成“一大統”之說：“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大一統也”，何休解之“令萬物無不一一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34）。這觀念在中國孕化頗久，郭沫若說將它彰此為理想的是孔子，而孔子源頭在《尚書》：“《帝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特別是《禹貢》，可以說整個是這個大一統理想的表現?！保?5）換言之，中央集權觀念在中國萌生，遠早于秦代和皇帝制度。

借機談個小故事。日本最新大河劇《勢沖青天》主人公澀澤榮一，明治初任職大藏省，欲效西洋創立郵政，初不知何以名之，但依俗語稱“飛腳”“飛腳錢”，后其下屬自漢典查見“郵”字以示，此字日本過去竟“很少使用”，澀澤采納后，定名“郵便”?？晌覀冊谥袊菀捚溘?，卻見《孟子》曾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36）。即便此語是假托孔子，至少戰國已“置郵”莫可疑。由此知中日社會、制度與歷史的懸殊。日本凡事師法中華而獨于此字無用，以致孟子時代已行之事，日本直到明治維新仍付闕如。

所以，中國實現中央集權雖在前221年，醞釀與生長卻有好些世紀。

但始皇功業與個人作用，并不因此沖淡。他許多倒行逆施為后世暴君作了垂范，筆者過往談及惟有唾罵。然而，建成中國和人類首個大一統王朝，的確包含卓越眼界。當時他本人對此便有明確認知，知己所為乃何種事業與意義所在。改制后，大力鼓勵群臣歌功頌德，遍刻石碑以紀。二十八年瑯邪所立之碑，上寫：“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泵髦甘篱g“法度”為之一變，歷史從此開辟新紀元。這并非“自吹自擂”，從中國率先跨入中央集權，到晚近數世紀全球普遍行此架構，嬴政確系“作始”之人。這制度為何了得，碑文也頭頭是道，一一說在點子上——“上農除末，黔首是富”，生產將以農業為基礎獲空前發展，農民翻身有日、致富有望，假中世紀歐洲日本農民猶為領主之奴以觀，立知帝制下中國“自耕農”之有福；“普天之下，摶心揖志”，統一的政權和國家將使社會團結成整體，從而爆發空前凝聚力；“器械一量，同書文字”，生產、交通、度量等工具采用共同標準規格及文字消除歧異，必大大推動社會發展與進步；“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職官與政府緣新式權力改革更變，使政治更見條理和效率；“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集權將致諸業可引導有調控，政策因時制宜、因事制宜，更利追求經濟主動繁榮；“黔首安寧，不用兵革”，撤國除藩令戰亂釜底抽薪，民無其憂，安享太平同時專心殖產……（37）此皆《瑯邪碑》所列功德，平心度之，并無一條言過其實。諷刺在于，嬴氏因其他倒行逆施而速敗，并未領受其福。設若建此豐功之余，不去做焚書、禁言、禁學、以吏為師、粗暴滅古文、重賦苛役、求仙封禪等等歹事，不但秦祚久存可期，自己聲望亦不難越乎一切“有道明君”。其實他距此僅僅一線之隔，那便是長子扶蘇。當初坑儒、“發謫徙邊”，扶蘇切諫，若知悔有改而非驅之北監蒙恬于上郡，豈但亡羊之牢可補，死后江山又怎至落于胡亥、趙高一班妄人之手？

“百代都行秦政法”，骨骼已鑄，歷代增損而已。然而所謂“增損”卻非修修補補那么簡單。所損何須損，所增何宜增，不惟需要識見，也以無數生命為代價。帝制以來，中國劫波不斷而屢仆屢起、起死回生，極言之皆因孔子作《春秋》?！洞呵铩返膬r值，不在就某言某行、某人某事給出具體義理和褒貶，而在高懸“以史為鑒”旗幟?！洞呵铩飞蹲髠鳌?，《左傳》傳《史記》，嗣后班、范、陳、房……華夏周流不止，王朝生生死死，惟“史鑒”傳統扎根不倒。于是，凋殘的敗葉苦果，都化作肥料與種籽，催發新的生長。

