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畫派與廣東國畫研究會的“世紀對話”

瞎斗（中國畫） 黃般若

　　中國近現代是中西文化撞擊和交匯的重要歷史階段，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形形色色西方美術思潮及繪畫技法猛烈沖擊著中國傳統繪畫理論及其技法，圍繞傳統和現代、精神和物質、民族性與時代性等復雜關系上的二元對立，始終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美術界爭論的焦點。對當時的中國畫家而言，他們所面臨的不僅是紛繁復雜的“古今”問題，而且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西”問題，不但要解決純粹的藝術問題，還要面對復雜的思想文化斗爭，因而這一時期的中國畫，也呈現出極其豐富多彩的局面。

　　9月16日至10月25日，“世紀對話——嶺南畫派與廣東國畫研究會的學術論爭”館藏作品展在廣東美術館展出。作為2015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項目之一，展覽展出嶺南畫派與廣東國畫研究會相關代表作品約100件，包括嶺南畫派創始人“二高一陳” (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 、李鳳功、黃般若等名家的代表作品。廣東美術館館長羅一平表示，策展方希望對中國畫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傳承轉換過程中面臨的情境與問題進行考察和分析，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而不是孤立地從藝術談藝術，從論爭談論爭，這對于重新研究中國畫現代變革的歷史建構，具有重要的意義。

　　面對西風東漸下的文化沖突問題，一向處于中國最開放前沿的廣東畫壇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和影響，在經歷中西方文化對峙、沖突、融合的復雜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國粹派、融合派、西化派等百家爭鳴之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為代表的嶺南畫派，和以黃般若、黃君璧為代表的國畫研究會。兩派的相互對峙與融合，共同推動了廣東美術的蓬勃發展，使之與北京、上海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畫壇三足鼎立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劍父受到日本畫家參酌西方繪畫以革新日本畫的啟發，同時又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火熱斗爭的洗禮，面對當時中國畫壇陳陳相因、泥古不化的弊病，他與高奇峰、陳樹人以異軍突起之勢，擎起新國畫的旗幟，給當時畫壇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他們的風格、流派傾向既不同于20世紀初的復古派，又不同于立足石濤、八大的“新進派” ，因取法日本畫法而獨樹一幟，故當時被稱為“折衷派” 。1925年，高劍父創辦春睡畫院授徒傳藝，培養出了諸如方人定、關山月、黎雄才、司徒奇等第二代中堅力量，正是由于他們的加入，才使得折衷派向嶺南畫派的發展演變終成氣候，也為嶺南畫派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嶺南畫派作為中國現代畫史上最早提出“折衷中西”的畫派，它提倡藝術的時代性，把西方的科學寫實引入中國畫，強調現實性題材，強調藝術的大眾化，提倡表現新的生活內容，為當時混亂、盲目的畫壇帶來了希望和生機。

　　在西學東漸和嶺南畫派強勁崛起的現代語境下，中國畫壇出現了一種國學回歸潮，廣東國畫研究會的前身癸亥合作社正是在這個國畫復興運動的節點上成立的。1925年擴充為國畫研究會，省外畫家如黃賓虹亦加盟該會，在東莞、香港、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均建立分會，會員多至五百多人，具有足以與嶺南畫派分庭抗禮的地位。針對當時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和唯洋是崇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打出了強烈的回歸民族傳統的旗幟。相對于同時代的嶺南畫派的藝術主張，廣東國畫研究會向來被認為是復古保守的代名詞，但就當時國畫研究會的主張而言，他們也并非一味地盲從傳統，而是主張從傳統自身去尋求發展與變革，強調民族藝術的特殊性和藝術中的國民性。

　　1926年，廣東國畫研究會的代表人物黃般若與嶺南畫派主將高劍父的學生方人定在廣州報紙上的一場筆戰，拉開了圍繞中國畫革新而持續40年之久的大論爭序幕，這一論爭時間之長、陣線之復雜、涉及面之廣，在中國美術史中也實屬罕見。綜觀其會刊中所載大量探究國畫變革的理論文章，這場世紀論爭的主要觀點分歧包括中國畫近世萎靡不振之原因、傳統文人畫的價值判斷、傳統寫生之有無、抄襲與創作、傳統文化的繼承與革新、東西方繪畫的融會借鑒等�，F在看來，廣東畫壇的這一場論爭從一定程度上正是當時中國畫壇矛盾沖突的一個縮影。

　　這一論爭不僅僅是局部地域的派別和藝術觀念之爭，它的產生不但與當時中國美術界古今與中西的思想碰撞密切相關，甚至直至今日，仍對中國美術具有深遠影響。一方面，因同行相軋或意氣用事，論爭消耗了雙方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對繪畫藝術的整體發展產生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論爭雙方通過交鋒和互動，糾正彼此的片面與偏頗，客觀上起到了相互砥礪、相互促進的積極作用。事實上，高劍父自20世紀30年代以后對傳統的認識與理解逐漸接近廣東國畫研究會的觀點，并“對國畫傳統筆墨，曾作長期補課” 。而當年運動主將黃般若盡管始終堅持從民族繪畫的本質精神出發，但經過當年涉及中西文化沖撞大辯論的他，也亦更加注意對西方藝術的研究，甚至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香港“新派”的領袖、香港現代國畫的奠基人之一。正是嶺南畫派帶有沖擊性的折衷追求與廣東國畫研究會對傳統的深刻理解相輔相成，相互補充地構成了廣東畫壇的基本面貌。因此，這場論戰“不僅在嶺南美術史上，即使在整個中國現代美術史上，都是具有劃時代的正本清源意義” 。

　　本次展覽是在這場論爭開始近一個世紀之后，嶺南畫派與廣東國畫研究會在廣東美術館進行的一場“重新對話” ，圍繞這兩大美術團體的代表藝術家及其作品，以及相關史料的深入挖掘和系統整理，盡可能將其重置于20世紀初中國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勾勒和梳理出兩大團體的發展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