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丁小龍，1988年生，現居西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高研班學員，陜西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陜西省“百優人才”。作品發表在國內多家文學雜志上，被多種文學選本轉載。另有譯作三十萬字，翻譯并發表了包括托妮·莫里森、科爾姆·托賓、薩曼·拉什迪與珍妮特·溫特森等人的中短篇作品。著有小說集《世界之夜》。曾獲陜西省青年文學獎等獎項。

心（節選）

丁小龍

……

我以為我會死，但是我沒有死。不過，我已經體會到了死亡的滋味。盡管我的哲學博士論文是關于人的存在與虛無，然而任何語言都無法描述死亡的滋味，就像你能夠感受到風的存在，卻無法描繪出風的形狀。當從手術臺上醒過來時，我覺得自己成了另外一個人——陌生人的心臟在我的體內跳動，而我能體會到其中的微妙變化。

醫生告訴我手術相當成功，只不過以后長時間會離不開抗排斥藥。我點了點頭，接受了命運對我的所有安排。母親問醫生這心臟來自哪里，說她想親自去登門感謝那家人救了我的命。醫生搖了搖頭說，這是機密，只要您兒子能健健康康地活著，便是對那家人最大的感謝。母親顯然無法完全理解醫生的話，她的眼中含著淚水，而淚水則折射出戶外的光。這段時間以來，母親基本上都守在我的病床，每天早晚都會為我禱告——她不是教徒，她只是借用這種方式來完成關于重生的儀式。妻子海雪讓母親不要太過于操勞，畢竟她已經步入人生的晚年，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母親總是說我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孩子，我年齡再大也都是她的孩子，照顧我是她一輩子的責任。母親的話讓我很是自責，因為成年以后我也沒有盡到作為兒子的責任。特別是工作之后，我很少回農村老家陪她，每個月也只是給她卡上打幾百塊錢，然后象征性地在電話上和她拉扯兩三句閑話。要不是因為這場大病，母親和我的距離會越來越遠，漸漸會成為彼此的陌生人。在得知我生病后，母親第一時間趕到城里來陪伴和照顧我。很小的時候，我非常喜歡聽母親給我講各種各樣的故事，特別是那些神話傳說。這段時間，母親又給我講了很多的故事，不過基本上是關于她和那座村莊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我對母親有了新的認識，對自己的過往也有了新的體悟。

躺在病床上，我聽著心臟在體內的跳動聲，是如此陌生，又是如此熟悉。要不是因為這顆心臟，此刻的我也許撐不了半個月。事實上，我之前已經做好了迎接死亡的準備。在無望的等待中，我重返到時間的河流，試圖從中打撈出關于過往的一切。我只能撈出一些碎片，大部分的記憶已經被河水沖到了無人知曉的遠方。也許只有死亡才能讓我如此近距離地思考哲學問題。以前研究哲學時，我只是一個近距離的觀看者，如今則成了真正的參與者。當我想要把這些片段性的思考寫下來時，卻發現語言已經成為失效的工具。隨著死亡的迫近，我才看清楚了自己無意義的人生，看清楚了生活的真相。死亡同時給我戴上了望遠鏡與顯微鏡。

很多次，我都想到了放棄，畢竟治療費和手術費是一大筆支出。我只是一個高校普通的哲學教師，妻子只是出版社的普通編輯，而我們也只是出身于農村家庭，并沒有什么豐厚家底與廣泛人脈。當我把這種放棄的想法告訴妻子時，她搖了搖頭說，就算是賣掉房子，我們也要為你治病。但我們都很清楚，那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是學校分配的，我們只有使用權，并沒有出售權。妻子的立場既讓我安慰，又讓我難過，畢竟結婚這么多年，我們還沒有屬于自己的明亮寬敞的房子。我們的工資水平沒有多少漲幅，但房價已經翻了好幾倍。那次之后，我沒有在妻子面前再提過放棄的想法。但我知道自己在醫院每耗一分鐘，家里的磚瓦就會少一塊，最后那個家終將會轟然倒地，分崩離析。在我還能動筆思考時，我已經寫好了遺書，也寫好了三封信，分別是給我的母親、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我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在等待合適心臟的時候，我耗掉了所有的精力，最后死在了病床。

