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導讀

一封遲到卻又及時的來信，并沒有演繹公主王子大團圓式的故事結局，哈爾濱姑娘馮淑慧最終還是選擇了遠嫁異鄉。多年后，當她再次流連于中央大街的圣索菲亞教堂前，青蔥歲月，因緣際會，動蕩變幻……命運的浮沉，于她，除了泛起心頭的漣漪，更有普通人不屈從命運，努力前行的堅忍、執著與頑強。有幸的是，生命中總有那么一些美好，讓我們笑對苦難，不輸自在。

但凡去過哈爾濱的人，還有哪個不知道圣索菲亞教堂呢？

作為土生土長的老哈爾濱人，馮淑慧當然很早就去過圣索菲亞教堂，并對它高高的尖頂、曲折的回廊、奇形怪狀的浮雕圣像印象深刻。哈爾濱開埠雖晚，卻曾是遠東最大的城市，當然它的洋派也是出了名的。所以打從記事起，馮淑慧就見慣了街上走來走去的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這些外國人當中多是俄國人和猶太人，也有俗稱“小鼻子”的日本人，因為和中國人長相差別不大，好長時間馮淑慧都分不太清楚。那時候日本人已經戰敗投降了，昔日耀武揚威的“皇軍”逃的逃，抓的抓，殺的殺，留下來的都是些走投無路的僑民，早丟了從前的跋扈，灰頭土臉的，見人就鞠躬，一副低眉順眼的樣兒。

這些都是馮淑慧在俄國洋行里當襄理的父親跟她講的。父親說，世道變了，咱們中國人可以伸開腰了。父親說這話時兩只小眼睛透著光亮。他招了招手，十歲的小馮淑慧就識趣地端起小酒壺給父親的酒盅倒滿了酒。父親高興的時候喜歡喝兩口，他喝酒只喝南崗區老裴家燒鍋出的二鍋頭。老裴家燒鍋當年在哈爾濱可是很有名的，一般人想喝都喝不著，得提前預訂。父親喝酒時對酒的要求挺講究，至于下酒菜就很隨便了。通常情況下就是兩個咸鴨蛋外加一塊大豆腐，偶爾也開開洋葷，來一根俄羅斯紅腸就酸黃瓜、黑列巴下酒。馮淑慧的父親在洋行里工作，他有這個條件。

父親那年虛歲五十，馮淑慧是他快到四十歲才得的小女兒。照理應該很是受寵，可惜身為俄國皮貨洋行的老襄理父親，雖然經常和“老毛子”打交道，嘴里時不時蹦出幾句俄文，但骨子里卻還是“老八股”，重男輕女的思想極其嚴重。所以，馮淑慧打小就學會了看人臉色，她幫母親拾掇屋子，搶著給要出門的父親找鞋、拿衣服，在鄰居眼里，她是個乖巧懂事、讓人省心的孩子。

順便提一句，馮淑慧的娘是個大字不識的家庭婦女，當年由父母包辦嫁給了她父親。父親本來不同意，不過最后還是在家里的百般催促下把她娘娶了過來，過門后就一直不得煙兒抽（不受待見）。只不過娘的肚子挺爭氣，第二年十月懷胎居然生了一對雙胞胎大小子，樂得遠在牡丹江的馮淑慧的爺爺一蹦多高，托人捎信兒，連稱兒媳婦給他們老馮家立了一大功。馮淑慧的父親心里頭也高興，他眨巴了兩下小眼睛，就上菜市場買了一只老母雞，親自下廚房燉了一鍋雞湯，連雞肉帶湯盛了一大碗，顛顛地給在里屋炕上坐月子的母親遞了過去，自此將這個婆娘攆回娘家的念頭也就斷了。馮淑慧倆雙胞胎哥哥剛到六歲，父親就忙不迭地把他們送到哈爾濱國立第三小學去上學，等到馮淑慧出生的那年，又把他們送到當時的偽滿洲國首都新京也就是現在的長春去考國立高等中學。馮淑慧的兩個哥哥也真爭氣，誰都沒落榜，齊刷刷地都考上了國立高等中學。

