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小時候，我問父親：“我們老家是哪的？”父親操著一口外地口音說：“南路的?！蹦下吩谀?？父親沒說，我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家里來了一個青年，父親一見，眼淚唰唰唰地就往下掉，過了一會，從院墻外面傳來了父親號啕的哭聲，那哭聲一長一短，中間還夾雜著父親擤鼻涕的聲音?？蘼暢掷m了十幾分鐘后，父親抹著眼淚回來了。這一年，我五歲。事后，我才知道，這個青年就是從南路來的，他是父親的侄兒——甲靈。

父親嘴里的南路就是甘肅省的西峰，算起路程來也不遠，用現在的交通工具，一天可以打上一個來回，可是父親從十八歲離開家，到他去世，從沒有回過家。究其原因一來太遠，二來貧窮。

1935年，父親因和奶奶吵了幾句，只帶出了一雙鞋走了西安，他決心要混出一個模樣才回去。

西安太大，卻沒有父親容身的地方，好在父親有一身子力氣，他摸到一家雜貨店，成了一個受苦打雜的小工。雜貨店不大，接觸的人卻是雜七雜八的，在送貨的勞作中，他認識了一個后來改變他一生的人。

這人自稱姓劉，長得文文靜靜，是個讀書人。

父親見到讀書人，從骨子里就有一種親近感。小時候，由于家窮，看到本村和他年齡相仿的人進了學堂，父親摸著學堂的院門，帶著渴望的眼神往里看了看，又無奈地把頭縮了回來。

董志塬的人有一句順口溜：八百里秦川，抵不上董志塬的邊邊。廣袤的董志塬平整肥沃，風調雨順，連年豐收。偶有災年，豐年里儲存在地窖里的糧食也能抵擋三五年。民國十八年，整個西北發生了災害，很多地方已經餓殍遍地的時候，董志塬人還在品味著余糧，直到兵匪擁到了原上，才打亂了董志塬人的生活。但平坦的董志塬，卻缺少柴火。父親每天的活計就是打柴，拿著砍刀到溝里尋找柴火，每天他早早地出去，打上柴就背到學堂門口，一邊休息，一邊聽學堂里的讀書聲。

常年累月的聆聽，父親能順口背出《百家姓》《三字經》和《神童詩》，可怎么寫，依然是兩眼一抹黑。

文文靜靜的讀書人，又是一家子，父親見了自然親近了許多。送貨之余，他會在一家子的租住房里多待一會的，漸漸地兩人熟識了，父親認識了自己的名字，學會了一百多字，也知道他是一個教書先生。但讓父親覺得奇怪的是，一個教書先生怎么能用那么多紙墨，每次送紙都是幾刀，送墨都是幾大瓶。

疑惑歸疑惑，賣家卻不怕買家，有人買東西，店老板就有利，送貨的伙計，也能多掙幾個磨鞋底的銀洋，況且他是父親感到親近的讀書人呢。

1936年的初春，還沒有脫下棉襖的父親，就被他親近的讀書人拉進了屋里，神秘兮兮地讓他去一趟三邊，幫他送一封非常緊要的信，并告訴他，如果收信人不在，誰都不能給?？吹剿鼻械臉幼?，父親明白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什么話都沒說，買了一雙備用鞋就出發了。

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身汗還沒有干透，又一身熱汗浸濕了衣衫。

父親為了一句承諾從西安挑著一副貨郎擔來到了三邊。他的信沒有送出去，收信人因工作需要回了瓦窯堡，始終沒有露面。從此，父親卻把根扎在陜甘寧三省交界的打虎店子，只是在冥冥中，一直有一群人對他安排，給他任務。

在打虎店，他負責過糧草站，傳遞過信件、情報。

每一次來人給他的報號都是“西安老劉”。

而“西安老劉”只是父親的記憶，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父親看電影的加演片時，看到電影里的“西安老劉”被批斗的場景，才知道“西安老劉”不姓劉，才知道“西安老劉”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特務、叛徒。

