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在面對蘇東坡的時候，時常感覺自己面對的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文學大師，而是一位親密無間的良師益友，一位精神生活的引導者。簡而言之，蘇東坡與他歷代的讀者之間構成了一種平視關系，猶如陶淵明與南山的關系一樣，悠然而互見。他是如此血肉豐滿地活在我們之中，滲透在我們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細節里，從廟堂之高遠到廚炊之美味，以及肉身之冗贅，這個人總能在不經意間化解我們的尷尬與困厄，并用身體力行的方式教導著我們人之為人的道理。

此心安處

張執浩

崇敬、愛戴、仰慕、尊重，以及喜歡，若是讓你用上述任一詞語來描述你對蘇東坡的感情，我相信，有相當多的人與我一樣，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喜歡”。喜歡是一種看似清淡實則高級的情感狀態，穩定而綿長雋永。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我們在面對蘇東坡的時候，時常感覺自己面對的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文學大師，而是一位親密無間的良師益友，一位精神生活的引導者。簡而言之，蘇東坡與他歷代的讀者之間構成了一種平視關系，猶如陶淵明與南山的關系一樣，悠然而互見。他是如此血肉豐滿地活在我們之中，滲透在我們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細節里，從廟堂之高遠到廚炊之美味，以及肉身之冗贅，這個人總能在不經意間化解我們的尷尬與困厄，并用身體力行的方式教導著我們人之為人的道理。這的確是中國文學史上非常罕見的現象：一個忠實于自己的寫作者通過自己的言行，實踐了文學與生活完全并行不悖的原則，而這一原則普遍存在于蕓蕓眾生的內心深處，且始終根深葉茂，生生不息。按照國人向來喜好以稱謂來辨識人與人之間親疏關系的慣例，蘇東坡在不同的時段、不同階層的人眼中擁有著異常繁多的稱呼：“軾”是其父蘇洵為他取的名，所謂“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蘇洵《名二子說》）。蘇洵意在以此名時刻提醒兒子遇事為人不要太過直露張揚，要善于掩飾自我，誰知后來竟一名成讖?！白诱啊笔瞧渥??！按筇K”“和仲”和“長公”是后人對他的尊稱?！皷|坡居士”是蘇軾流傳最廣的自號，人稱“坡公”?！捌孪伞薄疤K仙”“坡老”“眉山公”等皆是世人慣常對他的稱謂。此外，還有“蘇翰林”“蘇徐州”等職官稱謂?！镑滋K”“髯公”“髯翁”“笠履翁”等是朋友們對他的戲稱?！敖浜蜕小薄懊钕怖先恕薄拌F冠道人”是佛徒道友們對他的稱號。蘇軾死后，在南宋孝宗時謚號為“文忠”，人稱“蘇文忠公”……有人作過統計，蘇東坡一生前前后后共計擁有七十多個稱謂，這還不包括“東坡肉”“東坡羹”“東坡笠”“錯著水”“為甚酥”“東坡肘子”“東坡豆腐”等等，這些因其名而附會流傳在人世間各種所指對象。如此眾多的稱謂徑直指向一個人，這一事實至少說明了他生前生后所受人喜愛的程度?！拔嵘峡梢耘阌窕蚀蟮?，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從達官貴人到平頭百姓，從金堂玉馬到蓑衣笠翁，蘇東坡廣泛的交際圈也從一個側面佐證著他豁達無羈的人生態度，以至于他最大的政敵王安石在晚年也不由得生發出這樣的感嘆來：“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79年（元豐二年）12月28日，蘇軾在獄中留下了長達兩萬多字的供狀之后，終于結束了一百三十天的鐵窗生涯，步履踉蹌地走出了柏樹上棲滿寒鴉的御史臺，旋即把陰森的“烏臺”甩在了身后，卻沒能隨之將陰翳從內心深處一下子排解出來。恰逢歲末，正月初一，驚魂未定的他在差役的押解下，帶著長子蘇邁啟程前往黃州貶所。此時的汴州城內正沉浸在節日的喜慶之中，“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保ㄍ醢彩对铡罚┌凑丈褡诨实鄣呐?，蘇軾被革去了祠部員外郎和直史館知湖州軍州事二職，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捌缴淖譃槲崂?，此去聲名不厭低?！保ā冻霆z次前韻二首》）這個一向桀驁不馴的人，終于意識到了文字的危險性，所謂禍從口出，文字為據。在經歷了將近兩個月的艱難跋涉之后，他們一行人抵達了位于鄂東南的荒涼偏僻的黃州小城，暫時棲身于一個名叫定惠院的小寺廟里。這一年蘇軾年屆四十四歲，正是一個男人智識的全面成熟期?！靶≈蹚拇耸?，江海寄余生?！痹谝髁T這首《臨江仙》后，一代文豪的人生也由此進入到了下半場。

