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向陽，中國作家協會第六、七、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主席團委員。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宣部全國宣傳文化系統“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首批人選，“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首批人選?，F為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二級研究員。獲稱全國三八紅旗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出版有詩集《青衿》《錦瑟》《剎那》，理論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夏娃備案》《立虹為記》《彼黍》《似你所見》，學術隨筆《思遠道》《肩上是風》《夢與馬》，長篇散文《自巴顏喀拉》《鏡中水未逝》，專著《人格論》等。主編“知識女性文叢”、“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 、HOW FAR IS FOREVER（英文版）。作品入選《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譯為英、俄、韓、西班牙文。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上海文學》獎、《當代作家評論》年度獎、《南方文壇》年度獎等二十余種文學獎項。曾出訪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奧地利、冰島、加拿大、美國、俄羅斯等國講學交流。

 

碧水丹山（節選）

何向陽

一

南朝詩人江淹曾用“碧水丹山”形容武夷山的形勝姿容，“碧水”當然指的是澄澈透明的水，“丹山”有些拗口，或者生僻，因為綠水繞青山常見，“丹山”卻不常見。紅色的山，又會是什么樣的呢？在想象中，它當然會是朱紅或是朱砂紅的顏色，及至真的站在了這座山面前，朱或者砂都退后了，你所面對的就是一座赭石般的山，或者是一座座歷經了歲月風雨沖刷改造后的山。嚴格地講，它都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大塊巨石，或者是數不清的巨石組成的巨石陣。這氣勢磅礴的巨石陣，得到了后來人的一個命名——武夷山。

“武夷”兩字，傳說來源于彭祖，是彭姓父親留在人間的兩個兒子，武和夷。單從文字字面上看，武，是淘氣一些的孩子吧，其形象是健碩勇武的，性格上也是剛毅要強的吧；夷則不同，是平和恬靜的，甚至是寬厚從容的。有時我想，也許就是這樣的兩種性格的孩子在一起，才成就了武夷的山水和武夷山的性格，他是柔性與剛性并出的韌性。柔是與水媲美的山色，空蒙而神秘；韌是山石上經年的紋理，你都說不上是哪年哪月它變得老成持重。滄桑的里子在柔美清俊的外表包裹下，只能用賞心悅目形容。

但是等等，“丹山”之“丹”當然首先是指山的外觀，但另一方面，從地質學的角度而言，這個“丹”字還沒那么簡單，它指的是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在地質學上，也不是外來詞匯，而是本土命名。一九三五年陳國達就使用“丹霞地形”一詞，而“丹霞”二字的最早發明者是馮景蘭，他在一九二八年將“丹霞層”引入地球科學，促成了這個地貌學術語，沿用至今已有九十三年。無論相對于紅層地貌還是砂巖地貌，丹霞地貌所指“以陡崖坡為特征的紅層地貌”，所述“紅”的顏色和“陡崖”特征，敘述出流水侵蝕、紅層抬升、風化而成的帶有雕塑感的地貌景觀。當風、水、生物都成為無盡時間中的刻刀，那么武夷山向我們敞開的平層、棱角、崖壁、溶洞、凹槽、溝槽等，都如這宇宙宏闊敘事中的一章一節，它記錄了滄海桑田的變遷，見證了自然的鬼斧神工。

當然，如若更早，從八億至六億年前的震旦紀，以一巨人的視角向下俯瞰，這里還是一片汪洋，此后的幾億年間，地殼抬升，深水中形成了多個隆起帶與斷裂帶，一座古陸從海洋中緩慢升起，漸次甩去了大海的覆蓋。此后燕山運動勾勒了武夷山的輪廓，這個畫筆是通過火山爆發的熔巖橫流繪就的，沉降運動中的鐵質被固化氧化，有了最初的造型，而最重要的一筆，讓武夷山成為“東南大屋脊”的還是喜馬拉雅運動。一九四五年黃汲清命名的距今七千萬至三百萬年前新生代的這次造山運動，造就了地球上橫貫東西的巨大山脈，成就了喜馬拉雅山的世界屋脊，同時也成就了武夷山的現在雛形，使之像一個巨大的褶皺，與海并行。而此后的武夷山，都是在這一運動造型過的基礎上，經由風、水、生物的各種畫筆或雕刻刀，將之斧鑿、涂染，成為今天的樣子。

當然這并不就是它最后的樣子，正如一個山中修行的人的面容一樣，它的面貌其實還沒有最后定型。

哎，以前只知道喜山運動使得海水從青藏高原全部退出，現在想想，那時的地球空無一人，只有斷裂、褶皺、巖漿，板塊之間的大幅度沖撞與扭曲，大地在沉降與隆起之中，在水與火的淬煉之中，雕塑著自己的新的面容。那該是怎樣一種宏闊壯觀的景象。而此后，歲月的剝蝕造就的丹霞之奇觀，只是那場壯闊運動的序幕之后的正常劇目。

丹霞地貌也分早、中、晚期，仿佛一個人的青年、壯年和老年，再細分下去，還會有青年早、晚期，壯年早、晚期，老年早、晚期。中國丹霞地貌分布很多，據考證有一千多處，南方居多。我腦海里的景象大約是這樣的：早期的丹霞地貌如水墨畫一樣，淺淡而靈秀，還有些混沌初開的模樣；晚期的丹霞地貌則是枯墨或焦墨，干澀而骨瘦，哪怕是殘垣斷壁，也有著不一樣的風骨，瘦骨清相，如老僧；只有中期的丹霞地貌，如武夷山正處于盛年，有著蔥蘢的優雅秀美，同時又有著強韌而板正的筋骨，它站立在那里，孤傲而清高。

其實不然。我專為此查了兩位丹霞研究專家的著作，一是彭華《丹霞地貌學》，一是黃進《武夷山丹霞地貌》。從彭華的著作中，我了解到丹霞的發育分期與我的個人想象不盡然相同，錄入如下，以正視聽：

