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冠疫情爆發一年多以來，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前，隨著各國廣泛開展疫苗接種，我們看到了疫情終會過去的曙光。而因疫情帶來的某些思考，仍會持續深入——比如說，我們怎么看待生命？本期《天涯》推出“我們的生命觀”討論小輯。林淵液、李壯、江子從各自的經驗出發，在微生物、口罩、疾病、個體生存等切面上，體察例外狀態的多重可能，在構建新的生命觀的過程中，呼應我們時代的對話范式轉向，期待以關于生命的思考抵達理性之境。

現推送李壯《新冠時期的生活與生命》。

新冠時期的生活與生命

李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一年多之后，我坐到電腦前，開始努力敲打鍵盤并且敲打自己的腦袋——我試圖去談論疫情這件事情，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回到“最初的起點”，回憶起疫情最初進入我們生活的時候，我在干什么、想什么。

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過去一年中，我的腦袋先是被大爆炸般迅速膨脹的信息狂潮塞滿堵塞，以致無法轉動，緊接著大腦又在對“疫期生活”的迅速適應中被悄然掏空、變得轉無可轉，冰火兩極，融在一起幾乎是一片混沌。唯一清楚的，便是我依然活著——人們說2020年活著就是勝利，其實這是一句正確的廢話，任何人在任何年頭能老老實實活下來都是一種勝利；只不過疫情的肆虐，讓過去一年的勝利比其他勝利顯得更加勝利一些?；蛘哒f，活著是讓我們能去好好琢磨一下這種勝利。

那就把指針先撥回去。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庚子年春節我是在希臘過的。那段時間正趕上新冠疫情的第一輪“信息轟炸”，但凡遇到有WiFi的地方，我都會爭分奪秒連網打開微信刷刷國內的最新消息。在歐洲時間里刷著手機，跟武漢時間同頻共振，這感覺多少有些奇怪；更奇怪的感覺在于，手機里草蛇灰線的分析猜測和“大事不妙”的情感氣氛明明已如此具體和真切，抬起頭來，南歐的慵懶生活還照舊是那樣的云淡風輕、歲月靜好——兩種現實疊加在一起，人會有分裂的感覺，仿佛“現實”本身已經被它自身的強大沖毀了似的。

那時我還沒有想到，不久之后，南歐也會被新冠病毒沖擊得一地雞毛。

其實疫情的痕跡，在我離京出游之前便已經有所顯現。為了錯開出行高峰，我提前請了年假，趕在除夕前幾天啟程。那時候“新冠肺炎”還叫“不明原因肺炎”，信息場上能夠看到的病例還只有零星幾位，地點坐標還局限在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表面看上去，跟北京扯不上太多關系。但出于安全考慮，我和妻子還是戴了口罩去首都機場——口罩是N95，原本是囤在家里防霧霾用的，近幾年霧霾減輕，戴得不多，這時候倒派上了用場。機場的情形大致如常，人潮洶涌，印象中好像也沒遇到太多額外檢測環節，倒是妻子一路都在抱怨戴了口罩喘不上氣，導致我全程增加了安撫情緒環節。上了飛機，口罩一摘，該吃吃該睡睡；環顧客艙，十幾個小時飛行過程中，全程佩戴口罩的乘客幾乎沒有。

待到在希臘玩起來后，我們才漸漸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先是朋友圈內各種征集物資的信息、“告急”一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然后是武漢封城的消息正式傳出，接下來便是全國各大城市紛紛出現病例報告……結合對病例癥狀的描述分析，大家心里漸漸有數：“這怕是SARS又來了！”SARS，俗稱“非典”，2003年鬧過一回。那時候我不在北京，而是在老家青島讀中學，天天看著報紙上的數字和消息，第一次知道，在現代社會、在我們身邊，居然還會有致人死亡的瘟疫出現。那年的“非典”疫情沒怎么波及到青島，十四五歲的男孩子也不會借此去思考什么生死問題，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就基本等于沒經歷過“非典”。那么，這一場顯然會波及到北京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就成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直接面對的集體性生命安全危機事件。

