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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朔方》2020年第3期|李強:孤獨者隨想
    來源:《朔方》2020年第3期 | 李強  2020年03月05日07:07

    常聽到一句話:作家要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確,好作品不但是靜下心坐在書房里一字一字碼成的,還是沉下身在生活中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若是天天流連于聲色犬馬、燈紅酒綠,或是沉浸在網絡虛擬世界天馬行空,又怎么肯下苦功夫、笨功夫吃透現實生活,并對作品精雕細刻呢?

    那么,文學就只能是孤獨者的事業了嗎?

    我是一枚宅男,每天下班總是直接回到家里,忙活完晚飯,檢查完兒子的作業,就窩在自己的書房兼臥室里,讀讀書,或者碼碼字。我很少與朋友們聚會暢飲,基本上不打牌也不打游戲,更不會去蹦迪、泡吧,不發微博、不刷朋友圈、不看短視頻,甚至在專心寫作的時間里,干脆把網絡斷掉,避免一切打擾……

    這樣的生活有點兒像苦行僧,但誰叫我當初選擇了把文學當作業余呢?既然是業余,也只能用業余的時間來做了。

    高考后,我差一點兒就進入了中文系。當時,我已經被解放軍某大學中文系錄取,只是錄取通知書還沒有到。從老師那里聽到這個消息,我心里亂極了,不知該喜還是該悲。兒時的我興趣愛好很多,尤其是書法和繪畫,可是隨著課業負擔越來越重,能夠攤開筆墨紙硯的時間越來越少,便漸漸生疏了,唯有讀書和寫作一直堅持下來。再忙,也要擠出時間翻幾頁書;再累,也可以讓腦子走會兒神,打幾行腹稿。高考那年春天,第一次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個豆腐塊兒。就是某天午飯后,困乏中騎著車冒著細雨在街上兜了一圈,“濕”意盎然,回來就急忙伏在課桌上,記錄下轉瞬即逝的情緒。文學在那時候的我看來,更像是一道飯后甜點,或是一道開胃小菜,我只想把這件事當作工作之余的一個愛好,可一旦中文成了我的專業,那我在職業之外便一無所好了。

    現在看來,這個念頭非常幼稚。不過,孩子就是孩子,我就是一個十八歲的懵懂少年,并沒有什么深思熟慮,騎上車直奔部隊醫院。我們曾經在這里進行過體檢和面試,但我不知道招生老師住在哪里,就在醫院大院里來來回回地轉,整整轉了一個下午。那可是八月初最悶熱的桑拿天,即使是躲在法國梧桐的樹蔭里,也絲毫不能感覺到一絲清涼。終于在晚飯前,我在食堂門口堵住了他們,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想法一五一十告訴他們。那是兩位軍官,一個上校,一個中校。他們說之所以把我錄進中文系,正是因為去過我的學校,從老師那里了解到我對文學的熱愛。他們還說了很多,比如分配的好壞、就業的前景等等,但我并不以為意。在我的軟磨硬泡之下,他們竟答應了我的要求,同意給我換個專業,并破天荒地讓我在幾個專業中選擇。我一眼就選中了俄語,因為在俄羅斯,有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契訶夫、高爾基……

    那時候,蘇聯還沒有解體,俄語還是一個相當冷門的專業。在我接到提前批次的錄取通知書六天后,“八一九”事件發生。那一年學校舉辦新年外語晚會,我憑著剛剛學會的三十三個俄語字母和頑強的死記硬背,成為俄語節目主持人,也就是在舉辦那個晚會的前一天,遠在千里之外的克里姆林宮頂的旗桿上,飄揚了六十九年的蘇聯旗幟緩緩落下。

    但是俄羅斯的文學依舊。在做出那個選擇時,在我的潛意識中,仍舊沒有離開對語言文字的熱愛,沒有離開對文學的熱愛。我曾經泡在圖書館里,抱著那些俄羅斯文學大師厚厚的原文著作啃過,原文并不比中文更難懂,特別是那些一長串一長串的人名,翻譯成中文實在難記,可在原文里卻是那么生動、自然和流暢,這些俄國人穿越時空,開始在我的腦子里活靈活現起來。