“青年期一般有紅層高原面或破碎的高原面，后者往往表現為大致等高的山峰代表的古夷平面或紅層沉積頂面；青年晚期可形成密集的雛形峰叢和峽谷組合。壯年期是起伏最大的階段，紅層切割破碎，總體上表現為峰叢—峰林狀外貌；一般早期為峰叢狀，晚期為峰林狀，或峰叢—峰林組合狀。老年期總體上表現為高差較小，丹霞地貌渾圓化或丘陵化，組合常常為疏散峰林與寬谷形態，寬闊山谷或平原中散布孤峰，可能局部保留峰叢景觀；老年晚期向消亡轉化，地貌呈丘陵化或孤峰—孤石散布，準平原化?！?/p>

這應該是學術界認定的權威表述。

如此看來，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從形態上即可判斷，它同時擁有著多種概念中的地貌，就是說，丹霞地貌，一個武夷山就已經將它的青年、壯年、老年的不同階段給囊括其中了，好像這種現象在其他地域并不多見。還是用權威的表述相對可靠。學者黃進以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一○年對武夷山丹霞地貌的七次考察為基點，寫成的《武夷山丹霞地貌》一書，填補了武夷山丹霞地貌系統研究的空白。這部書列舉出的溪南壯年幼年丹霞地貌區、溪北壯年幼年丹霞地貌區、鄧家山—下回老年丹霞地貌及河流階地區、百花巖壯年晚期丹霞地貌區這四個地貌區，和我們足力或視力能夠到達的三十六峰和九十九巖，印證著它的豐饒。大王峰和玉女峰所昭示的深厚，除了用歲月中相伴的堅貞解釋，我們的語言似乎都到達不了那個地方和那個遙迢的歲月。

那時，還沒有你我。世界混沌初生。

那個以相當復雜的算法算出了武夷山丹霞地貌年齡的，據說是取了武夷山丹霞最高峰三仰峰——七百二十九點二米——而得出它的年齡是六百零六點一萬年。六百零六萬年是什么概念？在七千萬年與三百萬年之間，這個年代的確是屬于新生代。那是我們目力不及的年代，也是我們心無所屬的年代。從時間的長河講，它就是時間本身，是不能以紀年來估算的那片空茫。

由于對山峰的年齡極感興趣，我還是找到了那個算式：

D齡=H/Dv升

D齡是地貌年齡，以萬年計；H是地貌相對高度，以米計；而Dv升是地殼上升速率，以每萬年米計。

如此，三仰峰海拔七百二十九點二米，減去平水期水位一百八十五點五米，取其相對高度五百四十三點七米及本地地殼上升速率零點八九七米／萬年，計算得出六百零六點一萬年。

以這一公式算，玉女峰的年齡是一百四十九點五萬年，大王峰的年齡是三百八十九點八萬年。這是武夷山在公眾眼中最著名的兩座山峰了，兩峰并峙，隔水而望。但從地貌學看，大王峰比玉女峰出生早二百四十點三萬年。也就是說，在?？菔癄€的漫長歲月里，大王峰足足等了玉女峰二百四十萬年之久，這是一種怎樣的等待呢？

如果不局限于丹霞地貌，而以完整的武夷山作為視點，武夷山的最高峰是黃崗山，海拔兩千一百六十米，被稱為“華東屋脊”。這座花崗巖、玄武巖構成的山是中國大陸東南最高峰。山上的植物呈垂直帶譜分布，分別是中山草甸帶、苔蘚矮曲林帶、溫性針葉林帶、針葉闊葉混交林帶、常綠闊葉林帶五種不同群落的植被帶譜。

到達桐木關的“要隘”，剛剛立定，就被告知上山的路還不是柏油路，因為國家公園的保護也不可能修柏油路。那是真正的山路，要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已近下午，若步行上山，需幾個小時，再下山來，可能天就黑了，只得望山興嘆，折返而歸。來的路上，我看到一個很有名的吊橋，以前，游人可以走在上面的，但也是由于國家公園保護的原因，游人不可以走了。車來路上，山澗數不勝數，讓我覺得車子的輪子就是在一些石頭與另一些石頭上穿越，當然實際上是在一條并不寬敞的林中路上。周邊石灘上的清水，深淺不同的綠色樹木，交替映入眼簾，路因山勢而不斷轉彎，到處是叫不上名字的石頭。與我同來的朋友介紹說，那個已空寂不用的吊橋上，曾測出負氧離子含量非常高，他說出的那個數字，令我非常吃驚，這是我聽說過的也是到過的地方中最大的關于負氧離子的數字。怪不得一路顛簸，幾天的行走，我都未有疲勞之感，原來是豐足氧氣的護佑。

可能是看到我為未能攀登到黃崗山峰頂而感到遺憾吧，朋友路上向我講起他曾登頂的所見。我的眼前出現了一片闊野，大面積的萱草在七月正午陽光的照射下閃著金色的光澤，那是它們自由開放的天地?，F在城市的花園里我們也經常見到萱草。但兩千一百六十米海拔峰頂的萱草，它們是真正野生的萱草。據說也是因了它們，這被俗稱為黃花菜的草本開滿的地方，才被稱為黃崗山。

這次時間不巧，只能在想象中感念那一片萱草的艷麗了。另一位同行者卻有不同看法，他說他后來去到峰頂，已見不到萱草了，而是被另一種物種所代替。至于是什么野生植物，他也沒有說清，只是解釋，山巔上壘石崔嵬。大自然就是這樣的，也許這就是物競天擇的道理。黃崗山作為中國東南部最高峰，當然不止于文學家的想象?？床灰姷倪€有隱藏在綠植下的花崗巖、片麻巖，還有在那巖石與深土中沉默的銅、鎢、鉛、鋅、金、銀、錫、鐵、錳等礦產。