我不得不坦白，在最初的幾天里，我在擔憂、牽掛和恐懼的心情之中，其實還摻雜了一絲絲隱秘的、源自于“抗擊危情”的興奮感。這確實不對，但并非毫無道理：其一，疫情爆發之初那幾天，公開的感染病例數字和死亡數字都不大，我能感覺到情況比較麻煩，但完全沒想到最后在全世界會死那么多人、會對每個人的生活造成那么大的沖擊（后來，當社會各界抗擊疫情的情形被我們更廣泛地看到，我的內心就迅速被悲壯和激憤的情緒完全填滿了）。其二，雖然我很快就要回到北京、回到疫情沖擊波的殺傷范圍之內，但至少彼時彼刻，我身在國外，擁有十天左右的“心理緩沖期”。換言之，我當時是在相對“安全”的語境中，去充分地準備迎接某種真實卻又帶有隨機性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人的情感世界會變得很微妙。張棗的《鏡中》有一句：“危險的事固然美麗?！币咔橐稽c兒也不美麗，但它確實危險；而危險能夠刺激我們腎上腺素的分泌，迫使我們迅速行動，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這在我們這代人身上，并不是常常得以經歷的事情。

毫無疑問，我們的確迅速地行動了。身在國外，國內的抗疫暫時幫不上忙，只好先顧自己。最直接的行動就是買口罩。到雅典第一天，逛街時路過藥店，順手買了一盒口罩，當時還在猶豫會不會是杞人憂天，大老遠地揣一盒口罩回國會不會顯得反應過度。不料剛過幾天，就開始后悔買一盒買少了，于是上了圣托里尼島，第一件事不是拍照打卡，而是打開地圖搜“附近藥店”。一家家藥店摸過去，卻得知口罩近幾日已迅猛售罄，都是中國游客買走的；有一次正跟店員“Mask，Mask”地比畫著，身后一推門又進來一幫同胞，相視一笑，知道都沒買到。直到離島當天早上，妻子還多次氣喘吁吁地跑到離住處最近的那家藥店，蹲在人家門口，像等待戈多一樣等待那批“聽說明天上午會到貨”的口罩?！奥犝f明天上午會到貨”這句話，店主人已經連續說了三天。毫無意外，直到我們離開圣托里尼島，那批口罩依然天荒地老般地維持在“聽說明天上午會到貨”的進度里。最后是店主人瞅著妻子實在太過可憐，從倉庫里翻出一盒壓箱底的存貨賣給了我們——嚴格來說，這盒存貨甚至都不能算是口罩，它們連熔噴層都沒有，幾乎就是加裝了掛耳的兩層紙。即便這樣，這盒靠“賣慘”得來的、完全不成樣子的“口罩”，依然給我們帶來了些許預期之外的欣喜和安慰：“有總比沒有強，再不濟總還能遮遮鼻子擋擋嘴?！笔聦嵣?，在我們回國之后口罩最緊缺的那段時間里，它們也真的派上過用場：我和妻子把它們加掛在N95口罩的內側罩住口鼻，以便讓外層珍貴的N95可以多次使用。

經驗的世界，理性的世界

之所以特意回顧滿希臘“化口罩緣”的故事，是因為它最直接地體現了人類在面臨危險時的本能反應：迅速行動起來，盡一切可能去搜集儲備那些能夠保障生存、助力自己渡過危機的稀缺資源。在“聽說明天上午會到貨”這句話面前，所有的“懶癌”和“拖延癥”都被治好了：我們一次次奔向應許中的藥店，就像二十萬年前的早期智人奔向自己的捕獸坑或漿果叢。

突如其來的危機，喚醒了我們體內繼承自祖先的習慣基因。這些習慣基因，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幾乎已經絕跡。我們——或者更準確地說，居住于現代城市中的為數眾多的中國人——生活在一個物質豐饒、分工精細、體系健全的世界里面。我們需要做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獲得和儲備盡可能多的一般等價物——用人話說，就是“悶頭掙錢”。在錢沒花光的前提下，我們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餓了點外賣，冷了網購衣服，生存的基本需要完全不必擔心。尤其對于八零后、九零后來說，現代生活幾乎已經成為常識，成為了肌肉記憶，“匱乏”對于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從未有過的體驗。