然而，我并沒有死，我暫時地活了下來。對此，我沒有興奮，也沒有悲痛。在這之前，我已經在網上搜索了相關的信息，像我這樣的心臟移植患者的三年存活率并不高，十年的存活率更低，并且要終身服用藥物。我明白，即使這次手術是成功的，但我的人生已經進入了倒計時。然而轉念又想，我們每個人不都是向死而生，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一步步地走入那溫柔的良夜。在與死亡長久地搏擊之后，我獲得了暫時的勝利，也揭開了生活的面紗，看見了存在的本質，看見了時間的真相。躺在醫院的床上，我開始收集過去重要的記憶碎片，試圖用碎片拼湊出更加完整的自己。

我人生的第一個碎片是午后燃燒的房子，那個時候我剛過了四歲的生日。我和其他孩子站在不遠處，看著大火像野獸一般吞掉了那座房子。我的父母和其他大人用裝滿水的桶或者盆子去滅火，然而火勢越來越大，那點水像是給饑渴的野獸喂的水。我們聽見了有人在大火中的喊叫聲，也聽到了孩子的哭聲，最后這些聲音統統被野獸吞沒。接下來，我聽見了房子倒塌的轟隆聲。我們都往后退了好幾步，有幾個孩子捂著耳朵，跑著離開了現場。大人們也不再去救火了，他們看著眼前的一切，無能為力地搖搖頭。我走上前，拉住母親的手，問她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母親搖了搖頭，讓我別出聲說話。不知道過了多久，大火熄滅了，原來的房子已經變成了廢墟，而廢墟中躺著四具燒黑的尸體。雖然母親捂住了我的眼睛，但我還是看到了殘酷的畫面。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死亡，第一次知道人是何等的脆弱無助。直到如今，我偶爾都會在夢里看見那場大火，在夢里聽見那些呼喊與哀號。關于那場大火，村子里沒有人知道其中的真相。他們沒有在原地再蓋房子，而是在村長的建議下，在里面建造了一個花園，種上了很多薔薇。

在我十一歲時，最疼愛我的祖父在炕上煎熬了三個月后，最終閉上了眼睛。他留給我的最后一句話：孩子，你要好好地活著，活出個名堂。當時我并不知道名堂的真實含義，但我還是拉住了祖父的手，看著他的眼睛，點了點頭。祖父是在干農活時突然倒地的，他們把他拉到了醫院。醫生的意見是要祖父動手術，但不能完全保證手術的成功。隨后，父親和伯父去問了手術費和住院費。從辦公室出來后，他們臉色鐵青，搖了搖頭，說這筆錢對我們家來說是天文數字。他們把相關的情況告訴了祖父。祖父說，我大半個身子已經埋進土里了，花這些冤枉錢弄啥，你們趕緊把我弄回去。于是，父親又開著手扶四輪車，把祖父從醫院接回了家，放到了炕上，讓他等待死亡的降臨。那段時間，祖父的身體在一天天縮小，呻喚的聲音卻一天天變大，而他盡量會忍受住疼痛，保住人生最后一點點的尊嚴。以前，祖父特別疼愛我，總把藏好的水果偷偷給我，而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秘密分享給他。當他躺在炕上等死后，我便很少再去看他了，不是因為無情，而是因為害怕，害怕面對他即將死去的樣子，害怕失去他。在離世的前幾天，祖父失去了聲音，整個人只剩下了一把骨頭。在他斷氣的那個下午，全家人都圍在他身邊，看著黑白無常帶走了他最后一絲氣息。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哭泣，他們的傷感早已被這三個多月來的折磨消耗殆盡。如今，當我躺在病床等死的時候，我才理解了當年的祖父，理解了他的痛苦與絕望。我多么希望他能夠原諒我，原諒我沒能一直守護著他。

