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火會亮， 1966年生于寧夏西吉，1989年畢業于寧夏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寧夏作家協會理事。著有長篇小說《開場》、小說集《村莊的語言》《叫板》《掛匾》、散文集《細微的聲音》等。

1

這是固原新區最大的一個居民小區，一條馬路之隔，分南北兩大部分，南邊一律黃色樓體，叫南區，大約有二十棟樓之多；北邊一律灰色樓體，叫北區，大約十多棟樓。因為是政府為本市低收入者專門建造的樓房，故名廉租房，或曰公租房，而且還給小區起了個很好聽的名字：民生苑。

民生苑北區的房子，面積從三十平方米到五十平方米不等，樓與樓之間有草坪、矮樹，還有一排排新安裝的健身器材；南區從內部又分出兩大塊，西邊的和北區一樣，全部是廉租房，面積也是大小不等，只是東邊卻是一家企業的集體集資房——因為這家企業為國企，已倒閉多年，為體現政府對國企的重視，并為下崗職工計，故特批在這里蓋了五棟共計二百多套樓房，一半集資，一半估計也有政府的補貼成分在里邊。

我租住的地方，就是這個小區南邊的企業集資房。

雖為集資房，但格局與廉租房相差無幾——樓距密密實實，樓體也一律為黃色，有草坪，也有矮樹，不同之處在于，除了樓與樓之間沒有那些簇新的五顏六色的健身器材，就是樓房的面積比廉租房稍大。集資房和廉租房之間，隔著一條水泥路，中間有一廣場，廣場上蓋一棟二層小樓，是社區中心。每天早上，小區里的各色大媽們，會準時地來到這片小廣場上，打太極拳、跳廣場舞。

集資房被聲勢浩大的廉租房緊緊包裹其間，顯得倉皇，底氣不足，但由于其有房屋產權而廉租房沒有，它又顯示出了自己應有的優越性。2011年10月，我由老城搬到這里。之所以搬到這里，是因為隨著市委、市政府搬遷，老城的許多單位紛紛搬到了這里。妻子所在的單位也很快搬到了這里。

妻子在新區上了幾天班說：“人家住在老城的，不是有車，就是有車接，你現在叫我怎么上班？”于是，我不得不在自顧不暇中又一次搬了家。我的“新家”在集資房的8號樓，是一間面積為八十平方米的單元樓，兩室兩廳，一廚一衛。房主是這家企業的老職工，好說歹說，租金定為每月六百元，半年一繳，水電暖費自付，這在當時的新區還是較高的。

剛住到這里時，我還有些不大習慣，似乎是一下子從繁華的城里，突然搬到了冷冷清清的鄉下。更糟糕的是，一些可怕的傳言一時沸沸揚揚。傳言大多是針對小區治安問題的。據傳，這里原先是個出盜賊和響馬的地方，拆遷之后，一些人仍賊心不改，常趁著小區人少樓空前來盜竊，有時一晚上竟能清洗整整幾棟樓。傳言說得有鼻子有眼。緊接著，又傳說這里還有攔路搶劫者，氣焰更為囂張，說是青天白日，人正走著，突然就會從身后馳來一輛摩托車，倏忽之間，脖子一熱，項鏈沒了，耳墜子沒了，有時肩膀頭子上的挎包也會隨摩托車的經過而瞬間消失。

由于傳言大多針對女性，妻子便顯得惶惶不可終日。

為了嚴加防范，晚上我們盡量減少外出時間，即就是出去，也不會耗到三更半夜；到家以后，立即關門閉窗，檢查插銷，睡覺前也不忘將門從里面牢牢反鎖。如此這般，竟也沒有發生什么傳言中的不測。接下來當然就是妻子的上下班問題了。妻子上下班主要是步行。從廉租房到妻子的單位，路雖不遠，但步行也得近二十分鐘。剛搬過來時，已是仲秋時節，妻子上班時天還亮著，但一入深冬，境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上班后半個小時天才慢慢放亮，下班時間往往天已擦黑。為了使妻子在上下班的路上平安順利，我可以說絞盡腦汁，想了許多辦法。后來發現，原來租住在這個小區的，竟還有他們單位的好幾個同事呢。之后他們結伴而行，同時上班，同時下班，其親密之狀竟像剛剛參加工作。

如此熬過一年，廉租房的人氣才逐漸旺起來。

2

廉租房的南邊有一條馬路，北邊有一條馬路，南區和北區中間也有一條馬路。隨著小區住戶的日漸增多，三條馬路兩邊漸漸形成一些不大不小的店鋪。店鋪五花八門，有菜店、米店、面店、肉店、水果店、花店、火鍋店、拉面館、川菜館、包子鋪、雜貨鋪、小型超市……可以說，凡老百姓居家過日子所需的零零碎碎，在這里都可買到。

