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2021年第11期|高洪波:鄉關何處
“鄉愁”,是近年間很熱絡的一個詞。另外一個與鄉愁有關的話題是“童年的味道”,看似不相干的、不搭界的兩個詞組,一個是情懷與情緒,另一個是涉及到味蕾的飲食文化,一個精神層面,一個物質層面,憑什么捏合到一塊呢?
對呀,憑什么呢?憑的是一個“鄉”字,故鄉的“鄉”,家鄉的“鄉”,鄉關何處的“鄉”。其實人們說到鄉愁,這個“愁”不是悲愴凄苦之愁,而是對故鄉思戀到極致的一種特殊情感,是遠行的游子回望出發地的一種悵然,也是成年人對童年歲月的一種刻骨銘心的思憶。鄉愁一如動物界里大馬哈魚的洄游,這是沉淀在血脈與基因中無法選擇的選擇。
鄉愁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而童年的味道正是承載鄉愁的物質載體,或者說是回歸故鄉、釋放鄉愁的渠道,你說是橋梁和紐帶,也成。
我的故鄉開魯縣在科爾沁草原上,俗稱“關外”。什么關?山海關。十三歲的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我離開故鄉,從關外進入關里。這對于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來說,是很了不得的一次旅行。
父親工作調到了貴州,我們先赴遙遠的貴州,在畢節、黔西和都勻三座小城生活兩年,兩年后我十五歲,父親調到了北京,于是我又到了北京。
科爾沁草原上的開魯是一個我生活十三年的地方,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縣城。印象中,它甚至沒有一座兩層的樓房。據說開魯是沙土地的結構,蓋不起樓房,這個“據說”只能是據說。
這小城雖然小,卻對我一直有一種巨大的感召力,讓我幾年間就返鄉一次。最早的一次是上個世紀的1967年,距我離開故鄉的1964年剛剛過去三年,身為中學生的我獨自一人乘火車返鄉。從錦州轉火車到通遼,再乘公交車到開魯,我與分別兩年多的小學同學們見面,發現大家沒什么變化,相逢時也淡淡的,既不驚也不喜,也許少年時期的友誼大多如此,淡而有味,淡而久遠吧。
最近的一次返鄉是2015年7月,我的媽媽回通遼看望她的大姐和小妹,也就是我的大姨和老姨。注意這個“老”字,這是東北故鄉的方言,南方叫“小姨”或“幺孃”,而我們卻叫“老姨”,聽起來怪怪的?!袄稀弊衷谖业墓枢l有特殊的用意,最小的孩子一般都叫“老疙瘩”,太陽不叫“太陽”,叫“老爺兒”。
我的老姨另一個身份是我的老嬸,她的丈夫是我的老叔,南方叫“小叔”或“幺爸”。換一句話說,我父親的哥倆娶了我母親的姐倆,親上加親。而老叔和老姨從小在我家長大,地道的青梅竹馬。記得小時候,頑皮的老叔常欺負老姨,沒想到這種“欺負”,當然是帶引號的了,是愛情的特殊表達方式,等我長大了方才明白。
母親回故鄉是為安慰我大姨,因為大姨父不久前去世。大姨父是我父親與叔父的連襟,也是最后離世的男性長輩。我父親2004年1月9日因肺栓塞而逝世,他是開魯縣的老縣委書記,在故鄉名氣很大,遺言中有捐角膜的叮囑,可是很慚愧,我和弟弟都沒有遵循父親的遺愿,故意不執行遺愿是認為讓父親完整地離開這個世界挺好,這是兒女自私的孝心吧。
叔叔去世也很突然,2011年10月的一天,因心梗而去世。那一年我六十歲,叔叔長我十二歲,我們是差一輪的“兔子”。我從北京趕去奔喪,叔叔的床頭還放著我出版的八卷本的雜文集,墻上掛著我寫的“抱樸守拙”四個字的橫帔。
在故鄉親人中,大姨父和叔叔這對連襟關系最密切。我的大姨父是中學物理老師,書生氣十足,而老叔是文學愛好者,兼軍人出身,談吐風趣幽默,他們老哥倆一見面,大姨父負責樂,而我老叔負責說,端的是一對好連襟。只是老叔突然去世,閃了大姨父一把,他的歡樂之源也封閉起來了。
