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志遠，江西鄱陽人。江西省作協會員。

作過田，當過村黨支部書記、鄉聘用干部、縣報記者。2001年至今在南昌從事紙媒工作，現供職于江西工人報社。

有散文、報告文學在《江西日報》《江西工人報》《高中生之友》《湖南散文》《美文》《散文選刊》《星火》等報刊發表。散文作品入選多個選本。

土地滋養著人類和其他生靈，鄉土上的歷史足音總是特別厚重。始于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就是從農村破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改革的開篇之作。我近四十歲才從農村進入城市，親歷并見證了改革開放在土地上刻下的各種烙印。接下來的戶籍制度改革又一次“解放”了農民的命運，也成就了我小家庭的諸多夢想……

——題記

與貧困較量，母親連夜上鎮“走私”賣薯糖

我父親，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個生不逢時的倒霉的老實人，我們也以為他是個有著小精明的老實人。老實人通常很難撈到不著邊的好處，加上生不逢時，自然就不難碰到倒霉的日子了。我母親嫁雞隨雞，“倒霉的日子”當然也是無法避免。

父親第一個噩運是幼小的時候就死了老子，他因此高小沒有念完就回家種田，他的小腳母親下不了田，不得不將部分田地租給別人耕種。父親長大后去了部隊，在部隊八年看了許多書，記了許多筆記，文化大有長進。但是他的第二個噩運又像無孔不入的蚊子一樣叮上來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他母親的成分被劃為“小土地出租者”，這并不是一個很麻煩的成分。村子里的人家都戴有不同的帽子，地主、富農、中農、小土地出租者、雇農、貧下中農等等。成分不好的人在升學、就業、入黨、參軍、招工以及討老婆成家時會遭遇許多的障礙或者不小的麻煩，莫說上大學，念高中都很困難。對于“小土地出租者”，村子里的一些人認為也是剝削者，于是接二連三地給父親的首長寫信揭發。最后，他不得不低頭認命回到家鄉。

父親的霉運并沒有結束。我母親從鄱陽大梨村來到十幾里之外的上蘭村時，父親的大門口被貼了封條，村里人認為，家庭成分不好的人，是沒有資格討老婆成家的。父親的繼父趕來轟走了警戒的漢子。父親的繼父主要負責看守位于本村的鄉級水庫，吃商品糧，拿工資，有全村唯一的收音機和自行車，他是早年的農會干部，在當地有一定的威望。

我后來問母親，如果當時進不了門，會轉身嗎？母親笑道，不曉得，年輕，不曉得許多事，人隨命走，水隨溝流。父親和母親的命運從此被牢牢地拴在了村子里，每日里生產隊長吩咐社員們做什么，父母就答應一聲馬上照辦，大家集體出工，集體收工，任何人未經批準不得私自外出，包括從事生產以外的經營活動。

那個時候，頂了勞力的村民統稱人民公社社員。農村人民公社一般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社員們晚上到會計家登記工分，誰一天的勞動值多少工分，隊長有很大的話語權。通常男勞力一天計十分，女勞力減半。年底按工分分紅，每十工分合到五六角錢，有時也可能是三四角錢，還會有幾斤芝麻、黃豆以及幾碗菜油。有的男人勞力較弱或者隊長看你不順眼，那么每天很可能被核定為八工分甚至六工分，我父親好像是七工分。往常人們表揚一位后生的優秀時，口頭禪是，不錯不錯，他是十分的勞力，那么，這位后生討老婆就有了許多優勢。

生產隊偶爾也會組織社員打平伙，主要是吃飯。隊長提前安排人手去碾屋牽牛碾壓、過篩，雪白的大米就顯現在社員面前。沒有頂勞力的人不能參加，吃飯的時候眾人心照不宣地偷偷省下一些米飯，家里還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或老人。有一次我本家大嬸在參加中午的打平伙吃飯以后，晚上在家里照常進餐，她婆婆火氣沖沖地罵她，你個死婊子，晝時就不曉得多吃幾碗？夜里還要浪費家里的飯哪？

我們的早餐通常是“石飯”，一鍋水煮少量的米，最后切幾把青菜摻和，放幾粒鹽轉動一下口味，一家人稀啦稀啦地吃得有味。后來日子順了，我們還保持著吃“石飯”的習俗，有青菜或者榨菜，會放少許油，也會有年粑等其他配料，“石飯”成為一道美食。有一陣子母親帶我去外婆家挨戶地討糧食。人家的日子也不好過，但看在出嫁女的份上，又有大舅媽帶路，大舅是大隊干部，眾人三兩半斤地幫母親湊出了不少的度荒糧食。

我的父母我的鄉親，永遠不相信沒有爬不過的坡、過不了的冬，日復一日地與貧困做著不懈的斗爭！

有一次，母親連夜挑了自己熬制的紅薯糖步行近六十里趕往鄰近的景德鎮市，我們叫“上鎮”，趕大早，她帶去的紅薯糖被市民搶購一空。那時候，物資極度匱乏，能買到鄉下“走私”來的食糖是一件難得的稀罕事。母親餓著肚子，又步行走了回來。這種“走私”只能偶爾突擊一兩次，每次收入十幾元。

母親對于自己外闖方面的活絡得意得很，常常說，她要是住在靠街近市的地方，根本用不著辛苦作田，起碼做生意是一把好手。那樣的年月，母親總能把缺油少鹽的時間過成能擰得出清爽爽的泉水般的日子。母親后來偶爾跟我聊當年的日子，笑道，一心就盼你們長大啊?？傁?，孩子將來長大了，總會有好日子過的。

我做了父親以后，從來不愁孩子長不大。這些年，我耿耿于懷的是，孩子千萬別跟我一樣走十幾年的彎路。慶幸的是，孩子的起點比我要高出許多。

缺衣少穿的時候，我們村不時有外鄉人出現，端一只碗，男的少，女的多。有時一兩個，有時三四個，通常來了就走，也有的會在祠堂過一兩夜。

村子里也經常出現各種上門服務的手藝人，補鍋、補傘、補鞋、染布，都有，喊了半天之后就走了。

老厲和老吳一個來自湖北，一個來自安徽，他們沒有離開，在我們村扎下了根，一個落戶在一隊，一個落戶在二隊。別的生產隊也有這類人，但一兩年后都先后去了不曉得什么地方，也許在別的地方落腳，也許，回家了？

老吳，村里人都稱呼他“安徽佬”，會燒磚瓦窯，察看窯火的眼睛特別厲害。后來有好心人給安徽佬介紹了本村一位死了老公的女人。安徽佬有了自己的家庭，生兒育女作田也幫人燒窯。

老厲剛來時主要在梅樹墩幫人縫補鞋子，正式成為生產隊社員以后，口袋里會有兩種煙，對付一般社員是一種，對付生產隊長又是一種。隊長的影響力有多大，老厲應該有一本賬。

老厲后來和一個叫桂花的女人成了家。桂花的老公在生育了一個女兒之后去了部隊，幾年后回來，被安置在景德鎮市一家廠里上班，算是工人老大哥，拿上了國編。后來她的老公另外成家，再也沒有回來過。桂花一聲不吭，帶著兒女耕田種地，砍柴養豬。在好事者的撮合下，老厲搬出即將出賣的碾屋，走進了桂花現成的房子。老厲兒子出生那年，有人記得他家門上貼的春聯：我不如人我無其福，人不如我我常知足。橫批，順其自然。父親說，那是《增廣賢文》上抄下來的，不過，能運用《增廣賢文》，也算有些文程。