    就這樣,不管后來職業如何變換,文學始終沒離開我的生活,又始終是我的“八小時之外”。我非但沒有感覺到寂寞枯燥乏味,反而因為有了文學的陪伴,才讓我不孤獨。

    我的孤獨,是浸透到骨子里的。

    四歲的時候,父親從紡織經編廠調入恢復重建的市法院,但機關不像工廠企業那樣社會化,沒有幼兒園,母親的單位也沒有,等他們上班去了,我就只能被反鎖在家里。八小時對一個獨自在家的孩子來說,是多么漫長??!我能承受的極限,就是姐姐放學回來的那個鐘點,那是我獲得自由的時刻!熬得快到那個時間了,我常常是盯住座鐘,一分一分一秒一秒地數著數,為此我早早地就認識了復雜的表盤。如果姐姐哪天提前放學,那簡直就是意外的驚喜,只是這樣的驚喜總是少之又少。有一天姐姐早早回來了,我高興極了??山憬愕蔫€匙卻忘在了家里,我輕而易舉地找到了她的鑰匙,試圖從門縫里塞出去,可無論如何都做不到。姐姐隔著門安慰我幾句,就跑到街上玩了。我就像是渣滓洞里的小蘿卜頭,眼見著迎來了解放,卻突然被拉出去斃了!我一拳打碎了那塊可以看得見自由天地的玻璃,拳頭上和胳膊上頓時流出了血,這點兒血算得了什么!

    就是在每一天遙遙無期的等待中,我開始把小人書一本本地攤開,鋪滿整張床,我趴在這些小人書上面,一本本地爬著看過去。有的看得懂,是因為父母或姐姐給我講過;有的看不太懂,是因為還沒有人講或者忘記了,但我還是一邊看一邊猜,于是書中的故事就有了另外一個版本。我常常沒有足夠的耐心看完一本之后再去看另外一本,而是這本看幾頁,便爬到那本上再看幾頁,看得煩了,就拿起筆想美化他們,可又總是畫不好,便舍不得給好人畫,專挑壞蛋畫上眼鏡、胡子、痦子、刀疤,讓他們的嘴臉變得更丑。而那些美好的人,就成了我的陪伴,“小鬼當家”的日子也就沒有那么難熬了。

    書,成了我唯一的陪伴。一旦離開書,離開書中的那些人物,我馬上就會陷入可怕的孤獨中。

    在這些小人書上爬過來爬過去,我熟悉的人越來越多,認的字也越來越多。慢慢地,我就可以連蒙帶猜地讀沒有圖畫的、真正意義上的書了。那時候家里小說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科幻小說《飛向人馬座》和諜戰小說《特殊身份的警官》《黑皮手稿》,這幾本書不知被翻了多少遍,直到現在還放在家鄉的書架里,紙已經發黃發脆,卻總也舍不得丟棄,它們成了我磨滅不掉的兒時記憶。

    另一段不可磨滅的記憶,是從初二那年開始的。我們家終于從平房搬到了母親單位分配的宿舍樓,可惜只有兩間臥室。我和姐姐都長大了,不方便繼續擠在一間屋子里。母親安排我住進了她的辦公室,那是一間小小的醫務室,她是這家單位唯一的醫生。單位和宿舍樓就是前后院,每天吃完晚飯,我就背著書包從后院繞到前院,進入一個人的天地。

    那時候沒有課后班,沒有參考書,沒有習題集,老師留的作業也沒有那么多,做完作業、復習預習功課之后的那種百無聊賴和空虛寂寞是難挨的。單位里有值班的人,也有職工宿舍,唯一的娛樂場所是一間電視機房,大家除了聚在那里看電視,還常常支起桌子打牌,煙霧繚繞的,我不愛去。有時候,母親會過來看看我,也許是因為單位有人突然生了病需要拿藥或者開轉診單,也許只是放心不下,怕我無事生非。