有幸躲過了第四紀冰川的浩劫，武夷山是地球上同緯度地帶保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積也最大的中亞熱帶原生森林生態系統，這一系統生態的完美體現，在黃崗山又最為典型。從山麓到山頂，我們看到自下而上的不同植被群的分布，從毛竹林到常綠闊葉林，到針葉闊葉林混交林，再到針葉林，再到中山苔蘚矮曲林，再到中山草甸。而與這些植被對應的，自下而上，則是紅壤、黃壤、山地草甸土，它們掩映于翠綠墨綠淡綠的植被之間。而在這些總括性的學術語匯下面，是這里數不盡而在世上極珍貴的南方鐵杉、鵝掌楸、紫莖和武夷山玉山竹等。一路上，我一定是與它們擦身而過了，雖然我還不能一一叫出它們的姓名。

大約是看到我離開了江西與福建交界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桐木關關隘后一路沉默吧，同行者提出一同去瞭望塔看看。當爬上以保護與科研為功能的、星村境內最高的瞭望塔時，滿目青山幾乎是撲進懷抱。如果不是朋友指給我看，我都不知道我面對著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桐木大峽谷。黃崗山西南麓的這個大峽谷，如一道白色的閃電，折疊于兩座青山之間，在陽光下閃著白光，耀人眼目。北面是我曾去過的江西，而在這一眼望贛閩的地方，這深切大地的峽谷里，這桐木關斷裂谷中就藏著閩江之源建溪次支流九曲溪的源頭。那道白光就是嗎？我不禁自問，作答于我的只有風中顫動的葉子，而我尚不能叫出它的名字。

一句詩就這樣飛入腦海。

“我感到是山在行走／……而風是它們行進中的樂隊?！?/p>

是的，這些我看過的青山，“沒有一個愿意卑微地屈伏”。雖然這詩寫的是桂林的山，但放在這里也依然合適，“沒有一個愿意卑微地屈伏”。寫下這些詩句的詩人蔡其矯在《武夷山》詩中寫道：

“有什么樣的秘密埋藏在你巖石下面？”

而這個答案，也是我來這里想尋找的。

二

從瞭望臺轉過身來，南邊與桐木大峽谷相對也相連的，是大竹嵐。大竹嵐原來不叫大竹嵐，是大竹籃的諧音，它是一處盆地，四邊環山，四座山的高度都在千米以上。一路上聽到的“先鋒嶺”“先鋒嶺”，它就坐落在先鋒嶺的西南側。這個地名的知名度之高，怎么形容呢？國際上的生物學界，如果不知道“大竹嵐”，那么他的學術水準是可疑的。也就是說，這是世界生物研究者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地方。

武夷山國家公園作為中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之一，其規劃總面積一千零一點四一平方公里，約有二百一十點七平方公里原生性森林植被，有著世界同緯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積最大的中亞熱帶原生性森林生態系統。如若不是大竹嵐的存在，這些稱謂將大打折扣。三百多種鳥兒在此啼鳴，三百多科昆蟲在此定居，十九種珍稀瀕危植物在此生存，四十七種國家保護動物于此棲居，它是竹子組成的綠色王國，同時也被稱為“蛇的王國”“鳥的天堂”“昆蟲的世界”。

麻陽溪穿流而過，為動植物的生活、繁衍提供了富足的條件，使得這個地點成為“世界生物模式標本產地”，同時也是研究亞洲兩棲爬行動物的“鑰匙”。在某些時候，它在物種學上的重要性并不小于武夷山。

準確地說，以桐木大峽谷（也稱武夷山大峽谷）為基點的桐木、掛墩、大竹嵐，并不是今天才聲名遠揚。早在一六九九年，英國人杰克明·薩姆就以生物學家的身份在桐木一帶活動，采集植物標本，當然還有對當地紅茶的秘密探尋。到了一八二三年，法國神父羅文正在掛墩建教堂，采集了三萬一千多號植物標本。此后還有美國人、奧地利人來此采集。一八四三、一八四八年英國人羅伯特·福瓊兩次到武夷山，秘密將紅茶茶種運出的過程，在他所著的《兩訪中國茶鄉》一書中記錄分明?！?848年秋天，我曾經送了大量茶樹種到印度”，“我收集到的植物和種子，現在裝滿了16個玻璃柜子”，這些樹種被運到了印度加爾各答，而福瓊的這一舉動對中國紅茶在世界上的貿易占比影響之巨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巨大影響，難以用語言表達。此后的一八七三年，法國傳教士大衛在掛墩采集大量動物標本，標本現在還存于巴黎自然博物館。大衛之后，英國人在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間多次采集動物標本，教堂成為收購標本的站點。此后近千種動植物新種被發現，這一地點成為蜚聲中外的“生物之窗”。

對于這個“生物之窗”，我一個人是沒有勇氣去的。那里面有太多的未知，超越了我的認知，或者說顛覆了我的已知。我能做的只是站在這座山間的瞭望塔上，遠遠地向它行注目禮，向那些我可能一生都無法得緣一見的生命，向那些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與生物圈”保護區、“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地、國家公園試行區里自由生長的生命們致意。