田地自己掌握，老天第一個私人開店“搞開發”

梅樹墩是我們經常打鬧的場所。我們晚上通常在村中心的道場折騰，白天玩到哪里算哪里，比如我們時常去梅樹墩撒野，算是孩童不知愁滋味。梅樹墩沿馬路往上走，距離村子北面六七百米的地方是一座當年人工挑起來的五百多畝水面的上蘭水庫。后來水庫壩下面不遠處建了知青住的房子，又后來這幢平房成了我們的小學。我結婚不久，小學上去的水庫壩邊上的一些山地被鄉里墾出來做了畜牧場?，F如今，畜牧場早已關閉，無形中被我們村精明的人先后瓜分，喜哥也搞到一小間房子?，F在，喜歡麻將的六十多歲的單身喜哥早出晚歸，畜牧場周圍沒有人家，墳地很多，沉靜得很。

早年，橋老哥夜飯后在村子里像只野貓似的竄來竄去地敲銅鑼喊通知，大家夜飯后都去梅樹墩開會哦……先前橋老哥喊過的和村里放過電影的地方有祠堂、道場以及曬場。每一次喊通知，橋老哥能拿到兩三角錢，后來逐漸漲到兩塊錢。其他人也想這個錢，但是抹不開面子，窮得穿一條褲子過冬的橋老哥算是撿到了那么一點點便宜。

梅樹墩附近辟出了一大塊生產隊的曬場，曬場邊上不知什么時候用磚塊建了一面較大的墻壁，墻壁通身粉刷了石灰，平平整整，光光亮亮。我們小孩兒在曬場玩耍的時候，也看墻壁上的字。聽大人們講，這叫標語牌，這個標語牌自然具有某種神秘的影響力。村里少有人家的房子不是披茅掛草的，許多標語和語錄，只能往這塊莊嚴的墻牌上刷寫。標語牌的某一個角落有時會突然出現誰貼上去的紙條，字跡歪歪扭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過路君子讀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我聽大人念過之后，想了許久，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村子里的王醫生可能被這個“天皇皇”搶走了不少生意。

除了不自覺地在標語牌上識些字，父親偶爾也會在煤油燈下教我讀毛主席詩詞，有時也講解，第二天背給他聽。我會背，但還是不懂其中的意思。

我自己做了父親以后明白，這叫希望，父母希望兒女將來有出息。父親咬定的出息就是考大學拿國編，穿皮鞋坐辦公室，不用打赤腳下田，父親認定考不取大學不會有任何出路。孩子上大學以后，我奢望他們的出息是有體面的工作，進公司拿高薪，或者在單位有正規的編制，不做體制外的同工不同酬的聘用人員，戶口能夠自由遷徙，遇到挫折敢于去工地搬磚……

上蘭村跟我母親一樣聰明的“走私者”當然不在少數，但大家總體上很難挪動身子。出門要有說得過去的理由，要請假，要公家證明，只顧自己、不顧國家和集體利益的盲目流動遷徙是不允許的。通常，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各自待在常住地或者崗位上安分守己。就算讓你出去，除非學老吳他們去鄉下討飯，否則你一個作田的沒有糧票，很難買到吃的東西。我上高中的時候，供銷社的一個饅頭大體是兩分錢，但同時要一兩糧票，光錢不行。私人不準做買賣，農村只有公社所在地公家的供銷社以及大隊所在地的合作社能賣東西。公社食堂也供應饅頭，但不對外銷售。在公社集鎮念初中時，時常見早上來自集鎮單位的同學啃著雪白松軟的饅頭慢悠悠地晃進學校，就老想，他會不會謙遜地掰下半只給我吃呢？我盼到畢業都沒有人滿足我的這個關于饅頭的念想。

城鎮戶口，也就是“吃商品糧”的非農業戶口有權享受糧票，農民用的煤油、火柴、棉布、肥皂等工業日用品會發給有限的票證，吃糧食靠生產隊發的口糧，不發糧票。城鎮戶口要是討個沒有商品糧吃的農村戶口的女人做老婆，吃飯的問題就只有家庭內部解決了，她的糧食關系很難解決?，F實中在我們那一帶，作田人家的女子也不會去夢想嫁給吃商品糧的人家。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走出高中校門正式成為家里的勞力時，父母和我的鄉親盼來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和暖的春風，他們起早摸黑，刮風下雨地在田地里做得起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浪潮開始涌動。這里引用三則《鄱陽縣志》里的記載，我們可以從部分區域理解彼時的全貌：是年（1979年），謝家灘公社田鋪大隊第三生產隊試行“包產到勞” ，糧食較上年增產70%；春（1980年），農村廣泛訂出農業生產責任制；根據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關于印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的通知》精神，全面抓穩定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工作。4月止，與承包戶簽訂合同生產隊有6281個，占生產隊總數96.33%。

一切剛剛開始，田地居然握到了自己的手心，我的父母和廣大的鄉親在固有的土地上眼界忽然變得無比的遼闊，他們進進出出的仿佛自己比往日高大了許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孩子大學畢業那會兒，我才回過頭去深深理解了父母和鄉親們當初的堅守以及對于土地的依賴和摯愛的情懷，我為自己曾經嘲笑他們在特定的環境里不懂得從田地里移腳而感到羞愧！

《鄱陽縣志》上的幾則記載：是年（1984年），波陽（后更名為鄱陽）被列為省出口優質大米生產基地縣之一；是年（1986年），波陽被列為全國優質米和商品糧基地縣；是年（2005年），鄱陽縣被評為江西省糧食生產先進縣和全國糧食百強縣……

作田，溫飽不成問題，還能在繳納了國家農業稅、村提留、鄉統籌之后賣一些余糧，甚至養一兩頭豬。父母異常珍惜這種美好的日子。

我回鄉前后，“摘帽行動”使得全國數以千萬計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們，從“惟成分論”“血統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生產建設和經濟改革的大潮中，煥發出很大的積極性；全國基本完成了“撤社改鄉”的工作，公社改為鄉，生產大隊改為村民委員會，生產小隊改為村民小組。逐漸的，私人可以開店做各種生意。老天算是我們村第一個抓住機遇的人，在梅樹墩開了間小店。國家明確提出，適當發展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承認雇工的合法性，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對外開放，大力引入外資、外企；鄱陽贛劇《裝瘋罵殿》《打漁殺家》《 五女拜壽》等開始不受限制地在各地悠揚婉轉；露天電影也不僅僅只有《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和《地道戰》……我們還聽說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叫“大哥大”的上萬塊錢一部的移動電話，全縣都難得見到幾部……

……啊，親愛的朋友們/美妙的春光屬于誰/屬于我，屬于你/屬于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成為時尚主旋律。