漸漸地，妻子也開始喜歡這個地方了。

妻子喜歡吃鄉下產的雜糧，尤喜時令水果和蔬菜。下班回來，她手里往往會提好幾個塑料袋，這些塑料袋里往往裝著剛剛從農家菜園或莊稼地里收獲來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無一例外都出自那些街邊小店或小攤。比如四五月的旱韭菜、小蔥、苜蓿芽，六七月的豆角、蒜苗、瓠子、杏子、桃子、西瓜。一俟到了秋天，那可吃的東西就更多了，不但有附近農民直接從地里拉來的洋芋、玉米、蕃瓜、葵花頭，還有商販們從甘肅靜寧、莊浪等地販運過來的蘋果、花紅、梨。要吃溫棚里生產的反季節蔬菜和南方來的各色水果，那只能是冬天大雪封門以后的事情了。由于每天都要買菜、買別的東西，妻子對附近店鋪的情況可以說了如指掌，她不但知道每個店鋪商品的特點和特色，也對店家的為人和品行爛熟于胸。

和我出去散步，妻子常常會一邊走，一邊一針見血地點評那些店鋪和它們的老板。邊走邊說，似乎我們已經在這里生活了好多年。除了買菜、買別的東西，我們有時也下館子。下館子時，我們往往吃的是一些本地小吃，如涼粉、釀皮、蕎面攪團、蕎面饸饹、漿水面、麻辣燙……吃得次數多了，和店里的老板也成了熟人。

南區最東頭的那家麻辣燙館，經營者是一對小夫妻，他們最初在街面上搭個棚子，男人配菜，女人吆喝，由于味道好，他們為人隨和，生意竟越做越大——第一年搭的棚子，第二年就變成了租來的一家店面，第三、第四年我們去時，他們已經自己掙錢買下了樓下一個大大的鋪面，窗明幾凈，十分整潔，取名“劉旺旺楊女女麻辣燙”，食者甚眾。每到這家麻辣燙館，小媳婦早早地就迎上來，一邊讓座，一邊就把一個塑封的菜單遞過來。她把妻子叫姐，把我叫叔，似乎自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

有一天，我嚴肅地糾正她：“你不能叫我叔，你應該叫我姐夫?！?/p>

小媳婦笑得連腰都彎下去了。

3

廉租房的一天，其實是從清晨開始的。

每天清晨，一個得了什么病的老男人，在附近的山上吊嗓子，他吊嗓子的方式并不像劇團里的演員，咿咿呀呀的，而是像山上放羊的山漢，高高地喊一聲，低低地落下去——啊哎——尾音拖得極長，讓人有種頭皮發麻的瘆煞感覺。

幾聲大喊過后，廉租房里的燈才漸次亮起來。最早起來的是學生，其次是沒瞌睡的老頭老太太，接著是在附近單位上班的男男女女。早起的人一動，街邊賣早餐的鋪子也就全開了，那些賣油條豆漿的，賣包子稀飯的，沿街邊一字兒排開，騰起的水汽在蒸籠上方凝成一疙瘩一疙瘩的霧氣，遠看就像落在路邊的一團團云彩。

不大一會兒，社區活動中心的小喇叭就響了。小喇叭里放的是鳳凰傳奇的《最炫民族風》，霸道、野勁、節奏鏗鏘。音樂一起，住在附近樓里一群半老不老的大媽大姐就陸陸續續走出來，扭一陣腰肢，跳一陣廣場舞，然后就像過足了癮的煙客一樣慢慢散去。這些女人是這個小區的聲音，她們嘰嘰喳喳聚在一起，又嘰嘰喳喳四散開來，活力四射，風雨無阻。

這樣鬧過一陣兒，太陽才慢慢騰騰從東山頂上升起。太陽一出，街邊上的一切才開始漸漸步入正規。這時，那些開出租的、擺小攤的、開鋪子的、倒騰水果的、補胎的、修自行車的、烤串串的、爆米花的……像一出戲劇里的不同角色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個按照次序逐一登場，各就各位，各司其職。他們是這個小區的核心，要是沒有他們，這個小區肯定非常單調，毫無生氣可言。當然，也有一些整天無所事事者，每天都靠在南墻根下，抱著膀子，或閉目養神，或一整天都在看別人打牌下棋，這大概就是這座城市里一些真正的無依無靠或吃低保者了。

其實，這里最忙也最鬧騰的時間，要數中午和晚上的上下班時間。那時，鋪子里和街邊小攤上的主人們一下子振作起來，他們神情專注，嚴陣以待，一雙雙眼睛緊盯著通往各個要道的十字路口，眨都不眨一下。不一會兒，他們期待的那些身影就會適時出現：有騎車的、步行的，有單個走的，有三五成群結伴來的，在這些人中，除了穿校服的中學生步履匆匆、低著頭一晃而過，其他人基本上都從容不迫，慢慢悠悠，或買菜，或呼兒喚女在附近的小館子里撮一頓。這時，車聲、人聲、漫天叫賣聲、討價還價聲吱哩哇啦，沸反盈天。你就感覺這廉租房其實就是一個超大的村莊或鎮子。