潑水在天空凝固

碧綠快滴下露珠

我能送給你們的也只能是蔡其矯在《大竹嵐》一詩中的詩句。

然而，投給你們的目光卻是溫和而沉靜的。我知道，在清冽的溪水和暗色的綠竹之間，有光明顫動，也有微風吹拂。有時，它們如呼吸般與你們交換，與你們接通。

而這一刻，也正如那首詩寫的：

希望就在此一刻復活

來自失望的墳墓

來自失望的墳墓嗎？也不盡然?；蛘哌€有那些生命的層層疊疊、代代相傳，更多的生命疊藏在教科書里，我們難得一見。

比如閩越王城遺址。兩千多年前，它何等繁華，但漢武帝時還是用一把火給燒掉了。在這座南北長八百六十米、東西寬五百五十米、面積約合北京故宮三分之二的城郭中行走，心情是復雜的。雖然歲月已令它成為斷壁殘垣、荒草荊莽，雖然它也只活了九十二年歷史，終在第九十三年被征戰付之一炬，而作為武夷山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城村古漢城遺址，這個越王勾踐后裔無諸的城池，無論是作為當今中國南方保存最完整的漢代諸侯王城也好，還是被稱為中國的“龐貝古城”也好，我們都只能從它那深土中發掘出來的銅鏃、弩箭、瓦當，以及陶器、絲綢與苧麻，或者空心磚與鐵犁等四萬多件文物，想見當年的生活與戰役。而夯土城墻、卵石古道、宮殿遺址、王宮古井以及室內浴池、排水管道等，它們向我們講述著這片寂寞的土地上，也曾行走過一群群年輕蓬勃的人。

昔日的繁盛，在銷蝕與殘存中，兩千年走過，那些人真正疊入了歷史的皺褶之中，只有當你還想著他們的時候——“希望就在此一刻復活／來自失望的墳墓”——他們才可能復活于記憶里。

而說到墳墓，我們不能不談一談死亡。

古人對待死亡的態度讓今人頗費思量。

乘竹筏穿越九曲，撐篙者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性。她瘦削而有力，長竹竿在她手里左右點劃，簡直是出神入化，以至于我會忘記置身于水上看兩岸風景的愜意，而享受她在勞動中表現出來的純粹美感，這是與眼前九曲的景致融為一體的美景。她在介紹了一座座峰巒疊嶂之后，順手一指壁立萬仞的高處，映入眼簾的，是一巨型巖石的高處縫隙間，碎裂不整的木片累積的“洞口”。如果不注意，你都分辨不清那是什么。明顯那是人力所為，但真的已是久遠以前的人了。

那是怎樣有力氣也有智慧的人做的事呢？

“虹橋”，也許是一種對于高度的向往，一種升天的愿望？這就是來之前你們大略聽說過的架壑船棺。撐篙的女子說，現在還有十八處。而記載中類似的船棺似有千具之多，據說在觀音巖崖洞發現的一號船棺殘余長度就近四米，而白巖處的二號船棺，約近五米長，大抵是底如梭形，底棺兩端向上翹起，棺蓋應是半圓，如船篷一般。

只能想象古閩族人這種奇特的喪葬方式，而那船形的棺木又是如何在三四千年前通過人力將之放于懸崖峭壁上的巖洞中的呢？無論是時間，還是方式，都有諸多解釋，答案并不統一，只知道一號船棺經測定距今有四千一百九十八年，而二號棺由楠木制成，或者那時已有相當鋒利的工具可用。無論怎樣，船作為閩族人的日常交通工具，已無可置疑，他們山居水行，以捕撈、采集和狩獵為生，而死后也以一船作為自己的去處，仿佛生時的泅渡。而高置于懸崖絕壁之上的巖石之間，我想可能一是為了與天接通，二是為了避過山林中野生動物的侵襲，畢竟絕壁之上，是任何虎豹豺狼都無法落腳的。那里，的確有足夠的安靜，可以以一種如生般尊嚴的方式重回自然之中。

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

但是，不難解釋那船棺為什么又稱仙舟。

永生的渴望確是自古就有，而且綿延不絕的。武夷山之所以以“佛家道源”著稱，以至于成為儒、釋、道三教鼎盛的名山，其緣由也在于，它以萬古不朽的儀態承載下了自古而來的一代代人的生命祈求，滿足著遠道而來的避世之人的隱遁修身的愿想。

唐天寶七載，公元七百四十八年，玄宗封武夷山為名山大川，禁樵采，佛、道兩教自此興旺。但若說佛教的更早傳入，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人為避戰亂而入閩北，此后才有唐宋時期的佛寺，以及道教的宮觀。

武夷山高僧中最有名的當數扣冰藻光，又稱扣冰辟支佛，《五燈會元》《高僧傳》中都有關于他的記載。他常愛在荊棘中打坐，往往坐定至靜，以至于“虎踞左右，獼猴供果，朱雀銜花，群物侍伴”，終徹悟人生，證得禪學真諦，成就一代高僧，成為當地的保護神。關于扣冰藻光流傳最廣的傳說，是他冬天不用熱湯沐浴，而扣冰盥沐。今天的瑞巖寺前，還有一扣冰溪，印證或紀念這位崇安人的鑿冰沐浴，磨煉心性。也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修煉方式，使其最終證得了天心明月。

“置身星月上，濯魄水云中?！笨郾骞庵皇潜姸嗌酥械囊粋€代表。更多的人來到這里，無論是向內的證悟，還是向自然的返歸，都是要向局限的生命求證一個高于身體本來的生命，或者使得生命在天人合一的時刻回到生命的本來。佛教的永生不是不朽，而是輪回，他們在自然構筑的大周天中見悟本心，破除一我的局限，以與天地共生?？赡苷沁@一信念，讓唐代靈一法師發出了“野泉煙火白云間，坐飲香茗愛此山”的感嘆。與自然保持一種深層的聯結，從而源源不斷地從自然中獲取能量，無論佛、道，都是相通的。所以，武夷山作為大自然恢宏奇秀景象的一方凈土，它吸引著歷朝歷代那么多前來修行的人。

而關于扣冰藻光，最打動我的還是《五燈會元》中的一個記載：“閩王躬迎入城，館于府沼之水亭。方啜茶，提起橐子曰：‘大王會么？’王曰：‘不會?！瘞熢唬骸送醴ㄍ醺髯哉樟??！蹦悄?，藻光已八十五歲，被閩王請至福州，兩人飲茶間的對話，令人覺得法王的確與眾不同，他在以他的方式告知茶之大用。啜茶并不只是一種飲用習慣，茶也不是只有單純解渴的功能，而是隱含了飲者與自然草木的聯結。以茶凈心，這也是“寺必有茶，僧必善茗”的道理所在。

