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 尋 寶 -

一說起《誰是最可愛的人》，人們就自然想起作家魏巍。六十九年前，魏巍置身朝鮮戰爭前線，歸國后經解放軍文藝社（那時社名中還沒有出版二字，以下簡稱文藝社）總編輯宋之的推薦,在《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發表了這篇戰地作品，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贊揚，入選中學《語文》課本，成為家喻戶曉的紅色經典。而作為文藝社的后來人，相對于更多的普通讀者來說，我的內心則因此多了一絲親切、一種驕傲和一份榮光。

其時，文藝社作為總政治部文化部直屬單位，宋之的兼任文化部文藝處處長。也不僅僅是魏巍，包括宋之的、馬楠、劉亮、許以、王夢巖、陸柱國等，《解放軍文藝》的編輯們都曾經奔赴抗美援朝戰場，采訪組稿。尤其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間，文藝社在中國人民志愿軍政治部（以下簡稱“志政”）開展的“志愿軍一日”征文活動中，開創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我軍群眾性創作運動的先河，編輯出版的《志愿軍一日》成為有口皆碑的紅色經典，寫就了軍事文學和軍事出版的傳奇。而邱少云、黃繼光和“向我開炮”“一個蘋果”的故事，皆源自《志愿軍一日》。

在我的書柜中，一直珍藏著一套《志愿軍一日》，這是文藝社二○○○年重新出版的。也就在這一年，我從海軍部隊調入文藝社幫助工作，開始了軍事出版的編輯生涯。

二○二○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七十周年，軍事出版工作不能缺席。由此，我想到能不能借此機會像再版《星火燎原》一樣，把《志愿軍一日》這部紅色巨制重新再版，希望更多的年輕人來閱讀和理解七十年前的那一場戰爭，像最可愛的人那樣永遠葆有英雄情結和家國情懷，珍惜和熱愛今天來之不易的和平。今年春天，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居家隔離的我把這個想法向文藝社老社長、已經九十高齡的凌行正作了匯報，希望老人家指點迷津，因為他也參加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

讓我沒想到的是，一說起《志愿軍一日》，老社長非常激動，電話中傳來他洪亮的話音，敲打著我的耳膜。原來，他當年就曾參與《志愿軍一日》的編輯工作，現在是唯一健在的親歷者了。老社長告訴我，六十四年前，他從朝鮮前線奉命抽調回國，趕到北京蓮花池《志愿軍一日》編輯部。如今，每次閱讀這部歷史巨著，當年的風雪長津湖、血濺松骨峰、鏖戰上甘嶺、猛攻轎巖山等戰地烽火硝煙撲面而來，英勇的志愿軍指戰員們的喊殺聲似猶在耳，一幕幕克敵制勝、打敗侵略者的戰爭奇觀又展現在眼前……

和老社長的這一次通話，我聽到了《志愿軍一日》背后竟然還埋藏著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既讓我欣喜無比，又讓我敬佩不已，同時也為前輩在編輯出版工作中留下的遺憾而扼腕嘆息，更讓我重新理解了他們為什么是最可愛的人，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把《志愿軍一日》編輯出版的歷史告訴給更多的人。

打完電話的第二天，老社長給我捎來了一篇文章的復印件，題目為《回望〈志愿軍一日〉成書歷程》，發表在《軍營文化天地》二○○○年第十一期，作者劉亮。文章開篇就說：“我這個年近八旬的老兵，由于當年參與了這部一百二十萬字軍事紀實文學巨笈的組織征文和編輯工作，榮幸地受贈一部此書的新版本。翻閱案頭這部封面設計精美的新書，我不禁心潮澎湃，欣慰與感慨中回望此書的成書歷程，雖已過半個世紀，卻仍然依稀可記?！?/p>

通過劉亮的這篇文章，我對《志愿軍一日》當年編輯出版的來龍去脈終于找到了一個線索，也才獲悉他正是這本書的主編。我知道，故事雖然早已開始，但我們其實并不知道它的全部過程和細節，甚至可以說故事依然沒有結束。直覺告訴我，劉亮老前輩的回憶還只是一把鑰匙，故事之門正在等待著我去開啟。我趕緊到期刊編輯室找到十九年前的這一期《軍營文化天地》，打開一看，驚呆了——彭德懷元帥為《志愿軍一日》題寫的書名手跡兩幅、茅盾和巴金為《志愿軍一日》撰寫的評論手稿、胡喬木為修改郭沫若《序〈志愿軍一日〉》的信函手跡和郭沫若修改打印稿，全都是第一次披露。隨后，我又看到了時任《軍營文化天地》主編劉林的采訪手記《拜識珍寶》，更加令我驚羨不已，因為這一切珍寶都由劉亮保護珍藏，雖歷經風雨卻依然完好無損。我當即撥通了劉林主編的手機，希望能夠找到劉亮先輩。非常幸運的是，十九年過去了，細心的他竟然很快就翻找到了當年的采訪本，告知劉亮的電話和住址。