我常常趴在窗沿上，饒有興致地觀察著這一切。

4

調到銀川以后，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變化之一，時間充足了——這幾乎是我夢寐以求的。因為在原單位，雖不能說是夜以繼日、焚昝繼膏，但時間卻被人為地切成了無數個小塊，想連都連不起來。往往是，你剛剛完成了一個任務，本想借機休息一下，寫點東西，突然間下一個任務就到了，弄得人猝不及防，苦不堪言。到新單位后，除了正常的編稿約稿，剩下大塊的時間基本屬于你自己。第二個變化，強迫性的應酬少了——這幾乎又是妻子朝思暮想的。因為在原單位，應酬幾乎是工作的一部分，毫不夸張地說，一個禮拜時間，在家里吃飯最多也就兩三次，而這兩三次也不是每次都愉快。應酬自然要喝酒，喝酒之后自然就舉止失常，常有不當或不明智之舉。如此三番，妻子大怒，叫苦不迭。妻子說：“只要你不喝酒，按時回家，哪怕你在家里當太上皇也行啊?！钡绯看饝^妻子，晚上就又故態復萌，大醉而歸，弄得妻子信心大失。但調到新單位工作以后，除了非常親密的朋友和不得不去的事情，我基本會推掉所有應酬，按時上下班，按時回家。

搬到廉租房，即是我調入新單位之后第四年的事情。那時我剛剛調整過來，下決心要寫點東西。我當時的境遇是，這一周值班，下一周休息——因為編輯部的編輯基本都是所謂作家，領導考慮到大家不但要編稿約稿，還要寫自己的東西，于是頂著壓力做出了這樣一個深受大家愛戴的決定。當值的這一周，我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編稿子，接電話，偶爾與朋友出去小酌幾杯，倒也沒有太惹是生非；休息的這一周，如果單位不開會，或有其他要緊的事，我基本上都蝸在固原的家里，欣欣然做宅男狀。按照妻子的安排，早晨我可以睡一會兒懶覺，懶覺起來即刷牙、洗臉、整理內務，之后到餐桌前享用早早準備好的早餐。早餐是饅頭、小菜、芝麻糊。早餐用完，碗筷也不用收拾，點上一支煙，即可到電腦前寫自己的東西。寫到十一點半左右，開始蒸米、洗菜、切菜，然后打開電視機，一邊抽煙一邊坐等妻子回家做飯。

剛開始的時候，自己還是有些期許的，因為從這一周的禮拜六到下一周的禮拜天，除去路上所花的時間，每次都有滿滿七天時間在等著。我想我的好日子很快就會到了。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你盼的時候它不來，它一旦來了你又茫然”?！?，自己寫得不多不好，總感覺是因為時間不夠的緣故；或者說，那么忙亂的時候，自己忙里偷閑還能寫點東西，而一旦真正閑下來，一大片空閑的光陰在前面等著，自己卻又有些手足無措、感覺無從下筆了。

我常常坐在電腦前發呆。有時一坐就是整整一個上午。怎么辦？抽煙、溜達、抓頭發，頭發越來越少，于是就趴在窗沿子上看樓下的風景。

那時，新區的建設正搞得如火如荼，我所住樓房東邊的那條馬路，鋪了灰磚，又鋪彩磚，彩磚鋪上又收拾馬路牙子。到處一派繁忙景象。我趴在窗沿子上，不經意間能看小半天。有時看人，有時看機器，如果興趣來了，我會把一群工人鋪磚鋪路的整個流程從頭至尾看上一遍。路基壓了，柏油鋪了，路燈一根根豎起來。廉租房四周正在一點點發生著變化。到處都是筑夯聲。到處都是正在漸漸長大的高樓大廈。路那邊的山上正在建造公園。公園的主體就是這座小山的溝溝岔岔。這座公園建成后，將是連接老城與新區之間的過渡性紐帶。為了把修路取土形成的一道崖坎刨平，弄成一個斜坡形狀，一臺大型挖掘機轟隆隆開過來了。挖掘機有一個長而彎的單臂，遠遠地伸出去，能把崖頂上的土像手一樣靈巧地挖下來，填在崖的下邊，刨刨填填，直到形成一個與旁邊山形連為一體的斜坡。之后撒種子澆水，不到半月時間，那面新修的坡上竟有了一層淡淡的淺綠，就像初春時節柳樹上的鵝黃一樣。