將大國歷史歸諸一本書似乎匪夷所思，但那又豈是一本書而已，它令舉世惟中國擁有史撰體系。當時中國與世界不同一眼在此。中國既將其獨一無二建成，復置為政治設施，用作準繩，導引治政。類似之物現代為法治，而法治形成前普遍用宗教，惟中華“以史為鑒”，用史不用教。事實證明，相較宗教，準酌于史是治理社會的更好依據，愆尤知所糾，教訓落實處，而不虛蹈空論。

總之秦創帝制雖未一蹴而就，中國卻能不斷拗失補正，“摸著石頭過河”，挺過各種考驗。其間暗礁遍布，風云莫測，時陷檣傾楫摧之危，幸有“史鑒”系統發揮指南作用，使不偏航半途而廢。如此難關迭克，漸出激流、履于平濤。

此刻便是宋代。中國帝制史，秦宋明顯各為支撐點，一前一后，分拱兩端。秦居首創，宋集大成。秦辟其時代一千年，宋亦有啟后面一千年。

何以見得？有個顯著標志。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保?8）此《三國演義》開篇語也，復歷數七國并于秦、楚漢并于漢、獻帝后裂作三國，以為八字之證。其后，晉繼以五胡六朝，唐崩作五代十國，亦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為“歷史規律”續獲其驗。故當羅氏立為敘事總綱，人皆謂能得歷史秘辛。實際上，在《三國演義》創作的年代，這“規律”已從中國悄然退場，不復是必有劫數，惟距離未拉開，尚不能識。而今天我們則有十足把握宣布八字失效，中國大分裂“絕唱”明確定格在五代，之后“合久必分”斷然已被“合久不分”取代。元、明、清、民國以迄當今，大一統牢不可破，分裂苗頭縱現亦迅即熄滅，無力熾彰。朱明與清廷兩個王朝終點，單視其分裂潛能，真不亞于漢唐之末，可是所有割據勢力與企圖，一概草草收場。中國的分裂于宋后絕跡，已是千年來顯著而根本的變化。

這大結束與大開端，舍宋治別無依憑。是它弋獲大寶于支離破碎，肩承前啟后之任，徹查得失根由，方方面面革新鼎故，以整套制度筑永固之基。誠然，宋承唐末五代之疲，未能盡掃腥膻、混一宇內，但它卻從自身細密反思，將教訓熔在一爐，蟬蛻蛇解、刮垢磨光，將強漢盛唐未奠其安的中華大一統，于己手注塑成形。惜后人不能登高眺遠，每將“弱宋”掛在嘴邊。為此，本文特借回眸帝制演進糾駁其說，從全局角度還宋代一個應有歷史定位。

很明顯地，中國帝制諸多持續性危機于宋代解弭，變得百密不疏、銅墻鐵壁。對此以往泛言“加強”“強化”，既不確切也欠深入。應該說，從前221至960年，起嬴政迄趙匡胤，帝制探索的全程才塵埃落定。始皇帝的確只有“始”的作用，遠未克其成；后面大約又用千余年，來將皇帝制度門道摸清。

商君曾指國有“六虱”，我們亦謂帝制深蘊“五蠹”。其行世以來，計生五大頑癥——外戚、奄禍、強藩、權相和宵小。歷代有齊發并至，也有輕重不一，總之不能盡除。前漢先顯強藩之憂，后隱外戚之患。后漢則強藩、外戚、奄禍、權相四弊相踵，末年因外戚干政與宦官弄權內外交困，導致地方刺史趁亂雄起，而董卓、曹操坐大擅權，挾持天子，漢遂以亡。魏既代漢，司馬氏復效曹家故伎，篡魏為晉。西晉懲之，崇隆同宗子弟以防“亂臣賊子”，而又亡于八王。到唐代，玄武門之變實質為強藩奪嫡，武后篡唐實質為外戚造反，中晚唐復因外戚（楊國忠及韓國、虢國、秦國三夫人等）與宦寺鎮臣并亂，大唐遂一蹶不振。以上是宋前，宋后朱明之世除無夠格之權相，其他一應俱全，而奄豎、宵小尤猖獗，永樂以還橫行，一日未歇，外戚勢焰亦時有所逞，憲宗萬貴妃之萬氏兄弟、孝宗孝康張皇后之張氏兄弟、熹宗乳母客氏等皆是，藩禍則有“靖難之役”及宸濠之叛?！皭坌掠X羅氏”（39）清廷對各種前車之鑒頗為警覺，饒是如此，猶生“三藩之亂”，末葉慈禧幾演武后之一幕，奄禍也有死灰復燃之勢……總之，較大朝代除“非典型”蒙元其弊另論，五大痼疾都與帝制形影不離，而為膏肓之癥。