那一刻，我非常興奮。這讓我想起二○○一年策劃再版塵封六十四年的《毛澤東自傳》，那一次我也是打了三十多個長途電話，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一九三七年版收藏者，從而續寫了中國出版史的一個神話。如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志愿軍一日》留下的這些珍寶也已塵封了六十四年，我多么希望能夠像重新出版《毛澤東自傳》一樣，給無數的讀者帶來驚喜。

經過近半個月的尋找，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我終于找到了劉亮的女兒劉揚。簡單的寒暄后，劉揚告訴我，幾十年了，這是第一次接到父親老單位打來的電話，感到非常親切。父親二○○二年去世，她退休后平時大多數時間都在保定與弟弟一起生活。自從父親一九五七年被錯劃成右派后，全家被遣送到保定的農場，這里是她和弟弟青少年成長的地方，而且弟弟選擇在保定工作，從未離開?，F在因為疫情影響，她無法回京。但我們約定，等疫情好轉后，她即刻回京與我見面。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和劉揚見面了。一見面，劉揚就給我搬來父親生前一直珍藏的三個小箱子，兩個塑料的，一個鐵皮的。箱子打開了，一盒盒、一袋袋、一層層、一篇篇，整整齊齊，分門別類。而這些保護珍寶的塑料盒、紙袋竟然都是劉亮老人利用舊食品包裝盒、牛皮紙，手工自制裝訂而成。

那一刻，我感覺，我真是一個幸運的人。

- 緣 起 -

故事還得從抗美援朝戰爭說起。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將士，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率領下，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道，歷經兩年零九個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奮戰，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了激勵保家衛國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志愿軍將士，四年之中，祖國人民先后三次派出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慰問在前線作戰的志愿軍。時任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三次擔任副總團長，主持慰問團的日常工作和具體事務，加強了全國文化戰線與部隊的聯系。

陳沂是貴州遵義人，一九二九年參加革命，一九三一年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并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本名叫佘萬能，字孟秋，先后擔任八路軍晉南軍政干部學校校務部主任、冀魯豫日報社長總編、八路軍一一五師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東北軍區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職。一九五○年五月，海南島戰役結束后，受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器重和厚愛，陳沂出任總政文化部首任部長。任職期間，他多方網羅培養人才，鼓勵軍事文藝創作，發展文藝批評，先后籌建創辦了總政文工團、《解放軍畫報》、《解放軍文藝》、八一電影制片廠和八一體工隊。一九五五年，陳沂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獲授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被譽為“文化將軍”。改革開放后，陳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在上海創辦了《文學報》。

第一屆中國人民慰問團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發赴朝的，總團長由廖承志擔任，副總團長為陳沂和田漢。這一次慰問，先后得到了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和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的接見。一九五二年十月，陳沂隨第二屆赴朝慰問團到達朝鮮?？倛F長是劉景范（劉志丹的弟弟），副總團長有胡厥文、李明灝、周欽岳等民主黨派代表。陳沂擔任常務副總團長兼秘書長，主管全團行政事務。一九五三年十月，陳沂第三次隨中國人民慰問團赴朝慰問。這一屆慰問團規模龐大，由賀龍出任總團長，副總團長有徐冰、吳晗、康克清、羅隆基、章伯鈞、朱學范、梅蘭芳、周信芳等，團員人數達一千一百余人。陳沂仍擔任副總團長，負責全團具體事務。抵達平壤時，金日成親自到車站迎接。歡迎晚宴上，在向陳沂敬酒時，金日成高興地贊賞道：“陳沂同志三次來朝鮮，應該是朝鮮榮譽公民了?！比螕胃笨倛F長的經歷，使得陳沂為增進中朝人民友誼、促進中朝文化藝術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貒?，陳沂受到周恩來的表揚，稱贊他為“最可愛的人”。

第三次赴朝慰問時，陳沂在與廣大志愿軍指戰員交談中深有感觸，那就是抗美援朝勝利的來之不易，而廣大參戰者對如實反映親歷戰斗史實有著強烈的愿望，這激發了他的靈感，當即提出了以“志愿軍一日”為題的征文活動的初步設想，得到了志愿軍政治部領導的贊同和總政治部領導的批準，隨即指示“志政”布置這項工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日，為了記錄中國人民志愿軍兩年零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歷史，發揚志愿軍指戰員們在戰爭期間所表現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精神，“志政”作出了《為號召全軍撰寫〈志愿軍一日〉的決定》，向參戰部隊的廣大指戰員發出了征文的號召。

