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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學》2020年第11期|李曉東:在王陶村遇見鄉愁
    來源:《人民文學》2020年第11期 | 李曉東  2020年11月10日07:13

    王陶是沁源縣一個鄉的名字,也是村名,鄉黨政、人大機關所在地是王陶村,鄉就叫王陶鄉。除了縣郊的城關,中國的鄉鎮,絕大部分都是這樣命名的。我老家在與沁源交界、同屬長治市的武鄉縣曹村鄉暴家峪村,鄉鎮調整后,城關、曹村兩鄉合并為豐洲鎮,村民成了豐洲鎮居民。但大家都不知道“豐洲”由何而來,我算周圍村里村外學歷最高的,父親叔叔等來問我,我也茫然,至今不知所以。到了王陶,看到舊時習慣,頓覺親切了許多,仿佛回到少年時。要知道,小時候,去曹村是多么魂牽夢繞的夢想。走八里山路,跟著大人去趕會,戲根本看不懂,也沒心思看,最牽掛的,是一毛錢一塊的西瓜,還有涼粉灌腸火燒。一次遇到下雨,和奶奶到公社房子里避雨,人多,卻少聲音,我剛想說話,奶奶偷偷指著一個戴帽子坐在辦公桌前的人說,悄些,當心李秘書罵你!我再不敢出聲了。此后很長時間,我都認為公社秘書是最大的、唯一的官。沒想到,自己也當了好幾年李秘書,呵呵。曹村鄉撤并后,曹村還在,但鄉鎮機構撤離,漸漸更趨衰落,于我,也已多年不到了。

    今日的王陶當然比昔日之曹村繁榮發達得多,但迎接我的,又是童年夢里的聲音。村文化廣場上,沁源秧歌正在上演。武鄉也有秧歌,而且有三種,扮秧歌、唱秧歌、戲曲秧歌。小時候不知“秧歌”兩個字怎么寫,以為是“羊歌”,放羊人唱的歌。孩子們不想上學,常跟著放羊漢漫山遍野地跑。放羊漢一般都很會唱?,F在分析,首要的原因是吆喝羊練出來的。雖然說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但放一群羊和放一只羊,差別很大。羊散在山坡上吃草,越吃越分散,日暮歸圈,放羊人一聲“嗷呀……”最遠的羊都能聽到,開始聚攏起來。第二是壯膽。山里有狼,不常見,可也不罕見,特別晚上地里“臥羊”,聽不遠處狼嚎,不由膽寒,唱歌是給自己膽量和溫暖。第三是排遣寂寞。其實,放羊人根本不寂寞,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要“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是詩人的浪漫,放羊人給每一只羊起一個不美麗卻形象的名字,卻完全屬實。有的放羊人不識數,但能記住羊的臉,清點時,嘴里念叨“它在,它在,它也在……”羊們,就是他的朋友,他是這群生物的統治者,認識的羊都在,究竟多少只,這個數字也就沒意義了。這次來到王陶,在一家院子里居然邂逅了羊鏟?!板忮恕边@個詞,已帶上浪漫的色彩,仿佛和勞動人民所用的一件工具完全不搭界。但我異常激動。響亮的鞭子、長而光滑的鞭桿、指哪兒打哪兒的羊鏟,讓多少坐在小學校教室里的孩子思緒飄飄。同行者不知此為何物,更不會使用。我做姿勢示范,好幾次想鏟起院子里的土實操下,又擔心土落到別人的頭上,只好作罷。拍照留念,再見,不知何時了。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也有一時代之秧歌。王陶村看到的秧歌,唱詞多弘揚良好鄉風家風,文人寫的,唱秧歌女子唱到中途,反復了好幾句,實在想不起詞,只好從口袋里掏出打印的A4紙,照著唱。詞陌生,調子卻是熟悉的。而且,和近四十年前我聽過的武鄉秧歌也差不多。