然而獨有一代，基本遠離這些，近乎“五無”。不必說，那便是宋代。若非徽宗間有童貫、楊戩、高俅等人，“基本”二字甚至可以拿掉。正常講，帝制與那五大痼疾原來“本是同根生”，而宋代既將帝制深化，卻又避開某些命數，好像不合邏輯。

帝制，優勢在權力集中，危險與災難也在。偌大帝國，百足之蟲，千頭萬緒悉歸“圣裁”，史上未見如此巨大的權力。且不說那獨坐龍床之人也是肉眼凡胎，以至難保不愚呆昏聵，就算無比賢明圣睿，亦必不能獨理，而必假以幫襯。此又如何？只能留待制度解決。而當制度尚未跟上，皇帝卻需用人之際，彼屬意于誰、信任者何，一目了然。自然是親近之輩，諸如血親、姻親、貼身近側等；帝制與五大痼疾所以“本是同根生”，即由此來。帝制早期漢代極典型，初以分封屏皇室，削藩后則轉倚外戚、重用親倖，如桑弘羊“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40），少年追隨武帝，直至膺受當國之任。這樣的用人思路，客觀上確有其不得已。至隋唐，制度終于跟上?？婆e成定制，用考試公平選人，皇權終于不缺“齒輪”“螺絲釘”。中國因帝制而有此創新，也算意外之喜。但掄才渠道既廣，不等于皇權劣根性隨以自除。無邊權力集于一身，必長貪欲，極易將公權視為私產。我國古代非無“公權”意識，《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可證其有。但儒家既講“天下為公”又講“忠君”，本身自相矛盾。當時政治智慧，不足以設計出兼顧集權與公正的完美制度，指望道德從旁約束，自不能遏權力私欲。這是制度已備，皇權仍蹈各種舊轍的原因。我們于朱明觀之極明，朱元璋鑒漢唐雙雙毀于奄禍，曾設嚴戒，“寺人禍國，其來久矣。我高皇帝有鑒于是，雖設中貴，止供撒掃。而銜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41），規定內侍毋許識字，置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42）。然而太祖死才數年，成祖全都拋在腦后。原因不止是宦官助燕王謀反有功，更在于朱棣為皇位無憂必倚體己。反觀朱元璋，知防奄禍，卻以血親藩王拱帝室，實質一也，都是將天下視為一姓私產。

職是故也，宋朝獨能跳出五大痼疾窠臼，愈發使人好奇。

關鍵在“立國”之思，陳亮曾指“本朝以儒立國”（43）。此語正式寫在奏章，顯為國家政策之引述，且表述端莊，明非個人之見?！傲弊盅?，分量實重，斷乎根本。惟過往對宋之于“儒”，主要從文化角度解讀，其實它更是政治情形，有關權力設計和運行。

體現是，治國施政純用士大夫。一切事務，從中央到地方、從經濟到軍事，完完全全交給士大夫，不讓其他人插手。滿朝上下，只是皇帝與大臣打著交道，舍徽宗一朝幾無“皇帝身邊人”蹤影，邊事不用宗親，內政疏離戚屬，太監不倚、宵小遠之，也不置鷹犬旁伺。這種單純或“單調”相當罕見。

不必說，純用士大夫得益于科舉健全，然而實質不在此。

明朝人才培養選拔與宋無異，卻對士大夫極盡鉗制羞辱之能事，英宗、武宗、熹宗朝更將信任與實權徹底委諸走狗。清廷雖不刻薄至此，又因民族緣故而戒意深存，于漢臣職權設限、親疏示別，并屢興文字之獄。這兩個后來者，取法于宋同時兌以權術，將翼護“家天下”置于首位。反觀宋代，雖皇權提升、權力進一步向皇帝集中，“家天下”卻未隨之加重。的確我們可以多方說明宋代君權放大，卻不能說國柄日益為皇帝私有，被他玩于掌心。極佳對照仍是明朝，中國皇帝至此真正變為極權人物，從心所欲，無法無天。從朱棣恣行誅戮、揮霍民力到朱祁鎮、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鈞、朱由校等任性胡為，難怪明遺民稱他們“光棍”。宋代顯然不是，宋代皇帝實際受各種限制，用權先須“合規”、繼講程序，權力集于皇帝不等于集于個人，主要只是國家層面集權強化。我們看其權力運行過程，也雜質銳減，不確定性降低，皇家主動屏蔽私人因素干擾。這樣自限邊界的集權，其實反有助“權為公器”。