恰恰相反，我因為所謂前途的不知東南西北，骨子里像寒霜抽打過的蔬菜，通身軟癟癟的打不起勁來。我們當地，全鄉每年能夠高考成功的也就三四名，有的還是多次復讀后考取中專。當然了，就算是最低層次的中專，畢業以后也都有工作分配，無論是分配在企事業單位還是行政部門，都是“吃皇糧”的國家編制，雷打不動的“鐵飯碗”，旱澇保收，工資和福利年年增長。我的數學讓我在讀書求功名的道路上落荒而逃。實際上，和我前途有關的“打破鐵飯碗”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在1986年開始啟動，中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幾乎同時進行。當然了，因為國情，當初改革開放的決策與布局從三農開篇，其他一系列舉措，真正實行延續了近十年才大部分完成。后來，國家開始不再承擔大學生學費，不包畢業分配也從1996年開始正式施行，到2000年全面停止了大學生分配制度?，F如今我的村子每年都有三五名學子考上大學。

“回鄉青年”與“待業青年”有區別，高考落榜也能圓大學夢

我回鄉后直接的機遇是，從1986年開始，國家承認學歷的各種形式的成人高考同樣能圓廣大學子和社會青年的大學夢。

“人們在狹小的生活圈里互相模仿。為什么他們不盡量遠離些，做個真實的自己呢？”我拿亨利·大衛·梭羅這句話來暗中嘲笑父母只知道作田的迂腐，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同樣走進了思維的死胡同。我意識不到改革開放的列車正在中國大地馳騁，我沉迷在過往觀念的沼澤地里找不到“逃生”的方法。

我對眼前田畈上的欣欣向榮提不起興致，對自己“低矮”的生存處境眼高手低地很不滿意。

有一次，因落實政策隨家人回城不久的平來我家做客，我感覺平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平原是我的跟班，只念到小學，他再次在我家出現時，已是一副城里人的味道。平幼時隨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從鄱陽街上下放到我們村，我們很快成為好朋友。夜飯后胡亂拿天（閑聊），平不再講我們上蘭村的方言，而是開始模仿街上的“饒州腔”。平燙了卷曲蓬松的發型，穿牛仔褲，嘻嘻哈哈地夸張著街市的新鮮事。迪斯科舞，會跳不？我搖頭。戲妹子，懂不？我傻笑。平沒有跟他父親做裁縫，主要蹬三輪車賣衣服，也賣老鼠藥，什么賺錢搞什么，很自由，也有很多機會。平強調說，比鄉下有味多了。我從平的身上聞到了城里的五彩繽紛，但是我毫無辦法觸摸城市的氣息。平說，什么時候到了街上找我，我陪你到處玩玩。平的話成了我最大的夢想。

平走了以后，我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辦法去見外面的世界，哪怕是鄱陽縣城。我很想活出自己的高度。

我與父母保持著莫名其妙的心照不宣的對抗狀態，看起來相安無事，我也服從指揮，但家庭的空氣里卻流轉著無形的硝煙的紛擾。

我開始以為自己很快就會成為令人羨慕的并很可能震動全鄉的作家。事實上我不難發現，前途都在田地里。

父親說，守住了田地就守住了希望，不切實際的想法，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對于未來，我“賊心不死”。但是出路呢？不少鄉村干部子女有機會做民辦教師或者去供銷社、糧站、醫院、收購站等單位上班。如果是吃商品糧的城鎮戶口，有機會參加招工當上“工人老大哥”，也有機會在當兵轉業后分配工作。村子里的德哥雖然不是城鎮戶口，但他在部隊入了黨，參加自衛反擊戰榮立過三等功，回來后吃上了商品糧，解決了編制，被安排在張家所在地的供銷合作社上班。供銷合作社就是開店做生意的，全民編制，一般的人沒有資格上崗。多年以后的今天，某地招兩位公廁管理員，最低學歷要求本科，因為這個崗位屬于“事業編制”，可見“編制”的厲害和吸引力。多少年以前的德哥是你難以想象的榮耀與尊貴，他的榮耀當時和考上大學差不多，他的勵志事跡被鄉親們反復傳頌。平時誰家做什么喜事，只要德哥到場，東家一定會請他上座，或者請他幫忙陪客。商品糧戶口有多神圣？我父親看水庫的繼父晚年在處理自己的商品糧戶口時就發生過別扭，老人最后的決定是將自己的商品糧戶口過戶給上過高中的長孫，家族中的其他人為此很不高興。有一陣子，村子里老全的婚姻被大家傳為佳話，在張家所在地糧站工作的一戶人家的女“待業青年”看上了帥氣的老全，并自愿上門成親。農民的子女考不上大專院校，不能叫“待業青年”，稱“回鄉青年”。老全是跟大家一樣的農業戶口，他成親后平時出工做事，經常自己跟自己笑：真是天上落下一只寶啊。什么意思呢？原來，女方是商品糧戶口，這本身就相當于現在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雖然沒有工作分配，但仍是一種希望和榮耀，“商品糧老婆”所生育的子女也一律是商品糧戶口，這是不得了的光彩和財富。

城鄉二元戶籍體制，將公民劃分成了天壤之別的“兩個世界”，農家子弟通常除了高考的“鯉魚跳龍門”，極難有另外的出路。

我時常到老天店里賒兩三角錢一包的煙，有時候也會賒一塊多錢一瓶的酒。那時，上戶手藝人的工資大體上是兩三塊錢一天，豬肉每斤已經漲到一塊錢左右。我的一個姨表兄結婚，費用六七百元，幾乎向所有的親戚都借了錢。

老天家店面的墻壁上不知什么時候換上了新的標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老厲上門的時候會瞇著眼仔細瞧一會兒標語。老天 “搞開發”開店以后，梅樹墩就逐漸熱鬧起來，首先，來店里打撲克牌的人多了，我有時候也來湊熱鬧。

早在生產隊時期，每天趕早，開門第一件事，無論天晴下雨，老天總要站在大門口仰望天空：啊，好天。今朝好天！

老天的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老天作田、開店，還是村民小組長，他領著另外四名小組長具體運轉本村的一切事務，包括山林、祠堂的管理，家庭的糾紛，與外村的交往和林地邊界的協調。

撲下身子，我決定置換喜哥的荒地開店

老天當了村民小組長，許多本村要緊的和無所謂的會議，包括放電影就選在了梅樹墩。老天開會的時候很是氣勢磅礴，就是將自己的權威有意無意地往“小組長”上面靠，言下之意是，“小組長”說的一系列“村規民約”，是要管用的，是有實際影響力的，老天喜歡講從上面聽來的“一系列”或者“一整套”。 老天的信心都是上了桌面的事，他是進村委會當干部的重要人選。我在瞧熱鬧的時候感覺自己想要達到老天“一系列”的地位和境界，基本和考大學一樣是不需要去巴望的。我沒有心情等老天的講話結束，早早地回家，像那只溫水里跳不出高度的青蛙，睜著眼睛睡覺。

我在心煩意亂的糾結當中堅持著莫名其妙的堅持，白天下田，夜里也會看些書，有時中午外出采訪，煤油燈下寫作，也向縣里的報紙投稿。我有時會不切實際地遐想能不能在梅樹墩做一回主持會議的主角？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認為進村委會當干部是一個蠻好的辦法。

