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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房說

作家之特殊是有一間自己專用的房子，叫作書房。當然，有的作家沒有，有的很小。我過去很長時間就沒有，書房亦臥房，書桌也餐桌，菜香混墨香，然而很溫馨?，F在已然有了，并不大，房中堆滿書籍文稿，但靜靜坐在里邊，如坐在自己的心里；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天馬行空地想象，天下大概只有書房里可以這樣隨心所欲。

這是作家的一種特權。

書房不在外邊，在家中。所以，大部分作家一生的時間注定與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然而，作家的寫作很少與自己個人的生活相關。因為他的心靈面對著家庭外邊的大千世界，扎在充滿各種煩惱的蕓蕓眾生與擠滿問號的社會里。這溫暖的書房便是他踏實的靠背，是他向外射擊的戰壕。因此，對于作家，惟有在書房里才能真實地面對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對自己。這里是安放自己心靈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點，有自己的定力。

由于作家的書房在自己家里，作家的家就有特殊的意味：生活的一半是情感的，書房的一半是精神的。當然，情感升華了也是一種精神，精神至深處又有一種情感。

如果一個作家在這個書房里度過了長長的大半生，這書房就一定和他融為一體。我進入過不少作家的書房，從冰心、孫犁到賈平凹，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作家決不會在自己書房里拘束的，他的性情便自然而然地渲染著書房處處，無不顯現著作家的個性、氣質、習慣、喜好、興趣、審美。在那些滿屋堆積的圖籍、稿紙、文牘、信件、照片和雜物中，當然一定還有許多看不明白的東西，那里卻一準隱藏著作家自己心知的故事，或者私密。

就像我自己的書房。許多在別人眼里稀奇古怪的東西，再普通不過的東西——只要它們被我放在書房里，一定有特別的緣由。它們可能是一個不能忘卻的紀念，或許是人生中一些必須永遠留住的收獲。

作家是看重細節的人，書房里的細節也許正是自己人生的細節。當我認真去面對這些細節時，一定會重新認識生活和認識自己；當我一個一個細節寫下去，我才知道人生這么深邃與遼闊！

所以我說書房是一個世界，一個一己的世界，又是一個放得下整個世界的世界。

世界有無數令人神往的地方，對于作家，最最神之所往之處，還是自己的書房，異常獨特的物質空間與純粹自我的心靈天地。我喜歡每天走進書房那一瞬的感覺，我總會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話：

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無限空間的主宰者。

心居

文人的書房大都有個名字，一稱齋號，我亦然。

古來一些文人作品結集時，常以自己書齋的名字為書名。如蒲松齡的聊齋、劉禹錫的陋室、紀昀的閱微草堂、陸游的老學庵、梁啟超的飲冰室等等，這例子多了。由于他們作品卓絕，書房之名隨之遠播，世人皆知。毛澤東的事情不在書齋，自己也很少提及，所以他的菊香書房知之者不多。張大千總把大風堂寫在畫上，這堂號便威風天下。我去臺北大千故居看了看這大風堂，不過一間普通畫室，并無異象，遠不如他的后花園面山臨溪，怪石奇木，意趣盎然。顯然由于他的畫非凡，才使得他這間普普通通的大風堂，似亦神奇。

我的書房雖有名號，最初卻沒有一間真正獨立的書齋，寫寫畫畫一直與吃飯睡覺混同斗室一間，亦睡房，亦飯堂，亦畫室，亦書齋。那時我雖然給這屋子取了“齋號”，卻是假的，故作風雅，不提也罷。

后來自己有了真正的書房，漸漸還有了單獨的畫室，這便有了堂堂正正的齋號。然而，書房的名字與人名不同。人的名字一生很少去變，書房的名字卻往往由于人生的閱歷而更改。我書房的名字直到本世紀初才被自己真正認定。畫室名為醒夜軒，書齋名為心居。

這是由于此時的我，已開始文化搶救，鎮日離家在外，各地奔波，身在田野，似與寫寫畫畫絕緣。然而，每每回到家中，進入畫室，便如野鳥回巢，無限溫馨。偶有情致難捺，揮毫畫畫。然此時此刻，多在夜間，故稱自己的畫室為“醒夜軒”。