“不怕秋風粗布衲，最宜泉水本山茶?！笨郾欧鹗侵貎刃男逓榈?，對于日常的儀式，他倒并不在意。有人曾問他：何不誦經？他的回答是——心心常念；又有人問他：何不禮佛？他的回答——念念常敬；又是一問向他迫來：何不升堂？他的回答是——空空說無。

在這古木參天、篁竹蔽地之處，這樣的恬淡與對我執的全然放下，其實是與更大自然的深度聯結。他所要呈示給天地的，不過是一個本心一派本真而已。

天心永樂禪寺是武夷山最大也最著名的寺院。這個明代重修、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擴建的寺院，原名謂之“山心庵”，后改名謂之“天心”，氣魄更其宏大，有接天地之勢。寺院最興盛之時，曾容納過近兩百人來此同時修行。三十六峰群峰并峙，九十九巖夾崖森列，重巒疊嶂，野泉白云，修行者整日面對著碧水丹山氤氳出的清潔之氣。即便是如此恢宏的寺院，有如此盛大的建制，它的本心卻是樸素的，在山林草木之間，寺院無論是極盛還是極寂，它立于天地之間，始終如一地守持著的，仍然是出家人與修行者的質樸本心。

南宋白玉蟾的《玉隆集》六卷、《上清集》八卷、《武夷集》八卷，這些順水而生、與天合一的文字，大約只能誕生于著述人與人間仙境和諧共存的時刻。大王峰昇真洞通天臺，開闊平坦，古木掩映，清風拂面，遁跡山林之幽靜。如果要具備與之深層對話的能力，或許也只能寄托于有一顆與山林俱寂的心。山泉汩汩，瑤池勝境，使寄居洞穴的人獲得不只是與天地對話的能力，同時也獲得了與我心對話的能力，所以那氤氳于山林中的能量能夠源源不斷地流注入文字之中。道家之養，其奧秘也許就在于此。第十六小洞天，見識了多少心意合一的事跡，而當那不朽的愿想、永生的渴望，都要用有限的身體去實現時，人的心性之超拔和越過，真是如萬古丹山一般壯美的詩篇呢。

霞之氤氳，也許暗指“丹山”不只是一座孤山，而是連綿不斷的山脈。正如武夷，我們的傳說中也要把它變作“他們”，兄弟子嗣，這也與云蒸霞蔚在內里是一個意思。

于此，在這大歷史中行進穿梭的人，才可能是“碧水丹山”的最好注釋。

現在可考的最早寫武夷山的文字記載，也就是這四個字了。一千五百四十多年前，寫下《江文通集·自序》中這四個字的江淹江文通，一直生活于和福建相比而言的北方。濟陽考城，據說是現今河南的蘭考，而其二十歲入幕僚，到其由江蘇鎮江貶到建安任吳興令時，也才三十歲。而立之年對武夷山“碧水丹山”的命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可謂不朽。

與山共老，也許是一切文人的心愿。但是真正使得這座山與自己的全整生命澆鑄在一起的，卻是另一個人。

三

朱熹祖籍徽州府婺源，這一區域現歸屬江西。但他出生的地方在福建尤溪，十一歲隨父朱松寄居建州，今建甌。后父病，又隨母赴崇安五夫鎮，這一年，他十四歲。十四歲定居五夫，一直到六十四歲遷居建陽考亭，除去各地論道及異地為官之外，武夷山和他“糾纏”了五十年。這五十年，武夷山一直承載著他的學問精進，同時，他也從這里找到了他之所以為他而不可能是別人的、歷史上的最終“形象”。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與山共老”了。

人與山的相互成就，莫不如此。

走進五夫鎮，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田疇間的連片荷塘。時至五月，荷花還沒有動靜?！鞍氘€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笔穫饔涊d不一，有說朱熹寫于江西，有說寫于尤溪城南的南溪書院，我卻認定它的寫作地就是這里。此地此景，就是朱熹的“半畝方塘”吧？當地人講，到了七八月，大片大片的荷花開時，遠遠就能聞到荷香。是啊，八百多年前的朱熹再熟悉不過的少時景象，應該就是這些荷花了，他就是從這清香之氣中穿過，走到了每一個儒學之士八百多年的筆墨均繞不開的紙上。

史載，朱熹一生曾在閩、浙、贛三地為官，先后做過知州、知府等，《宋史》記其“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這樣換算，朱熹在外為官二十七年，在朝廷中有四十天。但真正令其走入儒士紙上的并不是他的為官，雖然他主政期間，以民為本，做過不少好事。但真正讓朱熹成為朱熹的，還是他的著書立說、講學教授。

這一點很像孔子，孔子也是志不得、運不通而在十四年的中原奔波之后找到了他的位置?！洞呵铩分罅x，誕生于心境愴然的顛沛流離之后，同時也以一種安寧之心將那人生遭受的苦難幻化為文字，以成就立言，并以立言的方式為社會立德、立心。的確，如朱熹所言：“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敝祆浔救?，也不是一開始就成為現在學術史上的儒學思想家的，他最早接觸到并感興趣的不是儒學，而是佛、道。二十八歲前，他對于佛、道的興趣遠遠大于對儒學的興趣，但二十八歲是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當然與他后來的老師李侗有關。