父親隱約看穿了我的作家夢想，希望我多讀些書。父親感慨，他也喜歡靜下來讀書啊，但是在連肚子都很難填飽的日子里，愛好與追求只能靠邊站；眼下田地到戶，父親像是再次出征的戰士，生命里迸發出昂揚的生機，每日里總有忙不完的活計。

鄉親們都認為父親有學問，一手毛筆字特別好。實際上他的學問都用在幫人書寫家信或者在谷籮上寫上戶主的名字方面。有老太太建了土地廟，也會找父親做一副對聯。他寫完之后饒有興致地念給我們聽：咦？好大膽子還敢瞞我；呔!爾等回頭莫要害人。

過日子的糧食已經不成問題，鄉下人務實作田也是一條生路。但我與父母不同，希望從上蘭村起步，找到一條自己理想中的全新的道路。我試圖通過當兵改變命運，過了最后一道政審關在家里等通知，但是最后的名單上沒有我。

天氣特別熱的時候，我們在田里割禾，菊女也在田畈上忙活，大家累得想直起一下腰身都感覺格外的困難。

菊女老公老柄不累，在田畈上挎只木箱，四處轉悠著賣冰棒。

鵝——逼菠哦——他的意思是，賣——冰棒哦——他試圖講一口流利的景德鎮街頭方言，表示這是來自市里的冰棒。但是他的方言跑調得跟他的臉一樣極不規則。老柄無所謂，鵝——逼菠哦——

我們都很難吃到冰棒。我想吃的時候，用眼神慫恿弟弟。弟弟口無遮攔，對母親說，熱得要死，買幾個冰棒吃吧。

母親白了一眼弟弟，說，就你嘴巴子好吃，曉得幾貴吧？五分錢一支！哪一樣東西有水好??？母親永遠舍不得花錢，舍不得用掉到手的東西。母親會貶損魚不好，肥嘴不肥肚，沒有實質的營養，還要花冤枉錢。臘月里好不容易買的一只豬頭，腌好了，吊在廚房，預備著過年，但是到第二年大熱天，那只豬頭還吊在廚房。

妹妹說，想吃冰棒等晝時收工。你看老柄的冰棒沒有幾多人買，到晝時再不便宜賣掉就要融化作廢。

父親不作聲，表示認同妹妹的獨特見解。

晝時我們每人都拿一支稀軟的冰棒解渴的時候，菊女在家里鬼哭狼嚎地摔東西。

菊女家里乒乓響的時候，我比較同情自己，老柄再怎么虧本，也算闖蕩了一番市場，居然還經常跑景德鎮，聽說也到過鄱陽街上。

晚上在煤油燈下，我故意把收音機頻道轉到省電臺的致富信息節目，這樣那樣的項目和項目培訓班簡直是花枝招展，令人心潮起伏。播放最多的是科學養豬法，也有玻璃制品技術培訓。我說這個好，又說那個好。父親抽煙，同母親扯些閑話、碎語。父親以不予回應的方式否定我的不務正業。

“雙搶”告一段落，我慌不擇路地決定按省電臺的信息指引，去南昌學做肥皂。女人洗衣服的肥皂，要是能供應我們一個村的，那也是不得了的賺頭。

我硬著頭皮找老厲借錢，當家理事的再怎么窮，多少會有一些過日子的錢。再到梅樹墩找老天，我們平時嘻嘻哈哈的關系還算貼切。實際上老天開店，性情喜好結交，他跟誰的關系都好。

我們村子鄰近景德鎮市。我帶著不足一百塊錢，早上從家里去發，晚上在景德鎮市坐火車去南昌，咣當咣當一整夜，擠得腿腳發軟。上車之前我買了一張法制類報紙做消遣。這類報紙標題特大，套紅或者套藍增加吸引力，內容或驚險刺激，或情色迷離。

這是我第一次乘火車，第一次接觸不一樣的報紙。

到得南昌，我心花怒放，想啊，要是能夠在省城做事，那是多大的榮耀??？幾天后返回，還剩余一點錢。在景德鎮市下火車，準備按培訓班的要求買一些材料回去搞實驗，怎么操作很簡單，都學過。一打聽價格，當時就心里發寒：如此做出來的肥皂，單塊的價錢比老天店里的還要貴好幾角錢。更何況動物骨頭，按老師講的，我到哪里去弄那么多熬制原料的骨頭？

老天每天開門的時候少不了來一句，啊，好天。習慣成自然。

煤油燈下或者落雨天，父親偶爾會看看書，主要是一些實用種植技術。別人死作田的時候，父親搞起了“多種經營”，部分田種西瓜，部分田栽甘蔗。我們的農民，無論處在什么時代，再怎么艱難、委屈，都不會辜負自己，也不會辜負時代賦予的使命！

我想起了在溫水中的青蛙，鍋灶里的火越來越旺。好在我還有痛感。

我認識了山上和地里許多能吃的野物，一年四季都有，在臟兮兮的衣服上揩幾下就迫不及待地塞進嘴里，味道特別好；我能光著腳板子上山砍柴，劃破手指的時候，知道一種樹葉在嚼過之后可以立即止血；我看見橋老哥向來打赤腳進進出出，在山上砍柴也是如走平地，我佩服得搖頭。橋老哥只有出門做客的時候才穿上嶄新的黃球鞋。我偷偷地練習赤腳上山，結果，我也能做到；有時候砍柴回來經過梅樹墩，我呼啦將柴捆扔在地上，跑到老天店里和大家天女散花般地拿天……

我不同的地方是經常到張家村委會會計家討些過期的報紙瞄幾眼，我不拿，也要被有面子的人討去糊結婚的房子。別人家茅廁基本是塞滿了枝條，打糞的時候同時撈出一大堆枝條丟在茅廁旁邊，曬干之后用火燒掉，我們端著飯碗看烈火熊熊的，取樂。我家的茅廁里則是各種我寫過的廢紙和看過的報紙。打糞的時候一并澆到菜地或者油菜地里，下次去地里，七零八碎的報紙已經干了，無聊的時候彎腰拾起，還是可以讀到片言只語的。

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是談戀愛，我堅持要找一個上過初中的姑娘做老婆。我回鄉六七年以后，村子里唯一即將中考的女孩紅一念之差接受了我的紙條。分數出來，五百好幾十，特別是數學分老高。但是紅就是不去上高中。他父親氣惱，說，見鬼了，真是見鬼了，不去讀書？他父親說見鬼的時候，紅被我勾引到山地里摘果子去了。

結婚當天，老天端著賬本進門收債。紅跟我母親一起幫我還了許多糊涂債。老天端著賬本走了，紅就成了我的妻子。

梅樹墩不遠的偏南下游有一塊荒地。我找到喜哥。鳥不拉屎的，干脆，置換給我做菜地？成交。后來村里人明白，我要在這塊破地上開店做生意，還第一批買了摩托車、照相機。

部分事業單位開始走向市場，“商品糧”基本退出歷史舞臺

我父親在田地里饒有興趣地堅持著“多種經營”，我對田地的任何經營都打不起精神。結婚第二年，我們與父母分開，另起鍋灶。

是的，我在從喜哥手里買來的那塊荒地上開起了經營日用品的小店。我們欠債做起了一幢磚瓦結構的小平房，又到銀行貸款九百元作為第一筆去鄱陽街上進貨的本錢。我的妹夫立毛為幫我建房子，冒雨走十來里小路推來了一些急需的材料。

