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一個春天到另一個春天

許多過來人回想起那個春天，一切歷歷如在眼前，海在天上，天在海里，一輪剛剛從大海上升起的太陽，如夢初醒。

站在一九七八年的時空中看深圳，那時候的深圳跟沿海、內陸的縣城差不多，大家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但若同對岸的香港比，兩地已經拉開了千百倍的差距，這差距是一眼就能看見的。當你站在這邊灰暗的老街上眺望那邊，香港傲岸而炫耀的倒影幾乎傾倒了整個南海。那倒影從對岸清晰地伸過來，連陽光照在玻璃上的光斑都清晰可見。而城市的差距還體現在早已發黃又難以磨滅的歷史數據上：一九七八年寶安全縣工業總產值僅有六千萬元人民幣。深圳建市時，其生產總值（GDP）還不到兩個億（一點九六億元人民幣），而香港當年的生產總值已超千億（一千一百一十七億元人民幣）。從面積上看，寶安縣為香港的兩倍，但其生產總值還不足香港同期的千分之二。

這就不能不讓人下意識地追問，香港為什么是香港？深圳為什么是深圳？

深圳河其實很小，并非難以逾越的天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羅大佑唱響了一首風靡海內外的歌曲：“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這條小河就是深圳河，而兩岸最狹窄之處只有三十多米。只要提到深圳河兩岸的差距，誰都會提起深圳河畔的羅芳村。羅芳村早先叫羅方村，這原本是一個多以羅姓和方姓村民聚居的自然村落，兩岸還有一座小橋相連。自從以深圳河劃界而治后，一個自然村就變成了兩個世界。不過，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兩岸都未在邊境線拉起鐵絲網，小河流到哪里，哪里便是邊界，河這邊的村民還到對岸去租地耕種，這邊的孩子還可以到河那邊上學。后來，隨著邊境線管控越來越嚴，兩岸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到一九七八年，這邊的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來塊錢，而那邊的村民人均年收入高達一萬三千多港幣，相差一百多倍，那時港幣比人民幣還值錢。如今很多羅芳村的老村民還記得當時一句話：“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边@懸殊的差距必然會產生強烈的心理落差，也讓老百姓用腳來選擇自己的人生。河這邊的村民紛紛逃向了河那邊，一個羅芳村就跑掉了六七百人，在河那邊又建起了一個羅芳村。村民還約定日子，在河兩岸見面，相互喊話，這也是當時的一大奇景——界河會。

當時流傳一句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p>

深圳，一座在大海的懷抱里孕育的城市，一個在大海的懷抱里誕生的經濟特區，在分娩的過程中必然會有疼痛。

一九七八年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在這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力排重重阻力，啟動了中國的一次偉大轉型。

據《習仲勛主政廣東憶述錄》記載，一九七八年春天，習仲勛同志肩負中央的重托，主政廣東。在他抵粵赴任的當年七月，就深入逃港潮的漩渦中心寶安縣調研。他從深圳灣一直走到了中英街。

這條小街位于今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鎮，由梧桐山流向大鵬灣的小河河床淤積而成，原名鷺鶿徑。這一帶曾是長腳鷺鶿棲息覓食的淺水灣，它們的長頸和長喙可以深入水底去捕食人們看不見的魚蟲，又以一種凌波微步的姿態款款而行，一旦有人走近，它們便振翅而起。這些大海的精靈，眼里從來沒有人間的邊界，那從天空飛過的翅膀投下的陰影，依然在貼著地面飛翔。

對于人類，這條長不足一華里、寬不夠七米的鷺鶿徑，卻如同兩個世界之間的一條鴻溝。街心以界碑石為界，左手是深圳，右手是香港。小街的這邊站著中方的邊防戰士，那邊則站著英國大兵，他們近在咫尺，四目相對，盡管中方邊防戰士比對方要低半個頭，但氣勢一點兒也不輸于對方。當習仲勛站在中英街上，看到那邊商鋪林立，人流如潮，而這邊卻是冷落寂寥，四顧蕭索，破敗的老房子墻皮脫落。這讓香港同胞看了也扎心啊，就像祖國身上的一塊塊傷疤。