    實在沒什么事可干,我就在兩個藥櫥上下功夫,把藥盒一個一個取出來打開,挨個看里面的藥品說明書。單位醫務室,都是些常用藥,不出兩個月,我對于這些藥品的適應癥、用法用量、禁忌和不良反應等等,就都爛熟于胸了。一天快睡覺的時候,一位叔叔突然來敲門,他肚子抽筋一樣地疼。就在前幾天,我剛好在醫務室那份《健康報》上看到過一篇文章,就憑著記憶,讓他躺到床上,并攏三個手指按壓他的肚子,重點是右下腹位置,見他沒有明顯的壓痛,我便排除了闌尾炎的可能,從藥櫥里輕車熟路地摸到一個小瓶,取出一片顛茄。遞到他手上的時候,我也有些心虛,叮囑他如果沒有好轉,不管多晚,都要去后院宿舍樓找我母親。沒想到,他真的很快止住了痙攣。這件事很快在集體宿舍里傳開了,我卻被母親嚴厲地責罵一頓,之后藥櫥上便掛了鎖,我“非法行醫”的資格被無情地剝奪了。

    原以為這樣的生活只是幾個月,最多一年半載,可沒想到,我在醫務室一住就是五年,一直到考上大學離開家。

    那是一個類似于小滿節氣的美好年紀,身體里的每一個細胞就像夏熟作物的籽粒已經開始灌漿飽滿,卻沒有完全成熟。我們渴望著雨露和陽光,渴望著灌溉和養分。而我,更渴望一個可以說說話、聊聊天的人。

    也只有文學了。

    那時候同學中最流行的恐怕要數港臺的武俠小說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書,總是會藏在某個同學的書包里,跟老師玩捉迷藏的游戲。這些書也會傳到我的手里,躲進我的書包,帶回到寂靜無人的醫務室。故事太精彩,以至我不得不一口氣地讀完一本書,而且我必須讀完,因為第二天它就要傳給其他同學了。

    我實在害怕這種讀書的速度。一個人或一群人剛剛進入我的生活,還來不及好好相處,一覺醒來,他們已經不屬于我。我更愿找來大部頭的小說,越長越好,越厚越好,可以容我慢慢讀,一天幾頁、十幾頁,讀著讀著,書里的那些人就活了,他們就好像是我的朋友,可以無條件地陪著我。故事也不再是書中那些一成不變的故事,書中的朋友會橫生出許多枝節,和書外的我相遇,面臨著和我同樣的問題。我慶幸趕上了文學蓬勃繁榮的黃金時代,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當然,不是隨便哪本書都能陪伴我,也不是隨便什么故事都能撫平我,我對書中人物的要求很高,讓我喜歡他,他首先就得真實,真實到有血有肉,真實到有情有義,我不怕他身上有毛病,只怕他假大虛空。

    這時候的我,也開始學著寫。語文老師采用了一種作文實驗教學法——寫觀察日記,每天一篇,少則五十字,多則一百字。這并不是多大的負擔,老師比我們要辛苦得多,我們每人每天一篇,對她來說,教兩個班的課,每天就要批改上百篇。我的每一篇觀察日記都被她認真地讀過、改過、評過。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學堅持下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我一個人是心甘情愿的。

    除去寫觀察日記,我還會把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或想法千方百計地寫下來,這成了我的另一種陪伴。我體會到了一種更自由的創造,按我所需的創造。

    寫不是難事,藏卻是難上加難。父母對我的胡寫亂畫表示了不贊成,一來怕影響課業,二來他們見過太多因文字惹禍的人和事?,F在想來,這種反對也許只是說說而已,并不堅決,只是我把這些隨口說說的話太當回事。而且,和每一個青春期的少年一樣,我并不希望把內心那個真實的自己被父母或別人偷窺了去,其實并沒有什么隱私,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長大,才把本來很正常的風花雪月都藏成了隱私。

    家里自然沒有容我藏下秘密的地方,學校僅有的半張課桌經常遭到老師的突襲檢查;醫務室只在晚上才屬于我,白天卻是人來人往。我最初睡的就是一張檢查床,和醫院門診的檢查床一模一樣,特別高,也特別窄,包著一層人造革的面,特別滑,鋪在上面的褥子常常掉到地上。沒多久,我有了一張屬于我的折疊鋼絲床,那張床吱吱呀呀的,很不舒服,但我一度非常喜歡它。每天起床之后,折疊起來的它就成了我的文字的安身之所。