通知雖然發下去了，但搞這項全軍性的群眾性創作活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兒，而且面臨著相當大的困難。誠如陳沂所說：“這個集體創作雖是要求一個人寫一件事，但在總的結構上，總還是希望它能表現朝鮮戰場五次戰役一直到‘地下長城’時代以及后來又怎樣爭取到停戰協定簽字的。是部文學作品，又希望它能是志愿軍戰史的旁編，所以在征稿的時候，就要有計劃地照顧到這一點，更加重要的是在具體組織工作上做到這一點。而且還有更實際的困難，好些部隊當時已都先后回到了祖國，分散各地了?！?/p>

也就是說，《志愿軍一日》是以集體寫作的形式來完成一部大規模戰爭從起始到結束的全面紀實史料文集，所以稱之為“志愿軍戰史的旁編”。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從朝鮮歸來后，陳沂指定文化部文藝處處長、解放軍文藝社總編輯宋之的，文化部編審處處長馬寒冰、副處長那狄，“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肖野和《解放軍文藝》編輯部行政組長劉亮，成立并以“《志愿軍一日》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委會”）的名義具體抓這項工作。那個年代,這個“編委會”并不像今天出版物上赫然列出一大串領導和知名人士的名單，以擴大出版物的影響力，而僅僅是便于總政和“志政”對這項工作實施領導和執行的一個“代稱”而已?！熬幬瘯睘榇诉€鐫刻了一枚方形印章。

“志愿軍一日”征文活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 組 織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志政”《為號召全軍撰寫〈志愿軍一日〉的決定》最早由《志愿軍》報和《志愿軍戰士》雜志發表，隨后，新華社發表了關于“志愿軍一日”征文活動的消息，擴大了影響，部隊的應征稿件也隨之日漸增多。

此時，在朝鮮前線，“志政”文化部指定《志愿軍戰士》雜志社社長（主編）沈政和文藝科助理員申述兼顧征稿的具體工作。在這個醞釀發動的階段，因為沒有經驗和具體的組織、撰寫要求和編選方案，截至一九五四年二月，共收到來稿二百八十三篇，且作者大多是志愿軍部隊中的知識青年出身的初級干部，營團以上的干部幾乎沒有，導致稿件質量一般，未能達到征稿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四年春節剛過，劉亮奉命前往朝鮮了解“志政”和前線各部隊開展征文工作的情況。在朝鮮，他看到從“志政”文化部部長羅立斌到駐守臨津江下游金化、鐵原一帶前沿陣地各部隊政治機關，對此次征文活動都很重視，大都從宣傳部門或文化部門以及文工團中指派專人抓征文工作，且已經有相當成績。但是，通過調查走訪，劉亮也發現征文工作中普遍存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大家對征文活動的目的、寫作題材、表達方式以及寫作的文體上都不是特別清晰，也就是說僅僅靠“志政”發出《為號召全軍撰寫〈志愿軍一日〉的決定》還是不夠的，對基層部隊的組織者和寫作者來說，還無法解決為什么寫、誰來寫、寫什么、怎么寫的問題。

“志愿軍一日”之所以采用“一日”做題目，是沿用早年茅盾先生主編《中國的一日》的先例，但當時《中國的一日》征文的取材限定于特定的某一天，從而通過全國各地的作者從各個側面反映當時中國社會面貌。這種要求顯然不適宜“志愿軍一日”征文，因為朝鮮戰場上的戰役、戰斗往往持續多日。經過在朝鮮戰場前線的調查研究，劉亮認為“編委會”應該明確解釋此次征文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由志愿軍廣大官兵現身說法地記述此次戰爭取勝的全過程，寫作取材不必拘泥于“一日”。而且應征文稿必須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或親眼看見的真實事件、人物、經歷和情感的真實記錄；文章形式主要是寫實的記敘文。那種集中提煉生活、塑造典型人物、虛構事件情節而創作的小說、劇本等是不符合征文要求的。此前，劉亮曾讀過一本蘇聯紅軍官兵集體撰寫的文集《沖擊柏林》，全書匯編了參加攻克柏林戰役的從元帥到士兵的各級官兵的回憶錄，頗受啟發，覺得其征文及編輯方法很可以借鑒。于是，他建議買一些分發給各部隊征稿人員學習參考，也可以選一些在《解放軍文藝》和《志愿軍戰士》雜志上辟欄轉載，作為應征者仿學的范文。