平時，我將看到的周圍鄉親們的日子寫成稿子，不斷寄給報社，又不斷被刊登出來。寫稿，只是一種類似于打麻將的習慣與愛好而已，也可能是為身體內的夢想植物人輸送著維持呼吸的氧氣的一種方式。我還獲得過市里報社舉辦的征文競賽獎項。我的主要精力是在田里，獲得過縣里頒發的“雜交水稻科學制種先進個人”獎狀，以及團縣委頒發的“優秀共青團員”獎狀。我順利地入了黨。后來我把家庭重點放到店面和店面以外的水稻種子、農藥的買賣上。在發家致富的路上，我比上一代人多了許多選擇。

過年的時候，下雪，啤酒快要賣完了。我披著塑料油紙，戴著斗笠，步行去田畈街集鎮挑啤酒。來回六十多里，不吃不喝，四扎啤酒，能純賺九塊錢。

我與在縣城生活的平有時會互相收到對方通過郵局發來的表示友誼的信件。那個時候打電話、拍電報要到幾十里外鄉集鎮郵電所才能完成，像我處在山旮旯，給我打電話無異于竹籃打水。后來不知為什么，我們的通信就斷了。能夠時常跑鄱陽縣城進貨了，有一兩次很想找曾經的伙伴平聊一聊，也請他到街上吃個飯，但是他母親低著頭牛頭不對馬嘴地跟我隨意扯些其他的話題，樣子很低沉。后來聽說平已經坐牢去了，老婆也離開了他。我不好再三追問平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只嘆惜改革開放以后，城鎮和戶籍的優勢并沒有給喜歡搖頭晃腦跳迪斯科的平帶來其他好運。有時候，人生的高度更多的需要自己去把握。我很不忍心地想到一句成語：大浪淘沙！我來南昌以后聽母親說過，平偶爾會和后討的老婆回上蘭村擺幾天賣衣服的攤子。

村里許多人家的雜交水稻種子難賣的時候，我在縣城聯系到一家民營的農業公司，將大家手頭的稻種陸續收走，鄉親們松了一口氣，我也自然賺到一些錢。

老天的店后來關了。我只好拿“生意場上無父子”來安慰自己。

老天樂觀，安心作田，起勁沖刺村委會干部，每天照樣趕早開門說一聲“好天”。

家庭的小船已經起航，我跟父母一樣滿意眼下的日子，從來沒有想過哪一天會離開自己的村子。

我在多次獲得縣報通訊員一等獎以后，報社領導決定聘我做記者。我從來沒有想過記者還能聘用。父親歡天喜地，說，要不是時代好，像我家原先有飯吃就是老天開恩了，哪里還能走出一個縣里的記者呢？

不難了解的是，彼時在國家層面，開始下放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權限，搞活了事業單位人事制度，獨立法人地位得到明確，部分事業單位不再是高高在上“吃皇糧”，而是開始走向市場，實行企業化管理。后來事業單位大規模推行聘用制度，人事改革加速發展。否則，我所謂的知識，也只能用來幫助鄉親們寫寫往來的書信了。我后來了解的是，1994年4月1日，一份全新視角的報紙《贛江大眾報》（《江南都市報》前身）在省城南昌誕生，這是江西最早采用市場化方式運作的報紙。發行上，1998年7月1日起該報由郵發改為自辦發行，報紙獲得迅速發展。編制和戶籍不再成為約束與障礙，有志于從事新聞行業并符合相應條件的人員有了廣闊的施展舞臺。后來來南昌后，大學文憑、新聞從業資格證以及記者證，我都通過考試拿到了手。當時代的大門向你敞開，唯有堅持和奮斗才有可能實現個體的夢想。

在縣報的日子里，我有機會被招進縣報印刷廠，成了“全民合同制工人”，算是借調到報社上班。經濟體制改革以后,全民單位招收的職工都屬于“全民合同工”。這個時候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已經失去了往日等同于公務員的榮耀和輝煌。有人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里的閑人、懶人、庸人和散人不僅成為企業的巨大包袱，而且直接影響了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于是有人提出，這個“大鍋飯”非得砸掉不可。不打破“鐵飯碗”，企業就沒有出路，中國就沒有出路。很快，人們發明了“承包制”。接著，又進行“股份制改造”。時光向前推一些，沿海地區已經擁擠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務工人員，他們都是工人，而且待遇相對較高。早在1984年，深圳就開始針對流動人口實行暫住證制度。2003年，《行政許可法》頒布后，一些城市開始取消暫住證制度?！叭伺不?、樹挪死”，跨地區流動、進城就業，再一次解放了生產力，也改變了廣大農民的命運。三農方面，據《鄱陽縣志》：1992年2月，國務院關于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要把握有利時機，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放開價格，放開經營，增強糧食企業活力，減輕國家財政負擔，進一步向糧食商品化、經營市場化方向推進；1992年6月，食油購銷價格全部放開；1992年9月22日，縣委、縣政府作出《關于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招商引資步伐的決定》；1993年，糧食經營和價格全部放開……“南巡講話”不久，進一步改革的浪潮滾滾而來……

糧食市場放開，“商品糧”基本退出歷史舞臺。

四五年后應所在的鄉黨委邀請，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再次出發，應聘到鄉政府做了一名中層干部，老婆則打理著家里的田地和店面。

老天到底沒有實現進村委會的夢想，村民小組長的位置也讓給了別人。一位平時慣于低頭走路又不怎么說話的組長被村支書看中并提拔進了村委會當出納，老天當組長的干勁從此泄漏得一點都沒有留下來，但是他的為人處世的熱情一點也沒有衰退。老全的一兒一女到底吃上了商品糧，不過老全清楚，商品糧優勢已經過期失效，他希望兒女好好讀書，通過讀書改變命運。

老天店里引進了無線電話，原先合作社的德哥扛起了鋤頭

對于所謂的出路和生存狀態，我沒有了先前的寢食難安。形勢越來越開放，在鄉村這個廣闊的舞臺，同樣能夠書寫人生的美文；因為自己鐘情寫作，時不時地向報刊投些稿，時不時地小有收獲。在老支書即將退休的時候，我向鄉黨委提出請求，希望回村做黨支部書記。想法很純粹，農村的面貌許多地方還需要改變，比如吃喝風，比如農民負擔，比如致富門路。我真的能夠在梅樹墩主持工作時，一次會議也沒有開過。我三十歲出頭，成為全鄉最年輕的村支書。從出發到回歸，卻是踏上全新的舞臺。我們村委會有十幾個自然村，近二十個村民小組，我知道怎么與鄉親打交道，千言萬語抵不上一個實際動作。我到老婆店里拿東西走訪困難老黨員，挑谷子捐助青黃不接的家庭；取消了村委會的食堂，辭退了專職的廚師，去鄉里開會不進飯館；修通了水渠和出村的馬路；減少了不必要的田畝攤派；著手清理舊欠，尤其是村干部親屬的歷年舊欠；要群眾交的東西，我父母和弟弟必須先交……