如果說，蘇軾的人生上半場是從二十二歲那年科考及第開始，有過一個完美開局的話，那么，他的下半場應該是從四十六歲那年，正式易名為“東坡”開始的：“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保ā恫綎|坡》）這首隨口吟得的小詩文采倒是平平淡淡，但聯想到當時詩人的處境，卻顯得極不平凡，絢爛歸于平淡，至真以致至誠。這里再也沒有朝廷紛爭勾心斗角了，只有一面荒涼的山坡，在等待一雙勤勞務實的手。至此，人世間便誕生了一位自號“東坡居士”的人。對于內心敏感的文人來講，每一次易名都意味著一次重生。當“軾”退出朝堂，“東坡”就降生于曠野了。所謂“詩窮而后工”，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回應和踐行了他導師歐陽修的這一論斷。生氣盎然的《東坡八首》，為我們整體還原了詩人在那一時期的勞作現場和精神蛻變的心路歷程，在篳路藍縷中呈示出來的已經不再是我們從前熟知的那位風華絕代、慷慨陳詞的士大夫形象了，更不是一個詩人在酒足飯飽之余站在田間地頭，一邊反芻著口腔殘渣余沫，一邊觀望農耕勞作時而發出的感嘆，它向我展示的是一個隨遇而安的勞作者豐沛而自然的日常生活情貌：“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快樂與艱辛并存，怡然與寂寥共生。這種真實動態的田園生活場景，其實更像是陶淵明在五百年后的回光返照?！爸裾让⑿p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保ā抖L波》）堅定的信念和坦蕩的人生態度，從這首骨骼清癯嶙峋的詞中溢出，若水銀瀉地一般，在陰霾的山谷間熠熠生輝。事實上，蘇東坡在黃州改變的何嘗只是稱謂和外在形貌，更是愈加強健的精神體態，縱身風雨任化，甘為浪里白條。

中華文明歷經數代發展到北宋時期，已經在各方面都趨于極端成熟期，文學也不例外，無論是文本形制還是書寫語言，在經由了前人的各種探索、積累、實踐和淬煉之后，都具備了豐富而可觀的形態。也就是說，無論哪一種體式的詩賦，到了此時，只要是一個稍有才華的人都能夠得心應手地運用，即便不算十分高妙，但至少已經具足了文學的品相，因為值得借鑒和沿襲的文學遺產太多了，每一個寫作者只要稍加研習、變通，就能夠寫出錦繡章句。而作為天縱之才，蘇軾當然不會止步于此，他甫一登場就引得了世人矚目。