至于去到書房寫作，都是因為心言難抑，非寫不可。那時我面對的搶救工作十分浩繁與艱辛，壓力山大，個人身孤力薄，力從何來？惟有自己。

我相信，人的力量最終還要從自己的身上和心里去尋找。

故而，我要鉆進書房，用一支筆在心中苦苦探尋，去撥開迷霧，穿越困惑，找出道路，找出力量，找出使自己不動搖的動力和思想支撐。

書房乃我心居之處，因稱心居。

丁香尺

我書桌上有一對鎮尺，長八寸，原木本色，不著漆，亦無任何雕飾，這是好友張宗澤先生送給我的。他偶得一塊丁香木，質好色正，徑粗且直，這么好的材料很少遇到，便特意為我做了一對鎮尺。他知道我性喜自然，不愛刻意雕琢，故只把木頭裁成兩根尺余木條，沒有任何雕工，線條卻極規整。此木有香氣，香味殊異，清新沁人，故不上漆，以使香氣散發。每每拿它壓在箋紙上，伏案寫字，香氣悠然入鼻，感覺有點神奇，似有仙人飄然而至。因寫了兩句話，請宗澤分別刻在這一雙鎮尺上。曰：

水墨畫案丁香尺，

茅草書齋月光心。

宗澤為津東蘆臺鎮人。蘆臺自古為畫鄉，人穎悟，多才藝。宗澤是當地工藝公司一員小干部?！拔母铩焙笃?，我工作的書畫社恢復了仿古繪畫，一時找不到手藝好的裝裱師傅。后來打聽到蘆臺有一位裱畫高手，曾在北京榮寶齋干活，便跑到蘆臺，結識到這位管理手工藝行業的張宗澤。他人樸實厚道，靦腆緘口，喜歡書畫，尤好木雕。常在一塊木疙瘩上隨形雕出許多奇山秀水，怪石異卉，鬼魅神靈，形象靈動又浪漫。我問他出于何種構思，他說信手拈來，一切聽憑自然。他還擅長木雕書法，能將書法筆畫的神韻刻出來。我喜歡這位天生有稟賦的鄉間才士，因與他交往數十年，其中自有許多真情實意的小故事。比方我當時出差到蘆臺，夜宿一家小店，他來看我，閑話間忽跑去給我打來一盆熱乎乎的洗腳水，給我解乏。這叫我至今想起心中還會再生感動。于是，這對鎮尺一直放在書桌上。更多的不是應用，乃是個中的情味。

應用的東西，沒有了可以再找。若是上邊附著了一些故舊的情意，雖然普通，卻不會丟掉。

西曬的小窗

我的書房兩面開窗，一朝南，一面西。南窗大而闊，西窗小如洞。顯然這房子的建筑師，為了防止西曬太熱，故意將窗子開得很小。在我剛搬進來之時，友人建議我堵上這窗戶。因為夏天里西曬熾熱，窗子再小，陽光直入，也一定會增加書房里的熱度。

可是到了秋天，日頭變得溫和，倘若堵上這扇小窗，豈不攔住了美麗的夕照進入屋中？于是我留下這小窗。

一天，在一位潘姓朋友的木器店中小坐。這位潘先生頗精古代木器，此亦我之所愛。我家老家具中的上品，一半來自他這小店。他的店名還是我給起的呢，叫做“古木香”。這天與他閑話，談起我的小窗，他忽起身去拿來一扇花窗，原木素色，包漿厚潤，氣韻幽雅，一眼便叫人生愛。初看花格簡潔精整，細看卻不簡單，圖案里藏著許多“學問”，竟是眾多方形木格連環相套；而且每個方格的四角，都做雙曲狀，有如花瓣。潘先生說：“這花窗是徽派大宅門的東西，二百多塊小木條，全由手工切割的小木榫拼接而成?！彼f這東西不可多得，他也只有一片。他叫我拿回家試試，如果我的小窗能用上便再好不過。

我拿到家中一試，居然尺寸正好，上下左右全部嚴絲合縫！天作之合？我在電話里把這匪夷所思的奇跡告訴潘先生。他卻說這一定是我三百年前在徽州定制的。

這話也等于告訴我，這老窗扇是遙遠的清初之物。

我的書房不僅多了一件精美的古物，還多了一扇美妙的小窗！我依照古人的辦法，在窗扇背面貼上皮紙。溫州皮紙綿密柔韌，透亮卻隔光，而且隔熱。每當夕照臨高，雪白的皮紙變得金紅明亮，如照巨燈。窗格之影宛如墨畫一般，印在窗紙上，美麗又奇異。這樣的書齋奇景，是天賜還是人間事物的巧合？