做村支書不到兩年，我提交了辭職報告。一個極小極小的地方，你要動了誰的利益，結果是雙方不愉快甚至反目，重要的是我當時把控的經驗極其有限。我后來聽總理做報告說，改革，比割身上的肉還要痛苦，深有感觸。

有一部分黨員和群眾聽說我不當村干部了，寫好了聯名信，要去鄉里給我找說法。我趕緊跑去阻攔。他們不知道，我的抽屜里已經丟進了一張鄉黨委任命我做鄉文化站站長的文件。

父親為我打抱不平，說是要寫材料去告某位跟我扯淡的混混。我勸父親，告狀沒有意思，自己爭氣才是關鍵。

人生沒有固定的模式，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下，也可能性格決定命運。在我的見聞里，長期在縣報社和鄉政府堅守的人，后來通過招考也有許多人解決了編制；一些長期奮戰在村委會崗位上的人，家庭日子也是眉飛色舞的。失去與得到向來相伴相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命運，不同的內心會有不同的走向和風景，都值得尊重。

閑來無事，我們拆除店面，動手建起了一幢兩層半的樓房，雖然欠債，但在村人眼里，我家的日子毫無疑問一直是跑在前面的，全村的樓房總共只有四五幢，摩托車包括我的只有兩輛。

我告訴老天，我不準備開店了，你做不？老天頓時起了勁。

此后的一段時日，我睡覺、讀書或者幫妻子喂些豬食，也提筆寫些文字。這個時候，我多了許多從容與淡定，也正好趁機做一次全面的休整。

老吳回去了，回了家鄉，樹高萬丈落葉歸根。他帶著一兒一女，算是滿載而歸。許多鄉親送行，老吳感嘆，要不是改革開放的形勢好，要不是上蘭人仁義，他真不知道自己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他的繼子小青送行，在安徽逗留了一段時日又回到了村子里。弟弟妹妹說，哥，你也留下來吧。小青說，那以后誰給爺爺、奶奶上墳??？

老吳走了以后，有愛開玩笑地問，厲師傅啊，你什么時候也要回家鄉吧？

老厲搖頭擺手，說，我和桂花在哪里，我兒子的家鄉就在哪里！好男兒志在四方，江西沒有什么不好嘛。老厲永遠是那么通達。

因為改革開放，編制早已不是唯一的出路，我們許多人不難對號入座地在城里尋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第二年，我在朋友的幫助下受聘到南昌一家報社做新聞，不久，北京申奧成功。消息傳來，40萬群眾涌向天安門狂歡；特別炎熱的南昌同樣熱情高漲，喜慶帶來了涼爽的快感。又不久，發生了一件轟動世界的事件：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那些日子，我們在處理報紙版面時特別忙碌。為了多賺稿費，我經常在租住地伏在房東留下的一張搖搖晃晃的靠背椅子上打著赤膊熬夜寫稿，稍不注意，汗水就滴在稿紙上。

我剛來省城南昌的時候，我后來認識的一位姓盛的鄱陽老鄉已經在一家都市類報社做到了部門主任的位置。他在南昌自修了大學文憑，從記者做起，幾年過去，在新聞界就有了名氣。以后，當我做到報社部門主任的時候，盛老鄉早已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總了。

我離開家鄉上蘭再次出發時，很少人知道我的變化。

那天趕早，隨便扒了幾口飯之后，妻子把我送到梅樹墩。駐扎在張家跑客運的車子已經習慣進來打個轉。天熱，行李很簡單，一只紙箱，一只蛇皮袋。蛇皮袋外面綁了一床草席，里面是毛毯和幾件換洗的衣服。紙箱里主要是書，另有一本紅封面的薄薄的《周公解夢》，是老婆塞進來的。那一段時間我老是做夢，于是買了一本解夢的書，翻來翻去地對照夢境，似是而非地解夢。書的封底安排了好幾頁的符咒，妻子說，這就是破解夢多的符咒，你睡的時候貼在床頭，肯定會踏實好多。此外，妻子塞進了兩條七角錢一包的香煙，以及一瓶霉豆腐和一些方便面，我們都認為到了外面，這樣可以省下一些錢。

車子駛出上蘭，東方已放白，有霞光，一塊一塊的紅彤彤的云彩，那是太陽正在爬上后面的山林。

估計老天已經打開店門正仰頭說“好天”吧。

趕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扛著鋤頭或者牽著水牛，見了行駛的客車，自動站到馬路的邊沿，然后眼睛追隨著車子運動。也有的挑著水桶去井邊擔水。鄱陽一些日子相對較為艱難的鄉鎮早已涌起了外出務工的浪潮；我們村相對山多田多，在安穩中，大家一致的想法是沒有想法，絕大多數男女勞力窩在村子里重復著往日的快樂。我特別看到德哥，扛著鋤頭下田，他所在的合作社早已淹沒在周圍的私營小店之中，舊有的營業場所都已經賣掉，也是大浪淘沙。德哥作田，再就是擠時間打麻將，日子倒也順水推舟。

頭一夜，我將借來的兩三千元錢交到妻子手上，這樣，他們母子大半年的生活基本不成問題。

《鄱陽縣志》載：2000年12月，九（江）景（德鎮）高速建成通車，這是穿越鄱陽境內52.28公里首條高速公路。景德鎮市往返南昌的高速快客每小時一趟，行程四五個小時，很方便。到達南昌，想起當年來學做肥皂的情形，不禁好笑。

晚上用剛買的手機打電話給妻子，也要她將我的情況順便轉告給父母。

手機還沒有進村，梅樹墩老天店里有無線電話，花了八千多元，打進去后，老天說等一下再打來，他去喊人。喊一次人接電話一塊錢，打出去的，按分秒計費。

然后泡了一包方便面當作晚餐，應該是省下了一塊錢左右的伙食費用，很滿足。租住地是頂樓，熱烘烘的像剛出過磚瓦的窯洞。草席鋪在水泥地板上，熄了燈，坐著抽煙，煙頭紅彤彤的忽明忽暗。

農家孩子允許進城上學，從南昌到上蘭半天可以來回打轉身

妻子踩著季節忙于田地，時間緊張得走路都要做計劃，孩子的培養教育令人揪心?！霸俑F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孩子的未來和希望起碼不能敗在教育上。來南昌的第二個春節后上班不久，我抱著試試看的意思到附近兼納農民工子弟的青山湖學校（現為陽明學校）詢問外地孩子上小學的事，得到答復，可以，但每個學生一年要另交七百元的借讀費。當夜，我電話打到老天的店里。妻子在梅樹墩接電話的時候，感覺突然，吞吞吐吐，說，行么？家里這樣的窮，還有田啊、菜地啊什么的，是不是等日子安穩一些再看？晚上妻子與父母商量，父親說，起碼等還清了債再走吧。你帶著兩個孩子在家里，除了吃幾粒飯，其他開支基本可以省掉的。

但妻子第二天趕早還是帶著兩個孩子在梅樹墩等車。行李是幾只蛇皮袋，里面裝了一些換洗衣服和兒子的課本、作業本。我在電話里著重強調過，孩子的成長需要陪伴，就你們母子三個過來，明天就過來，開春后孩子報名要緊！