嘉祐二年（1057年），北宋公認的文壇領袖歐陽修主持禮部貢舉，蘇軾以“春秋對義”獲得復試第一名。隨后，仁宗皇帝親自主持殿試，蘇軾、蘇轍兄弟雙雙進士及第。據說，試后皇帝老兒喜不自禁地回到后宮對皇后說：“我今天為子孫得到了兩個太平宰相！”歐陽修在讀罷蘇軾的策論之后也“不覺汗出”，感嘆道：“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出一頭地也?！比缤瑥埦琵g之于王維，賀知章之于李白，韓愈之于李賀、李商隱一樣，歐陽修也非常注重培養后進，門下人才濟濟，而蘇軾無疑是最為耀眼的一位，他們之間的薪火相傳，既體現為詩文革新的層面，更體現在為人處世方面，這也是北宋早期文化繁榮的內在動力所在。景祐、慶歷、嘉祐到熙寧、元豐年間，是中國文人整體崛起的又一高峰期，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沈括、曾鞏、柳永、晏殊、米芾、韓琦、富弼、文彥博、黃庭堅、秦觀、周敦頤、程顥、程頤……當然，還包括“三蘇”，可謂群星璀璨，足以比肩唐代開元盛世和元和一代的詩人風貌。如此眾多的文人名士云集朝野，除帶來了文化的整體繁榮之外，也帶了某些不確定因素，譬如，文人之間的攻訐和勾心斗角、朋黨之爭等。而這一時期，也是北宋社會體制積貧積弱、外敵環伺，政局內外交困朝野動蕩的一個時期。如此盛亂交替的現狀，為蘇軾日后跌宕起伏的人生埋下了伏筆。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边@是蘇軾初入仕途時所作的《和子由澠池懷舊》，充滿了對漫長人生的希冀以及不確定感，他似乎隱約預見到了自己日后多舛的前途，但始終有一種堅毅和果敢的力量灌注其中。如今看來，蘇軾后來的人生道路都在這首詩中作過了印證，或者說，這首在無意間寫下的詩成了他人生最醒目的注腳。蘇軾一生真正在朝任職的時間并不太長，斷斷續續總共不足十年，他入仕之后也確實如同“飛鴻踏雪”一般，輾轉于各地，先后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登州、湖州、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擔任簽判、通判、知州等職，作為以濟世救民為己任的地方官，蘇軾勤于政事，善于疏導民心，在各地任上賑饑、抗旱、防洪、治蝗、止亂、防疫等各方面均有不凡的建樹。但是，到了晚年他卻是這樣自嘲的：“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币簿褪钦f，在蘇軾的心目中，真正將他導向人生化境，最終成就其心志的其實是他在這些地方受難之經歷。

蘇軾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6年），整個成長期都是在北宋這個最好的皇帝治下度過的；英宗時期是他為妻子、父親的居喪期；他的為官期主要集中在野心勃勃的神宗皇帝統治時期，哲宗上臺后，遭到貶謫，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蘇軾去世。厘清這一條線索有助于我們弄清楚，一個文人的命運是怎樣回應他所身處的時代，并與時代緊密關聯的，他的性情、才學，以及他人生顛沛不已的遷逝之路，又是怎樣暗合了一個王朝的起承轉合。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來到湖州任上，因循慣例他要進謝上表，無非是感念皇恩，抒發個人感慨之類。當他的《湖州謝上表》傳到朝廷時，群臣照例會紛紛傳閱。此時的蘇軾不僅政績斐然，百姓擁戴，而且其蓋世之才已經為天下認可，是繼歐陽修之后的天下文宗。宋神宗每次讀到他的詩文奏章，都要忍不住發出“天才”的嘖嘖贊嘆，這次也是一樣，讀完后就在朝堂上夸贊他的才華和成就。被皇帝夸獎原本是件好事，但對蘇軾來說則未必。眼見這位多年前就有著“太平宰相”美譽的人即將受到朝廷重用，蘇軾平日里積攢和開罪的那些政敵，如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以及王珪、蔡確、呂惠卿，包括沈括等人，開始坐立不安起來，他們決定羅織“莫須有”的罪名，永除這塊心頭之患了。于是，便有了這場自北宋開國以來由詩歌引發的最大規模的文字獄：“烏臺詩案”。

《湖州謝上表》是御史們在彈劾蘇軾時曾兩度提到的重要“罪證”，何正臣、舒亶等人從這篇純屬官樣文章里找出了如下幾句：“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痹谒麄冄壑?，“新進”是有特定含義的，意在譏諷新黨人物，而“老不生事”則暗含不合作之意，“牧養小民”就是公開指責變法了。蘇軾一入仕途就卷入了新舊兩黨之爭，不是他生性好斗，而是他的政治觀念以及學識都與王安石的新法格格不入，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例外都站在舊黨一邊。王安石人稱“拗相公”，當他的政治理想與急欲勵精圖治的宋神宗走到一起時，其自負、固執、偏狹的人格便暴露無遺了。王安石一直視耿介率性的蘇軾為政壇勁敵，多次勸神宗應及早貶黜蘇軾，但宋神宗惜才，很希望能將蘇軾的才華收為己用。熙寧新政的初衷是為了“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美好的愿景卻帶來了民不聊生的困窘。新政失敗之后，王安石被罷相，但是，一幫被他提拔起來的新黨小人趁勢掌握了朝中大權，如呂惠卿、蔡京之流迅速得勢，一些士大夫也趁機趨炎附勢，獲取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從熙寧到元祐，新舊兩黨的爭斗此起彼伏，而忠直耿介、視富貴為浮云的蘇軾自然成了所有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釘。