宋室提升帝權，重心不是努力使其姓“趙”?！耙匀辶闭从持@方向與寄意的不同。純用士大夫，初因“偃武”而來。武人坐大致天下靡亂：

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44）

“收”，一是收歸君上，一即收向文官。地方軍、政、財、法各環節，皆由中央派文臣接掌。而中央改造也相同步，掌軍令的樞密院，初猶以武人任之，“開寶九年，以曹彬為樞密使，令忠武軍節度使，帶節度自此始也”，過后“以文資正官充使”，最終“儒臣為樞使兼使相”成定制。（45）

“偃武”，后人不知為何差評累累。有怨其隳壞武力、致宋“積弱”者，有憤恨皇帝貪權、沮抑功臣者，卻少見從當時現實出發，體念其拯民于水火的用心，更未察看收權武人后宋室努力使國家權力趨于正確的處置。

樞密院改造，絕不僅僅是詘抑武人。這機構唐代宗初創，“始以宦者為之”（46），“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47），其實是皇帝以私人侵宰相之權的產物。五代懲唐之失，“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轉用“腹心”（48），仍是權柄不離私近左右的思路。宋室收權武人，目的如在趙氏一姓，大可援唐舊例將它重歸近倖，而卻委諸朝堂正途士大夫。這是自有樞密院以來的一大變，明顯使這要害部門正?；?，納入國家體制，不復隸于帝王之私。

國家因唐、五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于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49）

葉適所言，盡顯宋政一統之極。然而“權歸于上”“皆人主自為之”的想法，其實古無例外，惟每每析至血緣、戚屬、私人、走狗；宋代變化無非是，統統收歸皇帝本人后，將所有舊勢力排除于外，只分配到新興職業官僚集團施行。這在權力認識上是有突破的。

突破即權力之防恰恰在親不在疏、在近不在遠。越將權力托諸私近之人，越適得其反。最終使皇帝架空以至國家取禍的，皆此輩。反倒是非親非故，用規則與框架加以掌控的權力，不易生變。一直以來的誤區終被察覺，但此事并非用某些人、不用某些人那么簡單，而要有新機制。于是，官僚政治形成。

宋代是中國官僚政治的開端。雖然職官制度甚早，起碼周代已以“官”治，卻不能說已有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特征，在制度嚴密、程序規范，從而循規蹈矩、刻板僵化。情態倘未至此，即非官僚政治；包括歐美在內官僚政治顯然也是近代制度趨于刻板的產物。中國從宋代開始現此情形。凡事有其一便有其二，循規蹈矩另一面，是有規可循、有矩可蹈。就此也可說，中國政治從宋代才變得講究規矩、注重章法。

變化源自基于利益認同，而達成一種政治契約信托機制。士子經相關標準和程序遴選出仕前，已就權力合法性和整套秩序與官家達成共識，內含事君之道、為官之道和官家待臣之禮，彼此信守，謂之“綱?！??！熬V?！斌w現于官制，賦予官僚相應權力，保障他們應有的政治物質利益，同時附以監督考核機制，黜陟以序，任免以據，遷換以時，恒有法度。所有這一切，即是契約信托關系的基石。中國文官政治非自宋始，然而制度整飭確待此時。只見“權歸于上”“皆人主自為之”，不見體制健全及對政治契約的尊重，不足以言宋。宋代是特重“誓約”的朝代，信約以治、“集權”不“逾矩”、以萬乘之尊而守則，可謂宋代特色。太祖戒殺文臣言官及與柴氏誓、與契丹盟，俱系“誓約”。而趙氏家風頗能如約，向有踐守表現。其間徽宗毀約自亡，高宗很快糾正乃父所為，重回祖上路線再以締約和金。后人笑其懦弱，卻不知運用契約原是趙家習慣思路，無論對外與對內。