公園很快就建成了。公園里有廣場、石階、甬道、路燈、連椅，當然也有各種各樣盛開的鮮花和綠樹。每天清晨，廉租房里的人們就會從灰樓和黃樓間陸續走出來，在公園里爬山、走路、踢毽子、打太極拳……

接連看了數月之久的風景，我的心漸漸沉下來。

5

我開始寫計劃中的一部長篇小說。

這部長篇小說的開頭是這樣的：“故事剛開始，其實有些偶然。這一年，正陽縣門宣鄉八代溝的小姑娘陳望姣，高考落榜了。時間是2012年6月初，夏天。那時，麥子已出齊了穗，豌豆的豆莢脹得鼓鼓的，放眼望去，山上到處都是深深淺淺的綠色。村里杏樹上的果子結得一咕嘟一咕嘟的……”故事寫一個會唱秦腔的農村小姑娘，高考落榜后在城里找工作，找來找去沒找成，后來在街頭自樂班唱了一段秦腔，吸引了很多觀眾。而這時，一個夏夜納涼的記者路過這里，給她拍了張照片，并將照片發在本地的一張晚報上。從此，小姑娘的命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故事的發生地叫正陽，是個貧窮得沒有任何特點的山區小縣。

寫這部作品時，我恰好就住在廉租房里。當時也是6月，夏天，一到晚上，廉租房前面的街道就開始熱鬧起來。高高的手臂一樣的路燈亮成一排，街邊上布滿了許許多多做小買賣的生意人，有賣小吃的、賣服裝的、賣菜賣水果的，當然也有打牌下棋的。在這中間，往往就有那么一群半老不老的人，靠墻邊圍個半圓，坐在一些矮凳或磚頭上，有拉胡琴的、吹笛子的、彈三弦的、敲鑼打梆子的，叮叮當當忙活一氣，景象頗為熱鬧。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秦腔自樂班。自樂班的人一般都是臨時的、沒有固定組織的，他們自覺自愿湊在一起，目的就是自娛自樂，解個心慌。

我因為和妻子都是秦腔迷，常常就會在晚飯后來到這里，聽那么一會兒。我發現，在這個秦腔自樂班的，大都是些來自農村的人，他們雖然沒有七老八十，但也已經年過半百。他們來到這座城市，多半是因為他們的兒女來到了這座城市，唱秦腔之于他們，一半是重拾舊好，一半是想家懷舊。

自樂班的成員往往都有些戲曲功底，他們要么原先在村里真唱過戲，要么就是一些發燒票友。他們那么一鬧，往往就能圍上來一群同樣是半老不老的人，坐在旁邊叫好、鼓掌。一般來說，來這里湊熱鬧的，多半都是些上了年紀的人，但有一天，突然就有一位小姑娘來到這里。小姑娘約十七八歲年紀，五官清秀，臉蛋紅撲撲的，扎著個馬尾巴辮子。她看上去有些拘謹，有些羞澀，但一旦開口，卻把旁邊的人都嚇了一跳。她唱得地道、深情、投入，尤其是她的嗓音，嫩嫩的、脆脆的，用山里人的話形容，“就像鈴鐺碰鈴鐺一樣”。小姑娘一口氣唱了三個唱段，一段《虎口緣》、一段《三擊掌》、一段《藏舟》，一段比一段唱得好。小姑娘唱時，旁邊那些賣小吃的、賣服裝的、賣菜賣水果的、打牌下棋的，都意外地停下來，引頸翹望，其情其景頗像明星開演唱會。

這時我恰好出來溜達，適時地看到了這一幕。

我突然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則社會新聞：四川涼山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少女，長得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所謂貌若天仙。一天，一位熱情的攝影師采風路過那里，發現了她，并將她帶出大山，進行商業包裝，人稱天仙妹妹。后來新聞媒體圍繞著這個小女孩和這個攝影師，編排了好多故事，被炒得沸沸揚揚……傳聞與現實一結合，竟碰撞出一絲絢爛的火花——我以此為由頭，竟寫成了一個中篇小說，兩萬多字，題目叫《叫板》，發表在那一年最后一期的《天津文學》上。作品發表后，自己感覺意猶未盡，尤其是那個小姑娘，影影綽綽，揮之不去，老在我的眼前晃悠。后來就有了將它擴寫成長篇小說的想法。

寫長篇小說用了一年半左右時間。所有的文字都是在廉租房里完成的。寫作期間，我多次到廉租房前面的那片空地上，去溜達，去聽秦腔自樂班，但始終再未見到那個小姑娘。小姑娘似乎人間蒸發了。小姑娘為什么會出現在這里？她是誰家的孩子？她來自哪里？來到廉租房，她究竟經歷了怎樣復雜、曲折的心路歷程……關于這一切，只有通過我的想象來替她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