農村的孩子居然可以進城上學，這是我沒有料到的天大的喜事。不難了解的是，國家順應“民工潮”，越來越關注并重視“人戶分離”的流動孩子隨父母上學的問題。我的人生轉折點是很幸運地踩到了時代的鼓點，我的孩子也是時代的幸運兒。此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完善，農民進城落戶的政策已經松動，隨父落戶的新生嬰兒、分居的夫妻、投靠子女的老人，以及在城市投資、興辦實業、購買商品房的公民及隨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穩定的職業或者生活來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當地政府有關規定的，均準予落戶。2003年1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1號文件，要求各地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強調對農民工和城鎮居民應一視同仁。體現在教育方面，孩子上學基本沒有了障礙?，F如今，流動人口就近上學，只要辦了居住證，完全享受本地市民的同等待遇，借讀費也早已取消。

兩個孩子從南昌市青山湖學校起步，先后考上了名牌高中江西師大附中，又先后上了重點大學、讀了研究生，這是我沒有奢望過的事情。每逢春節我們都要回家陪父母過年，與鄉親們聊天。如果在南昌火車站坐車，我們全家四口都要請旁人幫忙在進站的電梯口拍一張合影。照片上的孩子，從我腰部以下的位置，已經長到比我略高一點，十七年光陰和過往就這樣刻印在這些寶貴的照片上。

我們離開村子兩三年后，村里人順著潮流也逐漸開始奔跑著出發，外出務工的人員一年比一年增多。如今，上千人口的自然村，平時只有少數人在家。也有一些年輕人憑技藝回鄉賺錢，制作鋁合金門窗，包房子刮瓷，裝修什么的，他們很多人有自己的小車。

我們可以通過《鄱陽縣志》回放時代的聲音：2002年8月，鄱陽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此次活動攪動全縣上下的思想，調動了人們干事創業的激情，凝聚了人心；2004年2月6日，鄱陽縣首次召開春節就業再就業勞務輸出萬人招聘大會。大會由縣職教中心組織，僅一天時間，來自上海、江蘇、廣東等地多家知名企業共招聘1000余人；2004年4月18日，鄱陽縣工業園區首家企業竣工投產；2005年9月1日，《鄱陽湖新聞》報道，家鄉創業環境不斷優化，大批出縣創業成功人士紛紛返鄉投資置業興企。至8月，全縣返鄉創業人員創辦各類企業近100家，總投資近2億元。

很快到2005年，中國鄉村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走進了歷史，我的父母和鄉親們的欣喜無疑再次上升到又一個新的高度。

事實上妻子當年的一些憂慮是多余的，她自己也從一個十足的農婦變成了得心應手的“市民”。剛來南昌時，妻子縮著脖子，放不開身心，過馬路的時候，前進怕車子，后退也怕車子。我們曾到一家小餐館門口準備找份工作，妻子靠近了又轉身，我把她拉過來，她卻遲遲不肯進去。我說問問招不招人有什么關系嘛。但是她打不開嘴，不知如何表達。她在村子里順手順腳地開店做生意，與人交往談笑自如，人情世故也不會有什么差錯。問了幾家小餐館，每月兩百多元，也問了附近的超市，350元一個月。彼時南昌市最低工資標準是每月250元。第二年我跳槽到另一家能夠同工同酬的報社做編輯，每月基本工資是1200元，還有一些其他的福利。

來南昌兩三個月后，妻子自己在附近的圖書城找了一份幫人賣教輔的工作。有時候，她在水果攤上花一塊錢掃回來好幾斤爛蘋果，削削洗洗，孩子啃得起勁，吃得打飽嗝。

在父母那里，我們堅持匯報家庭形勢一片大好。父母也是異常地開心。

后來我們搬家時，花錢請人力幫忙，整整好幾大板車的物品。

兩個孩子上大學以后有一回假期，我們清理住所，小學以來的課本、作業本、資料以及其他書籍、報刊，賣了將近兩千斤。對于日子，我們一家人像是紅軍長征經過磨難終于到達陜北根據地一樣。賣廢品的幾百元錢拿到手，我說，進酒店，吃好喝好。大家歡呼雀躍。

不用操心孩子的日常細節以后，妻子自己開了一家窗簾店，整天忙碌著，像在上蘭村管理百貨店，進退自如。跟客戶打電話的時候，“好的好的，你微信轉賬給我，支付寶也行，謝謝了哈?！?/p>

時代容易影響家庭的走向和成員的命運軌跡，男人和女人則是互相影響，婚姻與家庭，其實也是一座煉爐。

2015年正月里，父親在上蘭村悄無聲息地過完了悲喜交集的一生?！霸谲姞I中訓在運動中批攸關社稷興衰甘苦備嘗猶存風骨七旬半；為稻粱之謀為兒女之計無論人生進退詩書不廢寸斷肝腸正月初?！碑敃r，我的在鄱陽公安局工作的作家朋友汪填金先生發來了他創作的挽聯，我請會書法的一位當老師的本家侄子寫好，并請幫工貼在了大門口。

父親過世，我回上蘭的次數多了起來。交通更加便利，現如今南昌往返鄱陽縣城的高速公路只需一個半小時；去年通了高鐵，從南昌回去只需兩個小時。鄱陽站鄰近我的村子，平時想要回去，上午可以來回打轉身。

母親不缺過日子的錢，像父親一樣，開店的基本莫想掙他們一分錢。其實，我們兄妹六個，各自條件也談不上差。她不肯要錢，我買的東西很少有動用的，下一次，我只好再次象征性地買一些東西放在母親的房間里。隨她。去年小外甥回到父母身邊后，母親手足無措，在村子里又不肯移腳來南昌。后來她多次“揚言”要去景德鎮市找工作，她埋怨老是搞幾塊菜園沒有什么出產。她跟我們這些做子女的解釋說，待在村子里實在沒有味道。母親開朗大方，善于交流、交結，她始終堅持自己要是在城里，做什么都不會差的，尤其是買賣，她不怕不愁。

今年初，執拗的母親真的去了景德鎮市，先是在菜市場做了幾個月的小買賣，后來幫一對老夫妻燒飯，包吃包住，工夫不累，每月賺兩千余元。母親打電話時興高采烈，我應和著喝彩。母親說，多好的命啊，老人有國家補助，看病有報銷，你們又順道，我有這樣的日子過，不曉得幾歡心。也許，世事輪回，母親的初心復蘇萌動？就像我當初發誓一定要證明自己是“作家”的料子？哪怕很微弱的證明。

母親從來不相信她的活法沒有高度?？赡?，作為兒子，尊重，也算是一種孝順吧。

好在景德鎮市我們村里的人多，親友也多，他們當中許多人買了房子，安下了家，母親先后與許多親友取得了聯系。我能做的是確保母親手機里有足夠的話費，并時常試探、強調保持電話暢通。我在電話里說，也好，以后，在市里去醫院還是方便好多。母親好笑：不要亂哇，我身體好得很！