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宋代印刷出版行業空前繁榮，這為文字的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詩文的刊印速度與傳播范圍也開始呈幾何倍數增長。蘇軾作為那一時期風靡天下的大文豪，他的詩文每每一面世就風行天下，加上他性情隨和，交游交友廣泛，遍布社會各個階層，詩書畫樣樣得心應手，常常被人當作珍品來收藏，閱讀者更是數不勝數。如此一來，就為別有用心的好事者提供了搜集和整理蘇軾“罪證”的便利條件。御史們在確定了目標后，就四處搜羅蘇軾的詩文，連同他剛剛問世的文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也被用于呈堂證供。而且，凡是與蘇軾有過文字交往的人士，包括他的弟弟蘇轍、弟子黃庭堅、秦觀、老臣司馬光，甚至駙馬王詵等人，無一幸免，均被勒令交出蘇軾作品，無一遺漏。蘇軾與王詵往來從密，常有詩文唱和，王詵贈送給他的禮品也被作為贓物收繳了。杭州百姓不屑地稱之為翻“詩賬”。材料收集好之后，御史們又仔細研究，從字里行間尋找蛛絲馬跡，隨意聯想，引申，斷章取義，逐一羅列出駭人聽聞的罪名，予以構陷?！皡莾荷L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边@首《八月十五日看潮絕句》是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所作，詩人看見錢塘江上的弄潮人為貪圖獎賞而冒險出沒于波濤之中，于是有感而發。但在舒亶等人的眼中，這無疑是一首譏諷之作，是對“陛下興水利”的嘲諷。而事實上，蘇軾在杭州最大的政績就是疏浚運河和西湖：“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备尚Φ氖?，李定等人對《贈莘老七絕》一詩的攻訐：“嗟余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彼麄兎Q蘇軾“意言時事多不便”，意在嘲諷圣上閉塞耳目，不納良言，所以百姓不議朝政?？傊怯又?，何患無辭。烏臺詩案中涉及的詩文共計有詩歌近兩百首，各種札記文字十五篇，蘇軾在獄中百口難辯，受盡折辱，然而，“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最終，他只得一一招認，簽名畫押。沈括與蘇軾相識甚早，曾在熙寧前期同在館閣任職，他到杭州后索要蘇軾新作，蘇軾不知是計，于是親手謄抄于他，但沈括一回朝就將詩稿中影射新政的地方挑了出來，標明“詞皆怨懟”字樣，上呈給神宗。程頤乃當世大儒，性情古板，不近人情，曾被蘇軾嘲笑為“鏖糟陂里叔孫通”，意為泥古不化之人。蘇軾落難后，其弟子朱光庭、賈易趁機羅織罪名，打擊蘇軾，稱蘇軾所作“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是對神宗去世的幸災樂禍。由于世風敗壞，告密文化在這一時期達到了峰值，圍繞著蘇軾一案，各種丑陋下作的情態，在這群文人們身上體現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受到此案牽連的士人也多達數十人之眾，有的被革職，有的被貶職，有的被罰銅，不一而足。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彼^“怨”，即“刺上政也”（孔安國注）。也就說，從孔子開始，“詩可以怨”便成了中國詩歌的傳統精神之一。從先秦的“采詩”制度的設立，到唐代白居易作“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采詩官》）。都說明，詩歌在某種意義上擔當著為民生呼告、為民請命的社會功能，揭露社會的弊端，譏諷黑暗的社會現實，乃至抒發詩人內心的苦悶和哀怨，從來就是詩歌的本分。宋太祖曾以“不得以言罪人”為祖制，但這一祖訓在“烏臺詩案”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踐踏，也由此開創了北宋高壓政治和文化專制的惡劣風氣。十多年之后，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險遭禁毀。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態自此每況愈下，為王朝的覆滅埋下了禍根。經此劫難之后，文士們紛紛明哲保身，連蘇東坡也開始調整自己的文學策略，再也不敢多做詩文，而是將興趣愛好逐漸調整到填詞和書畫上來了。有人做過統計，蘇軾一生寫詩長達三十九年，平均每年創作詩歌數量超過六十首；而寫詞的時間約有二十九年，平均每年作詞十首。但是他到黃州之后，每年作詩不過四十來首，而作詞總共達七十九首之多，而且這期間所寫的詩多為應和隨性之作，而詞則多為名篇，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等。這一看似表面上的興趣變化和轉移，其實潛藏著詩人深層的心理活動動機，因為在以詩賦為傳統的古代中國，詞一直被視為文人遣情怡興之小調，不足大觀，真正能衡量一個人才學的仍是詩和大賦。東坡在黃州寫信告訴老友王鞏：“文字與詩，皆不復作?！庇纱丝梢?，烏臺詩案對他的內心沖擊巨大，一直心存余悸。這種有意識的文體選擇固然有著政治方面的個人考量，但若是從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來追溯，則顯得意味深長，作為文壇執牛耳者，詞在蘇東坡手里被廣泛應用，極大激活和推動了這一文體在后來的興盛。