黃宗羲說，帝王嗜權出乎“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50），然于宋代尋其跡，則為難事。宋隆崇帝權，初衷和冀待明顯是終止戰亂、防范分裂及使中央權威牢不可破，此意昭昭可鑒。圍繞這些目標，它殫精竭慮、不遺巨細集權，“集”出了歷史新高度。

地方?！爸h”“知府”等我們耳熟能詳，至今日本還有“東京都知事”那樣的職名。但人們或許不知，它歷史不長，只是宋代產物。以前地方長官為“令”為“史”或“太守”，宋代漸不用，改“知縣”“知州”“知府”。最早見于太祖建隆三年：

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嶼、監察御史王祐等始。）（51）

起初像是臨時舉措，“知”字亦含此意；最終卻推廣開來，以“知”為正式官制：

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諸府置知府事一人。（52）

后來《醉翁亭記》“太守謂誰”是借用古稱，歐陽修并非滁州“太守”，慶歷五年對其處分為“出知滁州”（53），在那里當“知州”。新舊官制之別，盡在“權知”?！皺唷笔菚呵?、姑且；“知”是了解、使了解及主持某事。舊時“令”“史”“太守”等，明確賦予任職者以一方主政地位，“權知”則否，僅作為中央派出人員，代皇帝在某地暫理其事。目的無疑是削權，讓地方變弱，“唐藩鎮權重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權輕卻不能生事”（54）?！斑@些知州、知府，本身另有官銜，都是中央官，帶著一個‘知某州某府事’的臨時差遣，他的本職還是一中央官”，“若正名定義來講，則宋代根本無地方官”。（55）對地方弱化，不止改“守”為“知”，又置通判，以及路無長官而設漕、倉、帥、憲四司，而于地方的吏治、兵權、財賦、司法各方面，通通“達成上層機構集權之目的”（56）。

軍令。朱熹批評樞密典兵，“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后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辈⑴e苗劉兵變為例，“苗、劉之事，今人多責朱勝非、呂頤浩，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57）。高宗被挾，正常環節打斷，竟致樞臣無措手足。防來防去，最后使皇帝自懸險境，似乎好笑。然而我們卻須注意它寧愿膠柱鼓瑟的用心——一次發兵須四道手續：樞密院先擬計劃上呈皇帝，獲準后發還樞密院，樞密院再將已獲旨意以軍令形式交付殿前司，最后經殿前司下達執行，四環節缺一不可，所有手續有條不紊走一遍，軍令方始合法?；实郗h節關乎有旨無旨，樞密院“出納密命”（58）即領旨形成正式軍令使發出，殿前司則“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59），純為執行機構。從中可見，這套發兵程序不只將權力集于皇帝，更特重法度，連皇帝也不能甩開樞密院、殿前司徑直行令，目的顯然是密其規章，從國家層面防范武力失控。

相權。真宗、仁宗間名臣王曾，從副宰相做到宰相，以從政經歷著《筆錄》。內談相制變遷：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余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并熟狀擬定進入。上于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請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相，且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于坐論矣。于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也。（60）

“舊制”即宋以前情形。帝相早朝相見，共同議事，賜茶而退。之后宰相自擬政令送宮，叫“熟狀”；皇帝閱可用印，叫“印畫”?！捌鋵嵤窃紫喑鲋?，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61）。宋代卻變“熟狀”為“劄子”，進呈的只是“草案或條陳，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62）；旨出，宰輔署名走其形式，王曾謂之“盡稟承之方”。過去皇帝與宰相商量著來，“坐而論道”；現在宰相只提建議，“面取進止”，皇帝拿主意，宰相奉命行事。禮遇亦損，“啜茶之禮尋廢”，宰相的尊崇不見，權力規格下降，“宮廷”獨大。所以嚴耕望先生說“宋代宰相絕對的只是皇帝秘書長之職”（63），實已啟明撤相位之門。當然，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神宗改制相權轉強，徽宗時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64），“公相領三省，則權侔人主”（65），南宋則韓侂胄、史彌遠一度強勢。但這非宋政一般面貌，視乎帝王“有為”與“無為”；“無為”相權則輕，“有為”隨帝王進取而相權轉重。