從此他緘口無言。

二

父親所在的打虎店子的斜對面有一個古城，這便是明朝的饒陽水城。因為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城筑好了就叫做水城。臨水的溝邊有一條路，這是一條從花馬池向隴東販私鹽時必走的道路。從西夏開始，通往大宋的官道被西夏兵把守，世代食用鹽州烏池、白池食鹽的大宋子民，想要再食鹽州鹽，只能做賊一般，晝伏夜行，從山間的小路里販運。到了明朝，位于官道上的萌城設置了鹽業稽查，販私鹽的商客吼著“見不著個面面就招一招手”，穿山越溝也是走著這條山道。到了1936年之后，官道被馬鴻逵、馬鴻賓重兵據守，雖如此，通往隴東解放區的道路，運鹽的駝隊依然叮叮當當走過這里。

父親的油坊在溝的西岸，旁邊和對岸各有一家客棧，客棧不大，只有幾孔窯洞，每孔窯里都有一盤一年四季都熱熱乎乎的大炕。馱鹽趕腳的，進來不用招呼，往炕上一趄，掏出旱煙袋吧嗒吧嗒就吸將起來。父親很少去客棧，馱鹽趕腳的也不去油坊。只有幾個送信的郵差，趁人不注意溜進父親住的窯里，在拐窯的地窖里扔下幾張報紙、信件后，從父親的手中拿上幾十元錢或帶走一些煙土。那時，父親只知道自己是個油坊的大師傅，有人告訴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別的一概不問。不過，問了也沒人給他說。父親開油坊的本金絕大部分不是他的，買油籽、賣油的賬目，他讓一個伙計一筆一筆地記清楚，每年掌柜的都要打發人到油坊里算賬。還告訴他要把報紙經管好，不能讓外人看見。父親沒念過書，是個文盲，可他一個字都不會寫，但能認識字。有一天，他下到拐窯里取東西，才知道報紙的名字是《紅色中華報》。這種報紙父親很熟悉，對面的腳夫有時候就把報紙帶到客棧里，油坊的賬房常常到對面的窯里拿幾張過來看。那報紙賬房看完之后，隨手就扔了，并沒有什么寶貝，可放在父親拐窯里的報紙就成了寶貝。過幾天，又有人來了，吃過父親端上來的油潑面，跳進地窯把報紙和信件揣進懷里就走了，仿佛這一切都與父親無關。

饒陽水城是方圓最熱鬧的地方，每年都有廟會，都有唱戲的，每次立會唱戲，住在三五十里路的莊戶人都會拉上一只羊、抓上一只雞，或捏上二三十個雞蛋來趕會。晚上，家近的看罷戲翻幾架溝回去了，家遠的就住進了打虎店的那幾家店里。這時候，店家也最慷慨，一盤通鋪男男女女住上十幾個人，有錢的給上幾個，沒錢的也就算了，趕會聽戲，一年能有幾次？

父親的油坊這幾天也是最熱鬧的，來看戲的，大多數人都稍帶著拉來了自家種的胡麻，到油坊里換回自己一年所需的清油。有些熟悉的，晚上干脆擠在父親的油氈炕上嘮一宵。

每到這個日子父親便特別小心，那些隨手扔的報紙被他藏得嚴嚴實實，就連腳戶們隨手扔的帶字的紙片都被他收拾得干干凈凈。

1939年，隨著國民黨反共高潮的不斷掀起，對陜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邊區的財政經濟嚴重困難。1939年2月，整個陜甘寧邊區掀起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風潮，勤勞的父親，日子并沒有改變多少，但他已經覺得，從這時起，通過打虎店的運鹽隊伍越來越多。尤其是1939年5月，在國民黨165師與地方保安隊向隴東的鎮原、寧縣進攻雙方擦槍走火的時候，這條小路更是熙熙攘攘，過往的騾馬多了，店家的接待能力明顯不足，以前能夠供應給商客的物資常常短缺。這時候，有人拉來了草料堆在父親的油坊旁，派來的伙計擠在了父親的炕上，父親從此又監管起那一垛草料的發放，可對外，他還是開油坊的劉掌柜。

從1939年至1943年間，父親的榨油產業漸漸退居到次要位置，更多的是協調運鹽馬隊的南下。每天從花馬池鹽湖經三山兒到石子河，過打虎店，走西華池或入洪德的騾馬絡繹不絕。他們每次過來只須寫下一張二寸寬的紙條扔給父親，就能背走一背篼草料。