經過前線部隊的調查，劉亮還發現部隊中有些同志，甚至是被指定參加征稿組的干部，對此次征文的要點并不明了，有的認為《志愿軍一日》是一個新創刊的刊物，應征文章就是向該刊投稿；有的認為這是《解放軍文藝》或《志愿軍戰士》組織稿件的手段，目的是選一些充實刊物內容；還有的認為這是在部隊開展寫作競賽，最后要進行評獎。早在一九四九年冬，劉亮曾經參與過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政治部組織的“渡江一日”征文活動，因為限于一般號召而未深入具體組織，更沒有根據各部隊在渡江戰役中的經歷和戰績有目標、有重點的約稿和具體幫助作者寫稿，導致應征稿件未能滿足編者需要。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劉亮建議要借鑒“渡江一日”征文的經驗，不要僅限于一般號召，必須充分發動廣大官兵寫作的愿望和積極性，各軍及相應的單位要選派適當的宣傳或文化干部組成征稿工作組，按照“編委會”的要求，具體抓本部的組織征文工作。尤其要強調抓重點，即回顧與研究本部隊重要戰斗任務、突出的英雄典型事跡、最值得介紹的有特點的戰地故事和生活情景等，制定出重點篇目或幫助當事者完成應征稿，這樣才可以保證征文的質量?！吨驹杠娨蝗铡氛魑募懿荒茌^全面、較充實地反映志愿軍的作戰歷程和戰地生活，關鍵就在于走群眾路線，在征文工作中能否將普遍發動和重點組織相結合。

在朝鮮，劉亮把自己的這些考慮，與“志政”負責征文工作的申述進行了交流，達成了共識。這時，適逢宋之的陪同幾位文藝界人士來朝鮮前線采訪，劉亮當即將上述意見作了匯報。宋之的甚為贊賞，回京后即與總政文化部陳沂等領導同志和“編委會”研究決定：在《解放軍文藝》一九五四年四月號卷首刊載了志愿軍政治部《為號召全軍撰寫〈志愿軍一日〉的決定》，并以編委會名義發表專論《為完成〈志愿軍一日〉的寫作而努力》，全面闡述此次征文意圖、方針和具體要求。接著，又在《解放軍文藝》五月號以《勝利的節日》為欄題，轉載了《沖擊柏林》中選出的六篇文章，作為征文的參考范文?！熬幬瘯钡倪@些措施，對進一步開展征文活動起了有力的指導作用。

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旬，劉亮從朝鮮回國。他將自己所見所聞和意見再次向總政文化部領導作了書面匯報。六月，總政召開了“編委會”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總政文化部陳沂部長、李偉副部長、編審處馬寒冰處長、“志政”文化部羅立斌部長，同時還邀請了在各自轄區內有志愿軍回國部隊的華北、東北、華東、中南等幾個軍區的文化部部長以及空軍、鐵道兵的文化部部長與會。在這次會議上，明確并重申了此次征文的意義、意圖、方針、組織及對應征文稿內容、體裁的具體要求外，還宣布了當年底為征稿截止的期限。七月，總政再次下發了加強征文組織領導工作的通知。

“編委會”擴大會議后，劉亮重返朝鮮，在“志政”參加了羅立斌部長召集的駐朝各部隊征稿工作會議，貫徹總政會議決定，并布置年前的征文工作。在這次會議上，應羅立斌的要求，劉亮撰寫了《關于〈志愿軍一日〉寫作運動》的主講報告，經陳沂審閱批準后，對大會作了宣講。會后，劉亮又趕赴東線的北漢江前沿部隊了解征稿工作情況，參觀了“志政”在駐地建立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展覽館”。這一次朝鮮之行，給劉亮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回憶說：“此行路線是由志政駐地向東經元山然后拐向南方。去元山途中要攀越阿虎飛嶺，志愿軍稱之為新高山，在山下仰望，山巔巍峨高聳，松林中云霧茫茫，汽車沿‘之’字形戰地公路拐來拐去，節節爬升，從山腳到山頂整整爬了半天，當到達山嶺頂脊時，即鉆進一道長長的‘過街’席棚，原來此山脊巔終年積雪，為了不使積雪擋路，志愿軍后勤部隊創造了搭此席棚遮雪護路的辦法。此時正是盛夏，棚頂仍然壓著皚皚積雪，只是在山脊的向陽地段，融化的雪水才由棚頂嘩嘩漏下，像大雨淋漓，我坐在卡車篷下，聽著咚咚的‘雨聲’，心中油然感嘆，在朝鮮，我們英雄的志愿軍部隊為戰勝困難而創造的奇跡簡直處處皆是啊!”