習仲勛透過一條小街，看到了雙方的差距，這讓他心中非常難過，“解放快三十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這個差距太大了??！”

時不我待，為了盡快縮小兩地差距，習仲勛率先向中央請求：“讓廣東在四個現代化中先走一步！”

這正是廣東人的一句口頭禪：我走先！

對于深圳，那一年的春天仿佛在歌曲《春天的故事》中發生，“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在南中國海洶涌澎湃的春潮中，一個老人以劃時代的激情，將一個處于南中國邊緣的邊陲縣推向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這年春天（一九七九年二月），國務院批準在深圳蛇口建立中國內地第一個出口加工工業區，這也是中國第一個外向型經濟開發區。

只要追溯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就不能不提到三個推動歷史進程的人物：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主政廣東的習仲勛，還有第一個敢于吃螃蟹的深圳人——袁庚。

袁庚，原名歐陽汝山，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大鵬鎮，是一位海員的兒子。一九三九年，袁庚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加入東江縱隊。一九四九年九月，袁庚任兩廣縱隊炮兵團團長，參加了解放廣東沿海島嶼的戰斗，如今深圳市南頭半島的前海、蛇口和大鏟島一帶就是他率部解放的。這位年輕的炮兵團團長看著那被炮火撕裂的焦土和彌漫在海天之間的硝煙，他眼中沒有太多勝利的豪情，卻有滿目瘡痍的傷痛。他摸了一下還在發燙的炮筒，冒出這樣一句話：“這里，從此再也不會有炮聲響起！”

一位浴血奮戰的軍人，說出了他對和平的憧憬。隨著新中國的誕生，袁庚也隨即從一位前線指揮員轉入了和平年代的特殊使命，邁入了他人生的第二階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被調至中央軍情部武官班受訓，先赴越南任胡志明主席的情報和炮兵顧問，后又擔任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總領事館領事，周恩來總理出席在雅加達召開的亞非會議期間他負責情報組織工作。一九六一年，袁庚被任命為中央調查部第一局副局長，派往柬埔寨破獲國民黨暗殺劉少奇的“湘江案”。一九六六年，他被指派為光華輪黨委書記，將在印尼排華事件中蒙難的華僑接回祖國?！拔母铩逼陂g，袁庚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監獄，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才恢復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此時他已年近花甲，然而，一九七八年十月的一紙任命，把他推向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他被任命為交通部所屬的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他的人生由此邁進了第三階段，不是告老還鄉頤養天年，而是充當一頭“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的拓荒牛。

香港招商局是中國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駐港航運企業。早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洋務派大臣李鴻章就奏請設立了香港招商局，這也是洋務派把手伸進香港的一個大手筆。袁庚為香港招商局第二十九任掌門人。此時，這家以航運為主的駐港中資企業由于長時間經營不善，已淪為空殼，沒有一條船，只有一家老舊的修船廠和一個又小又破的碼頭，總資產僅四千多萬港元。袁庚被安排到這個位置，還真是非常適合他，也可以說是歷史的選擇。他從投身東江縱隊后就開始從事對外聯絡和情報工作，而這種經驗豐富的外向型干部在當時是少有的。由于長時間擔當特殊使命，他練就了敏銳而獨特的眼光，透過這銹跡斑斑的一副空殼，他看到了這個駐港中資企業的獨特價值。隨后，他便向中央提出了重振香港招商局的二十四字方針：“立足港澳，背靠國內，面向海外，多種經營，買賣結合，工商結合?！边@其實也是他立足的一種姿態。當他站在這邊的海岸線上，總是下意識地看著香港。而當他站在香港的海岸線上，又總是下意識地看著這邊。在香港招商局對岸就是他當年率部解放的蛇口。此時，他早已不是用戰爭的眼光來看待了，而是換了一種眼光。他也是當年最早改變眼光和思維的第一批人。在隔海相望間，一個念頭就像那伸向大海的半島一樣，在彌漫的海霧中浮現出來，越來越清晰。