詞是中國文化史上是一種相當獨特微妙的存在，它萌芽于隋唐，隨著民族大融合的不斷推進，來自的中土音樂需要配以演唱的形式傳播，起初它只是在民間小范圍流行，后來被文人吸納利用，成為歌筵酒席上用來助興的文學形式，所謂倚紅偎翠，淺斟低唱。再后來，作為音樂附庸之物的詞漸漸從中脫離出來，成為了一種獨立的嶄新文學樣式，既可隨時融入音樂唱腔，又可獨立成篇。但是，它仍舊只是一種純娛樂、純消遣的抒情文學，其主題拘囿于書寫男女之情、時光之嘆、傷春悲秋之感。與詩賦不同，一般來講，詞沒有明確的情感抒發對象，可以在任意場合對任何人演唱；再則，它的語言大多都精致華美，風格嫵媚婉轉，音律曲折多變，形式錯落多致，適于表達和傳遞人物內心的幽謐、細微、慎獨的情懷。詞的出現，讓中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里有了一塊隱秘溫柔的后花園。從此，“男子而作閨音”成為文學史上司空見慣的現象，盡管這種現象在古樂府詩中也常見，但至此愈演愈烈。作為一種唯美的文學樣式，詞的題材總體單一，內容狹窄，風格綺靡，品位不雅，個性也欠缺，這些因素都限制了它的成長，也與以儒學雅正為傳統的士大夫文學南轅北轍，因此就造成了這樣一種現象：民眾喜愛，而朝廷排斥。從晚唐到五代再到北宋，詞都一直在非常狹窄的空間生存著，同時也在不斷地調整中尋找著適應自己的生存模式。在蘇軾之前，范仲淹、歐陽修、張先等人都曾嘗試過在題材內容，甚至整體氣質方面拓展詞的邊界，但總體上來看，仍然沒有跳出一直以來的艷俗窠臼。正當詞需要一支如椽巨筆來打開自身全新境界之際，蘇東坡出現了，整個唐宋詞史也由他掀開了新的燦爛的一頁。

如果說“一蓑煙雨任平生”是詩人坦蕩豁達的人生自白，那么，《念奴嬌·赤壁懷古》則將個人的生活遭際納入到了歷史的煙云之中，壯闊的江山，悲愴的人境，如夢似幻的人生，蘇東坡用一種長嘯的腔調唱出了強者的心聲。這首具有強大藝術感染力的詞，把中國文人內心深處古老的激憤淋漓盡致地傳達了出來，在沉郁中保持了高昂的生命力量，堪稱詞中絕響。元豐七年（1084年）三月，東坡接到朝廷誥命，授汝州團練副使，即將離開生活了近五年的黃州，但仍然前途莫測，他作《滿庭芳》一詞述懷：“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痹娙祟櫮钏邳S州的歲月，說不盡的溫情，道不完的惆悵，千般萬難之中他已然洞悉了命運無常的力量，而厄運倒讓他平添了幾分直視命運的勇氣。兩年之后，蘇東坡在汴京與王鞏重逢，眼見這位因烏臺案受牽連的好友九死一生從嶺南歸來，還帶著容顏紅潤的侍兒宇文柔奴，他寫下了《定風波》一詞：“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焙靡粋€“此心安處是吾鄉”！當一個人真正具有了如此心境之后，還有什么力量能擊潰他的生命意志呢？