老一輩東北人都知道，當年在偽滿洲國能夠考上國立高等中學可是不得了的事。據說，學校里有很多日本老師，上課時都講日語，學生講不流利就扇嘴巴子。國高學生的校服也跟日本學校差不多，清一色的白襯衫、黑制服，腳上蹬著黑皮鞋，老師和學生見面彼此要鞠躬敬禮，總之，學校里的規矩特別多。還有個好處，上了國高之后學生的學雜費用就不用自己掏了，學習成績好的還有補貼，畢業之后優先保送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去深造，再不濟也能在偽滿洲國政府弄個差事?，F在想想，當時讀國高的所謂優厚待遇，不過是日本人在偽滿洲國實施奴化教育的一種手段，但在當時確實蒙蔽了很多人。眼皮子淺的且不說，連老襄理這種見多識廣的人也把念國高當成光耀門庭的事。誰能想得到呢，還不到十年的時間，不可一世的日本人連同他們扶植的偽滿洲國說敗就敗了。從感情上講，老襄理當然希望鬼子完蛋，但是身為父親的他理所當然地還是有點兒擔心他的兩個讀過國高的兒子。

馮淑慧的這對雙胞胎哥哥從國高畢業后都在長春謀得職業。大哥在二道警署當上了巡官，二哥在日本人開的洋行里做翻譯。兩個兒子出來進去的一個戴警帽，一個穿洋服，無論社會地位還是薪水待遇都不錯。這樣優哉游哉地過了兩年多，就到了“八一五”光復，日本人和他們扶持的偽滿洲國嘩啦啦倒臺，隨之而來的是對漢奸鬼子的大清算。一時之間，哈爾濱街面上是風聲鶴唳、雞鳴狗跳，昔日那些給日本人做過事的人人自危，每天都有被五花大綁、背插漢奸標牌的人讓大卡車給拉到松花江邊上槍斃了。老襄理就開始惦記起他遠在長春的兩個兒子來，這倆兒子一個給偽滿洲國做事，一個給日本人做事，那小日本自不必說，現如今連滿洲國的名字前邊也加個“偽”，論起來不都在國民政府所列的漢奸的條條框框之內嗎？弄不好，這次政府就得把他們哥兒倆劃拉進去，要是那樣，這個家可就毀了。老襄理一想到這兒就唉聲嘆氣，卻又一籌莫展，連著幾天喝悶酒。

這一天，長春那邊終于有信來了。開始以為是兇信，拆開后上邊說的卻是大喜訊。信是哥兒倆寫的，大意是請父親不要心焦，他們哥兒倆一切都好，原來，這一次他倆不僅都沒受到沖擊，反而都撞上了好運。老大單位警署被國民政府接管后，派來的新署長也是哈爾濱人，一嘮嗑他們是小學同學。這個同學署長挺仗義，在對其甄別審查時不僅給了他個“合格”，還推薦他當上了警署副署長，老大沒遭貶反而升了職。老二呢，在洋行里一直待得很平穩，光復之后他們洋行照常運轉，沒像別的洋行那樣早早地被查封。后來他才知道，原來，他們洋行老板早就和國統區暗通款曲，生意對象有好多都是國民黨內的大人物，經他們一疏通，洋行自然無事。不僅無事，生意貌似更加活泛了。沒幾天，政府需要一名日語翻譯，洋行老板就把老二介紹了過去，試用期間人事部門對老二的業務能力很中意，老二搖身一變就也成了政府的公務人員。老襄理頭上一片烏云全散去，這才卸下身上亡國奴的重擔，算是徹底伸開腰來。

因為兩個哥哥常年不在哈爾濱，即便是偶爾回來他們也是應酬不斷，很少在家。所以小馮淑慧和這兩個大她十多歲的哥哥并不親?，F在想起來，其實這哥兒倆對馮淑慧這個唯一的妹妹還是很疼愛的，每次回來都不空手，閑下來的時候也帶著她出去玩。不是到松花江上去滑冰，就是逛俄國人開的秋林商行，那里邊琳瑯滿目的都是俄國貨。馮淑慧的這對雙胞胎哥哥都喜歡吃秋林商行里賣的里道斯紅腸，而小馮淑慧只對櫥窗里擺的俄羅斯套娃感興趣。后來，在馮淑慧七歲生日的時候，她終于得到了一套俄羅斯套娃。馮淑慧不記得是哪個哥哥給她買的了，有可能是大哥馮守哲，也有可能是二哥馮守理。兩個哥哥長得太像了，有很長時間馮淑慧都分不清他們誰是誰，反正見面時叫哥總沒錯。馮淑慧還記得兩個哥哥都挺好看，喜歡穿西裝扎領帶，出門時皮鞋擦得錚亮。這樣的裝扮當時在哈爾濱的年輕人當中是很常見的。不是講南有上海，北有哈爾濱嗎，哈爾濱城這個“遠東巴黎”的稱謂可不是白叫的。