因此，這次疫情，對我們生命體驗帶來的最重大的改變，就是讓我們在毫無準備的狀態下，進入了一個陌生卻古老的“匱乏世界”：一些對保障生存非常重要的急需資源，變得緊缺起來。

對于這樣一個世界，我們很多人都是不熟悉的。事實上，人類在生存層面上開始較為普遍地告別匱乏，最早也只能從工業革命開始算起；具體到中國，如果以大多數人的溫飽無憂為標準，大致得從改革開放開始算。不論怎么算，都不會超過幾百年的時間，這跟人類漫長的歷史相比，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在此意義上，“匱乏”倒比“豐饒”更接近人類生命經驗的主旋律，只不過近現代以來生產力的指數級發展在無形中修改了我們對世界、對生存本身的認知，我們好像已把豐饒——有基本保障的生存——默認為理所當然。這次疫情，在某種意義上將我們引向了“生命體驗”的返祖：我們跑、我們找、我們琢磨各種辦法，為了能獲得一些并不足以供給每個人的生存物資。

不僅是口罩?；氐奖本┖?，因為擔心飲食服務行業，尤其是物流運輸行業受到疫情影響，大家很快展開了“深挖洞廣積糧”的生存實踐。在我的家里，大米、大白菜、牛羊肉卷、花生油、火鍋底料迅速占領了冰箱、儲物間甚至床底?！岸谑澄铩迸c“囤口罩”一樣，都是出于對已經或可能出現的匱乏情況的恐慌和應對，都是我們這代人生命中高度反常、幾乎陌生的經驗。

有趣的是，后來的情況也同樣證明，這種經驗確實不會成為常態：在疫情爆發之初全社會“措手不及”的階段過去之后，口罩的制造產能迅速被調動起來，生活物資生產運輸方面也沒有出現大的問題。我們的日常生活迅速回到了正軌（甚至慣性）之中——舉一個最直接的例子，我們家在2020年春節囤下的火鍋底料，直到2021年春天都沒吃完。我們照常加班，照常點外賣，照常在周末往海底撈領一枚桌號，然后去看電影。

我想，在這里或許存在著某種建設性的啟示：疫情的沖擊，使我們對生活中那些習以為常乃至視而不見的部分重新產生了感知。吃得上飯、出得了門，并不是那么理所當然、“從來如此”的事情；一個人活在世上，把自己的方方面面打理好，其實也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當然，從另一個角度得出的結論也同樣成立：這個世界依然是堅固的，一次破壞力罕見的疫情沖擊了它，卻沒有毀掉它，許多事情依然按照曾經的方式在發展。

疫情短暫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形態。在經驗和情緒的領域，它將我們浸入一個全然相異的、充滿生存危機感的世界；然后，我們又被一把拉了起來——如此迅速，浸入又撈出，像阿喀琉斯被忒提斯倒拎著浸入冥河一般。而在“經驗世界”之外，這一年多來被談論更多的其實是“理性世界”，也就是我們腳下這個看得見摸得著，客觀對象化并可以用GDP和貿易順逆差數字計算的世界：對的，就是那個真實的空間，其中安放著越來越復雜的人類社會組織形態。

這個“理性世界”的恢復，看起來要比“經驗世界”的恢復來得緩慢一些。然而這個世界終究也正在被治愈，正在恢復元氣。疫情爆發之初，“逆全球化”和“全球化瓦解”一度成為輿論場上的熱點話題。而今再看，擔心一場疫情會從根本上摧毀人類現有的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這大可不必；認為現存世界即將在總體上走向隔離和對抗，也沒有足夠的論據支持。2020年在希臘時，我隨身攜帶著英國學者大衛·阿布拉菲亞的歷史著作《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伴隨著手機里的疫情消息，我再次讀到了那段此前已有過了解的故事——兩千多年前的另一場瘟疫：“伯羅奔尼撒戰爭過程中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死亡，造成這種結果的既有疾病又有人類的殘酷行為。瘟疫（可能是鼠疫）于公元前430年到達希臘，并摧毀了雅典。地中海上的交通線總是為流行病的傳播提供路徑，文獻中記載的一些更為典型的案例，如六世紀查士丁尼時期的瘟疫以及十四世紀的黑死病，都將戲劇性地揭示這一點?！?/p>