    可惜好景不長,那些寫滿了文字的筆記本還是被發現了。母親什么也沒說,只是把那幾個本子整整齊齊地碼在桌子上。我不知道她是否翻開過,是否從頭到尾一字一句地讀過,我甚至懷疑,自己內心是非??释苷J認真真讀一讀的。但那些本子只是無聲無息地移了一處地方,就好像什么都沒有發生似的。我最寶貴的同伴,卻受到了漠視,好像我也受到了漠視一般,那種滋味比劈頭蓋臉罵我一頓還要難受。猶豫了好一陣子,我帶著它們去了一個沒人的角落,打算挖個坑埋起來,像黛玉葬花一樣,可我沒有鐵鍬,土地又硬得很。我干脆把本子一頁頁扯下來,一頁頁燒掉了。

    我并沒有就此停止。為了保證不被發現,我把本子裝在書包里,忠于我的只有這個從不離身的書包了。等一本寫完,我再跑到那個角落,一頁頁撕下來燒掉……

    徹底結束這種遮遮掩掩的日子,是上軍校以后的事了。

    那是兩眼一睜忙到熄燈的四年,除了專業課和共同課,還有軍體訓練、公差勤務、志愿服務、公益活動……除去站崗放哨和緊急集合安排在夜里,其他事情都要在早六點起床號到晚十點熄燈號之間完成,想開夜車也是不允許的。步調一致的集體生活,沒有給我們留下自由支配的時間。即使如此,我總還是能擠出星星點點的時間,讀喜歡的書,寫喜歡的文。部隊重視宣傳,我很快就被當作宣傳骨干派了任務——給校報投稿。最初,我也只是像完成公差勤務那樣完成任務。直到暑假前一天晚上,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

    他自我介紹說是二系的公務員小高,問我有沒有空,他想找我談一談。部隊里的公務員其實就是公務班的勤務兵,但物以稀為貴,軍校里學員好幾千,可一個系只有一個公務員。別看他們天天就是掃掃衛生、打打開水、接接電話、分分報紙信件,可就是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維系機關日常運行上的作用卻不可小覷。一個系里少十個學員沒什么,可少了這唯一的公務員,恐怕就要癱瘓了。

    我去了二系系部。小高是一個中士,他把我拉到床邊坐下,又是沏茶又是遞煙地忙活著。在有著四年軍齡的老兵面前,我這個新兵蛋子心中越發忐忑,自打進了部隊,哪里受過如此隆重的待遇?終于,他也坐了下來,下了很大決心似的,拿出一個本子給我看。原來,那是他寫的一些散文,我一頁頁翻過去。文章多是描寫后勤戰士的生活和他們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不難看出這種感情的真摯,以及對其準確的把握。他誠懇地征求我的意見。談到寫作,我就沒什么不自在了,卻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見。我認為,不得不寫就是寫作最大的動力,真情實感比華麗的辭藻重要得多。我把這些想法告訴了他,他一臉虔誠地頻頻點頭。

    聊起文學,時間就過得飛快。就要吹熄燈號了,我們不得不分手。他遞給我一個信封,告訴我,那是幾個月前,他最心灰意冷時讀到的一篇散文,正是因為這篇文章,他振作起精神,重新為理想奮斗,現在他終于考上了一所軍校,暑假之后,他將去那所軍校學習。他決定把這篇散文轉贈于我,與我共勉。

    匆匆跑回宿舍,趕在熄燈號吹響之前,我打開信封,那是一張幾個月前的院報,大概因為被翻看過很多遍,邊邊角角已經被磨破了。第四版靠近中部的一篇千字文,被無數次用不同的筆圈圈點點過,真正的文字已經湮沒在圈圈和杠杠中。但我還是一眼認出,那是我的一篇散文,《同樣的國防綠——致我院的戰士們》。我頓時有些汗顏,寫這篇散文時,不能說沒有對戰士辛勤付出的感動,但更多的只是為了完成投稿的任務。

    熄燈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控制了我,沒想到,我的文字第一次打動了一個人,并且激勵了他。這篇文章并不起眼,但是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實現了它的價值——哪怕只是對一個人呢?我開始認識文學的意義。她不能帶有太強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但是它的價值卻總是在不經意間被發掘出來。

    文學是我的陪伴,但不再僅僅是陪伴。因為愛文學,我失去了很多和身邊人縱情玩樂的機會,卻也總是與志同道合者結緣。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話一點都不假。不管走到哪里,我的身邊自然而然就聚起一幫喜愛讀書和舞文弄墨的人,我的陪伴也不僅僅只有文學了。