也就是在哥哥寫的這封信里，再次提到了讓馮淑慧上學的事。兩個哥哥語重心長地勸父親，說時代變了，女孩子也要讀書識字，將來參加工作為社會服務，從前那些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都是封建糟粕要不得。他們還夸贊父親在洋行里做事思想開明、識大體，能夠擔當起倡導新文明的表率。

老襄理此前對讓馮淑慧讀書的事并不上心。

街坊鄰里有好多家都把女孩子送去讀書了，有的家里條件也算不上好，但在孩子教育方面卻一點兒都不含糊，關鍵是人家對待女孩兒的態度，是把女孩兒放在和男孩兒同等地位上。這樣的見識現在看起來是很前衛的，別忘了那可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國民剛剛從半封建半殖民社會中走出來，對新觀念的接受程度還不深。別說讓女孩子上學讀書了，有的地方連給女孩子裹腳纏足的陋習還保留著呢。所以感覺哈爾濱在當時也真是座思想開放的城市。老襄理事事好強，唯有在這件事上差點兒勁，其實他心里也在猶豫，家門口拐過兩條街就有所小學校，但那所學校是教會辦的，男生女生都收，而且是男女混班一起上課。讓一幫丫頭小子整天混在一起，這事讓老襄理犯膈應。老襄理的意思是想讓馮淑慧上女子學校。那個時候哈爾濱的女子學校已經不多了，道里街有一所，香坊街有一所，而且收費都挺高。老襄理雖說談不上多有錢，可這點兒錢也不差，他擔心的是這兩所學校離他家都挺遠，那時小學校又普遍沒有寄宿，都得走讀，對于一個女孩子來說，上下學實在不方便。

轉過年秋天，馮淑慧終于背上書包，到位于道里區的國立哈爾濱第二女子小學校去讀書了。僅僅過去一年，老哈爾濱人都親身經歷了時局的巨大變化。首先是當政的國民黨蔣總裁撕毀了國共和談協議，率先打起了內戰，緊接著共產黨的林彪率領十萬軍隊入關，占四平、打長春，千里奔襲來到了松花江南岸。這一年春夏之交，東北民主聯軍所屬的三五九旅在林彪手下干將李天佑的指揮下，趕跑了哈爾濱的國民黨守軍，一舉收復了哈爾濱城。新的歷史一頁就此翻開。街頭巷尾的哈爾濱人都熱烈地談論著共產黨新政府，懷著對未來日子的美好期待，當然也暗含著少數人的惶恐和惴惴不安。

老襄理也感受到了這次時局之變與以往的不同。共產黨進城后沒多久，他的猶太人老板彼德洛維奇就飛快地把洋行出兌，然后又變賣所有不動產舉家去了比利時。出兌的理由是他在國外經商的兒子破了產，他要回去幫助兒子渡過難關。老襄理跟猶太老板干了快二十年了，知道這老家伙根本沒兒子，就一個女兒在上海，兩年前嫁給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一個二等秘書，還是個黑人。老猶太人對女兒的這樁婚事不太滿意，一喝醉就罵他這個黑人女婿。

老猶太人彼德洛維奇據說是個白俄貴族，俄國十月革命后逃到哈爾濱，在哈爾濱一待就是近三十年，洋行也開了這么些年。老家伙頭腦靈活會來事，無論是蘇聯人、德國人，還是日本人、中國人；也無論是商場上的，還是官面上的，這個彼德洛維奇都能處得來。這些年盡管時局不穩，哈爾濱城頭變換大王旗，洋行的生意卻始終不倒，且有蒸蒸日上的趨勢，足以見得老猶太人的手段。老猶太人向來視財如命，撂下這么大的生意突然出走他鄉，肯定是探聽到了什么消息。臨出國之前，老猶太人請老襄理喝了一頓酒，酒桌上他什么也沒提，只是塞了一沓錢給老襄理，分別時又跟老襄理來了個西方式的擁抱，給老襄理感動得鼻子一酸，差點兒掉下淚來。