為了克服組稿、創作的困難，志愿軍黨委和政治部也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動員。志愿軍各軍都為此專門召開過黨委會，成立了征稿組織，好多部隊都是首長親自帶頭寫稿，如時任志愿軍副司令員楊得志、第十五軍軍長秦基偉和其他一些師、團領導干部都是首先響應號召，提前交稿；軍的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都把組稿、審稿工作當作重要任務來看，他們認為：“這不是寫文章，而是向祖國人民作綜合報告?！敝驹杠姂鹗總冸m在停戰后一方面繼續備戰、監視敵人，一方面改建自己的陣地之家（修理坑道和建設必要的駐地），一方面幫助朝鮮人民重建家園的諸種復雜狀況下，仍然抽出時間來進行寫作。

在朝鮮，經過廣泛征求各部隊征稿工作組意見后，劉亮與申述進行了共同探討和研究，對將來的全部征文工作的編目順序已經有了大概輪廓，感到有必要向國內各部隊征稿組通報并征求補充、修改意見。八月下旬，劉亮回到北京，參加了國內各部隊征稿組工作會議。為了落實已大體確定的重點組稿計劃，劉亮又前往華東，先后到南京、無錫、上海、寧波、金華等地的軍事學院、總高步校和志愿軍回國部隊中，幫助征稿組深入地有重點地開展征文工作。

一九五四年底，在總政和“志政”領導的關懷下，在“編委會”及時的指導下，特別是經過各部隊征稿組同志們的積極努力工作，通過會議、傳單、報刊、通報、廣播、晚會、電影放映前宣傳等方式，向全體指戰員深入宣傳撰寫《志愿軍一日》的政治意義和文學價值以及寫什么、如何寫等，號召大家踴躍寫稿應征。的確，正像在以往作戰的日子里一樣，《志愿軍一日》征稿工作在志愿軍全軍都動員起來了，從副司令員到士兵，不論哪一級干部，不論前方后方，從朝鮮到國內，從軍隊到地方，到處都有寫稿應征的熱情作者。從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開始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截止，在一年的時間內，編輯部共收到稿件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五篇，合計約兩千零四十萬字，最后初選出了五百九十七篇作品，合計一百二十萬字，占全部來稿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五?？梢哉f，這是一次極其成功的群眾性創作運動。

其實，編輯部收到來稿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五篇，還只是志愿軍各部隊在經過編審、挑選之后上交的稿件數量，大量的初稿在各部隊政治機關逐級審閱選拔時落選了，沒有送到編輯部來。如果把那些落選的稿件數量統計一下，應征稿件最保守的估計也應該有十萬篇。如六十七軍是征稿成績較好的單位之一，該軍共寫稿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五篇，但經過逐級挑選后上交編輯部時僅五百七十六篇，占該軍全部稿件的百分之五。又如步兵某師，全師共寫稿五千七百五十篇，經挑選后上交編輯部時僅六十九篇，占該師全部稿件的百分之一點二。

- 編 輯 -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專門主持召開了《志愿軍一日》編輯委員會會議。在會上，劉亮代表征文工作組作了征文工作的年終總結匯報，建議結束征稿階段工作，轉入編輯工作。文化部領導肯定了劉亮的建議，并決定通知各軍及相應單位征稿組各選派能勝任編輯工作的干部攜帶本部隊選出的質量較好的稿件來總政參加統一的編輯工作；指定“志政”征稿租申述等同志率在朝各部隊參加編輯工作的干部在一九五五年春節后回國與總政編委會合并共同主持編輯工作；已回國的各部隊參加編輯工作的干部也要在春節后及時到總政報到。同時，文化部當即指示行政部門安排《志愿軍一日》的編輯人員的工作地點和住處在蓮花池。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總政文化部領導指示，由劉亮負責主持編輯部的全面工作，副主編工作則由“志政”征稿組的申述回國擔任。

一九五五年的春節是一月二十四日。春節剛過，各部隊派來參加編輯工作的干部陸續抵京，到廣安門外六里橋北蓮花池畔的“營房”報到。蓮花池，傳說是北京市的發源地，它原為金中都外的湖泊和沼澤地帶。其實，所謂“營房”，也只是一座早已停產的名為“新華磚廠”的廠房，包括工廠大院幾列平房和院子外一座三合小院?！吨驹杠娨蝗铡肪庉嫴恐赃x擇在蓮花池，因為文化部新成立的文藝創作室已集中在這個大院里。

抽調參與《志愿軍一日》編輯工作的王沄是二十六軍政治部文化干事，他回憶說：“當年蓮花池荒涼又偏僻，三輪車夫出了廣安門，費去很多時間，才找到六里橋北側的蓮花池。這時天色已晚，只見一片黑漆漆的水面泛出微光，可是看不見房屋。于是我們放聲喊叫。半天，才從對岸傳來回應‘編輯部在這里’。一溜簡單樸素甚至簡陋的建筑，正面朝南有四排平房。前面兩排已經住著作家孟冰、韓希梁、陸柱國和畫家高虹、西野、關夫生、黃丕星、艾炎與黃胄等。我們編輯部同志集中后，主編室設在平房最末一排。再往里走，是一所大院。另外毗鄰有個單獨的小院，里面住著魏巍一家人。那時，他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享譽文壇。西南側是正在興建中的八一電影制片廠，有一條小路通向該廠的北門。當時，我們吃飯和洗澡均在八一廠，而且常到那里看尚未翻譯的外國影片。在同飯堂用餐的嚴寄洲、王蘋、王炎、張良、王心剛、王曉棠等人，后來均成為電影界的著名人士。我們所住的大院，四周大大小小幾十間矮平房，我們二十七個編輯人員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只占用了四五個房間?！?/p>