宋以集權出名，但其思路又有“分權”。錢穆先生談此視為缺陷，“宋代制度之缺點，在散、在弱，不在專與暴”（66），將“散”與“弱”并提，暗示“散”系出于“弱”。其實，打散權力是主動追求，是加強集權的迂回形式。

地方政權易“守”為“知”，是分權。置通判直屬中央，與知事均禮、諸政同署并負監督之責，是分權。路無元首、漕倉帥憲四司分領眾務，還是分權。

軍令備四道手續，是分權。同樣，“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并下中書、樞密、三司中覆頒行”（67），也是分權；這里規定帝旨須經合法程序發布以生效，后來南宋寧宗初登基鬧得沸沸揚揚即為此。監察御史吳獵奏：

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岀一紙去宰相，明日岀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一種政治貶抑），中外惶駭，謂事不岀于中書，是謂亂政。（68）

徑出手詔，未經中書，非制，所以吳獵敢言寧宗“亂政”。

而分權一攬子體現，在中央機構改造?！啊洞呵铩分x，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保?9）宰相稱“宰”，由來在此?！懊裾?、軍政、財政及其他一切行政權，宰相無不綜攬?！保?0）隨著宋代架構重設，這一頁徹底翻過。范鎮描述為，“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71）。亦即政權歸宰相、軍權歸樞密、財權歸三司，確乎化整為零，以致嚴耕望先生以“幾可謂三權分立制”（72）來形容。

當然，此“三權分立”非彼“三權分立”。宋以皇權單方面分割臣權，民主政治則將權力整體拆分，使其多維。但至少有分權思路，而且目標相同——借分權為制衡。元豐改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被神宗否定：

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73）

精髓即“互相維制”，趙氏頗得其要。先前真宗說“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74），亦是此意。

權力有制衡，上下改制皆為此。臺諫變遷，尤具“互相維制”之考量。唐時御史臺“屬門下省”，為宰相屬官，“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宋左右諫議大夫，原先名義上分隸門下、中書，然其人選漸不許宰相過問?！皯c歷初，詔除諫官毋得見任輔臣所薦之人”，“靖康元年，詔宰執毋得薦舉臺諫，當出親擢，立為定制”。及至高宗，諫院徹底獨立，“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于后省之側”。（75）錢穆先生于其效果講得生動：

于是諫垣遂形成與政府對立之形勢。諫官本是以言為職，無論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講話，不講話就是不盡職，講錯話轉是不要緊。而且這些諫官階位低，權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來就挑選年輕有學問、有名望、有識見、有膽量、能開口的才任為諫官。他們講話講錯了，當然要免職；可是免了職，聲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遷的機會。所以宰相說東，他們便說西。宰相說西，他們又說東?？偸遣桓胶?，總愛對政府表示異見……這一風氣，是從宋代始。這也算是清議。（76）

相當于“替政府設立了一個只發空論不負實責的反對機關”。我們參考性地用于民主政體的反對派，似大差不離。宋之諫官，“以立異為心，以利口為能”“所以使人厭也”（77），議事“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后已”（78），“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后已”（79）。國家養這批人，專門雞蛋里挑骨頭，以致某些時候“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80）。

這種“清議”無民選代議制背景，與現代反對黨的相似度皮毛而已，但那畢竟是千年前，政壇這般“異論相攪”，不獨對當道者掣肘添堵，也讓諸多決策面臨質詢，盡量降減政治風險，總是一番開明氣象。

自古，人類自我治理主要共歷三模式：神治、人治、法治。它們基本為遞進關系，立足法治、否棄人治理所當然，法治確勝人治百倍；而法治形成前，相較神治，人治則為更優模式，其善果較著已由古代中國發展所驗，宋便是它臻乎其極的頂點。但“人治”積極面，及自我愆尤糾遏能力，也就到此為止；途窮路絕，欲更前行非另起爐灶不可。這是宋代作為歷史轉折點的意義所在。它從“人治”內部，摸著了秦以來老大難問題命門，調整權力結構，避其崩亂覆轍，將帝制推至一個千年泰然期。然其集權之思后遭區別對待，利乎君權獨大者，得繼承發展，對君主有形無形之約束則徒具其表，以至不顧（明代上演很多這類活?。?。于是，“權歸于上”“皆人主自為之”，從宋代一種權力程序，演變為明清赤裸裸獨夫家天下，“人治”從此遍體膿瘡，惟待潰破迸猋。就這點論，宋之于帝制中國，雖可謂其“最好時代”，卻也開始走向“最壞時代”。