那陣子馮淑慧家里挺不順當的，接連出了好幾件事。頭一樁是老襄理的父親也就是馮淑慧的爺爺突然去世。老爺子立秋那天晚上還好好的，睡了一宿覺后第二天早上就再沒有睜開眼睛。老襄理一邊急慌慌地趕到牡丹江鄉下去奔喪，一邊捎信給兩個在長春工作的兒子，讓他們從吉林那邊趕過去給爺爺送葬，結果爺爺都燒頭七了也沒見到哥兒倆的影兒。再一打聽，原來是東北民主聯軍正在打長春，出城的交通線都給掐斷了，哥兒倆給堵在城里出不去了。老襄理把父親的喪事料理完，剛回哈爾濱沒兩天，馮淑慧的母親早上到胡同口倒爐灰，被一輛拉煤的馬車給剮了一下，當時沒什么感覺，也就沒當回事，沒想到中午下炕的時候一骨碌就摔到地上，再想爬起來可就動彈不了了。

父親聽到消息，急忙請來道外街和盛堂醫館的坐堂先生柳子鳴來診治。柳子鳴先生瞇著眼睛號了半天脈，說是肝陽暴亢、肝火上擾引發風痰淤血、痹阻脈絡之癥。用了含有懷牛膝、龍骨、甘草等十幾味中藥的方子，連著吃了半個多月，還真有點兒療效，母親讓人攙扶著勉強能下地了，但腿腳依然是軟綿綿的。柳子鳴先生說這個病治到這份兒上已經很不錯了，這種病屬于風疾之癥，難去根，只能維持現狀。

母親患病的這些時日，日常的看護、照料工作自然由小馮淑慧來承擔。老襄理白天忙著處理老猶太人洋行里留下的善后事宜，晚上還得回家給病老婆煎湯熬藥，又牽掛著長春城里兩個好久沒有音信的兒子，不免心煩氣躁，哪兒還顧得上考慮讓馮淑慧上學的事。再說了，老婆病成這樣，白天家里沒人照看又怎么能行。

就這樣，馮淑慧上學讀書的事又遲緩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馮淑慧上學路上，要穿過兩條胡同，還要乘坐有軌電車行駛三站地，下了車往北拐一個街口，等到可以清楚地望見圣索菲亞教堂那個洋蔥頭樣的尖頂時，學校就快到了。

時間長了，馮淑慧上學時也學會了抄近路，她和同學下了電車，貼著教會醫院的東墻根走，斜插到彼基廖夫公館后門，再往北走個百十來米，就到了學校的大操場。這么走的路線最短，但是就看不見圣索菲亞教堂巨大的門廊了，只能從側面望到教堂圍欄里面怪里怪氣的建筑輪廓，不時地有鐘聲從里面傳出來。

即便是放到現在，圣索菲亞教堂也是哈爾濱地標性的建筑之一。圣索菲亞教堂始建于1907年，由俄國建筑師克亞西科夫主持設計，原為沙俄東西伯利亞第四步兵師修建中東鐵路的隨軍教堂，后來對普通教民開放，在當時已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以其精美的哥特式建筑風格而聞名。小馮淑慧后來是從書上讀到有關圣索菲亞教堂的介紹的，開始她還沒有把這個每天上學都路過的洋教堂和著名的圣索菲亞教堂對上號，認為只是名字巧合而已，彼圣索菲亞非此圣索菲亞。她和同學還是習慣性地管眼前這個高大的建筑叫作“洋蔥頭”。至于“洋蔥頭”里面，她一次也沒有進去過。據說那里面可以隨便出入，穿黑袍、手拿十字架的洋神父態度很和藹，看見小孩子還會拿出糖果給他們吃。但是不知為什么，那陣子馮淑慧對圣索菲亞教堂總是懷著一絲恐懼，每次路過教堂時她都快步走過，似乎稍有停留就會撞到什么不好的東西，就像她在松花江灘頭草叢中看到小貓、小狗和棄嬰尸體時的那種感覺。

1946年的冬天，整個中國都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態。在關外，蔣介石調動大軍瘋狂地向共產黨解放區進攻，國共兩黨正打得熱火朝天。在南滿一帶，國民黨軍集結重兵進攻通化，共產黨陳云、蕭勁光兩人離開哈爾濱取道朝鮮來到臨江，開始醞釀指揮我黨東北戰史上著名的四保臨江戰役。相對而言，處于北滿的哈爾濱城卻是一片風平浪靜，平民百姓該干啥就干啥，似乎離戰場上的硝煙很遙遠。