的確，那時候的蓮花池可謂是群英薈萃，譽滿京華?？傉幕縿撟魇页闪⒉痪?，主任是虞棘（電影處處長），魏巍是副主任，全國知名的作家有從西北來的魏鋼焰、王宗元、杜鵬程，從華東來的黃宗江、胡石言、沈默君、韓希梁，從華北來的胡可、徐光耀，從中南來的老作家蔣牧良、周潔夫、西虹、寒風，從西南來的史超、公劉、白樺、烏·白辛、舒凡、任萍，還有北京的胡奇、白艾、杜烽、丁毅、柳杞、陸柱國、郭光，等等。起初，《志愿軍一日》編輯部沒有伙房，就到八一電影制片廠大食堂用膳。后來，因創作室作家和編輯部人員越來越多，無法再去八一廠食堂搭伙，文化部就決定成立了小食堂，特地請來了一位姓郎的大廚，烹調技藝頗高。

那時，總政文化部的辦公地點在北京東絨線胡同四十五號。這里原本是山東督軍韓復榘的公館。公館雖然是一個三進三出的院落，面積比較大，但是文化部調來的幾十人及其家眷都擠在這里，就顯得十分擁擠了。陳沂、劉白羽、宋之的三家就共住在一套三室一廳的屋子里，不僅要架雙層床，還得打地鋪。新創刊的《解放軍文藝》辦公地也在這里。那時，《解放軍文藝》編好后，都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印刷出版，而文藝社編輯的《保衛延安》《紅日》《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等長篇小說，包括《志愿軍一日》《誰是最可愛的人》等，也都是以“解放軍文藝叢書”的名義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印刷出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志愿軍一日》編輯部正式進駐蓮花池。編輯部初建時，各參戰部隊派來的干部曾達三十五名之多，沒過多久有些人回了部隊。三月，在文化部主持下正式組成了臨時編輯部，參加編輯工作的干部共二十七人，除主編劉亮和副主編申述外，還有二十五名編輯人員來自志愿軍各部隊。他們分別是：甘耀稷(十二軍)、曹鵬(十五軍)、黃浚(十六軍)、吳早文(二十軍)、洪爐(二十三軍)、王沄(二十六軍)、王凱風(二十七軍)、劉朝榮(三十八軍)、李鍵羽(三十九軍)、渠川(四十軍)、侯康莊(四十二軍)、張占春（四十六軍)、朱德澤(四十七軍)、凌行正(五十四軍)、佘清超(六十軍)、張伯炎(六十三軍)、孫沖(六十四軍)、楊善元(六十五軍)、韓潮(六十六軍)、紀云(六十七軍)、黃興華(六十八軍)、張爍(志政)、周志勛（志后)、王欽(炮兵)、梁青（鐵道兵)。按現今通行的“規則”，一部圖書出版時，編輯成員的名單都應該在書的扉頁或勒口上印出，可那時沒有這樣的先例，也沒有人計較這些，以致他們作為編輯的姓名并未刊載于《志愿軍一日》這部紅色經典之中，隱姓埋名半個世紀，付出的勞績至今鮮為人知。

二月十九日，《志愿軍一日》編輯部成立了臨時黨支部，宣告編輯部正式組成，并召開了全體會議，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和編審處處長馬寒冰等人特地從城里趕來。馬寒冰主持會議，陳沂著重強調編輯此書的重大意義。隨后，編輯部進行了十來天的業務學習，包括志愿軍戰史、編輯業務知識、文學和修辭講座。同時，通過討論，編輯人員領會了這項工程的政治意義，統一了思想，明確了編輯方針、目的、全書內容綱目和編輯方法，堅定了完成任務的信心。

作為主編，劉亮從一九五四年五月份開始，先后在“志政”和各部隊作了《志愿軍部隊征稿工作情況的匯報》，在七月份作了《關于〈志愿軍一日〉工作的報告》，在八月份又作了《關于〈志愿軍一日〉寫作運動》和《關于〈志愿軍一日〉工作問題》的報告，全面、具體、深入地指導部隊開展征文創作活動。一九五五年二月，編輯部成立后，劉亮又給編輯部同志作了《關于〈志愿軍一日〉編輯工作問題》的報告。