一位歷經戰火淬煉的軍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思維，干什么先要考慮到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那么香港招商局的地利在哪里呢？香港地域狹小，又是寸土寸金之地，憑招商局那點兒資本在香港不可能伸展拳腳。他將目光放到了對岸的蛇口。若能直接殺回自己原先的戰場，既可以充分利用廣東省的土地和勞力，又可以利用香港及外國的資金、技術、設備，這是雙贏的最佳選擇。

蛇口，地處深圳南山區南頭半島東南部，東臨深圳灣，西依珠江口，與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最初劃給蛇口工業區的開發用地，哪怕精確到了小數點也只有二點一四平方公里。袁庚以他慣有的軍人步伐轉了一圈，對身邊的人笑道：“你們看，這一小片狹長的土地就像試管一樣?！边@個風趣而形象的比喻，逼真地說出了蛇口扮演的角色。如果說深圳是鄧小平為中國改革開放劃出的第一片試驗田——深圳經濟特區，蛇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根試管。

那時蛇口還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人民公社，良田沃土是不能占用的，中央劃給蛇口工業區的是一片被歷史和偏見遮蔽得太久的海邊荒灘和荒山坡。這海灘上沒有紅樹林，只有瘋長的咸水草，爛泥荒灘散發出一陣一陣的腥臭味。一條黃泥小徑一路向大海蜿蜒而去，又從大海蜿蜒而來。那些去捕撈沙井蠔的漁人，隨它而去，又隨它而來，一雙雙赤腳，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過拖泥帶水的日子，把一條路走得坑坑洼洼、彎彎曲曲，卻從來沒有誰正眼瞧過這片土地。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從一開始就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這是一個必將載入史冊的日子。一位當年頭戴鋼盔的炮兵團團長曾經發誓，這里再也不會響起炮聲。而時隔三十年后，他又戴著安全帽站在自己親手解放的這片土地上，擺在他面前的不是軍用地圖，而是蛇口開發出的一幅藍圖。為了這幅藍圖，袁庚一如當年指揮作戰一樣，手臂像軍人一樣猛地一揮，一聲令下，轟然震響的炮聲頃刻間震撼了荒山坡，掀起紛紛揚揚的塵土，連被埋得太深的石頭也從蛇口吐出了倔強的牙齒。海風在炮聲中呼嘯，海浪在震蕩中翻滾。這振聾發聵的炮聲，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開山炮”。這炮聲撼動的又豈止是一片荒山坡？還有那板結的體制和僵化的思想。此時，還不能說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卻已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就在蛇口打響第一聲開山炮的這一年，從中央到廣東省、深圳市，都在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緊鑼密鼓地籌劃著。此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已代表廣東向中央提出要劃出一塊地方來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但這試驗田叫什么名字呢？就像為一個即將分娩的新生兒正式命名，必須鄭重其事，一直定不下來。鄧小平豪爽地說：“就叫特區嘛！原來陜甘寧就是特區?！彼@一句話，就把深圳經濟特區的名字正式定下來了。這不是一次單純的命名，而是以特區的名義重新定義了一個時代。鄧小平還以一種革命家的豪邁激勵廣東：“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中央沒有錢，這是實事求是，當時中國正處于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時期，加之歷史原因導致國民經濟遭受的嚴重損失，到處都要用錢而國家財力捉襟見肘。而鄧小平、習仲勛都是從槍林彈雨中闖過來的革命家，“殺出一條血路來”，這既是他們在戰爭年代的生命體驗，更是他們對改革之路的洞察和預見。這一路上將遇到重重障礙和阻力，只能像沖鋒陷陣一樣“殺出一條血路來”。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經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正式批準設立深圳經濟特區。這一天被世人稱為“深圳生日”。