這天晚上，馮淑慧給母親熬完藥，剛要坐下來寫作業，父親就急慌慌地進來。先到里屋和母親小聲說了幾句什么，就回到堂屋里讓馮淑慧回她自己小屋里去睡覺，連作業也不讓她寫了。第二天就是禮拜天，馮淑慧約了同學去松花江邊上的太陽島玩，所以打算提前把作業寫完，以免到時候分心。聽了父親這么一吩咐，馮淑慧也沒說什么，乖乖地收拾起東西回屋睡覺去了。她合上眼睛，卻翻來覆去睡不著覺，過了一會兒，她聽到院子里的門響了一下，緊接著就聽到堂屋里父親在和人說話，答話的是個男聲，聽聲音很熟悉，一時卻想不起來是哪個。馮淑慧爬起身來，隔著門縫偷偷往堂屋里望，看見父親正和一個男人在喝酒。那個人背對著馮淑慧，看起來是一身車老板打扮，黑棉襖，腰間扎著黑布帶，屋子里不冷，頭上戴著的黑氈帽卻沒有摘下來。馮淑慧盯著他看了一會兒，在那個人起身給父親倒酒偶然一個回身的當口兒，馮淑慧終于把他認了出來，這個人竟然是她的大哥馮守哲。

自打光復之后，馮淑慧就再也沒見到她的兩個哥哥，父親母親在家里也很少念叨他們，對外人更是閉口不提，諱莫如深，而在此之前可不是這個樣子。馮淑慧學校里新開了一門政治課，老師上課時講起當前的政治形勢，總要提到國統區和共產黨解放區，馮淑慧雖然聽不太懂，但也模模糊糊地猜到兩個遠在長春的哥哥不回家的原因。長春那會兒還在國民黨手里，屬于敵占區。哈爾濱和長春這兩座城市雖然離得不算遠，現在卻分屬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大陣營。大哥和二哥不僅待在國統區長春，而且都是給國民黨反動政府做事的人。在政治老師的口中，這類人都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兇和走狗，是與人民為敵的丑類。老師講得聲嚴厲色，讓小馮淑慧不寒而栗，怎么也沒法兒將兩個陽光帥氣的哥哥與兇殘的敵人對上號。

哥哥的臉變黑了，看起來像是瘦了一些，換上了那身車老板裝束，跟個普通的鄉下青年沒什么兩樣。馮淑慧突然有點兒心疼起哥哥來。他是偷偷跑回哈爾濱的，否則他也不會穿著那套土里土氣的衣服。為什么兩個形影不離的哥哥這次只回來一個，另一個哥哥在哪兒呢？其實，她只是憑感覺認為，堂屋里坐著的是大哥馮守哲，而不是她二哥馮守理。兩個雙胞胎哥哥長得都差不多，以前她也經常將他們認錯。馮淑慧已經有很久沒見著她的兩個哥哥了，屋里的燈光又不亮，隔著門縫兒看把他們弄混也是極有可能的。

那天晚上，哥哥和父親喝了不少酒，后來母親也從里屋里走過來?？匆娋梦粗\面的兒子應該是很激動，馮淑慧聽到母親在和哥哥說過幾句話之后突然哭了起來，但隨即被父親的低聲呵斥給止住了。屋子里靜了下來，很快有腳步聲奔向馮淑慧的小屋，馮淑慧急忙閉上眼睛假裝睡覺。不一會兒，哥哥走了進來，在馮淑慧躺著的小炕前站了一會兒，俯下身輕輕摸了下馮淑慧的臉，嘆了口氣，轉過身走出了小屋。馮淑慧的眼淚唰地流了下來。

第二天早晨馮淑慧起來，發現堂屋里已收拾得利利索索，看不出來昨晚有人來過。父親母親悶頭吃飯，絕口不提哥哥回來的事。馮淑慧也不敢去問。到了下午，就傳出了圣索菲亞教堂出事的消息，說是教堂里被埋了炸彈，炸彈響了。