參與《志愿軍一日》編輯工作的凌行正，時任五十四軍政治部文化干事，九十高齡的他對這一段編輯歲月記憶猶新。他告訴我：“我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由朝鮮東海岸駐地蓮花洞扛著自己的行李卷和挎包出發，先坐汽車到屯田火車站，上志愿軍專列回祖國。過鴨綠江后，于十六日趕到北京?！驹杠娨蝗站庉嫴俊O在北京廣安門外六里橋蓮花池。真有意思，從朝鮮的蓮花洞到北京的蓮花池，難道我與蓮花有緣？這里原是一個廢棄的制磚廠，被部隊用來作為花房苗圃。蓮花池邊有幾排平房，編輯部辦公、住宿都在這幾排平房里。附近是八一電影制片廠。有一段時間，我們吃飯、洗澡都到八一廠里面去。編輯部下設四個組，我被分在第四組工作。第一階段進行學習，首先學鄧華司令員的報告《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三年來的勝利》，使我們對抗美援朝戰爭有了個全面了解，從而提高思想水平和概括能力。接著，進行編輯業務學習，由主編劉亮講編輯方針、編輯方法、工作任務和流程。在選稿上，他強調三點：一是在題材內容上，必須是從志愿軍入朝作戰開始，到停戰前后為止，在朝鮮戰場上發生的事情；二是作品的材料，必須是作者親身經歷和親身感受，是自己做的、看到的、聽到的；三是可不限于在一天中發生的事情?！?/p>

為了配合業務學習，編輯部給每個編輯發了一本蘇聯的《沖擊柏林》，學習領會其編輯方法。學習階段結束后，即進入第二階段，對稿件的選拔和編輯工作。那時，他們很年輕，大都二十多歲，年齡最大的也不超出三十。雖然編輯工作繁重，又是生手，但工作熱情很高，常常受到陳沂部長的表揚。

正式開始編輯工作之前，主編劉亮和副主編申述根據《志愿軍一日》未來的綱目結構，將編輯部分成四個小組，分工負責，合計了工作量和工作效率，計劃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份發稿，爭取在十月二十五日前出版，作為紀念志愿軍出國作戰五周年的獻禮，是不成問題的。在總政文化部和“編委會”的領導下，這些本身就是參戰者的編輯們懷著對往昔戰斗歲月和犧牲烈士的深切眷念，開始了兢兢業業的忘我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難，編輯工作進展十分順利。然而，劉亮的樂觀愿景在此后發生的嚴酷現實面前破滅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這年五月間，文藝界發起了“反胡風運動”，尤其是緊跟而來的又一次“肅反運動”，對編輯部造成了沖擊，工作停頓了四個半月?！懊C反”學習結束后，若干名被定為“重點”的干部被遣回原部隊。編輯部人員到后期也由原來的二十五人減少到只剩下六人。凌行正告訴我：“原準備六個月完成任務，到七八月份就可回部隊去，但實際上一直到十月中旬，才把所有的稿件編完。這時，編輯部大部分同志返回各自部隊，主編劉亮同志把我和王沄、張爍幾個人留下來，做出版校對及收尾事宜，要堅持到底?！币虼?，《志愿軍一日》發稿日期只得推遲到一九五六年，出版工作也因此整整延誤了一年。

《志愿軍一日》的編輯工作非常規范，盡管當時并沒有現在出版行業執行的三審制度，但每一篇稿件都必須經過三位編輯看過之后才決定它的取舍。編輯選稿時對每一點可用的題材都給予應有的珍視，盡量修改編用。編用稿確定后，全書共選出稿件五百九十七篇，合計一百一十萬字（純文本），占全部來稿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五。在編用的稿件作者中，戰士三百零六人，占全書作者的百分之五十一點七；營以下干部二百一十三人，占全書作者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七；團以上干部六十四人，占全書作者的百分之十點七（其中師以上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另外，在編用稿的五百八十三名作者中，英雄、模范和功臣共計一百八十三人（其中功臣一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四點九；英模四十一人，占百分之零點六九），占全書作者的百分之二十六。應該說，這些作者的作品所反映的斗爭生活和思想情緒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實際上，《志愿軍一日》最后出版時共收入五百五十五位作者的作品四百二十六篇，其中有四人收入兩篇文章，總數比最初的五百九十七篇編用稿減少一百七十一篇。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書中有《跨過鴨綠江》《和平萬歲》等四十三篇作品是編輯加工而成的同題文章，作者共計一百七十八人，其中有兩人還各有一篇單篇文章入選。