    每年固定的,在正月十五元宵節,各村都要“鬧秧歌”,通常的說法是“社火”,辛棄疾寫的“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就是鬧秧歌。每村組成一支或幾支隊伍,專業點的會踩高蹺、畫臉,一般就是把孩子們集中起來,白毛巾、花花布,隨意裹在頭上、扎在腰間,對聯紙沾水,把兩腮抹紅,到場子里一圈圈轉,也就差不離了,那時農村孩子多,一聲喊就來一大幫。后來村里刷出標語“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樹”,現在,樹滿山滿坡都是,孩子不大見到了。鬧秧歌的水平高低,往往取決于唱秧歌。會唱秧歌的,每村也就幾個人。既要唱得聲音大,沒有任何擴音設備,在喧鬧的人群和時時響起的鞭炮、二踢腳包圍中不被淹沒,還要有點內容,光會喊羊的放羊漢就難當此任了。我二叔生在長治,在市里讀了兩年小學,后來回到老家,長治話已忘得蕩然無存,唱秧歌卻能根據到的村子、單位、人家隨口出詞,印象最深的,是到鄰村的供銷社,唱“有滌良有滌卡還有本本,里頭真是人擠人,后生們擠得出了水(汗),老漢們擠得還圪腚(膝蓋)疼”。這位平時的生產小隊會計,放下賬本算盤,唱秧歌、吹笛子、吹笙,都是好把式。二叔五十四歲患胃癌去世,已一十四年矣。

    讓大家最感興趣的,是王陶村的“鄉村記憶”展示。不是專門的博物館或展覽館,只在村委會二樓的走廊和幾間房子里擺放著過去農村生活生產用具,不名貴,卻真實、質樸、原生態。都是我小時候用過、見過的。

    一地的瓦缽,矮矮地、靜靜地坐在地板中央。大小不一,形態相近,黑或深灰的色,沒有色彩也沒有色澤。用裝修術語講,是“亞光”,光華隱在歲月里。瓦缽,在八千年前的甘肅天水大地灣彩陶里就出現了,到馬家窯時期,已非常成熟精美,水波紋、魚紋、蛙紋、網紋,繪制精細,意蘊深厚。青銅器出現后,彩繪漸少,歸于素色,進而黑灰。我小時候,瓦缽是家里裝面粉、小米、豆子,包括炒面、炒萁子、干餅子的主要器具,在柜子或甕蓋上,沿墻靜靜地坐著。離開老家到礦上生活后,五十斤一袋的面粉,買來直接放在柜子里,礦上找不到白土,最喜歡的炒萁子無法制作,商店買來的餅干糖果,裝在鐵盒或塑料盒子里,瓦缽再也用不著了。即使在農村,它們也被從本來的位置上搬下來,集中起來給人看。但我感覺,傳統農村器具里,瓦缽的名字最文雅,有文化含量。缽,本為僧人乞食用餐之具,唐僧到達靈山,把紫金缽盂送給阿難和迦葉,才取得真經;名篇《勸學》中,僧貧者由西蜀去南海,“一瓶一缽足矣”。晉東南農村,卻把這詞由佛轉俗,給了最日常的用具。其色如瓦,其音近瓦,其價值地位,也類于瓦,平常、普通,卻不可缺少?,F在,遠古彩陶之大腹小口者都稱“罐”,其實增加“缽”這個品種,更準確。

    和瓦缽連在一起的,是甕,也叫缸。但我感覺,甕更形象、準確、生動,既是形聲,又似象形。瓦缽放隨時要吃的食材,甕則存未加工的原糧——小麥、谷子(不是小米)、玉米等。甕,往往成為財富的標志,甕大、甕多,則表明糧食多。王陶的鄉村記憶里,當然少不了甕,而且匯聚了大小不一、功用各異的甕。