只言片語。事實上，伯羅奔尼撒戰爭后期襲擊雅典的瘟疫，被認為是雅典在戰爭中敗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雅典的衰落，在阿布拉菲亞的論述中可視作地中海地區第一次秩序大統一的瓦解。即便如此，留給這場瘟疫的也僅僅只有這么幾句話?；蛟S，一種原有秩序的變更乃至瓦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支撐這種秩序的邏輯依然牢固，就像雅典雖然衰落，只留下我腳下這片輝煌的廢墟，但地中海仍在，人類對貿易和溝通的渴求仍在；相比于病毒，那些木頭船只上滿載著的谷物、毛皮、水果和橄欖油，才更加接近人類歷史的核心。于是，在雅典之后，還會有查士丁尼時期的地中海交通線，還會有十四世紀的地中海交通線——甚至，還會有繼續伴隨著它們的瘟疫。

而瘟疫，本身也正是人類文明秩序高度發達并且命運相互捆綁的重要表征。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中，賈雷德·戴蒙德認為：“人群病只有在積聚起眾多的稠密人口時才可能出現。這種人口的積聚，隨著大約一萬年前農業的開始出現而出現，然后又隨著幾千年前城市的開始出現而加速發展。事實上，許多為人們所熟悉的傳染病得到證實的最早出現年代，竟晚得令人驚奇：天花出現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流行性腮腺炎出現在公元前400年，麻風出現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質炎出現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現在1959年?！睋Q言之，“當人口的數量和集中達到一定程度時，我們也就達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至少能夠形成并保持只有我們人類才會有的人群病”。在此意義上，新冠肺炎這樣的疫情，本身正是人類文明發展、理性世界擴張的伴生物甚至“信物”。在象征的意義上講，這類病毒的真正宿主并非個體的人，而是發達、活躍的人類文明。不斷與類似的危機遭遇、對抗、共處，既是祖先的古老記憶，也是我們的未來命運。

房間、街道與肉體

現在，回到個體，回到我自己。

我家的窗口正對著北京地鐵13號線。那是北五環外，13號線像一條缺氧的魚一樣浮出地表，所過之處濺開兩行金屬水花。我喜歡坐在窗臺上看地鐵開過來，那截反射著太陽的細長的鐵，從粉的花、綠的葉、黑亮地招搖著工業朋克風的巨型高壓電塔群中穿過，轟隆隆的，在巨大的儀式感中做著循環往復的事。

就跟生活一樣。

原本都只是周末看。2020年春，拜疫情所賜，我幾乎天天都坐在窗臺上看地鐵。從希臘回來（我萬幸地趕在疫情全球擴散前返程回國，再晚幾天恐怕真的會滯留海外），我的假期被迫延長。春節過后，大部分行業都推遲了“上工時間表”，千千萬萬的人變成了“宅男”“宅女”，大把自由時光積壓在手里，一方蝸居似乎要與人相伴到地老天荒，一時間讓人懵圈。出門是萬萬不敢的。北京疫情已經四處開花，離我最近的一例確診病例，直線距離僅有一點四公里，我從窗上可以直接望到那片被封閉隔離的小區。偶爾不得不出門買菜，必然是武裝到牙齒，回家之后把白酒（消毒酒精市面上早已脫銷）灌到澆花的噴霧器里，對著自己一頓猛噴，室內的空氣在醬香、濃香、清香、芝香間反復切換。大多數時候只能乖乖待在家里。但待在家里做什么呢？看書？心里不靜，每天最多看四五個小時。刷手機？看到朋友圈里的吵架就心煩。有一段時間我隔三差五通宵看足球比賽，可惜沒過多久，疫情攻陷歐洲，五大聯賽和歐冠瞬間停擺，一場都沒得看了。只好刷劇、刷電影、重玩本科時代的電腦游戲……爽了幾天，眼睛和腦袋一并疼起來，于是也沒了熱情。