在某種意義上說，蛇口提前打響第一聲開山炮，也是深圳特區打響的第一聲開山炮。而隨著深圳特區的誕生，大規模的開發隨即全面鋪開，中央軍委調遣了兩萬多基建工程兵支援特區建設，來自五湖四海的數十萬建設者也如潮水般奔向深圳，這是特區建設的“開荒?！?。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穿著那個年代流行的?；晟?，幾乎是義無反顧地奔向了深圳。我來了，趕海來了！那時我才二十出頭，在內地已有了一份安穩的職業，我來這里不是為生存所迫，而是想要換一種活法。人到了特區心也跳得快些。這是真的。這是一個熱烈的世界，那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熱，海風滾燙而兇狠，而海浪的拍擊也是可以產生大量熱能的。我還不太適應被大海反射過來的燦爛陽光，一直瞇縫著兩眼，這讓我突然覺得自己走錯了地方。那時的深圳還是一座被農村包圍的城市，整個特區就像一個巨大的建筑工地，到處都是工棚、腳手架和攪拌機。一條條剛從泥土里挖出來的路上立刻就擠滿了人，撲上來的灰土落在身上，讓我腳步沉重。和我走在同一條路上的，還有成群結隊擁蜂而來的農民工，他們都忙著把自己往這離大海最近的地方搬運。蛇皮袋、搪瓷缸、塑料皮捆著的被臥卷兒，他們身上的每一樣東西都特別經得起摔打，經得起折騰。和這些人擁擠到了同一條路上，我感到非常偶然，又十分茫然，甚至有種被挾裹進來的感覺。在這里，他們不愁找不到事做，一個鄉下漢子，剛剛放下身上的蛇皮袋子，立刻就能找到一個什么活路干干。他們在路邊搭個簡易窩棚，立刻就能開鋪睡覺，生火做飯。在大鍋里炒菜的不是鍋鏟，而是挖土的鐵锨。他們是那樣按捺不住，渾身充滿了力量，隨時都可以爆發出來。

追蹤深圳特區之路，首先就要從“深圳第一路”——深南大道開始。在建市之初，深圳還沒有一條像樣的馬路，那碎石路面在烈日下塵土飛揚，深圳派人去香港招商，好不容易招來了幾個港商，可剛一跨過羅湖橋，這些西裝革履的港商就被灰塵嗆得咳嗽不止，連眼淚都嗆出來了。為了不讓這些港商“嗆回去”，深圳市政府痛下決心，決定修通一條橫貫市區東西的主干道。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支踏上深圳土地的施工隊陸豐建筑第六施工隊承接了開路工程，這支由農民工組成的縣級建筑工程隊，在深圳城市街道拓荒史上寫上了艱辛的第一筆。這筑路工地沒有路，施工設備非常簡陋，成千上萬的土石方只能靠人力用板車推的推、拉的拉。我來這里時，很多路段還沒來得及澆上柏油。而說到澆油，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真是難以想象，工程隊連灑油機也沒有，他們用鐵皮焊了個二十多斤的土漏斗，讓兩位身板好的漢子用手臂舉得直直地操作。剛剛澆上的瀝青被烈日烤得黏黏糊糊的，連修路的民工一個個看上去也是黏黏糊糊的，就像剛從柏油桶里鉆出來的，腦門子上、臉上、臂膀上、背脊上，一片焦煳，流淌著污黑的汗水，散發出污黑的氣味。一位灑油工換班時想把膠鞋脫下來，卻怎么也脫不下，瀝青把膠鞋給燙熔了，把褲子也粘住了。

一九八○年，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前夕，深南大道從蔡屋圍到當時上步工業區的第一段路終于修通了，全長只有兩公里余，七米寬，僅夠兩臺車來回并行。這樣一條路實在稱不上是大道，但在當時已是深圳市最長最好的路了，這條路也算是獻給深圳特區的奠基禮。隨后，這條路又開始擴展和延伸，直到一九八七年春節前，深圳市把廣深鐵路用高架橋托起，才將這條路修通了近七公里長，將路幅拓寬到五十米。這條深南大道才是名副其實的大道，被深圳人自豪地稱作“十里長街”。然而在拓展的過程中，這條路幾乎是一路在爭議中不斷推進。有人質問，修條馬路為什么要搞這么寬？有人痛罵，簡直是敗家子，老百姓的血汗錢都給敗光了！誠實地說，那時這路上跑來跑去的也確實沒有幾輛車。然而，你不能只看眼前，沒過多久，那些質問的、痛罵的又換了一種方式，這馬路怎么修得這么窄、這么短？怎么就那么鼠目寸光！