文學史上當然記錄著這個轉折，有朱熹本人的《春日》為證：

勝日尋芳泗水濱，

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總是春。

這首詩并不生僻，初讀十分易懂，甚至還有些淺顯，連小學生都能朗朗上口。

以前總是將這首詩作為一首寫景的詩去理解，并沒有過多注意到其中的“泗水”一語。而“泗水”，如果從地理區劃所屬考察的話，十分繁復，從五帝時期到朱熹生活的南宋，它幾經劃歸，隸屬于魯、豫，或邑或郡，不一而足，這可能也是每一地名在歷史上的寫照吧。然而，如果我們把線頭捋一捋，五帝時期的泗水，就隸屬于曲阜，而曲阜之于傳統文人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F在的泗水縣仍在山東中南，西接曲阜，南臨鄒城，一個孔子故里，一個孟子故里。兩地我先后去過，但從我行探的尋索和讀到的朱熹生平傳記中，還未明確發現他實地到過泗水的經歷。那么，“泗水”一語在此，是否可以確定為是對圣人孔子遺跡的代指呢？這是可以在讀詩中尋味的。

詩中洋溢著一種開朗而高昂的喜悅調子，“無邊光景”也好，“萬紫千紅”也好，朱熹以詩言志，心境大變。從這首看似普通猶如大白話的詩中，他借詩寓意，表達已經迎來了自己思想生命中的“新春”的欣悅之情。

“接伊洛之淵源，開閩海之鄒魯”，有人認為朱熹在歷史上僅次于孔子，以至于贏得前一千多年是孔子，后七百多年是朱子的稱譽。今天武夷山的武夷宮里，仍能看到康熙御筆“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的評價，能夠當得起這一切，當然并不僅僅始于一個李侗的教誨。

從朱松到朱松托付的劉子羽、劉勉之、胡憲等，再到李侗的教誨，以及所學的程顥、程頤等的著述，都深深地進入到朱熹的學術生命中，從而成就了他。而在這之前和之后，那些經書學問也存在，只不過在歷史的進程中，它們一直在找，終而找到了一個傳承。

這個傳承的找到，也并不是毫無來由的?！端问贰分祆浔緜髦兄v：“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鋯栐唬骸焐虾挝?？’”又傳說，其父指日示之曰：“此日也?！膘鋯枺骸叭蘸嗡?？”父答：“附于天?！膘溆謫枺骸疤旌嗡?？”所謂學問，便是不舍其問之學，窮盡義理。朱熹自幼與父朱松對答中的深究宇宙之窮盡的“天問”，或許正是我們理解朱熹成為朱熹的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不但開了儒學之門，同樣也讓我們領會了大儒包納萬象之胸襟。在儒的格局之中，對于宇宙之所為是的探究，對于道、佛的之于宇宙、人心探求的吸納，從這樣一些小故事中是可以找到交錯與共融的。

朱熹之于武夷山的貢獻，與武夷山對于朱熹的造就，比較起來，后者對他的精神撫育程度并不弱于前者?？梢哉f，是武夷山滋養出了朱熹這樣一位不僅對中國文化而且對世界文化有大貢獻的人。以我之見，無論是二十七年的出仕還是四十天的立朝，這些事功之于朱熹，并不能將他和他同時代的儒士區分開來，朱熹真正有影響的仍在他作為一個儒士的著述與思想上。史實證明，他一生的最大貢獻也在于此，所以我更感興趣的還是在他的學問與他的環境的關系，這個環境，當然包括他的生居之地。

一一六九年，朱熹回到崇安故居，為母親守墓，建寒泉精舍，此后在此著述，長達六年。其中一一七一年，他于五夫鎮建“社倉”，這一行為在當時是一創新，而這創新的立意在為生民著想。如若遇災，能有儲備，此心可鑒。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有形體現。我在五夫鎮上行走，眼見朱子巷——傳說他兒時讀書常走的地方，眼見紫陽樓——傳說后來重修的他的居住之所，還有他手植的已有參天巨冠的樟樹，以及各類與之相關的地點。行走在興賢街上，腳下是青石鋪路，青石下面則是溪水清流。興賢書院、劉氏家祠、劉氏節孝坊、朱子社倉、連氏節孝坊等古建筑兩旁排列，其中興賢書院建于一一六三至一一八九年間，為紀念胡憲而建，門楣橫額寫著“洙泗心源”。

這四個字，令我想起朱熹的那首《春日》的開頭一句。朱熹的老師胡憲去沒去過泗水，我沒有考證，然而這里我以為也是寓意并深含了對于孔子的敬意。泗水，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指向一種文化的脈絡、學術的道統，那“心源”之指，也與給朱熹帶來的“無邊風景”之欣悅相似。而一一七一年朱熹創建的社倉，其賑濟之用，也來源于這濟世之心，現有朱子親撰的《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可考，如果想進一步了解朱子思想中的民本根基，《社倉記》是一重要參考。

漫步于興賢街上，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這個交通并不算便利的閩北小鎮，始建于中晉，興于唐而盛于宋，古稱五夫里。歷史上的興盛真的如在昨日，太陽像是從遠古照射過來，街邊的小攤子上整整齊齊地擺著五夫盛產的白蓮。我想，如果這白蓮早已有之，那么朱熹兒時也會愛吃的吧？

圣人離我們其實并不遠。對于“凡人須以圣人為己任”的朱子而言，我以為他的一個關鍵之年，在一一七五年。

這一年的一次著述、一次論辯，注定了要載入史冊。

一一七五年，從一一六九年算起，應是朱熹六年為母守墓的最后一年。這一年正月間，呂祖謙從浙江來訪，兩人切磋讀書，幾番論定，共同編訂《近思錄》。這是一部了解理學的入門書，同時也是理學的一部概論性著作，它選取了北宋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的語錄共六百二十二條，分類編輯，其后世影響正如清人江永所言：“凡義理根源，圣學體用，皆在此編?！弊阋娖溆绊懼??！敖肌倍?，取孔子《論語·憲問》中的“切問而近思”，即思考當前問題之意。朱子本人言及此書：“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奔热皇恰半A梯”，便深含探究四人之精華要義，同時更是為后世學人士子提供性理之學的必備書。