待在山溝里的父親干的是自認為應該干的活計，至于為什么，他不想知道。即使他想知道也沒人告訴他，甚至和他聯系的上級領導，也不知道，不了解詳情。

掌燈時分，父親坐在油坊里，聽到一隊隊趕腳的扯著嗓子唱著曲兒：“趕罷了那個騾馬會，人山人海好紅火，噢啾，咧咧咧咧，好紅火那個好紅火，捎帶上一把南路貨，去那三邊把鹽馱，哎咳喲。把鹽馱，哎喲，去那三邊把鹽馱，哎咳喲，把鹽馱?！边@歌父親聽了很多遍，每一次聽到“南路貨”時，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

但無論如何他都不會想到，從打虎店走到隴東的鹽，并不是給他的父老鄉親吃，而是賣給了國統區，換回了大量的布匹、紙張。父親的一生有時候活得并不明白，他至死都不知道，那時候民國政府派出要員到陜北的定邊、鹽池、花馬池鹽湖，專門做鹽的生意。他還不知道，1941年日本人占領了兩淮地區，淮鹽吃不上了，1942年日本人占領了山西運城，解鹽也吃不上?？甥}是重要的生活物資，不吃鹽，人就無法生存，不吃鹽老百姓就要造反。于是，國共兩黨經過一段時間的摩擦后，再次合作，把花馬池的食鹽通過父親油坊前的這條山路一路向南運進國統區，父親油坊前的這條山路竟成了國共合作的希望大道。

許多年之后，我得到一份資料，上面寫道：1940年抗戰相持中，百姓生活日顯艱苦。由于沿海鹽區相繼淪陷，蘆（長蘆）鹽、淮（兩淮）鹽運道斷絕，特別是晉南解池鹽場被日軍攻占后，陜中、豫西、川北的食鹽供應大為緊張。時任國民政府鹽務總局總辦的繆秋杰深知一旦鬧起鹽荒對軍事和民情將產生嚴重后果。經過通盤考慮，他認為除獎勵陜豫土鹽增產外，調運花馬池鹽（俗稱“浪鹽”）以救燃眉是最佳方案?？娗锝芙浐嗡旌秃问烙箙f調在重慶海關總署宴請董必武、葉劍英、博古同志，在定邊設立西北鹽務運輸處收運站，派人住在花馬池鹽湖負責鹽運。

從此，一條國共兩黨秘而不宣的合作之路，從打虎店的溝下（為防備國民黨檢查站的搜查），經洪德、慶陽、驛馬關，轉至平涼。

望著一支支南下的駝隊，走到離家鄉不足百里的小鎮，我想這定會勾起父親思念家鄉的心。父親在這大山深處，通過一支支駝隊向家鄉的親人發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問候，終于在1948年前后，迎來了自己的親人——三泉哥。三泉叔比父親大五歲，他倆是一個爺的后人，兩家住在門前門后，從小就生活在一起。三泉叔從走肖金的腳夫那里得到父親的消息后，他給任何家人都沒說，跟著腳夫來到寧夏，那時候，父親正在打虎店開油坊。那天清晨，在油坊前溝邊的那棵老榆樹上，一只喜鵲嘰嘰喳喳叫個不停，父親猜到會有喜事臨門，但沒想到來的是他朝思暮想的家鄉人。這一夜，父親徹夜沒睡，畢竟家鄉讓他牽掛的人太多，當他得知自己的父親在他離家第二年就已經去世，不由號啕大哭。又得知自己的哥哥已經結婚，并生下兩個兒子時，又欣慰地笑了。父親在癲與癡、悲與喜中度過了一夜。十幾年來，他把思念都壓在心底，強忍著、憋著，不讓它爆發。這一夜，當著自己堂兄的面，徹底迸發了，迸發得痛快淋漓，迸發得悲愴凄涼。