當我搜集過往的碎片時，印象最深刻的都是那些與死亡有關的記憶。這些死亡會提醒我關于活著的種種奧義。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姨媽因為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負而選擇喝農藥自殺。在我十四歲的時候，班上的一個同學因為交通事故而離世。在我十七歲那年，祖母因為腦出血而突然離世。同一年，我們高中有個學生因為高考失敗而選擇臥軌自殺。在我二十一歲那年，我們村有兩個叔叔因為分地的糾紛，一個用刀砍死了另一個，而活著的那個被抓進了監獄，最后被槍決。在我三十五歲那年，父親被檢查出來是肺癌晚期，沒過一個月便離世了。在父親離世之前，我沒有選擇逃避，而是每天都陪在父親的身邊，和他說話，幫他清洗身子，給他喂藥。在離世前三天，父親說出了生平最后一句話：謝謝你們，我這輩子很好。說完后，他好像也丟掉了魂，只剩下一具空皮囊。父親死后，我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一個筆記本。筆記本上是他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日記，總計有四十八篇。在得到母親的同意后，我把日記本帶到了城里，偶爾會拿出來翻讀。也許正是因為這些文字的存在，我偶爾會聽到父親的聲音，聽到他曾經對我的鼓勵與教導。如今，當我經歷過死亡后，我才真正地理解了那些死去的人，理解他們的無奈與絕望，也理解了他們的痛楚與解脫。

出院后，我開始在家休養。為了抵抗時間的虛無，我像父親以前所做的那樣開始寫起了日記。與父親不同的是，我并不打算只為自己一個人寫，而是選擇在博客上寫日記，選擇與更可能多的人來分享自己的生活體悟。剛開始，我并不習慣這樣重新去解構和審視自己的日常生活。面對空白的文檔，我仿佛站在了一片荒原上，舉目四望，皆是荒蕪，

只能聽見風的淺吟低唱。后來，我慢慢找到了那些熟悉的字句，也掀開了日常生活的面紗。就這樣寫了二十來篇后，閱讀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也給我留言或者私信，說出了他們關于生與死的故事。我以前的編輯也聯系到了我，說他非常喜歡這些文字，讓我繼續寫下去，等到了合適的體量會幫我結集出版。隨后，他又問我能否現在就想一個書名。我想了想，說，那就叫《生死課》。編輯也當即認可了這個書名。有了這個書名后，我發現自己突然找到了燈塔，明白了自己該如何度過接下來的茫茫黑夜。

要不是因為這場大病，此刻的我依舊為所謂的學術研究而賣力工作。為了職稱，我不得不去寫大量的學術論文，不得不去申請各種學術項目。這些論文其實并沒有什么意義，其實就是對他人觀點的復述與變奏，其實就是行業內的黑話與套話，而我以前不得不批量地去生產那樣的垃圾論文。除了我和期刊編輯以外，我想并沒有什么人去理會那些論文。那些文章耗掉了我大量的精力，讓我對本身的生活越發的麻木與冷漠。我本科是文學專業，碩士和博士讀的是哲學專業，后來在高校教的也是哲學。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紙上的哲學觀念越來越清楚，對生活的哲學卻越來越模糊——那些抽象的哲學觀念解構了我的日常生活，或者說把我擋在了生活之外，讓我成為生活的局外人。我可以去寫那些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的哲學論文，但我對真正的生活卻一無所知。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為了副教授的職稱，我幾乎每天都要熬夜寫論文，同時也要處理好與學院各個領導的復雜關系。當拿到副教授的職稱后，我并沒有想象中的快樂，而是又要做好準備去寫更多的論文，去做更多的課題，為后面的教授職稱打好基礎。有一次，我終于把自己的抱怨告訴了妻子，而妻子當時就反問道，別人都能做，為什么就你不能去做呢？我被她問住了，于是便轉身繼續寫論文。自此之后，我再也沒有在她面前抱怨過任何事情。后來的某個夜晚，正當寫論文時，我的頭腦突然轟鳴，眼前全是黑暗，從椅子上摔了下來。等再次醒來時，我已經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等待著審判的降臨。不知為何，我在某個瞬間居然有種解脫的快樂。

……

（全文見《大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