    水甕,是過去每家每戶必不可少的。民以食為天,水,則無疑是天上的銀河星辰。沁源山高林密、山泉處處,沁水七源出焉,然而缺水卻實在是中國北方的常態。我就讀、工作過的甘肅自不必說,它曾苦瘠甲天下,根本原因在缺水。就是與沁源相鄰的武鄉縣,我人生最初的記憶之一,便是天大旱、井無水。村里的兩口井干涸見底,只在井底石縫間存一點水。壯勞力緣井壁而下,用飯勺半勺半勺舀進桶里,舀滿了,上井,把桶提上來。我爸爸在外工作,媽媽和我都下不了大井,只敢踩著石縫下到另一座稍小的井里。通常,我下井舀水,媽媽在井邊看著。媽媽個子矮、力氣小,只能擔小桶。舀滿兩桶,扁擔上肩人上坡,一步一晃,還得小心不讓水灑出來,半小時才能到家將水倒進水甕。過年看見甕上貼的紅紙墨字:川流不息?,F今,水甕在城市居民家中早已蹤影難覓,水管一開,清水自來。農村飲水工程讓自來水進院,水甕的作用也越來越小。偶爾物業貼出通知,修理水箱或管道要停水,家家著了忙,鍋碗瓢盆齊上陣,一片備戰備荒的樣子,回想起水甕時代的淡然從容,不禁暗笑。

    比水甕更徹底退出生活的,是油燈?!扒酂羧缍埂?,現在的人是永遠體會不到了,燈火通明成了這個世界最普遍的景觀。一次,我乘夜航班由上海至北京,從窗口向下偶爾一看,下面燈帶如河綿延寬展,映出地平線的輪廓,讓我想起郭沫若的名篇《天上的街市》。一彎上弦月掛在天空,如若嫦娥月中看,以為見到仙境與瓊閣,古人對天宮月宮的想象,在地上已實現了。從飛行時間估計,大概到了濟南上空,大城市華燈璀璨當然應該。機會難得,我拿出手機拍照,月光與燈光同框,感覺不過癮,又開啟錄視頻功能。不料,燈光一直連綿不斷地亮著,“天上的街市”或大或小,一大片海市蜃樓般的所在映入眼簾,“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做煙蘿”,北京到了。在沒有電燈的時代,只有北宋首都東京的元宵之夜,才會“花市燈如晝”,借中興宰相王安石、兩宋第一詞家辛棄疾如椽巨筆,作為農業時代的最頂級盛會,流傳至今。而今,已是夜夜魚龍舞,卻再難“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

    好在還有從王陶村淘來的油燈。油燈近百盞,皆銅、鐵制成,外形各不相同。在中國近現代工業起源地天津出生長大、沒有知青經歷的肖克凡老師,在王陶像發現了阿里巴巴的藏寶洞,應接不暇又有些不知所以。農村經驗豐富的甘肅作家馬步升考他,這里面哪一盞是省油的燈?肖老師答不上來。馬老師說,是這盞,油盞有蓋子,防止蒸發,燈芯亮暗可以調節。肖老師馬上興奮地說,這是工業原理的作用??!我邊看邊驚奇,我小時候,雖然村里早已通了電,但每天定時來電到點停電,我姥姥家的村莊尚未通上電,所以,油燈是我童年最常見的伙伴。然而,我們縣的燈,遠沒有王陶看到的這么多樣和精美。我問王陶村史遠良書記,這些燈哪里來的?回答從周圍農村收集來的。后來知道,沁源是曾經的三線建設重點地區,十多家工廠從沈陽、北京、天津等地搬遷到大山深處,也把工業技術帶到森林里的小村“工轉民”,多種多樣的油燈由之出世。雖然這些廠子早已遷到太原等城市,但機械制造業與農業的第一次零距離接觸,卻讓山村見到工業、時尚、現代化。

    我們家鄉的煤油燈主要有兩種:商店里買的玻璃油燈,大腹細座,通體淡綠;還有一種是自制的。我出生后,母乳不足,爸爸從礦上買來煉乳,裝煉乳的白鐵桶成了做煤油燈的上好材料。在煉乳桶的蓋子上鉆個眼,安上棉花搓成的燈芯,灌上煤油,一個燈就做好了。我嬰兒期大約食量不小,半個村子的燈都取材于我的煉乳桶,現在體形肥胖,大約是從小打下的堅實基礎。再有,就是燈盞,陶制品,很小,像酒盅樣,多是讓孩子們玩的。把吃的油倒入,舊棉花做芯,一點小小的火焰就燃起來,不如煤油燈亮,像小孩子稚嫩的生命。還見過帶燈罩的馬燈,風怎么也吹不滅的電石燈。電石燈常是夜里擺攤人用的,在冬天的夜晚里亮著清冷的白光,不如油燈溫暖,也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取點暖,因為攤子上的東西大多買不起,就不往前湊了。那么,王陶的燈,應該是更久遠和講究的人家所使用的東西,他們對于精美的燈的喜愛和打磨保護,其實是珍惜時間。沁源縣城中心廣場上,一座巨大的日晷雕塑前,詩人黃亞洲吟唱著:“太陽的每根光束掠過沁源地面,沁源人 / 都要緊揪著往前飛奔 / 如同揪緊馬鬃?!?/p>