最后的最后，我又坐回到窗臺前，看地鐵。

我寫過一首關于地鐵的詩，很短，只有三行：

午夜的站臺空空蕩蕩

消失了，地鐵

這饑餓的蜈蚣

詩的題目叫《午夜站臺》，我拿它作為自己第一部詩集的名字。我喜歡一切反常的事物，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喜歡一切過于堅固的正常和正確背后那些不慎流露的反常瞬間，喜歡充滿真實質感的不真實。比如末班車開走后的地鐵站臺。比如空載回庫的地鐵車廂。比如一枝玫瑰躺在沒洗的菜刀上。比如從完好的雞蛋里磕出一枚智齒。

現在，沒有什么比疫情期間的地鐵更加不真實了。我是一個擠地鐵上下班的人。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鐵擁擠無比，人的身體和沉默在那里顯示出不可思議的彈性。如果不是在地鐵里，我很難想象它們可以承受那么強、那么生硬的擠壓。如果從外面望去，那些塞得滿滿實實的車廂恐怕已不再像蜈蚣，而更像是艱難蠕動的豆蟲。我有時會想象它體內的壓強，會想象它終于被撐得爆開，有些東西飛濺出去——飛過鐵路護欄、飛過綠化隔離帶、飛過高壓電塔里閃電們的咝咝低語、飛過清河營南街路面上貼違章罰單的交警，“啪”的一聲甩糊在我家的窗玻璃上。

然而在2020年的春天，地鐵上幾乎沒有人。我從窗臺上望過去，目光直直地穿透車廂另一側的玻璃扎進地里。沒有人影。這幾乎是徒勞運行的地鐵，它被無辜地掏空了內心，卻依然要如常奔向一個又一個已無人等候的站點。一輛地鐵載著它自己跑著。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我感受到一種巨大的、潮涌般的孤獨。我很想下樓摸摸它冰涼的腦袋。

事實上不只是地鐵。樓下的整條街道都鮮有人跡出現，充滿了巨大的、潮涌般的孤獨。同齡人宋阿曼在小說《然后我們一起跳舞》里的這樣一段描寫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出門時，城市還一派睡意朦朧，街道空無一人，紅綠燈寂寞地轉換著，顯得多余。習慣性地，即使沒有車和行人，我還是等到對面紅燈轉綠才通過人行道。這感覺像是處在末世電影里，靠遵循文明的規則來彰顯人性的幸存。

她寫的就是疫情期間的街道。真的是這樣。人和車輛都消失不見了，很難想象繁華的大都市可以變得如此清冷孤獨?！斑@感覺像是處在末世電影里”，然而規則還在，一個人還會繼續遵守著已然無效的紅綠燈的指示，荒誕里寄生著人性的幸存。

在空蕩蕩的街道上，一個等紅燈的人被凸顯出來。同樣地，在空蕩蕩的日子里，人自身會被凸顯出來。與個體日常生命運行直接相關的許多活動細節都重新進入了我們的關注視野。像自己買菜做飯、每天清理居住環境等行為，在一線城市的很多年輕人中原本是“稀缺行為”或“非日常行為”，卻在疫情最嚴重的那段時期變成了生活的“中軸線”——那段日子里，中國人生活中的關鍵詞，從“掙錢養活自己”變成了“動手養活自己”，這里面的細微差別其實有趣，我覺得頗值得小說家們寫一寫。

更加凸顯的是肉體本身的狀態、反應。我們大概都曾經帶著相當警惕的態度關心自己的肉體：怎么呼吸有點費勁？為什么咳嗽了一聲？今天身上肌肉乏力，這難道是新冠中招的癥狀之一？頗有些草木皆兵的味道。最后事實往往證明，呼吸費勁是因為在家里憋得慌，咳嗽一聲是因為你平日就經?？人?，至于肌肉乏力則純粹是睡得過多導致。我們怕肉體“作妖”、毀滅。在警惕之外，更多的或許還是依賴，畢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身體自身的免疫力都是抵抗新冠病毒的唯一“特效藥”。也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在疫情依然未完全消停、北京剛剛小規模開放運動場地的時候，就開著車滿北京城趕球局踢足球，極端時甚至一個上午在北五環和東五環連趕兩場。呼吸到自由的空氣讓我舒爽。透徹到每個毛孔的大量排汗令我迷醉。肉體蘇醒的感覺讓我深感安全。兩個小時的瘋跑過后，我像死狗一樣躺倒在草地上，側頭望著視野中90度橫躺下來的大廈和玻璃幕墻，確信自己活著并將繼續活下去。