更神奇的是，我這西面大墻外，樹林繁盛，樹中居住著一些藍背白肚、修長的山喜鵲。我這小窗居高臨下，又從不打開，日久便有山喜鵲飛來，站在窗外的窗臺上四下觀望，偶爾叫兩聲，其聲沙啞。外邊光強時，把它們的影子清晰地照在窗上。鳥影在窗上走來走去，我用手指輕輕敲窗，它們不怕，好像知我無害，并不離去。我若再敲，它們便“得、得”以喙啄窗，似與我相樂。這樣靈氣的小窗，誰的書齋還有？

杯中泥土

在澳大利亞墨爾本一個華人家里做客，他柜子上放著兩樣東西引起我的興趣：一只玻璃杯，里邊是土；一個玻璃瓶，里邊是水，瓶蓋用白蠟封著，防止蒸發。我問主人這是什么。他說他是移居澳洲的臺灣人，心懷故土，因而帶來家鄉的泥土與河水。我聽了很感動。

有情懷的舉動，總能叫我感動。

壬申年到自己的老家寧波慈城舉辦畫展時，受到家鄉親人真心愛惜，深感于心。特別是父親出生的房子與院落猶然還在，叫我分外欣慰。那時正要給父親遷墳，忽地想起澳洲那個臺灣人的舉動，遂在當地的瓷器店買了兩只淡茶色的杯子，與同來寧波的兒子馮寬在祖居的菜園中挖了兩杯泥土，帶回津門。一杯在父親遷墳下葬時，擺放在父親骨灰盒邊，以示“入土為安”；另一杯拿到書房里，先把書架一格的圖書騰出來，再將這杯老家的泥土恭恭敬敬地放上去，如同供奉。

我的生命來自這泥土；有它，我心靈的根須便有了著落。

王夢白

別人的書齋墻上有畫有字，我沒有，我四壁皆是書架，放滿了書。然而，我在北邊書架上端釘一枚長釘，每年農歷臘月底必將一軸畫掛上，便是王夢白的《歲朝清供圖》了。

古人將歲時室內擺放的盆花、瓜果、文玩之類，稱之為“歲朝清供”。

此幅畫隨意又松弛。窄長一條，僅花兩盆。上為方盆，有梅一樁；下為圓盆，植滿水仙。上邊老梅的主枝向下垂傾，下邊的凌波仙子舉首相迎，上下呼應，使得畫面頗有情趣。

紅梅采用老辣的沒骨點染，水仙使用流暢的白描勾勒，兩種筆墨相互對照，又彼此搭配，這是此畫又一高妙之處?？吹贸鐾鯄舭鬃鞔水嫊r，隨性又經意，興致甚濃是也。

落款是丁卯年，應為1927年。先生名云，字夢白，生于浙江衢州，才藝頗高，有些孤傲，一時為京津名家，可惜只活了四十六歲。這畫是客寓他鄉之作，畫上鈐印四方，右下角的印文為“天涯浮白”，天涯即遠方，浮白為酣飲。不知畫家此刻浪跡何方。特別是此畫寫明“作于除夕之日”，上面的題詩更有意味。詩曰：

客況清平意自閑，

生來淡泊亦神仙。

山居除夕無他物，

有了梅花便過年。

我喜歡這種歲時情感的表達，既深摯，亦自然。故我年年的臘月底，必將它懸掛書齋，以賀歲迎新。

小藥瓶

一段時間，我曾把一個長方形的小瓶，拴在臺燈拉鏈的下端，做為鏈墜兒。每逢開燈關燈時，便會把它光滑地抓在手里。這是個老瓶兒，包漿肥厚，光溜滋潤。

這小瓶僅一寸高，四分寬，二分厚，靈巧可人。它原本是裝祛暑丹的小藥瓶。人到夏日，衣衫單薄，此瓶要隨身攜帶，故小。其更可愛之處則是瓶上的圖畫與文字。小瓶兩個側面都寫著楷體朱色文字。一側面寫著藥名除瘟祛暑丹，一側面寫著店名北京德壽堂。小瓶的正反兩面各畫著一怪人頭像，同一圖形，釉上彩，形象十分古怪。經人指點，方知這頭像頗有些奧妙，小瓶立著看是一張面孔；倒立過來看，立即變成另一張面孔，模樣全然不同。立看這人滿頭金發，身著黑領紅裝，頭飾綠葉，好似豪門仆役；若把小瓶倒過來，這人的西裝便成了另一人頭上高高的帽子，一頭金發成了另一張臉下巴上金色的卷須，有如一位爵士。立著看時的頸飾倒過來，神奇地變成一副小圓眼鏡。這小藥瓶原來如此妙趣橫生。