    還說回空煉乳桶。它先被放在家里豎柜的隔板上,一時沒人來要,會攢一板子。豎柜是洋氣的家具,當時并非家家都有。在王陶村,我和它相遇了。依然是兩個寬寬的柜門,實木的。那時候,三合板、五合板等新材料,要再過幾年才出現。豎柜體型憨壯地立在那里,和放在地上的瓦缽、甕、燈們比起來,高大了許多,但還是難逃“戇”相,用時尚詞表述,就是呆萌。想起已散架不知去處的家里的豎柜,我不禁仔細觀察分析了眼前這位新見的老友。越看,越看出了門道、品出了味道。

    名曰“豎柜”,因為是第一個豎起來,而不是依然橫著的家具。之前,農村的柜子是炕柜,大炕靠墻放只半人高的柜子,和炕一樣長或稍短,里面放被子、衣服、孩子的零食,以及所有家里以為珍貴的東西。還有箱子,通常是陪嫁來的,兩只。豎柜的出現,把柜子從炕上解放到地上,向高處發展,充分利用空間。也隱約標示著財富觀念的變化??还?,晚上睡覺也和東西在一起,腳抵著柜門,無疑最安全,但同時也最保守。王陶鄉村記憶館里,我們還看到枕箱,即枕頭形狀大小的木箱子,有蓋有鎖,最貴重的東西放在里面,枕著睡覺,夢里都在護著自己的寶貝。豎柜和炕分離,說明對財富已不像先前守護得緊。后來出現了立柜,比豎柜細、俏,用上了三合板,安上了穿衣鏡。然后是組合柜,主材變成五合板,也是一代人的記憶,特別是在那個時代結婚的人。但只有豎柜,守護著鄉愁的邊界。

    走廊上擺著農具。在農業時代,糧食不僅是生活的基礎,也是財富的最直接體現。土地、牲畜、農具,是農業生產的三大法寶。農具最符合“人的意志的對象化”的要求,山西作家李銳為農具專門寫了一部小說集《太平風物》,讓農具具有了人格化的功能。在農人眼里,朝夕相處的農具的確有靈氣、有性格,俗話說的“趁手”,就這個意思。

    最先引起大家興趣的,是犁?!拌T劍為犁”,化戰爭為和平,就是這張犁。木制的、彎曲的犁架上,鑲著鐵鑄的犁頭尖已斷,早落在了不知哪塊田地里?,F在的農村,即使沁源這樣的山區,小型農業機械也已經普及,牛拉犁很少用了。過去,耕地絕對是個技術活,地有長有短,壟要犁得直,既要控制犁,還得吆喝牛,同時需把握犁的深淺,淺了,不能耕種,深了,把生土翻出來,而且阻力加大,常會把犁尖崩斷。經常,犁著犁著,一聲清脆或渾濁的響——犁尖斷了!忙提起犁一看,缺口宛然,只好停工。

    村里過段時間就有“倒犁觴”的人來,帶著爐子、陶范、焦炭、鼓風機,把生鐵熔化,鐵水倒進陶范里,鑄出犁頭,一斤鐵正好鑄一只。鐵是鑄犁頭的人自己帶來的,一只缺了尖的犁回爐再鑄,便獲得新生?!暗估缬x”的shang字怎么寫,我一直不明白,商、墑、晌?學了古典文學,突然想到,應該是“觴”,倒鐵水入范,正如斟酒入觴。濫觴,起源之意,鐵水鑄犁,也是生產的起源啊。