抵達通遼的第二天,是大姨父去世百日,我與大表哥一行去墓地祭奠。我的表哥是我小學時期的大隊長,一個中規中矩的煤礦系統的領導干部。表哥領著我們到通遼的公墓,這是離城不遠的一處地方,按當地習俗還可以燒些紙錢冥幣,這種城鄉結合的祭奠儀式在北京是不可能的。
在大姨父的墓地前,我們默哀祭拜。這時我頭腦中突然靈光一現,因為我發現大姨父墓地旁還空著一塊墓地,而這墓地來安放五年前去世的我叔叔的骨灰不是更好嗎?能讓他們老哥倆生前一起歡樂,死后共同聊天。
我為自己的這個靈感所感動,于是馬上向墓地的管理人員提出了購買的要求,這樣我的叔叔和我的姨父一對老連襟終于在地下比鄰而居。
完成這一切,我感到心中有些釋然,因為叔叔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個長輩,他更像是一個哥哥、兄長、領路人,因為十二歲的年齡差距在兒童時代不算過大,所以叔叔在我的少年童年時期,他是領著我們進行各種游戲的孩子王。
他領著我們在冬天里在雪地上設夾子、打麻雀,在春天的時候又到郊區去挖甘草,夏天的時候到草甸子上去逮蟈蟈。除了游戲,我的叔叔酷愛讀書,他訂了很多文學雜志,這些都是我少年時期不斷翻閱的精神食糧,而且由于我奶奶不識字,但是她可是不識字的重要的文學愛好者,所以她會用命令的口吻讓她的老兒子、我的叔叔給她讀《林海雪原》、讀《紅巖》,讀很多厚重的長篇小說。
所以,我對《林海雪原》,曲波先生這部寫東北剿匪的名著,介入得是極其極其早的。楊子榮的英勇,高波的聰慧,甚至那只名叫“賽虎”的狗是如何的兇猛彪悍,都在叔叔給奶奶的朗讀中,在我的腦海中幻化成一幕幕生動的畫面。
現在人們提倡一個時尚的、時髦的話題,叫“親子共讀”。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我的童年就是在這樣的親子共讀中的環境下成長的,而這種親子共讀的重要參與人不可代替的是我的叔叔,我的聰明、調皮、幽默的老叔。
老叔后來成為一名軍人。在“文革”中,軍裝是一種時髦的少年的服裝,軍帽、軍裝如果被一個孩子穿在身上,那他具有了一種拿破侖的氣質,而我叔叔給我和弟弟都無私地提供漂亮的綠軍裝。很快,當我成為遠在云南的一名戰士時,叔叔把他當參謀時親手抄下的一本厚厚的《三十六計》《百戰奇略》等等古代軍事專著無私地寄給了我,還包括他那個漂亮的牛皮做的裝軍用地圖的皮包。
盡管我是一名炮兵,盡管《三十六計》和《百戰奇略》對于我而言,只是我練習模仿叔叔瀟灑筆跡的一種摹本,但毫無疑問,叔叔對我的期望、對我的期待甚至期盼全部寄托在他手抄的厚厚的古代軍事著作上。
從內蒙古寄往云南的時候,叔叔用的是《解放軍畫報》包的筆記的皮,這使他對這本書的珍視程度嚴重地影響了我,以至于幾十年過去了,包著書皮的這本筆記本,叔叔親手抄錄的戰爭名著,依然是我收藏中最重要的收藏。
叔叔曾經想當一名作家。我記得小時候,他反復地表達著一種對中國語言幽默化的特殊表達方式,他說:“一個人說話要有勁!”這“有勁”當時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慢慢大起來,我理解了叔叔所說的“一個人講話要有勁”其實是說一個人語言表達能力一定要機智、幽默、有穿透力,這對一個后來成為文字工作者的我而言,確實是莫大的一種指導性的福分。
叔叔后來離開了軍旅,而他的晚輩們,包括我姑姑的孩子、我的表弟,和我一樣陸續成為了軍人,有的甚至參與了老山前線的戰斗,最后成為我家鄉的武裝部的部長。
而我軍旅十年,卻沒成為一個真正的將軍,文人情懷迫使我離開了以武人為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當我轉業回到北京成為《文藝報》一名記者的時候,我的叔叔頗有些遺憾,但其實我的氣質確實也不適合縱馬馳騁、疆場殺敵,而筆桿子和稿紙卻成為終生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恰恰是童年時期被叔叔和奶奶無意中的親子共讀所培養的。人的命運有時候真的是始可料而不可及!