炸彈據說是被國民黨派遣的特務安放的，目標是哈爾濱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市長劉成棟。劉成棟當天下午要到道里區檢查食品安全工作。因為最近一段時間市場上發現有不良商家在食品中摻雜使假、坑害消費者的行為，政府下大力氣進行了專項整治。劉成棟這次就是想看看整治的成果，了解一下老百姓對新政府的看法，順便他也想到圣索菲亞教堂看一看。劉成棟是黑龍江省肇源縣人，年輕時就來過哈爾濱，對圣索菲亞教堂并不陌生，他這次來也算是故地重游?？赡苁潜Ｃ芄ぷ髯龅貌缓?，他這趟出行的消息被國民黨“保密局”的特務們知道了，事先在教堂東角門口安放了炸彈，準備等劉成棟一行一到就觸發機關引爆炸彈。特務們計劃得很周詳，可惜行事不密，夜里安放炸彈時被一名在角落里解手的黃包車車夫發現了。黃包車夫是街道黨組織發展的積極分子，對敵警惕性頗高，當即到派出所報了案。

第二天，不知就里的特務們按照預定的暗殺計劃剛剛集結，就被四面八方趕過來的公安部隊圍堵了起來?；艁y之中，有個躲在暗處的小特務觸發了另外一枚炸彈的引爆機關，他自己當場被炸死，教堂主建筑部分墻體輕微受損，其余特務無一漏網。據被抓獲的特務交代，此次暗殺行動的總負責人是國民黨“保密局”長春站行動組組長柳鏡軒。他這次也潛入了哈爾濱，但沒有與其他參與行動的特務們公開見面，只是躲在一個隱秘地方，遙控指揮著手下特務們的行動。哈爾濱警方隨即在全市范圍內展開了搜捕國民黨特務的清查統一行動。

那幾天街上亂哄哄的，路口上多了荷槍實彈的東北民主聯軍官兵，對來往行人進行仔細盤查。因為怕特務們再搞破壞，馮淑慧上學的學校門口也加了雙崗，老師們告誡學生上下學走大道，不要再圖捷徑走偏僻小道。馮淑慧和同學們按照老師的要求走了兩天大道，之后還是在膽子大的同學帶領下重新開始走原來的小路，畢竟可以少走差不多一里多路呢。路過圣索菲亞教堂旁邊時，同學們就指指點點，說特務們引爆的炸彈埋在哪兒，民主聯軍從哪兒沖出來把特務包圍了，說得有鼻子有眼的，像是他們親眼看見的一樣。馮淑慧注意到，教堂西墻檐角下有一塊橢圓形的破損之處，露出了里面的青磚，下面的欄桿都東倒西歪的，看起來炸彈當初就是從這里炸響的。有個同學指著地上一攤黑褐色的污跡說，這個就是那個被炸死的特務身上流下的血。馮淑慧身上一陣發冷，不由得打了個寒戰。

老襄理父親這些時日老是陰著臉，連酒也不大喝了，馮淑慧整天賠著小心，唯恐稍不注意再惹父親生氣。這天是周日，老襄理拿著算盤悶在里屋算賬。母親看外面天氣好，破天荒地提出來讓馮淑慧扶著她到外面透透氣。胡同外面就是道外街，街上人來人往挺熱鬧，母親和幾個趕早集回來的鄰居打過招呼，又和一個相熟的嬸子聊上了幾句，心情好了許多，就讓馮淑慧扶著她再走幾步，她打算到街角俄國人基里夫開的熟食店買塊熏肉和酸黃瓜，中午給老襄理下酒。母親走路慢，娘兒倆磨磨蹭蹭剛走了百十來米，就發現街頭巷尾忽然涌出很多人，鬧鬧吵吵的，個個伸頭往街面上瞅，像是有什么熱鬧看。

母親轉頭問一位路人怎么回事，那人說剛剛中央廣場上政府開了公審國民黨特務的大會，現在正押著特務游街，待會兒車隊要打這里經過，游過這條街之后就要把宣判了死刑的特務拉到松花江南岸那片河灘上槍斃了。母親向來見不得這種場面，拉著馮淑慧想要回家，卻被擁擠的人流堵住行不得半步。這個時候有人歡叫著說“來了”。馮淑慧順著眾人的目光看過去，就見從街口駛過來三輛卡車，頭輛卡車上載滿了荷槍實彈的民主聯軍官兵，車頂上架著高音喇叭，喇叭發出很大的聲響，似乎正循環播放著即將被處決的特務們的罪狀。