《志愿軍一日》正式出版時，全書分為四編，第一編收入文章一百零八篇，第二編收入文章一百一十三篇，第三編收入文章一百零八篇，第四編收入文章九十七篇，同時還收入美術、攝影等插圖二十幅，其中有何孔德、董希文、羅工柳、高虹等畫家的油畫、水粉畫、素描作品九幅。

劉亮保存有《志愿軍一日》初選稿（四冊）油印本，豎排繁體字印刷。經過筆者與一九五六年十月正式出版的圖書比對，整個書稿的編目結構、章節標題確定后，沒有改變，但篇目由最初編用稿的五百九十七篇壓縮到四百五十七篇，刪除了一百四十篇?？梢?，《志愿軍一日》最終出版是在這個初選稿的基礎上又刪除了三十一篇，最終確定四百二十六篇的。從一九五五年三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解放軍文藝》開辟“志愿軍一日”專欄，連續刊發征文作品。

一九五六年六月，《志愿軍一日》全部編輯工作正式結束，由各單位調來參加編輯工作的人員也都在七月前返回原部歸建。凌行正說：“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主編劉亮要我和張爍二人將編成的書稿送往志愿軍政治部領導審閱。接著，到七月四日我們校對完《志愿軍一日》全部書稿的最后一個字，我在編輯部工作才算全部結束，返回朝鮮的駐地?！笔Ｏ碌某霭婀ぷ骱蜕坪笫聞?，由總政文化部編審處參加《志愿軍一日》工作的人員處理。未被采用的稿件，除了一部分日記原稿、珍本資料、紀念性的信件和作者費力較大的長篇分別退還作者之外，剩余的都分類包封，注明內容索引、裝在木箱里，移交給文藝創作室或編審處作資料保存備用，如今已不知物藏何處。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六周年之際，《志愿軍一日》征文活動的結晶，以“解放軍文藝叢書”形式推出了平裝本（四冊）和精裝本（上下冊），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志愿軍一日》征文活動，開啟了新中國我黨我軍開展大規模群眾性文化征文創作活動的先河。追溯歷史，中共黨史和解放軍軍史上開展的第一次規模性群眾性創作征文活動，還是在陜北的時候。一九三六年八月，為給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提供宣傳紅軍長征的素材，由毛澤東和時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親自號召，發起了《長征記》征文活動。由于戰事緊張，此次征文活動的作品集《二萬五千里》最后改名為《紅軍長征記》，由丁玲主編，遲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才正式印刷發行。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軍一日”征文活動比人們熟知的“星火燎原”征文活動還要早。我們知道，《星火燎原》是毛主席一生唯一題寫書名的圖書，是鮮血鑄就的紅色經典，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星火燎原》最初的編輯工作不僅有《志愿軍一日》的編輯人員參與，甚至可以說，它的編輯出版工作也正是受《志愿軍一日》的啟發才舉辦的。始于一九五六年七月的“星火燎原”征文，本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恰好是《志愿軍一日》征文活動結束即將正式出版之時，兩次征文活動可謂是我軍革命戰爭回憶錄群眾性創作運動的一次大接力。這年八月，《解放軍文藝》在發表郭沫若《序〈志愿軍一日〉》的同時，在封二刊登了“總政治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啟事”。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志愿軍一日編委會”寫給作者的一封信中也可以得到證明。在這封鉛印的制式信函的結尾有這么一段話：“《志愿軍一日》編委會早已撤銷，我們被委托兼管有關該書的一些必要的事務，但此信仍用編委會的名義。你如回信，可逕寄‘北京總政治部解放軍三十年編輯部’轉?！贝藭r的收信地址也已經從東絨線胡同四十五號改為北京旃檀寺一號總政文化部編審處。也就是說，《志愿軍一日》的收尾工作是由《星火燎原》編輯部接續完成的。

事實上，劉亮在主編《志愿軍一日》之后，緊接著又受命參與組織《星火燎原》的征稿和編輯工作。如今，劉揚不僅珍藏著父親整理裝訂完好的“征文及編輯工作開創時期的文稿、計劃、通報”，大多都是當年劉亮親筆起草的手稿底稿和工作筆記，還保存著一套完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即《星火燎原》）初選本印刷稿十九冊。她還特別開心地告訴我，弟弟還收藏著一幀毛主席親筆手書的“星火燎原”題詞真跡，奉為至寶?？梢?，毛主席在題寫“星火燎原”時也并非只寫了一幅，而是寫了多幅，供編輯部選用。遺憾的是，因為被錯劃成“右派”，劉亮在一九五八年夏就被迫離開了《星火燎原》編輯工作崗位。

丁曉平,1971年出生,安徽懷寧人?，F任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青年創作委員會主任，系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獲得者。著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筆》《王明中毒事件調查》《1945·大國博弈》《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等20余部作品。榮獲中國文藝評論“啄木鳥獎”、徐遲報告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