遭受質問和痛罵的還有“深圳第一高樓”——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國貿大廈借鑒香港的招投標制度，在國內第一個采取公開招標設計方案，第一個大范圍采用世界一流建安設施裝備。大廈開始招標設計為三十八層，很多人就開始質問，蓋這么高的樓有必要嗎？后來，國貿大廈的設計又調整到五十三層，高達一百六十米，質疑的聲音就更多了，這樓到底要蓋多高？難道想要捅破天？人可不能心比天高??！

站在當時，你又不能不說這樣的質問有它的道理。那時中國內地最高的大樓也只有三十多層，而國貿大廈附近最高的建筑為深圳賓館，只有四層。就在這質問和爭議聲中，國貿大廈一九八二年春天在羅湖中心城區破土動工了。大廈的總設計師朱振輝畢業于哈工大土木建筑系，曾任中南建筑設計院院長、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堪稱當時深圳最領先的建筑設計師之一。主體工程由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無論對于設計者還是承建者來說，他們都在創造當時的中國第一，這是中國建筑史上第一棟超高層建筑，在很多方面都無章可循。無論在設計上還是建設中，無論在管理上還是技術上，很多都是開國內先河的。在建設過程中，中建三局竟然創造了三天蓋一層樓的驚人速度，這一速度創造了中國建筑史上的新紀錄，居當時世界領先地位。這也是被傳為神話般的“深圳速度”。許多人都把“深圳速度”理解為速度快、效率高，甚至想當然地認為是加班加點、夜以繼日地干出來的，其實“深圳速度”第一得益于管理創新，中建三局作為國有企業，率先大膽打破了鐵飯碗（固定工資制），當時工地的負責人工資是“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第二得益于技術創新，中建三局在標準層的施工中研制出了國內第一套大面積內外筒整體同步滑模新工藝，這一獨特技術創新可以用三個“特別”來形容——速度特別快、效率特別高、質量特別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國第一經濟特區建造的第一高樓，以高聳入云的姿態在羅湖崛起。一眼望上去，感覺一座趴在海灣里的城市突然站了起來，一座城市從此開始才像一座城市。這座大廈被譽為“中華第一高樓”。它不僅僅是一座高樓，而且是深圳特區成立五年來所達到的高度，也代表了那個年代中國現代化崛起的海拔高度。一九八七年，該工程榮獲首屆魯班金像獎，頒獎詞中稱：“她是誕生神話的地方，她的矗立本身就是神話?！?/p>

我還沒有等到國貿大廈竣工就逃離了深圳。一九八二年深圳特區那個火熱的夏天，我看到的國貿大廈還是一個巨大的土坑，而沿途見到的都是低矮的瓦房、叢生的灌木、茂密的荒草和板結的土地、被撕裂的黃土山坡，腳下是一條條泥漿路，一邊走一邊要把深陷在泥濘里的鞋子使勁地拔出來，還要使勁地甩動，好讓爛泥掉下來。多少年過去了，那泥漿路還在我的記憶中延伸著，一直延伸到一片荒涼的內心。最終我選擇了逃離，從此與深圳擦肩而過。

當我與深圳背道而馳時，無數人正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深圳，那是我無論如何奔跑也追趕不上的節奏。盡管我與深圳背道而馳，但我只是埋怨自己沒有當一頭“開荒?！钡挠職?，追趕不上深圳的節奏。然而，還有許多與深圳背道而馳的人，卻把矛頭對準了深圳，對經濟特區掀起了一輪圍剿、批判的風潮?？v觀深圳特區的發展之路，在每一個歷史轉型時期，幾乎都要遭受一次強大的沖擊波。這一輪風潮，也是深圳遭受的第一次沖擊波。從蛇口建立出口加工工業區開始，就掀起了一場不小的“租界風波”。袁庚后來不止一次提到一篇讓他“很惱火”的文章，借討論舊中國的租界問題來議論特區，影射特區把土地有償出租給外商，經濟特區都成了國外的租界了。這對特區的沖擊非常大，即便像袁庚這種從槍林彈雨中殺出來的老革命，每每往前走一步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們甚至“感覺是拿自己身家性命在玩”。