    還遇到了幾乎忘記的谷耬,種谷子的專用工具。農村種地,無論種麥子、玉米、高粱還是土豆,都是人直接拿種子種在地里,唯有種谷要用耬。搖耬種谷,谷種放在耬的斗里,牲口拉著走,人在后面均勻地慢搖,屬于農業勞動里技術含量最高的,一個村子也沒幾個人會。搖耬,谷種下得密,苗出來后很茂盛,便需間苗。這“間苗”一詞,間,名詞動用,把隔幾株苗拔除一株或幾株、拔后相互間隔的過程和樣貌,都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再長高點,到三伏天,就要鋤摟。鋤,指除雜草,天越熱,草鋤倒后死得越快,不然,可能再次扎根生長,著名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正描繪此情景。鋤的同時是摟,用鋤把壟兩邊的土攏起來,防止根長出土外,也防止越來越高的植株傾倒。然后,抽穗、結實,“谷穗笑彎了腰”,一派秋日豐收景象,“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聽說王陶村還有煤礦,并且不止一座,居然有四座。其實,沁源人均GDP和人均財政收入皆為山西省第一,最大的貢獻還在煤炭。煤炭和森林,似乎一個天使一個魔鬼,煤老板、黑煤窯……煤炭的形象已妖魔化了,只要不是亂開亂采,不破壞環境,煤炭與森林也可以和諧共享。正因為有了煤礦,才避免森林被砍伐成了燒火柴。煤炭是遠古樹木變成的,說明沁源的生態從遠古一直好到如今。

    煤礦,也是我的鄉愁。我爺爺爸爸弟弟妹妹,三代人在山西五大煤業集團之一的潞安集團工作,我八歲到潞安集團下屬的五陽煤礦子弟學校讀書,是不折不扣的“老子弟”。小學、初中、高中,我在礦山長大,也見證了礦山生產生活在改革開放大潮下的變化。

    煤礦于我,更多的,是永遠也回不去的童年。一幢幢單身職工樓消失了,一幢幢家屬樓起來了,越來越多煤礦工人的妻子孩子,從河南、山東、山西的各縣來到礦上。原來在農村住窯洞、礦區住平房的人,都搬進了樓房。剛開始有人不習慣,在樓前草坪上種菜、在床下養雞,后來這些現象都慢慢消失。中國的城市化,其實并非從本世紀開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有計劃地在推進了,其重要舉措之一,就是煤礦工人(可能還有其他產業工人)家屬農轉非、煤礦“單身職工”迅速減少、社區功能發育、礦區“小城鎮”模樣越來越明顯。

    沁源靈空山間有座吊橋,同行者過橋時皆戰戰兢兢,有人甚至嚇得蹲在橋上進退不得,我則如履平地到了對岸。我說,誰給我拍視頻?我跑個來回,在吊橋上撒腿跑到對面,又折跑回來,眾皆驚訝。我把視頻發到家群里,小妹妹說,吊橋是我們童年的一部分。的確,沁源乃沁河之源,五陽礦旁邊則流過濁漳河。阮章競的著名長詩《漳河水》、山西作家王東滿的小說《漳河春》,都寫的這條河。礦家屬區的河段上架起一座吊橋,過橋就到了農村。橋長,而且晃得厲害,年長日久,橋面的木板折斷或被抽去很多,有的縫隙寬達尺許?,F在想來的確危險,但那時卻是我們的樂園,我常約二三同伴,在橋面使勁搖晃,橋面快豎起來時感覺飄然欲仙。膽子大的同學,騎著自行車飛速過橋,邊騎邊喊。不料,這“童子功”又在三十年后酷秀了一把。

    李曉東:一九七四年生,山西武鄉人,文學博士,副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F任中國作家協會社會聯絡部副主任。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輿情處調研員、副處長,中央巡視組副處級、正處級巡視專員,中國作協辦公廳秘書處處長,《小說選刊》雜志副主編,甘肅省天水市委常委、副市長(掛職)。研究方向為明清白話小說、中國現代戲劇、新時期文學,散文創作有“天風水雅——天水散文系列”“鄉土?礦山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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