元豐八年，北宋政壇隱雷陣陣。蘇東坡在北上途中得知神宗皇帝駕崩，年僅十歲的哲宗繼位，改年號“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當蘇東坡信筆寫下“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詩句時，朝中反對他的人就御狀不斷，試圖阻止他歸朝。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說，蘇東坡總是能得到歷朝皇后的蔭庇，“在蘇東坡的時代，四個皇后當政，都極賢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許她們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斷善惡”。我想，這必定是與蘇東坡的人格魅力有關，除了才華學識，男人征服世界最終倚靠的是博大坦蕩的胸襟，而作為旁觀者的女性，她們眼觀朝堂心知肚明，或許最具發言權。高氏聽政后，即刻啟用老臣司馬光為相，大刀闊斧廢除新政。蘇東坡也在朝中急劇得勢，八個月之內連跳三級，官至四品中書舍人，最后止于翰林學士知制誥，后來又兼皇帝侍讀，可謂位極人臣了。由于“元祐更化”是以“母改子政”的形式出現的，相當于是將神宗新政全然推倒重來，如此一來勢必為后來的政局變化埋下仇恨的種子。蘇東坡深明此中大義，曾力勸與王安石一樣倔強的司馬光預防后患，對待新法也要擇善而從，但固執的司馬光不聽，氣得蘇東坡大呼：“司馬牛！”不久之后，司馬光病逝，烏云漫天涌來，眼看一場更加猛烈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蘇東坡見此情狀，再三懇請，朝廷終于讓他以龍圖閣學士身份出任杭州太守，時年他已五十二歲了。