    圖書館,恐怕所有大學生都愛去,特別是被賦予了一種浪漫情調之后。那里當然也是我的首選,我為別人占過座,也有人幫我占過座。我和幾位書癡級的朋友,曾主動請纓周末去圖書館當義工,幫助整理書架。這樣我們就堂而皇之地進入被戲稱為藏經閣的地方,一覽那里外版孤本的真容。

    只是圖書館的書往往都上了年紀,經典有余,新鮮不足。請假外出的主要任務就是逛書店,而且一定要約上一兩位書友,主要是為了商量著合伙買,比如你買《穆斯林的葬禮》,我買《白鹿原》,他再買一本別的,每人花一本書的錢,卻可以讀好幾本。畢竟是窮學生,錢得省著花。一來二去,卻衍生出許多其他好處,一起聊聊讀后的感受,聊著聊著,便海闊天空地談到人生、世界、未來這些大的話題;談著談著,心和心之間的距離就近了;談著談著,就不滿足于只是清談,而是想腳踏實地做點事情了。

    于是,我們就想到建一個廣播站。高音喇叭是現成的,分布在校園各個角落,擔負著按鐘點播放軍號的任務,完全可以利用起來。學員編稿,學員播音,播學員的事,學員收聽……想想就是一件有趣、有益和有意義的事??!辦不辦得成,關鍵要取得學校宣傳處的支持。宣傳處梅處長是個上校,在學員眼里那是很大的官了。多虧我是宣傳骨干,既是校報投稿人,又做過節目主持人,梅處長對我應該不陌生。為了確保說服梅部長,我們又物色聯絡了一幫寫稿和播音的能人,算是把草臺班子搭起來了,大家獻計獻策,把節目策劃案也湊起來了。梅處長一聽我們的方案就樂了,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們和我想到一塊兒了,我正發愁沒人樂意做這事呢!你們大膽去做,遇到什么問題,盡管提出來,設備、經費,我來保障!”

    校園里的茶余飯后,就有了學員自己的聲音,除去散文詩歌,還有緊貼學校生活的熱事熱點;除去軍歌嘹亮,還有為好朋友點播的流行音樂;除去校園資訊,還有身邊普通人的普通事。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廣播站的編稿和播音中來,除去標準的普通話,也有帶著地方口音的不太標準的普通話,甚至還有地道或不太地道的外國語。就算你不會寫稿,不想播音,也可以對你身邊某個參與廣播站工作的同學提供一兩條新聞線索,三五句心里話也行。

    廣播站就是這樣和所有同學發生著關系,因為廣播站,我認識了越來越多的朋友。畢業許多年,偶爾遇到母校的學弟學妹,難免會問一句:“廣播站還在嗎?”后來我發現,只要提到廣播站,不管是哪屆學員,情感一下子就拉近了。這不能不說是文學衍生出來的力量。從中士小高那次短短的談話,到辦廣播站的實踐,我對文學的理解越來越深刻,在我眼里,它不單單是陽春白雪,它還是冬日里的暖陽,是暗夜里的燭火,是夏夜里的涼風,是空山里的天籟。它給人溫暖,給人力量,給人勇氣,給人方向。

    就這樣,文學與我一路相伴,一路前行。十幾年的軍旅生活之后,當人生再一次面對新的十字路口時,我選定了一個與文學更近的職業,有更多機會閱讀文學,有更多機會近距離接觸作家。

    十幾年前的一個初冬,北京飯店的天臺上,一個文學會議中場休息,四十余位當代文壇鼎鼎大名的人物,抽煙的,聊天的,你拉著我我拉著你拍照的,歡聲笑語,好不熱鬧。那天的陽光很強,晃得我睜不開眼睛,就像這些文學巨星一樣耀眼奪目。我沒有刻意拉著他們合影,沒有舉著本子請他們簽名,我不想上去打斷他們。作為一名工作人員,我的任務是為他們服好務。我和他們有沒有一張合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從他們那里學到些什么;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慢慢地認識我、記得我,不把我當成粉絲,而是平起平坐的朋友。