站在五夫的土地上，念及距今八百四十六年前，兩位學者均為三四十歲年紀，卻擔負此任，在寒泉精舍中研讀周、張、二程著作，從那年的冬天直至一一七八年定稿，兩人的編輯之功是如此謹嚴，我想他們作為繼承人的快樂也注入了其中。以至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及此書，有“宋明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羅氏欽順，莫不服膺是書”句。明清以來的刊本，多到不可列舉，注家更是眾多，見濂、洛、關、閩之學術精華，可以說持此一書，便能得門而入。

關于這部書的更深意義，存后再議。我想說的是，這次呂祖謙的來訪，以及與朱熹兩人的研讀編輯，直至三年后《近思錄》的定稿，對于儒學的發展而言，其重要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鮮明地顯現出來。一一七五年的呂、朱之會，于歷史上稱為“寒泉之會”。這一會晤的成果，是結在武夷山的。我想就是這兩個人的不平凡的見面和他們于一個冬天開始的學術工作，注定了武夷山在今天的意義。它不再僅僅是指一個碧水環繞的自然青山，而使得這座不老青山有了文化傳承上的萬古意味。

一一七五年，注定是不平靜的一年。

這年五月，朱熹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陸九齡、陸九淵、劉清之來會?，F在看來也極有可能是呂祖謙想從中調和朱、陸之間的學派分歧而有意組織的一次論辯。這場論辯達十日之久，對于朱、陸兩人的影響同樣深遠，史稱“鵝湖之會”。

在此次論辯中，陸講心、理一體，而朱堅執心、理不同。兩人各執一詞，最終自然是誰也說服不了誰?！靶膶W”與“理學”的“會歸于一”的愿望終究落空，但上饒鉛山鵝湖山麓下的這場會講，當時卻吸引了閩、浙、贛交界的諸多學者列席旁聽。這里雖不屬武夷山，但從大的概念上，應屬大武夷山的地理范疇。這場論道，于當時是盛事，于學術史亦相當重要。兩派分歧如陸九淵門人朱亨道所記：“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后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弊阋妰扇说某霭l點不相同。而鵝湖之會的發起者呂祖謙的評論是：“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p>

于這樣的崇山峻嶺之中，想一想當年鵝湖的各持己見，不禁神馳，那種求同存異的學術之辯，那種思想的交鋒碰撞，不僅矯正著兩人的各自觀點，而且對于那個時代的學術精進也大有裨益。人心和善，和而不同的包容之心、開放之道，也不僅是朱、陸之辯教會我們的，在那些言語思想的背面，不也包藏著武夷山的不一樣的胸襟嗎？生物多樣化的武夷山，似乎是學術多元化的一個物理印證。貴和尚中，善而能容，中國文化不正是一直秉承著這至關重要的一點而走到了今天，走入了人心嗎？

鵝湖之會，成就了后來的鵝湖書院，同樣成就的，還有立足于包容性的儒家思想的學術傳統與使命擔當。

朱熹的擔當，當然不只是個人的擔當，他把儒家思想發展到了一個在他那個時代個人所能做到的最大范圍。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理解他為什么如此重視書院建設。對于教育的重視，向來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孔子學說就是由七十二弟子予以傳承的，孔子去魯在中原行走十四年，始終沒有放棄的就是教育，十四年后孔子回到的還是一方講臺上。教育的重要，對于時代而言，不言自明。

一一七五年的鵝湖之會之后，一定是認識到了教育之于思想體系成型與傳承的重要性，四年后的一一七九年，朱子知南康軍時，重修白鹿洞書院。唐貞元年間李渤的白鹿洞，南唐達到興盛，而至北宋末毀于兵火。書院得以重建，至宋孝宗御賜“白鹿洞書院”門額。在此之前，白鹿洞書院雖然歷史有名，但重修之前已是“屋宇不存”“基地埋沒”“莽為荊榛”“荒涼廢壞”，如若不是朱熹考察書院現狀后一再上本朝廷，書院的今天很可能是另外的樣子。面對廬山境內以百十計的佛寺道觀，朱熹更是憂心忡忡，所以他在上本朝廷的《白鹿洞牒》中，才那么切中要害而又懇切非常地說：“至于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跡，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傳于后世?！弊阋娖鋵航袒δ艿闹卣裰?。

在白鹿洞書院，在重建院宇、籌措院田、延請名師、充實圖書等事之外，仍有兩件事值得在此銘記。一是制定學規?！栋茁苟磿航沂尽?直到今天仍為教育界所重視，其中“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為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也為當時書院所普遍遵行。二是南宋理學另一學派陸九淵來訪。朱熹曾在鵝湖之會與他有過激烈論辯，兩人并未達成意見的一致，然而對這個意見與自己并不統一，甚至各執一詞，在學術上毫不退讓的來訪者，朱熹是如此歡迎和高興。他先是答應了陸九淵邀他寫陸九齡——鵝湖之會上也是朱熹論辯的主要對手——的墓志銘，再是熱情邀請這位學術上有異于己的學人留在白鹿洞講學，這是怎樣的胸襟！

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講述了孔子所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個講義我還沒有得以拜讀，據說當時是刻在石頭上的，以讓后人有所遵循。史傳記載聽課的學生“至有流涕者”，足見陸九淵的研究之精微，同時也體現了朱熹不以個人喜好取人，而更看重教育傳承的本義，從而以一種開放的態度維護、營造著學術道統也是書院文化所應秉持的百家爭鳴的氣氛。

怪不得在書院幾經磨折而最終重修落成之時，朱子有詩錄記，其中“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前賢聽鹿鳴”句，言志言情，而“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無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則將“深源”“妙用”的探求，與那個更為廣闊的文化之山結下盟約。