早晨起來，父親請人蒸了一籠饅頭，面南跪在河川道里，向他的父親和列祖列宗，燒了幾張紙，長長地磕下了一串響頭。

三

歷史常常就像天氣一樣，有陽光明媚，有烏云遮月，也有電閃雷鳴。1947年，正當三邊兒女系著紅綢子，跳著秧歌舞的時候，馬鴻逵的暫九旅悄悄摸了進來。瞬間，鹽池失守，定邊淪陷。父親油坊里那根長長的油梁靜靜地橫在那里。父親背著油簍子來到定邊城里打探情況，他沒想到，平日里熟悉的門庭換上了不熟悉的門牌。讓他更沒想到的是，曾經站在他面前乖乖順順的無業游民張世科，當上了國民黨縣政府的一個保長，張世科與父親平時并沒有什么過節，他的祖籍在麻黃山的唐平莊，出生在定邊姬原的張團莊，無業時經常在唐平莊和張團莊兩地跑，路過打虎店時，在父親的窯里歇歇腳，混吃上幾日，時間長了就對父親的油坊有了更深的了解。當張世科背著匣子槍、騎著一頭驢時就不認人了，他把父親追了幾道街，在楊三老婆的店里被抓。最后憑著張世科的一句話，父親就成了共產黨，連問都沒問，就被送進了國民黨定邊縣的大牢。

父親是個江湖人，雖然他很少到定邊去，可在定邊城里有很多朋友。父親被押后，第一個到大牢看他的是城南五里開車馬店的夫妻倆，這是一對給父親傳遞情報的信息員，他們給父親帶去的話只有一句：“他們讓你干啥你就干啥，只要能出來就行?！惫?，過了幾天，國民黨定邊縣長張維垣親自提審那些只憑一句話抓進去的“共產黨員”。在大堂上張維垣也只有一句話：“你要自首就簽字，不自首就待著?！边@一句話換來了幾百人的自由，父親也是因這句話簽字后自由了。自由后的父親，當晚就一路向南走了，南邊有他的基業、他的朋友。這一次，父親沒有到打虎店，他來到了紅柳溝，在一個小土坯房里，找到了曾和他單線聯系的區委書記兼定邊游擊大隊大隊長白天章。

白天章給了他一頭毛驢和幾匹白皮，讓他再回打虎店。打虎店是一座靈山，山里住的全都是淳樸的百姓。父親在那多年，這一方百姓大都知道父親的根底，但大家只是把他當作朋友，當作油坊的大師傅兼掌柜的。父親以打虎店為基礎，開始發展他的產業。自小扛著貨郎擔的父親具有一定的經營能力，一年后，他的店鋪就遍布陜甘寧三省，雖然每一家都規模不大，但種類各異，特色不同，有酒坊、油坊、豆腐坊，父親也便在陜甘寧三省來回巡視經營。他的產品又成了定邊縣游擊隊的日用品，他居住的那幾孔窯洞又成了定邊縣縣委、政府和三邊分區領導的臨時棲息地。為了便于經營，他在紅柳溝又蓋了一間土坯房，父親終于有了自己的房屋。

父親的小作坊就像滾雪球一樣一個勁增長，一共七個，遍布陜甘寧三省的兩道溝叉，然而父親知道，他的店不是他的。1954年，當共和國開展公私合營的時候，陜甘寧三省交界縣的基層領導都找到了父親：“你的那幾個店入不入社？”“不入給人家說個啥，入呀?！备赣H心里明白，自己經營的店坊，本來就不是自己的，可往哪入，父親卻犯了難，他的店遍布三省，入到哪里，他就要生活在那里。經過幾天的思慮，他決定入到寧夏鹽池的麻黃山供銷合作社，從這一天起父親便成了合作社的職工。

俗話說“藝多不養人”。父親懂得釀酒、淋醋、磨豆腐、榨油、制糖，而且與這些技藝相關的鍛磨、建油坊等他也是十分熟悉。我曾默默地想，父親的這些技藝是從哪里學來的？尤其是制糖，陜甘寧三省地區無制糖原料，無人傳授制糖技術。而在西安挑起貨郎之時，也應無處學此技藝。1956年鹽池成立糖酒粉廠時，父親從山上調到山下，成了幾十個青年、婆姨的師傅，挑起了糖酒粉廠的大梁，他領著大家不僅釀酒、淋醋、做豆腐，還熬出了水果糖。區黨委、政府，縣委、縣政府先后給他頒發了印有三面紅旗的“甲級先進生產者”獎狀。沒有上過學的父親站在全區先代會上代表他的企業吼出了“向無糧酒廠邁進”的口號，父親的照片第一次登上了報紙，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照相。