    當初的這點兒小野心,恐怕早就達到了。和作家平起平坐很容易,因為他們對人總是平視的,不管見了多大的官,他們也很少點頭哈腰;見了平頭百姓,他們也是視若珍寶——每個人的身上都有各自的苦樂悲歡,都是他們創作的無盡寶藏。我還是他們的讀者,坐在一起,平心靜氣地聊聊他們筆下的張三李四,或者說些生活中的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就在這不經意間,我常常發現他們看事情的獨到視角,難怪他們能寫出與眾不同的好作品;也就是在這不經意間,有文學這條紐帶,我和許多作家相處成了朋友。

    雖然工作離文學很近、離作家很近,但文學和工作終究是兩碼事,只不過不再是涇渭分明,而是相得益彰了。

    因文學結緣的絕不只是作家,也不僅僅是讀者。文學終究是要描寫人的,所以我總是愿意與形形色色的人發生密切的關系。曹禺先生就曾說:“我喜歡寫人,我愛人,我寫出我認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寫過卑微、瑣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難以理解。沒有一個文學家敢說‘我把人說清楚了’?!?/p>

    我喜歡觀察身邊熟悉的人,也喜歡觀察偶爾與我擦肩而過的人,我樂意與任何人輕輕松松地聊一回天。其實,只要我有足夠耐心認真地聽,每個人都愿意說些掏心窩子的話,都愿意說說自己的故事。聊得多了,我不但從他們身上挖掘出了生活的富礦,還擁有了與他們知根知底的友誼。

    就算沒有機會坐下來說幾句話,只要這個人有趣、有性格、有特點,也有可能與我在某個維度產生交集。

    今年春夏,我上班騎車經過建國門橋的時候,在建外大街南側的便道上,經常會見到一位賣傘的小哥。他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個賣傘的有什么大驚小怪?因為傘不是這么賣的。首先,賣傘的常常會在“山雨欲來風滿樓”“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時候出來,而一大清早,或者陽光明媚,或者風輕云淡,誰會買傘???其次,被城管趕著跑的小販,習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都要專挑人多的去處??伤麛[攤兒的便道,離地鐵口少說百米,離得遠的人,早就坐上摩的或者騎上單車,地下走的也就離上班的寫字樓不遠了。再次,賣傘就賣傘唄,拎個蛇皮袋子至少可以裝幾十把傘,多快好省??蛇@位小哥,偏偏把所有的傘都撐起來,一字排開,五顏六色,甚是壯觀。我真替他發愁,城管來了可怎么辦!更奇的是,這小哥年紀輕輕,模樣周正,穿戴一絲不茍,既不是小商小販的隨便和湊合,也沒有刻意打扮,屁股坐在馬路牙子上,并不叫賣,既不看傘,也不看行人,甚至不低頭玩手機,沒有絲毫的尷尬,更沒有一星半點的焦急。

    起初幾次,我真想下車問問他,到底在這里干什么?他一定是個有故事的人。不過,他不是每天都來,而我騎車經過看到他時,我在自行車道上,和便道中間隔著高高的鐵柵欄。我只能留心多看他幾眼,他總是那么一副淡定坦然、神態自若的樣子。幾次之后,我反倒不急于問他了,真實的答案只有一個,而每次遇見之后的頭腦風暴,已經有無數個不同版本的故事了。一個陌生人的故事,陪伴了我整個夏天。

    發現故事的,看上去是慧眼,其實卻是心,一顆對生活充滿熱愛、敏感、好奇、探究的心。這顆心更像是一顆童心。我不能讓自己走更多的路,但這顆童心可以讓我看到更多的風景,可以讓我的生活多姿多彩、有滋有味。

    與公文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我重新回到翻譯的崗位上。不過,我的俄語幾乎荒廢,負責的翻譯語言又偏偏不是俄羅斯的,而是亞洲和非洲的,俄語暫時也派不上大用場。還好,我有我的優勢,比起懂語言,我更懂文學。