元祐八年（1093年）垂簾聽政長達八年的高氏病逝，十七歲的哲宗皇帝親政，改年號“紹圣”，任用章惇為相。章惇當年與蘇軾同時進士及第，早年關系密切，雖然分屬新舊兩黨，但烏臺事發時他也曾上書援救，東坡被貶黃州后，兩人依然多有書信往來。章惇拜相后，為了贏得年輕皇帝的信任，干脆假想所有的元祐忠臣都是新皇帝的敵人，一批擁護變法派的大臣迅速回歸朝堂，呂惠卿雖因聲名狼藉未能歸位，但蔡京、曾布等宵小重新又把持了朝政，他們把打擊“元祐黨人”作為上位之后主要的政治目標，盡情發泄他們多年受排擠的積怨，章惇甚至還奏請朝廷對司馬光等人發冢斫棺，大有斬草除根之意。罷黜、貶謫的詔令一道接著一道，短期內就有三十多位朝廷官員被發配到了嶺南等偏遠之地。此時遠在北國定州的蘇東坡早就料到會有這樣一幕鬧劇出現，果然，他很快就接到了謫命，如同當年連升數級一般，這一次來了個大反轉，他的品級短時間內被一降再降，從根本來不及赴任的英州知州，到虛授的建昌司馬，再到惠州、儋州。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舟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保ā洞群A阻風》）這是蘇東坡在南下貶所的途中所作，云淡風氣，氣定神閑，絲毫看不出一個戴罪之人的慌亂與惶恐。在經歷了黃州之貶后，蘇東坡已經練就出了處世不驚、寵辱皆忘的心性，何況他已經在那個污濁的紅塵亂世中摸爬滾打了幾十年，除卻親情之外，他早已不再對個人名利得失有任何掛牽，垂老遠謫固然令人悲傷，但隨遇而安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如果我們能讀一下他在惠州寫下的《記游松風亭》這則文字，就能進一步理解他了：“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由是心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么時也不妨熟歇?！碧K東坡在惠州把這樣的人生觀發揮到了極致，這也是他廣受后人敬佩和喜愛的原因，他始終能在逆境之中向世人傳達出生命的喜悅感，一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蘇東坡一生與佛道有緣，他的好友里有不少高僧和得道之人，安貧樂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完善自我，這構成了他最基本的人生信條。1097年初春的一天，蘇東坡在嘉祐寺里伴著和煦的春風，睡了一場好覺，醒來后提筆作了一首題為《縱筆》的小詩：“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薄翱v筆”亦即隨手書寫，蘇東坡晚期的大部分詩作都是這般信手拈來，隨筆記下的，活到這般境界，文章于他而言只是附帶的產物了。沒料到，此詩后來經好事者之手傳到了汴京，引起了章惇等人的嫉恨：“子瞻居然還這么快活！”于是，朝廷下令將東坡貶往天涯海角之地：儋州?！柏熓诃傊輨e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泵鎸χ铺斓拇蠛?，蘇東坡盡管痔瘡疼痛難忍，但他并沒有絲毫的遲疑，他拖著六十二歲的病體橫渡海峽，來到更加炎熱潮濕之地?！皫X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歲余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碧K東坡置身此境，別無良策，唯有以隨遇而安的心境來與惡劣的環境相抗衡。他很快就融入到了當地的生活中，并在《汲江煎茶》中寫道：“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菽c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辈恢肋@首詩傳到汴京后，章惇之流又該當作何感想。無盡的苦難非但沒有泯沒蘇東坡過人的才華，和與人為善的天性，反倒為這位曠世奇才造就出了更加淡泊純粹的心性，生活的熱情隨之被空前地激發了出來，揮發成了自由自在的生命喜悅感，圓潤，通透，飽滿，一如蘇東坡的弟子黃庭堅所言，他后來的整個生命都是在“細和淵明詩”。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保ā读露找苟珊！罚┮曇粓鲇忠粓錾畹目嘁酆蜑淖優樯械钠婢爸?，這樣的人生境界確非常人所能抵達和效法，放眼中國文學史，又能有幾個人呢？閱讀蘇東坡的時候，我們總是很難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文學成就上來，雖然他留下來的那么多的詩詞聲聲入耳入心，但我們總是希望，而且也總是能夠從他的身上找到我們茍活的全部理由和價值，這并非茍且偷生之道，也不是庸常意義上的逆來順受，而是依存于人之為人的本心之中的一種生命善意，這種善意會時刻推動我們把不值得一過的人生盡可能過得圓滿，至少可以過得熱氣騰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蘇東坡是真正將詩學經驗與人生經驗熔為一爐的詩人，他對中國詩歌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他讓詩歌完全徹底地走出了廟堂、書齋、詩冊或石壁，走向了無窮無盡的曠野，當然也就走向了大眾民心。簡而言之，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詩，一首行走在廣袤人境里的不屈不撓的詩。如同沒有人擁有蘇東坡那么多的別名稱謂一樣，也沒有人擁有比他更多的故事和傳說，哪怕是牽強附會，以訛傳訛。人們樂于談論他，就像樂于向人傾訴自己的喜怒哀樂，而無論是極哀還是窮樂，都會滋養我們的生活。

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初九，年輕的哲宗皇帝駕崩，其弟趙佶繼位，是為徽宗。

元符三年二月，宋徽宗大赦天下，蘇東坡及“蘇門四學子”等人均獲詔，或內遷，或重啟。六月，蘇東坡渡過瓊州海峽，踏上北歸之途。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初，蘇東坡又一次經過大庾嶺，遙想七年前他由此踏入嶺海的那一幕，不禁思緒紛飛，他提筆寫下了《過嶺》：“暫著南冠不到頭，卻隨北雁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币粋€本欲終老南海之人，卻又一次僥幸北歸，但他依然保持著坦蕩，淡然，無怨無悔之心。而此時，章惇、蔡京已被罷相，一批元祐老臣紛紛起復，蘇軾即將入相的傳聞四起，“進國陪論”看似指日可待，但蘇東坡心如止水，隨著年事日高，他已然進入到了勘破、去執的境界：“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保ā队们绊嵲俸蛯O志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保ā蹲灶}金山畫像）》這年六月，早已被瘴癘之氣侵蝕、體質衰弱的蘇軾終于病倒在了真州，他預知將不久于人世，便給蘇轍寫信囑托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逼咴?，徑山寺長老維琳從杭州趕來探望，兩人以偈語應對：“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本S琳不解，蘇軾索筆寫道：“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边@便是蘇軾的絕筆了。

張執浩，詩人，現居武漢。主要著作有《高原上的野花》《萬古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