我們不關心肉體已經很久了。我不愿以俗套的隱喻方式，把新冠病毒的肆虐說成是什么“提醒”“警示”“啟迪”；但它的確使我們在一段時間內格外注意到了自身肉體的存在。如果說這場疫情對我們所謂的生命觀有什么沖擊和改變，那或許就是，它有意無意地讓我們重新想起，人終歸也是一種動物，肉體是我們的命門，也是我們的堡壘。

一年多過去了。如今，一切正在變得正常，對于許多原本并不正常的事情，我們也正在慢慢習慣。所謂的習慣，其實就是把原本異質性的元素，內化成了肉體無意識動作的一部分，甚至轉化為肉體自身的延伸物——例如，口罩似乎已經變成了臉的一部分，而進店出示健康碼的動作已經像進門脫鞋、掛衣服一樣形成了肌肉記憶。我知道在去年這個時候，很多人一戴上口罩就會憋得抓耳撓腮，那時候如果跟他們說你得把口罩連續戴個幾年，對方一定會亮出一臉生無可戀的表情?，F如今，我們的呼吸行為，好像已經跟口罩達成了共謀。甚至我們漸漸還發現了戴口罩的一些額外好處：沙塵暴、霧霾和花粉過敏的影響小了，這些不定期登場的騷擾者們如今撞上了常設的口罩之墻；街上帥哥和美女好像變多了，因為口罩遮擋住了大部分不協調的可能，我們根據一小塊臉腦補出來的往往是比較漂亮的容顏（除非對方的眼睛或發型實在太過難看）。更重要的或許是，我們在演戲的時候不必那么吃力了，在口罩的遮掩下，我們不再需要協調做好整張臉的表情管理，我們只需要保證眼睛不露餡——人活在世上，免不了得聽到令我們反感的話、面對令我們不適的人或事，極端的時候甚至一聽一面對就是幾個小時；如今事情會好辦很多，我們只需要讓眼睛流露出溫柔和善意就好。我們本已分裂的身心，從此得以直接分裂到臉上。這聽起來很殘忍，但當一個人無計可施的時候，合理合法的表情分裂不失為一種自我保護?？谡质菧嘏谋?，是擰巴者的避彈坑。

那么病毒呢，病毒是什么？它當然是我們要避開的槍彈，盡管在我們有限的日子里，需要避過的槍彈種類眾多，新冠病毒只不過是其中不期而至的一排流彈。此刻，流血的傷口已經干涸或痊愈，空蕩的街頭重新變得擁擠起來。然而流彈呼嘯而過的回音依然在我們心底敲擊著磁石般的問句：它是否觸摸過我？最危險的時候，它離我有多近？我無意之中，未必不曾吸進去幾顆病毒？它們立時便被免疫系統殺死了，還是成功做到了入侵，又在我不知不覺中被自行治愈了？很多問題是得不到解答的，就像生命本身一樣。但我始終相信，在疫情最肆虐的那段時間，我與我所有的同類一樣，都曾以赤裸的、終于平等的、近乎純粹概率學的生命，與這個世界共享著相同的邂逅與命運。我也愿意想象，2020年那段奇怪的日子里，當我在某一天的凌晨三點四十五分打開窗戶抽煙的時候，我一定看到過病毒，病毒也看到過我。

或許，就在我明滅的煙頭之下，它曾經摸出一枚骰子。時至今日，那枚骰子依然在世界的鼻尖上轉動。

又或許，它只是默默地掏出手機，對準了小區門口的二維碼迷宮，自掃健康碼。

李壯，青年評論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午夜站臺》《亡魂的深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