追溯歷史，必須直面歷史。當深圳特區還處于鴻蒙初開之際，既沒有開發的資本，又沒有技術設備，只能抓住改革開放的先機和毗鄰香港、面朝大海的地緣優勢，利用荒蕪閑置的土地招商引資。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正值世界產業轉移高峰期，那些發達經濟體紛紛把產業鏈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深圳最早就是承接這樣的產業，以“三來一補”來料加工或代加工為主要模式，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依靠外商提供的原料、技術、設備等，并根據對方提出的產品質量、規格、款式等要求完成加工、組裝、整合等基礎制造環節，最后把產品提供給外商，從中獲取相應的回報。這些工廠都是從代加工（OEM）起步，主要是“三資企業”，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這是深圳特區創業史上的第一階段，如今被一些學者簡稱“深圳加工”階段。而此時也正是深圳的拓荒期，那些“開荒?！蓖破交氖弲采纳狡?，填平咸水草瘋長的海邊灘涂，這片土地上不斷生長出一道接一道的圍墻、密密麻麻的工廠、宿舍和煙囪，在工廠宿舍外的海風與陽光中晾曬著打工族的工衣，哪怕洗過多少遍，依然散發出咸澀的味道。盡管深圳那時還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然而這卻是深圳的一次關鍵轉型，從以農耕立命轉向以工業立市，從長時間的內部封閉轉型為外向型經濟，奠定了深圳外向型、出口加工型經濟的基礎。這一次轉型也讓逃港潮轉為了打工潮，對于數億中國農民來說，這是一次偉大的轉型，讓他們在一畝三分地之外找到了另一條活路，換了一種活法。

誠然，隨著國門打開也難免魚龍混雜，走私和水貨趁機而入。然而，有人在潑臟水時恨不得把孩子一起潑掉。有人斥責深圳特區是“香港市場上的水貨之源”和“走私的主要通道”，有人攻擊“特區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飛地”，更有人別有用心地指向特區的制度：“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飄揚之外，都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在南海蔚藍的天空下，一時間甚囂塵上，陰霾重重，沉重的壓力讓一個還在咿呀學語、蹣跚學步的特區難以承受。深圳特區何去何從，有的人在觀望，有的人在發問，特區該不該辦？怎么辦？這在如今看來簡直不是問題，然而在當時卻是咄咄逼人也必須清楚回答的問題。

一九八四年一月，又一個春天降臨，此時南海風高浪急，原本也是自然常態，但一個年輕的特區還涉世未深，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來得正是時候。鄧小平先后視察了深圳、珠海和廈門三個經濟特區。這也是鄧小平首次視察深圳。此時，深圳國貿大廈正以“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在春雨霧氣中朝天空生長，一位老人若要登上這座高樓，還要等待另一個春天。而這次，他把視察的重點放在了蛇口。

這年鄧小平已八十高齡，那雙眼睛依然很亮，還特別犀利。

這年袁庚也已六十七歲，步履依然有一種軍人的矯健。

自從蛇口率先打響第一聲開山炮，袁庚率領第一批拓荒者在四年多的時間里，把最初的一幅藍圖已變成了生機勃勃的現實，那一片毛荒草亂的海灘和山坡上，一座現代化的工業新城已在南海前沿率先崛起。作為香港招商局投資的開發區，袁庚不僅是盯著腳下的一小片土地，而是遼闊的大海。他看準的就是蛇口港踞南中國海進入華南地區之咽喉要道，他在蛇口工業區打造的第一項目就是蛇口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經國務院批準，蛇口港成為國家正式對外開放口岸，也是中國第一個由企業投資自辦、自負盈虧的港口。在這兩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袁庚還率先探索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可推廣模式——“蛇口模式”，即不要國家撥款，自行引進外資，自擔風險，產品以外銷為主，高速發展工業。即便到了今天，當你重新審視袁庚對蛇口工業區的設計理念，也不能不佩服他超前的眼光。在以“三來一補”為主的初創時期，他卻對蛇口工業區開發提出了“三個為主”，即“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企業投資以外資為主、產品市場以出口為主”，從而確立了蛇口工業區生產型和外向型的大方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提出了“五不引進”，對來料加工、補償貿易、技術落后、污染環境和擠占出口配額的項目一個也不準引進。這讓蛇口引進項目的門檻也比“三來一補”更高、更優質，把那些技術落后的企業擋在了門外。這也讓蛇口工業區在高速度中得到了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打造出了一小片最燦爛的土地。后來國家緊縮銀根，很多“三來一補”企業舉步維艱，而蛇口工業區的日子在特區中最為好過。當很多地方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求發展時，蛇口工業區從一開始就把污染環境的企業擋在了門外。后來，很多企業在“先污染，后治理”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蛇口卻率先打造出人與自然、工業生態與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典范。優化生態環境其實也是優化營商環境，誰愿意到一個污水橫流、臭氣熏天的地方來搞開發呢？