后來我無數次回到開魯,在女兒六歲的時候,也就是上個世紀的1986年,我帶她首次回到故鄉。我們住在叔叔在通遼的房子里,叔叔養著一只小狗叫虎妞,同時還把北京的我們的一只波斯貓白白也帶出了山海關,我戲稱為“昭君出塞”。叔叔同時還養來亨雞,他有各種各樣的愛好,他的那只叫做虎妞的小狗給了我們莫大的快樂。
由叔叔這種對小動物的熱愛我猛然想起兒時叔叔由于飼養兔子和奶奶吵架的事情,那個時候我幾乎還沒有上學,剛剛有記憶,叔叔養的兔子捯了洞,不斷往外逃跑,于是被奶奶責罵,叔叔奮起反抗。
最后的結果已經記不得了,但是我知道愛小動物的叔叔把他的愛好毫無保留地傳到了我身上,于是直到現在,我還不斷地飼養著各種各樣的小動物,它們不斷地出現在我的筆下,從波斯貓、金絲熊、蟈蟈、蟋蟀直到熱帶魚、金魚、鵪鶉,和現在家中的澳洲蜜袋鼯,還有法國斗牛狗牛妞,還有最著名的拉布拉多犬大咖,還有它的媽媽和它的女伴,一個叫小新,一個叫小白。
當我面對這些小生命的時候,我會下意識地想起我久遠的童年記憶中,我叔叔所飼養的那窩繁殖力很強又善于逃跑的兔子。生活就是這樣奇怪地又平靜地前進著……
我記得每次回到故鄉,我最盼望見到的親人就是我的叔叔和他的妻子、我的老姨,他們是我父輩和母輩這一家里年紀最小的長輩,和我們年齡也比較接近,介乎于兩代人中間的銜接的一代,這種情感使我的鄉愁很多都宣泄在與他們的聚會上,而叔叔的風趣和幽默,和老姨(也就是我老嬸)的溫柔敦厚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笑聲不斷的聚會是永遠難以忘懷的。
叔叔有一肚子的風趣幽默的笑話,當他說起的時候,他的眼睛會閃出狡黠的光,同時用帶喉音的笑聲傳導給每個傾聽者。叔叔的語言干凈、利索,還很有勁,所以我說,擁有這樣一個長輩,是我成為作家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叔叔的大批藏書,甚至他的初中高中的語文課本都成為我反復閱讀的讀本,由此可見,有這樣一個長輩,我想不成為作家都是不可能的。
十年前,我告別了我的叔叔。我記得故鄉的習俗非常有意思,在我們跪拜告別之際,有一個據說通靈的人,這可能是薩滿教的遺風,把一只大公雞放在他的棺口前,說引導他的靈魂到另一個世界。我知道如果我的叔叔此刻突然坐起來,他會嘲笑調侃這種習俗,但是他已經不具備這樣的調侃和訴說的可能性了。這一切本身都顯得古怪和幽默,他這樣的方式使我的悲痛得以大大地緩解,或許我想,這也是我叔叔冥冥中的一種操縱吧。
故鄉和故鄉的親人組合在一起,和故鄉的土地、飲食、風物焊接在一起。一個人只能有一個故鄉,而且是無法選擇的,正像你的誕生一樣,但是正是因為有了故鄉和故鄉的親人才使一個人的家族遺傳、種族的基因得以延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的叔叔,那個叫高奇的前人民解放軍軍官,一個頑皮的老頑童,他沒有走,他永遠活在我和我家族的記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