然而，技術全面的父親卻有兩個無法彌補的硬傷，他沒有上過學，雖能認識數百個字，卻雙手劃不了個“八”字。他雖沒有給國民黨縣政府交代泄密組織上的任何機密，但他曾在自首書上簽過自己的名字。在1962年，父親因為他的這兩點硬傷，尤其屬于政治不堅定分子，被精簡了。這一年，父親已經不再是光棍，他把家安在了鹽池。精簡后他不能像其他千萬人口遷徙回原籍，只能留在當地。但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更多的生活壓力和責任，在家里添了更多嘴巴的父親，在斷了生活之路后，只能重操就業，又挑起了貨郎擔，再次向南。

從寧夏到西安要翻越無數座大山，但每一座大山都被彎彎的山路串了起來，從寧夏到西安被山路串起來的不僅是大山，還有三塊聞名的平原。一塊是父親現在生活的寧夏平原，這里有父親的希望和未來；一塊是父親的出身地董志塬，這里有父親的根；還有一塊是承載西安文化的八百里秦川，這里是父親為了延續根的傳承，走向未來的希望之地。一次次往返于西安和寧夏之間都要經過西峰，都要經過董志塬上的上劉村（后改名為東坳村），但父親從沒有下過車，他知道如今的他一事無成，他無法面對家鄉的父老。

父親從西安往寧夏倒販香煙、旱煙等物，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但是隨著政策變化，父親不能再走西安了。在萬般無奈之下，他趕著毛驢車，拿起鍛磨的家具再闖南山。父親的南山就是他曾堅守多年的陜西定邊紅柳溝、姬塬、寧夏鹽池麻黃山和甘肅環縣的秦團莊等地，就是那個他把青春年華拋灑的地方。他到了這里，就像回到家了一樣，鄉里鄉親地格外親切。幾十年后，當我來到這里，這里的老人們都能說出父親的名字，能找到幾個和父親拜把子的哥們弟兄，還有曾在他店坊里干活的伙計。他們對父親的根基清清楚楚，知道他十幾年住在打虎店的窯洞里為了啥，也知道父親在1959年當過勞模，被記者寫了文章、照了照片登在報紙上的事情，可他們從沒有在任何人面前露過口風，他們已經把父親當成了自己的家人，把他默默地藏在心里。

從60年代到70年代，父親就在這含有濃郁親情的鄉親們庇護下，度過了最困難的日子。

山里人就像山里人唱的山歌一樣，通俗、明快、爽直。父親在城里的抑郁，只有到了山腳下，才能甩得一干二凈。但是，生活的重擔又將父親壓得喘不過氣來。每年秋收季節，父親便趕著毛驢車到山里去鍛磨、榨油，到了春節前夕，他才拉著自己辛苦的勞動所得轉回家來。而仲夏之時，在烈日下，他在城墻腳下把城磚一塊一塊拉到各個工地上，只能賺取幾分錢。

重壓、操勞、辛苦，漸漸壓彎了父親的脊梁。1978年開始，全國各地開始了平反甄別，有知情人士告訴父親，說是“西安老劉”已經恢復了工作，讓他去找“西安老劉”為自己證明，父親輕輕地搖搖頭，他覺得送信是他自己愿意的，丟失工作是因自己的信念不堅定，在自首書上簽了字。幾十年過去了，他不想給任何人帶去麻煩。1979年初春，剛強了一輩子的父親終于睡倒了。連日的咳血、瀉肚折磨得他精神萎靡，強烈的思鄉之情又使他夢魘不斷。1980年之后，和父親一起簽過字的那批人全部恢復了工作，父親卻長眠地下。父親十八歲出門到六十一歲去世，在外漂泊了四十三年。在這四十三年里，他一心向南，可再也沒有回到南路的家。父親去世之后，他的墓穴鑿在城北的大墩梁上，面向南路。

南路有他的根，有他的家，有他的祖先和親人。

他躺在高高的大墩梁上，永遠面南。

 劉國君，60后，寧夏鹽池人。出版散文集《一路走過》《民國寧夏縣長錄》、長篇小說《五座塬》。曾獲全國第十八屆全國優秀社會科學普及作品獎、寧夏第十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果獎、寧夏第九屆文學藝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