袁庚不止一次跟人說過，世界上美麗的地方他見得多了，還是覺得蛇口最美。當蛇口還是一片荒灘時，袁庚便在香港舉行的招商酒會上描述：“那里有綿綿細沙的海灘，海灘上有風吹瑟瑟的樹林，那是中國版的夏威夷?！彼坏熊娙藲赓|，風骨里還有一種詩人氣質，但很多人聽了他如詩如畫的描述，都覺得他簡直是瘋了，只要到過蛇口的人都會被嚇回來，那時蛇口流傳著一句俗話，也是大實話：“蛇口的蒼蠅南頭的蚊，又大又狠嚇死人?！钡且晃粚嵏杉?，歷經幾年打造，蛇口就變成了南海邊最美麗的地方，而今，誰都覺得蛇口就是“中國的夏威夷”。

一九七九年蛇口港開工后，袁庚這個總指揮很著急，走到哪里都是風風火火的，恨不得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但很多年輕力壯的員工還是習慣于磨洋工。港口建設的第一項重任就是清理淤泥，按袁庚的測算，人均每天八小時能運送五十五車泥土，但運泥工一個個就像老牛拉慢車，人均每天只有二三十車。這也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普遍現象。香港招商局為直屬國家交通部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每個人手里都端著鐵飯碗，拿著死工資，你愛干不干、干得好與干得差都是一個樣。袁庚從當年十月開始，在全國率先推出實行定額超產獎勵制度，按每天五十五車定額，完成定額者每車獎兩分錢，超額每車獎四分錢，“上不封頂、下不保底”。那時候四分錢差不多就是一個雞蛋的價錢了。這一制度拉開了新時期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效果立竿見影，運泥工的干勁一下就被獎金鼓起來了，每人一天少則能運送八九十車，干勁大的甚至高達一百三十多車，一天就能領到四塊多錢的獎金。這就是生產力的解放??！但獎勵制度很快就被上級叫停了，施工效率也在一夜之間回到了解放前。袁庚拍案而起，他跟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叫板。后來，經兩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小小的蛇口工業區才恢復了定額超產獎。這之后，從深圳到中國內地都逐漸推行了這種“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工資獎金制。這也是袁庚在蛇口開創的又一個“第一”。

幾年里，袁庚還開創了一個個破天荒的全國第一，有人總結他先后開創了二十四項全國第一：創辦國內第一家為全球市場服務的跨國經營集團——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團）。在全國首開工程招標先河。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存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資企業——中國南山開發區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袁庚針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僵化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又進行了一次突圍，在全國率先進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行人才公開招聘和競聘上崗，此舉開了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與此同時，試行“干部凍結原有級別，實行聘任制”，第一個對領導干部實行公開的民主選舉和信任投票制度。率先進行分配制度改革，實行基本工資加崗位職務工資加浮動工資的工資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制度……這一系列動作，以敢闖敢試的大無畏精神，沖破了中國幾十年的人事禁區。