大浪滔滔，早年喪父的外甥當起了小老板

母親是村子里老人當中的“另類”，類似我當年是后生當中的極少數不安分者。過年的時候我們聊孩子的成家，母親鄙視我的一些顧慮，認為不值得一提。母親說，你也不看看現在是什么世界，討老婆還家鄉的外省的分得那樣清楚。又說，村子嫁到外省的還有從外省娶回來的，你也不看看有幾多？又對我孩子說，別聽你爸爸的，要我說，哪里日子好過往哪里去。孩子好笑，兩邊都不得罪。

有一次在友人的飯局上，聽一位不認識的女孩說下周就要出國了，我于是有心問了她作為獨生女孩的許多問題，包括她父親的想法。女孩到過許多國家就像我到過許多鄉鎮一樣，就像我父親到過許多村子一樣。我不動聲色地問，將來呢？女孩說，現在都是地球村了，我的將來我做主，我父母都支持。女孩與我母親，曲調不一樣，意思卻是差不多。

我村里的小莊，三十多歲，就是老柄的小兒子，他丈母娘家在南昌，早年常來我住所玩。老柄夫妻同大兒子在景德鎮市，菊女幫忙帶孩子，老柄在工地做小工，兩三百塊錢一天。去年的年前，小莊來我住所玩時快人快語地問一旁陪坐的我的孩子，將來準備去哪里發展？我兒子笑道，到時看吧。小莊連連擺手，建議你出去，擺脫父母，去前沿的大城市，感受那種高效、快速的思考與工作的節奏。年輕人不能太安逸了，真的，你一安逸，觀念和思維很容易沉下去，以后就起不來了。

工作方面體制不體制的小莊毫無思考的興趣。小莊在南昌一所中等職業學校畢業以后，就在南昌從事與所學專業牛頭不對馬嘴的銷售。再過些年，他去了杭州。后來我們互加了微信。村里許多人都互相加了微信，還有一個微信群，一舉一動都有人在群里發圖片或者視頻。小莊已經是一家家具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主管公司的銷售和培訓，前幾年在杭州買了房子，他兩個孩子就近上學。小莊的性子很急，似乎沒有心思喝我泡的熱茶，市場、時政，善談能侃，我們很難跟上他聊天的節奏。他講一個事、表達一種觀點，就像嘴巴里吐出的瓜子殼，順理成章，而他的口袋里總有嗑不完的瓜子。小莊的父母對于村外的事物什么也不懂，我的父母對于我的人生規劃也只有種田或者學木匠。我的妹夫立毛在我剛來南昌不久就患癌去世，他的孩子吃了不少苦。欣喜的是這幾個外甥靠自己打拼，先后成家立業，老大夫妻在景德鎮市開辦了一家制作瓷坯的作坊，年純收入近20萬元。這些條件艱苦人家的后生，在時代的浪潮中洗凈沙石，漸顯歲月的榮光。

我剛來南昌的那幾年，在村子里日子算令人羨慕的，有單位拿工資，多好。很快，村人關注的焦點是收入和陪讀，我的收入基本是“免開尊口”。對于怎么過日子，村子里有影響力的人越來越多，過年時鄉村的堵車成為一大景觀。他們從上蘭出發，在全國各地撲下身子，揮灑汗水，夢想花開。村子里的田基本轉包給留守的勞力，機械化作業，一家耕種幾十上百畝水田很常規。50后以上的留守家園；60后大概就近扎進景德鎮市或者鄱陽街上覓活，現在小工是三百來塊錢一天；70后的主力軍則是不斷地向外拓展各自的希望。他們揪心最多的是自己吃了文化不高的虧，孩子的成績和未來是他們最大的牽掛。他們除了鐵定在村子里建樓房，還把能夠在外地買房安家視作一種的榮耀。

有官方數據顯示，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國農民工總人數已達２.８億人。前所未有。曾經，被制度堵在外遷當口的人們都在巴望著閘門打開，而改革開放就是順應民心打開的閘。近年來，不少地區都在試點探索戶籍制度改革。據媒體報道（今年5月份），江西、福建等30個省份將取消農村戶口。大浪滔滔，我們上蘭村的鄉親發奮地順應時代，努力地活出自己的高度。

今年，當我的大兒子即將研究生畢業，小兒子再次考研成功的時候，我禁不住又在內心思考孩子的未來，我找不到現成的答案，諸如收購站、合作社等等的體制內編制早已消失在時空之中。每個時代都會有不同的問題，每個時代的人也會有不同的命運。在這個朝發夕至的時代，這樣那樣的，作為個體，不操心不行，想多了想復雜了也是障礙。孩子的起點比我高，他們的人生應該是抄了近路。

我平時回村通常會去梅樹墩轉一轉。老天的店面早已交給了他的大兒子專政，他的小兒子在外面打工，自己順帶種一些口糧田，下半年和別人搭伙忙著為做喜事的人家下廚，每忙完一家，三四百塊錢的收入還是有的。專政念過初中，原是木匠。后來，村子里的桶匠、篾匠、木匠、裁縫，等等，基本靠邊站，后一波學徒也徹底消失。專政大女兒在外地上大學，兒子正在鄱陽街上念高中，他老婆在街上陪讀。

空閑的時候，老天也在兒子店里陪坐，有時還會陪婦女打幾把麻將。除了年節，店里人氣不是很旺，坐著一些拿天的老人或者帶小孩的婦女，也有的會來臨時蹭一下WiFi，許多人開通了流量包月，蹭WiFi的也不是很多。不難碰到來店里拿天的德哥，德哥好運氣，他早前的“全民編制”發揮了作用，早已辦了退休，日子無憂無慮。

店面的墻上常年貼有花花碌碌的廣告，學開車的，接送幼兒進園的，包送煤氣的，修理空調、冰箱的，機器彈棉被帶電腦繡花的，等等。廣告很簡單，基本就一句話，如，鋁合金門窗，某某某，電話多少多少；學開車，某某某，電話多少多少。

橋老哥認得一些字，無聊的時候面對新貼的幾個字的廣告念念有詞，再就是蹭WiFi玩手機，或者說些閑話，比如人到七十古來稀這話已經作廢了，我們村八九十歲的老人都有不少呢。橋老哥很清閑，他的銅鑼早就不知去向，家里有氣派的樓房，兒女都在外面務工。

單身的喜哥上了年歲以后，時不時地也到梅樹墩晃蕩一下。

我們村的喜哥曾經紅火過。搞集體時他老子腦瓜子靈活，專門幫大隊放鴨子。旁人抽竹竿塞煙絲時，喜哥已抽上了合作社買來的紙煙。別人結婚頂多兩床棉絮，聽老人講，喜哥結婚時，光是棉絮就有八床。喜哥老子過世得早，后來老婆也跑了。喜哥的田地和房屋早已在村子內部變賣得一干二凈，他的生命專心耗在麻將桌上時贏時輸的。耕?；鞠?，喜哥又上了年歲，想要他幫工的少之又少。趕上臘月和正月里做喜事的高峰期，村里的本家通常會喊喜哥去象征性地幫個工，喜哥的油水和飲食階段性地有了保證。過年的時候，喜哥會在畜牧場的房子上綁一桿紅旗，迎風招展。

據說，喜哥早已吃上了低保，大家都沒有意見。

大浪滔滔，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