身邊鬧哄哄的，馮淑慧除了聽到特務名字中有個叫柳鏡軒的，別的什么內容都沒聽清。果然，在后面那輛車上五花大綁的柳鏡軒被兩個戰士押著從眾人面前經過。馮淑慧當然不認得柳鏡軒，她是從掛在特務脖子上那個大牌子上的三個字當中識得這個人就是柳鏡軒的。那陣子整個哈爾濱的人都在談論柳鏡軒，知道他是政府通緝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頭子，據說這家伙血債累累，殺人從來不留活口，是個兇殘歹毒的狠角色。

或許是自覺罪孽深重，柳鏡軒一直垂著頭。憤怒的押解戰士時不時薅著他的頭發強迫他把腦袋抬起來，以便于讓圍觀群眾看清他的真面目。就在他抬頭的瞬間，馮淑慧驚呆了，車上押解的那個人竟然是她的大哥馮守哲。她仔細揉了揉眼睛，沒錯，就是大哥馮守哲。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好端端的大哥咋就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特務頭子柳鏡軒？馮淑慧腦袋里空白一片，忽聽身邊有人驚呼“快來看看這個女的咋的了”，回過神來就發現母親已經癱倒在地上。馮淑慧忙俯下身子去扶母親，再站起身來，押解車隊已拐過街角不見了。

時光荏苒，歷史很快進入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剛剛建立的新中國在贏得了抗美援朝的全面勝利之后，很快著手了對于農業、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并制訂出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年馮淑慧十八周歲了，兩年前她小學畢業后沒有升入初中讀書，在家里待了一段時間后，就到了新組建的秋林公司道外街副食店當了一名售貨員。

自打大哥出事之后，馮淑慧的母親承受不了這份打擊，回到家躺炕上就再也沒起來，挺了大半年到底沒挺過去，走了。又過了一年，老襄理父親續弦娶了香坊街柳家油坊二掌柜劉大腦袋的大閨女劉桂芳進了老馮家。劉桂芳那年三十多歲，是個離過婚的女人，先前嫁的丈夫是偽滿洲國齊齊哈爾警察署的一名副署長，因為幫著日本人干活兒很賣力氣，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血債他手上都沾了不少，“八一五”光復后免不得遭到了清算，被國民黨政府長春高等法院判了無期徒刑。劉大腦袋見女婿失了勢，就攛掇女兒和他離了婚，劉桂芳就帶著她和前夫生的兒子回到了哈爾濱。開始手頭有點兒余錢日子還能將就過，后來就有點兒緊巴了，又趕上劉大腦袋得了肺結核，劉桂芳給他爹治病住院搭進去不少錢，結果劉大腦袋命也沒保住，一口氣沒上來還是死了。臨死之前，他央求朋友給劉桂芳找個人家，好讓娘兒倆有個歸宿。就這么經人介紹，劉桂芳帶著她的拖油瓶兒子嫁給了馮淑慧的父親，成了她的后娘。

老襄理娶了個比自己小近二十歲的女人，自然有所偏愛。偏偏劉桂芳又是個不讓人省心的女人，過了門仗著父親的嬌寵，很快把持了家里的財務大權，成了名副其實的女主人。馮淑慧眼見老父親對年輕后娘諂媚迎合的丑態，想起母親生前所受的委屈，心頭不免生火。她年紀尚小，做事又不懂得克制，沒幾天就沖撞了劉桂芳好幾次，兩個人之間自此齟齬不斷。劉桂芳哪兒能咽下這口氣，連吹枕邊風數落馮淑慧的不是。老襄理父親年齒增高，脾氣已改了許多，尤其是兩個哥哥失去消息之后，他對身邊僅剩的這個小女兒憐惜之情日漸加深，父女之間的關系已經大有緩和。如今夾在嬌妻和女兒之間受夾板氣，先是采取綏靖政策，說話前拉后拽地兩頭都不得罪，時間久了就偏向了劉桂芳一頭，最后就干脆站到了劉桂芳這一邊，不再去考慮小女兒的感受了。

馮淑慧小學成績還不錯，她本來是想要讀初中的，可是老襄理父親借口家里負擔重，就沒有讓她把書再讀下去。馮淑慧清楚還是劉桂芳從中作梗，晚上躲在被窩里暗自落淚，想著要是哥哥還在，絕不能容忍劉桂芳這個娘兒們在家里一手遮天。馮淑慧老是一陣陣恍惚，搞不清楚1946年冬天在街上看到的那個被押赴刑場的人到底是大哥呢，還是一個和大哥長相相似的人。實際上，事后政府也曾有人到家里來調查過，也問起哥哥的情況，老襄理父親信誓旦旦地表示兩個兒子雖然都在國統區工作，但做的都是正當職業，與國民黨反動派素無瓜葛。老襄理父親這套說辭顯然是在撒謊，可是來調查的人居然信了，也有可能是政府對哥兒倆的情況并不了解。