每一個“第一”，無不是當時體制上的突破之舉。袁庚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型干部，但從來沒有宏旨高論，一出口就是心里話、大實話，這也讓他率先發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時代先聲。那時中國還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國人還沒有從聞利色變、談錢臉紅、“越窮越革命”的年代走出來，而利潤和效率長期被國人視為資本主義的專有名詞?！半y道社會主義建設就不需要利潤和效率？”袁庚這句話如沖破思想禁錮的第一聲春雷，為利潤正名，為效率吶喊，更是在價值觀上的率先突破。對于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最根本上的突破就是價值觀的突破。也只有這樣的價值觀，才能承載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創新的開始。有人說，這句話是袁庚在蛇口為他敢闖敢試的精神寫下的第一條最生動、最形象的腳注；有人說，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就是從這句話開始的。這句口號作為深圳精神的邏輯起點，如今還是深圳特區最有影響力的觀念之一，并成為影響當代中國人思維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然而，這一聲石破天驚的吶喊在當時成了爭論的焦點，袁庚甚至被冠上了“要錢要命的資本家”的惡名。對此，袁庚是有心理準備的，他坦言：“寫這標語時，我是準備戴帽子的?！?/p>

一九八四年早春，袁庚在蛇口客運碼頭迎接鄧小平，又陪同鄧小平登上蛇口微波山俯瞰蛇口全景。而在深圳進入蛇口的分界線上，豎立著一塊比路邊更醒目的標語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看上去觸目驚心。這是袁庚特別想讓鄧小平看見的，又是他特別擔心讓鄧小平看見的。在那樣一個非常時期，他的心情也非常矛盾、非常復雜，但是他們認準了，豁出來了。他試探著問：“我也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p>

鄧小平很干脆，給了他一個肯定的回答，這也是對一種價值觀的高度肯定，而深圳特區和蛇口工業區也得到了高度贊賞：“這次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景象。深圳的建設速度是相當快的，蛇口更快?！彼o袁庚等敢闖敢試的特區人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不是收，而是放。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開放政策的窗口，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特區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收入可以高一點兒。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平均主義不行?！辈荒懿徽f，蛇口的這些突破都是在高層默許下的突破，而袁庚作為一個沖在第一線的改革家和實干家，在兩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無疑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驗拓展了現實空間和想象空間。

鄧小平還特意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中國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彼€說過這樣一句話：“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

鄧小平在一九八四年這個有些迷茫的春天給特區打了一針強心劑，讓特區的血量增加，血液循環更加順暢。

這一年，深圳市率先闖過一道計劃經濟體制的嚴關，在全國第一個取消各類票證制度，放開一切生活必需品價格，打響了市場經濟第一槍。

這一年，在新中國成立三十五周年慶典上，上百部彩車駛過長安街，其中唯一的一部企業彩車就是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彩車，車上掛著一幅醒目的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边@是深圳蛇口率先叫響全國的一種新的價值觀，而“蛇口模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其成功經驗很快在深圳特區乃至全國推廣。蛇口也因其敢闖敢試，先聲奪人，每每在特區中率先走出第一步，被譽為“特區中的特區”和“窗口中的窗口”。

當深圳特區創造一個又一個歷史紀錄時，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后，針對改革開放再次出現了比八十年代初更激烈的爭議，這是深圳特區遭受的第二次沖擊波，比第一次沖擊波還要來勢兇猛。有人質問改革開放是姓“社”還是姓“資”？更有人公然指責企業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是“甘愿作為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股份制改革是“私有化”，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特區是“和平演變的溫床”，尤其是一直走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蛇口，有人認為其社會性質已經變質了，“脫離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化了”。在這種沸反盈天的輿論干擾下，深圳一度出現了外商投資減少甚至抽逃資金的現象，從深圳特區到全國經濟發展速度也明顯下降，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形勢越來越嚴峻……

在沸沸揚揚的爭議和質疑聲中，袁庚為堵饒舌者之利口，壯實干家之聲色，在蛇口工業區又豎起了一塊“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標語牌。然而，風暴眼中心的深圳、風暴眼中心的蛇口，僅憑一塊招牌又怎能抵擋住強大的沖擊力？

一九九二年春天（一月十九日），春潮帶雨，霧氣漫天，鄧小平以年近九旬（八十八歲）的高齡南巡，再次視察深圳等地。一月二十日上午，鄧小平參觀了國貿大廈，在四十九層的旋轉餐廳，他俯瞰著深圳特區全景式的繁榮景象，然后發表了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南方談話”：“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韭肪€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這言簡意賅又意味深長的一番話，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

從一個春天到另一個春天，一如歌曲《春天的故事》中描述的：“一九九二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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