以今天的眼光看，瓶上這滑稽可笑的人物，無疑是民國早期北京人眼里的洋人形象。如此小瓶，掛在我書桌那盞老式綠色玻璃的臺燈罩下，頗有一種民初時期獨特的風情呢。

這藥瓶底部竟然還有年款。上書四字：癸酉年制。應是1933年，正是這個坐落在京都珠市口德壽老店的創建之時。

楹聯

我書房中，第一眼看去，三樣東西同時進入眼簾。一是書，二是書桌，三就是這對木制楹聯。兩塊老木板上各寫了一句話：

司馬文章輞川畫，

右軍書法少陵詩。

這副聯是名聯，被人常用，并不新鮮；但它以司馬遷、王維、王羲之、杜甫這四位曠古絕今的大家，把詩文書畫全放進去，也將書齋里文人的全部事情明明白白全說出來，構思夠巧，也大氣。尤其這四樣——詩文書畫我全做，于我再合適不過。

可是，我這楹聯并不講究，不過兩片松木板，淺刻涂漆，朱底墨字，既無名款，也無年號；由于歷經久遠，漆皮皆已無光，還大多脫落，許多地方盡顯木頭本色。掛楹聯的鐵環，式樣古樸，卻缺失左邊一只，勉強用一團鐵絲替代。顯然它絕非出自高貴門庭，乃來自一位鄉野寒士之茅草書齋是也。

我卻喜歡它字寫得圓厚飽滿，有大明氣象，故一切遵從老楹聯的原本模樣，連代替掛環的爛鐵絲也照舊未動。于是，一種草莽間悠遠的歷史氣息就來到我的書房了。

架上的書

我要我的書房“四壁皆書”，故而房中除去門窗，凡墻壁處，皆造架放書。書架由地面直通層頂。我喜歡被書埋起來的感覺。

書是我的另一個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書里，世界沒有的一切也在書里。

過往的幾十年里，圖書與我，攪在一起，讀書寫書，買書存書，愛書惜書，貫穿了我的一生。我與書緣分太深，雖多經磨難，焚書毀書，最終還是積書成山。我把絕大部分圖書搬到學院，建一個圖書館，給學生們看，叫作大樹書屋；還有一部分捐到寧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館。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書了。留在家里和書房里的只是極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數千冊。應說，能被我“留下”的書，總有道理。比如常用的書，工具書，怕丟的書，還有一組組不能失群的書，比如敦煌圖書、地方史籍，還有“劫后余書”和自己喜歡的中文名篇的選本和外文名著的譯本。其中一架子書，全是自己作品的各種版本。背靠南墻的書架格距較大，用來放開型較大的圖典、畫集和線裝古本。

文人的書架與圖書館不同，大多分類不清，五花八門，相互參雜。我對自己不同種類的書，只是大致有個“區劃”而已。寫作的人都隨性，各類圖書信手堆放，還有大量的資料、報刊和有用沒用的稿子混雜其間。

然而書房不怕亂，只要自己心里清楚，找什么不大費勁就好。

書房正是這樣亂糟糟，才覺豐盈。像一個世界那樣駁雜，深厚，乃至神秘。

書房里的快樂，除去寫作，就是翻書了。只有在翻書時才會有一種富有感。書架上的書并非全看過，有的只有略略翻一下，有的得到之后，順手放在架上，過后就忘了，有的即便翻過卻記不起來。惟其這樣，每每翻書都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感受，甚至新的驚喜。哎喲，我還有這么一本好書呢！這便從書架抽出來看。

老書如老友，重新邂逅，會有新得。經多世事，再看唐詩，總會從原先忽略的詩句中找到一些動心的感受或觸動時弊的啟示。

我的書不只在書房。任何房間，到處皆書，圖書在我家紛紛揚揚，通行無阻。它們愛在哪兒，就在哪兒；我隨手放在哪兒，它們就在哪兒。但只要被我喜歡上的書，最終一定被我收藏到書房里，并安放在一個妥當的地方。如果不喜歡了，便會在哪一天清理出去。逢到此時，便要暗暗囑告自己：寫作不可輕率，小心被后人從書房里清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