    日本青年作家中村文則是芥川獎得主,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中日青年作家小半天的研討,除了隔桌相望,更專注于聽耳機里的同傳翻譯。我知道了他的小說《掏摸》,評論家稱之為黑色犯罪小說或者惡小說,而我恰恰也喜歡寫法治文學,散會后便找來一讀。不久,我們在韓國首爾第二次見面。讀過作品,便有了聊的欲望。兩天的會議加一天的采風,茶余飯后,也有了聊的時間,只是語言不通,用英語寒暄幾句還行,說深了,就只能靠手機上的訊飛翻譯了。也有譯錯的時候,彼此哈哈一樂。換個直白些的說法再譯一次,有時候想表達一個意思,要幾個來回,雖然費勁,卻樂在其中。

    與柬埔寨高棉作家協會主席布隆布拉尼也是兩年見了好幾次面,南寧、暹粒、北京、昆明。遺憾的是,訊飛翻譯里沒有高棉語,我們不得不借助簡單的英語了。就憑著這種直接對話的沖動,在剛剛到達金邊的那頓早餐上,我們幾個中國作家手把手地幫他裝上WeChat,連比帶畫地教給他怎么用。到底是年輕人,布隆布拉尼很快就喜歡上了WeChat。不習慣對方的口音,就把想說的話用英語發在微信里,對我們這些啞巴英語、聾子英語也是大有幫助。比起用英語,他更喜歡發照片,有時候,一張照片,就是一段美好的回憶,就是一段友好的訴說,足可以心領神會。

    與外國作家打交道,同與中國作家交朋友一樣,以誠相待是第一位的,懂文學、愛文學也是第一位的,這兩個第一位,才能將心比心,以心換心。語言倒退居其次了。

    第二位也很重要,俄語不能閑著不用。去不了俄羅斯,但可以在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上動動腦筋。中亞各國與我國的交往是全方位的,民間文學來往也很多,只是國家級文學組織的聯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幾次反復,哈薩克斯坦作家協會主席一行,終于在今年初實現了對中國作家協會的首訪。每天晚飯后,他們總要小聚,也邀我一起,喝喝伏特加,聊聊彼此的生活,說說各自的創作。熟了之后,他們才告訴我,他們帶了好大一塊熟馬肉,是因為擔心來中國吃不慣吃不飽,沒想到頓頓都吃到嗓子眼兒。我心里想,即使來自這么友好的國家,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似乎還停留在幾十年前。而文學交流恰恰就是要通過彼此的閱讀,讓人民之間更了解和熟悉對方的現實生活。只有了解,才能理解和尊重,只有理解和尊重,才能更相親相愛。

    哈薩克斯坦作家協會副主席阿克貝爾林是個“80后”,年齡相近,可聊的話題也更多,只是他的俄語已經比不上老一輩純正。圍著一張小小的圓桌,他用哈薩克語朗誦自己的詩,聽不懂是啥意思,卻能聽得懂是啥意境。他總覺得我太謙虛,而且勸我:“你應該更專心地寫作,這樣會有更大的成就?!蔽倚πφf:“為文學服務,為作家服務,與我個人的創作并不矛盾,反而會促進我的創作。就好比現在,如果我只是一個作家,咱倆可能會在某個會議上見面,卻未必會有如此近距離相處的機會,讓我們聊得這么深、這么透。我不只關注我個人的創作,我的文學不是小圈子,而是大世界?!?/p>

    韓國大山財團的張根明是和我一樣的文學工作者,為在首爾舉辦第四屆中韓日東亞文學論壇,我們從年初就開始忙活,電子郵件往來不斷,但怎么也不能做到“你有來言,我有去語”,更何況我和他都常常出差,一兩天顧不上看郵件的情況總是有的?;I備過程中往往都是急茬兒,等不來答復真能把人急死。我干脆建議他裝個WeChat,教他怎么加好友,后來還讓他裝了電腦版,方便傳輸文件。等到后來在首爾見了面,我們已經算得上是老朋友了。他打開WeChat給我看,不無自豪地說:“我只有你一個好友!”只有一個好友的微信,始終為我運行著,始終為文學的交流運行著。

    文學不是小圈子,而是大世界。在這樣的廣闊天地里,我又怎么會孤獨呢。

    李強,“70后”,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作品發表于《文藝報》《中國文化報》《人民文學》《作家》《江南》《長城》《解放軍文藝》《美文》《南方文壇》等報刊,《中華文學選刊》、光明網、中國作家網、雅昌藝術網等報刊和媒體轉載,著有長篇小說《騙中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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