本文注釋：

（1）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頁161。

（2）愛德華·吉本著、席代岳譯《羅馬帝國衰亡史》第1卷，吉林出版集團，2008，頁50。

（3）阿庇安《羅馬史》序言，商務印書館，1995，頁13。

（4）《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六冊，頁55-56。

（5）鹽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第6卷《羅馬和平》，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28。

（6）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1卷，頁59。

（7）同上書，頁58。

（8）同上書，頁61。

（9）《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十三冊，頁409。

（10）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11。

（11）同上。

（12）《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十七冊，頁227。

（13）安萬侶著、周作人譯《古事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132，

（14）小島毅《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頁143。

（15）平泉澄著、梁曉弈譯《物語日本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17，頁102。

（16）陳恭祿《日本全史》，頁18。

（17）同上書，頁19。

（18）同上。

（19）同上書，頁23。

（20）同上書，頁28。

（21）澀澤榮一《論語與算盤》，九州出版社，2012，頁25。

（22）魏征等《隋書》列傳第四十六，中華書局，1982，頁1827。

（23）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頁162。

（24）《逸周書匯校集注》作雒解第四十八，頁530。

（25）同上書，李學勤序言，頁2。

（26）《逸周書匯校集注》作雒解第四十八，【匯?！恳萝残?，頁530。

（27）《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4682。

（28）同上書，頁4368。

（29）同上。

（30）同上書，頁4600。

（31）司馬遷《史記》秦本紀第五，頁123。

（32）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三冊，頁1907。

（33）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頁645。

（34）《春秋公羊傳注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五冊，頁17-18。

（35）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頁99。

（36）《孟子·公孫丑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29。

（37）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頁166-167。

（38）羅貫中《三國演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1。

（39）近讀香港開明書店2021年12月版《啟功口述歷史》，稱“本沒有這個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茲從《現代漢語詞典》附錄《歷代紀年表》。

（40）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2019，頁243。

（41）曹參芳《遜國正氣紀》卷二何洲周恕，《明代傳記叢刊》第63冊，臺灣明文書局，1991，頁281。

（42）張廷玉等《明史》職官三，中華書局，1974，頁1826。

（43）《宋名臣言行錄》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四四九冊，頁826。

（44）《朱子語類》卷一二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叢書》第七〇二冊，頁593。

（45）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三冊，頁1717。

（46）同上書，頁1713。

（47）同上書，頁1715。

（48）同上。

（49）葉適《始論二》，《水心集》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叢書》第一一六四冊，頁91。

（50）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2。

（51）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三冊，頁1909。

（52）脫脫等《宋史》職官七，頁3972-3973。

（53）謝旻等《江西通志》卷七十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叢書》第五一五冊，頁575。

（54）《朱子語類》卷一二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叢書》第七〇二冊，頁603。

（55）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4，頁86。

（56）嚴耕望《中國政治制度史綱》，頁181。

（57）《朱子語類》卷一二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叢書》第七〇二冊，頁592。

（58）脫脫等《宋史》職官二，頁3797。

（59）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三冊，頁1739。

（60）王曾《王文正公筆錄》，《全宋筆記》第一編三，大象出版社，2003，頁266。

（6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80。

（62）同上。

（63）嚴耕望《中國政治制度史綱》，頁184。

（64）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全宋筆記》第六編七，大象出版社，2013，頁157。

（65）點校本《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2961。

（66）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81。

（67）脫脫等《宋史》本紀第五太宗二，頁86。

（68）同上書，列傳第一百五十六，頁12086。

（69）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三冊，頁1405。

（70）嚴耕望《中國政治制度史綱》，頁185。

（71）脫脫等《宋史》食貨下一，頁4353。

（72）同上。

（73）同上書，職官二，頁3800。

（7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十三，頁5169。

（75）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三冊，頁1436-1437。

（76）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84。

（77）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三冊，頁1438。

（78）脫脫等《宋史》列傳第一百一，頁10897。

（79）同上書，列傳第四十四，頁9607。

（80）同上書，列傳第一百六十七，頁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