對于書院的貢獻，朱熹之于白鹿洞書院并不是孤例。

一一九四年，朱熹任潭州知府，第一件事便是興學岳麓，有言為證：“學兼岳麓，修明遠自前賢，而壤達洞庭?！逼涫惯@座自九百七十六年建成，一○一五年宋真宗親書“岳麓書院”匾額，兩宋之交又遭戰火而張栻主教書院后起死回生的書院，真正獲得了重生與鼎盛。岳麓書院之所以當時被稱為頗有影響的四大書院之一，而今仍有“千年學府”之稱，與朱熹的作為是分不開的。

而朱熹之所以對岳麓書院有感情，雖與廣義的對書院職能之治心修身的認定有關，同時也有自己生命中一段重要的體驗帶來的深情。

一一六七年，歷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就發生在岳麓書院。理不辯不明，所謂會講，就是學術上的切磋研討。

這一年，朱熹三十七歲，他前往理學家張栻主教的岳麓書院，想解決的是心中一直所惑的師說不一的《中庸》之義。這次會講的盛況是記入了史冊的，來的聽眾著實太多，據說書院中的水池都干了，而討論到最激越處，“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

一邊是南宋“閩學”創始者朱熹“往從而問”的誠懇與謙遜，一邊是理學湖湘學派代表張栻的坦率與認真，兩人同登麓山觀日，但在學術上和而不同。會講內容涉及中和說、太極說、知行說等，我覺得內容隨著時間的遷移似乎已不重要了，相比較而言，兩人的學術風度與學者氣度更令人崇敬。分歧時時存在，而分歧雙方仍能在分歧時手手相牽，同觀日出，這是怎樣讓人羨慕的一種景象！

張栻詩言：“懷古壯士志，憂時君子心?！边@種情景，這種境界，的確是對古之君子的最好詮釋?？梢韵胍?，岳麓山下，湘江之畔，治心修身、經世致用，那講不盡的天理、太極以及仁之要義，可以看作南宋理學不同學派間的相互碰撞、相互滲透。朱張會講，對于中國思想史的影響之巨，難以衡量，語言的表述對于這場會講而言幾乎是無力的，但元代吳澄在《岳麓書院重修記》中講朱張會講的意義，我以為堪稱絕響——“自此之后，岳麓之為書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p>

地以人而重。我深以為然。

讓我深為感動的是朱張兩人在學術論辯之后，同游南岳，衡山的俊美與巍峨見證了他們間的惺惺相惜，你只有在歷史中領略到這種志同道合的情誼，才能對之倍加珍惜。相知之深，都放在了《南岳唱酬集》中，張栻有《詩送元晦尊兄》，而朱熹也有《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詩中“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是對張栻學問的極高評價。的確，雪中登山的，還有朱熹的弟子林用之，三人的《南岳唱酬集》共一百四十九首，成就了南岳衡山的第一部詩集。

“昔我抱冰炭，從君說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也好，“晚峰云散碧千尋，落日沖飆霜氣深。霽色登臨寒夜月，行藏只此驗天心”也好，都讓我們看到了朱熹對山水的熱愛，對友情的看重?！拔倚卸Ю?，訪子南山陰”，朱熹所來與所得，是有一種對于厚意的感念的。這種對人的厚意里面，有武夷山賦予他的自然觀做根基。

千古風流，日月可鑒。朱張會講的講堂里，還有“道南正脈”匾額，為一七四四年乾隆所賜，言理學南傳之正統在茲。在此之前，一六八七年康熙御賜的“學達性天”，武夷山的武夷精舍也有一個，是說學問修為達到的至高境界。而岳麓書院的“實事求是”，則出自《漢書》“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言求真務實，方為學問根本。

這三塊匾，已然將岳麓書院作為南宋理學重鎮以及在中國書院史上的重要地位揭示得透徹明晰。岳麓書院之興盛，在歷史的長河中成為必然，儒學之復興而至繁盛，以至于人以“瀟湘洙泗”相稱，此后，王陽明、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等，千年弦歌而不絕。如果我們倒一個線頭的話，是由于一一九四年朱熹的到來，也是由于一一六七年的朱張會講，更是由于一一六五年劉珙任安撫使而重修岳麓書院使之成為論學之地。是的，學術也好，文化也好，總是有一脈相承的鏈條的。而劉珙是誰？崇安人，其父劉子羽，正是朱熹的父親朱松為少時的朱熹托付在五夫里的老師。

這可能就是文化代代相傳的奧秘吧。五夫里！那個遠在千里之外的武夷山，仍能通過某種奇妙的聯系，對江西九江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發生某種作用，這只是歷史的偶然嗎？

朱張會講，衡云湘水，朗月清風，固然開書院會講之先河，其中求同存異、兼收并蓄之學風，也使得言行一致、務實崇真的理學精神借助開放包容之襟懷而擁簇者眾。一路上走，我不斷俯身于展開在面前的地圖，仔細地看，深入地看。你會發現，從武夷山出發，有一個文化的輻射線；你會發現，從程顥、程頤去世的一○八五、一一○七年到一一三○年朱熹出生之間，學術上有一空當期，但不多時間便為南移的學術發展填平；你會發現，那維系著學術道統不致斷裂的人眾，他們的討論，他們的著述，他們的探尋；你會發現，張栻的岳麓書院、朱熹的白鹿洞書院、呂祖謙的麗澤書院、陸九淵的象山書院，這一個個地名如文化經絡上的一個個穴位，而一個個儒士所進行的正是一場場的“輸血”工作，是他們，讓在歷史上由于戰亂而委頓的文化不致荒蕪。

當然，俯身于地圖上的你還會發現，那些已然為現代人所忽略、為蔓草所淹沒覆蓋的岳麓峰、赫曦臺等，也許還有更多你沒有去過也認不出的地名，它們不屬于武夷山，甚至連大武夷山也裝不下它們，但誰又能說，它們以及它們所包含的歷史，真的與武夷山無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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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