俗話說，紙里包不住火，有些事情瞞是瞞不住的。1952年春天，街道派出所接到軍方發來的秘密函件，稱當年被鎮壓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柳鏡軒真名叫馮守哲，是道外街廊坊胡同馮文啟家的大兒子。他還有個雙胞胎弟弟叫馮守理，原來在國民黨政府做事，后來加入了曾澤生的第60軍，是個上尉參謀。1948年曾澤生部隊起義時這個人突然失蹤，后來經調查搞明白，他是鐵了心要跟國民黨走，趁著混亂化裝逃出了長春，輾轉跑到了南邊，投了國民黨白崇禧的部隊，后來隨著部隊潰逃到了臺灣?？梢哉f，這個馮守理和他的哥哥一樣，都是個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事情再清楚不過了，馮淑慧的兩個哥哥都是國民黨反動派陣營里的人，那他們家理所當然就是反革命家屬，民警再找老襄理父親問話就不那么客氣了。1950年政府劃定階級成分的時候，因為老襄理父親早就辭了洋行襄理的職務，那會兒正給一家公私合營的醬油廠當會計，他在廠子里也沒有什么股份，就把他的階級成分定成了工人。老襄理樂得嘴都合不上了，能把階級成分劃定為工人是他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因為和他出身差不多的，基本上都定成了資本家，最不濟的也是個小業主，只有他成了響當當的工人階級中的一分子。那陣子老襄理的腰板挺得溜直，走路都帶著風。沒想到好日子沒過多久，政府就為兩個哥哥的事找上門來，原來老襄理家居然出了這么兩個反動的兒子，那么再把這樣的家庭放在工人階級隊伍里就不合適了，應該劃分到反革命分子家屬之列。于是讓老襄理重新填表登記，只等著哈爾濱市公安局政保處審核裁定，馮淑慧的家庭成分就從當家做主的工人階級變為讓人唾棄的反革命分子家屬。

全家人頓時陷入巨大的恐慌中，老襄理父親的續弦劉桂芳首先不干了。劉桂芳因為和她當過偽滿洲國官員的丈夫離了婚，屬于主動和反動階級斷了關系，新政府成立之后并沒有受到沖擊。她嫁給老襄理本來是圖個安逸，如今眼看著老襄理連同他的家庭都要被打入另冊，以后的日子沒啥盼頭了，就吵著要跟老襄理父親離婚，老襄理父親只好低三下四地哄著劉桂芳，暗地里又拿出些錢來給了她，才勉強讓她回心轉意，不再提離婚的事。說來也怪，政府那邊居然再無下文，并沒有誰來宣布他們家是反革命分子家屬，就好像這個事從來沒有發生過。隨后就有人議論說是老襄理父親拿出兩根金條賄賂了一名政府干部，讓這個人幫著運作維持了他們家的工人成分。馮淑慧聽到后認為純屬無稽之談，她很清楚依據父親那時候的實力根本拿不出什么金條來，而且共產黨政府里的人和國民黨政府不一樣，革命意志堅定不說，個頂個地都是兩袖清風，搞行賄送禮那套舊衙門作風基本上行不通。

1985年春夏之交，家住山東省曹縣程家堡村的五十歲農婦馮淑慧收到了哈爾濱市民政部門發放的烈士證書，這是一張遲到了三十余年的烈士證書。烈士名字叫作馮守理，也就是馮淑慧的二哥。馮淑慧這才知道，馮守理在讀書時就在思想上要求進步，很快加入了我黨地下組織，后來受黨指派打入國民黨政府內部做情報工作。他和大哥馮守哲早就分道揚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49年，二哥帶著黨的秘密任務來到臺灣，在臺灣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繼續開展工作。1950年由于叛徒出賣，臺灣地下黨組織遭到毀滅性破壞，包括吳石將軍在內的十多名共產黨人被國民黨“保密局”逮捕后槍殺，犧牲的烈士當中就有二哥馮守理。

藏在心頭這么久的疑惑總算有了答案，馮淑慧接過了烈士證書，盯著上面的名字看了一會兒后，就把證書收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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