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的生活》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4月29日13:54 作者：劉汀

作者：劉汀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3
書號：978-7-5104-4909-3
定價：35.00元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散文隨筆集，作者用一個個細小而特別的故事，串起人生中無可逃避的情境和遭遇，照出自我的底色，看見別人的生活。沒有大道理，也不想教給讀者什么，他只是處在卑微和真實的位置上，寫下自己所見所聞的平凡人生，剖析那些不斷成長和豐富的靈魂。

　　這些文字，溫暖、樸素，可又涵義雋永，在這本書中，人人可看見不同面向的自己，更能見到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個個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介紹：

　　劉汀，微博@劉村長 豆瓣@劉十三，青年作家，編輯，發表小說、散文、文化評論等若干，出版有長篇小說《布克村信札》《浮的年華》，曾獲99“新小說家大賽”新銳獎、“中國文學現場”項目月度推薦作品、第十九屆柔剛詩歌獎新人獎提名獎、第39界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組亞軍、2012年度《中國圖書評論》最佳書評獎。2014年出版隨筆集《別人的生活》，散文集《老家：微光與深痛》等。

　　目錄：

　　別人的生活

　　我們選擇的路

　　究竟該如何解釋世界

　　空洞的早年

　　普通人的病與痛

　　聲音的舞蹈

　　日常生活里的詩意

　　何以抵抗寒冬？

　　母親和她的生活哲學

　　個體的烏托邦

　　靈魂是什么東西

　　身邊的少年

　　筆跡

　　我那遙遠而濃烈的鄉愁

　　自由在哪里

　　寫給未來的信

　　六、推薦序

　　詩心的追問

　　閻連科

　　一個小說家把散文寫好也是份內的事情。但如劉汀這樣，年齡中還含著青嫩的汁水，卻已經把小說寫得累累果實，且散文又寫得如此有枝有干，根深葉茂，呈出獨有少見的境況，這委實讓人意外。讓人感慨，文壇的交替，終是該來的要來，且那到來的不僅是春秋歲月，更是他們別樣的作品。

　　是他們的寫作，在更替著作家的少老。

　　《別人的生活》，是一本會被萬千書籍密密埋壓的散文，可你一當發現，一當閱讀，它就會從如海的作品中滑舟而出，帆起船行。如果當下的文學寫作，是一片亂砍亂伐、而又被新的橫生野長重新覆蓋的林地，那么，劉汀的這本散文，就是挺起在一棵巨大的樹樁上的新生。因為那樹樁的粗大，因為它四處盤結的根土，這一枝新生，也就可能注定了它的挺拔，注定了迎風照日的猛生竄長，注定了在新生林地中它的高頭大馬。

　　劉汀在這部作品中間，是那么鮮明地繩擰著一個作家對生活無處不在的疑問�！秳e人的生活》，是散文，又不是散文，而是借散文之筆，寫出的一部用詩心對生活不懈的追問。為什么生活是這個樣子？為什么每個人都活成了別人？為什么我只有從別人的生活中才能看見自己？人家的路，為何總是載著我的腳痕？而我要找的我的印跡，又散落到了哪條路上？讀單篇的《別人的生活》、《我們選擇的路》，追問就像敲在頭上的錘，讓閱讀者的腦殼和胸膛，都有振動的聲響�！鹅`魂是什么東西》、《自由在哪里》，是人為什么要活著，為什么會活著，應該怎樣活著的來自一個人冥思的自問與自答；是一片在世俗的細碎中不肯淪落的靈魂，在人群中跳動的閃躲，它時時會被人群和世俗所吞蝕，而這跳動的疑問，卻又在世俗中透出尖銳有力的呼吸，對抗者吞蝕的可能。整部作品，都被追問提綱和繩牽，甚至讓人懷疑，作家如此對生活不懈的迷困和追問，又如何可以活在這個平庸、現實、沒有意義的人世之間呢？

　　無論是為文，還是為人，作家的妙巧，也就在了這兒。疑懷世俗，卻又透出對世俗無限的衷愛。病痛、孤獨、鄉愁、自然、田埂，哪怕是作家自己無奈中替老姑父夫在北京的醫院高價掛號，而病人千里迢迢到來之后，專家醫生又無端地休息歇班(《普通人的病與痛》)，還是作家在《我那遙遠而濃烈的鄉愁中》，回到故里，站在村頭，對田野、村落、物景、人事的點點滴滴，都有一種濃到化不開的愛。有一顆對庸常生活的感謝心。甚至作家寫到這些細碎的日常，有一種不愿停筆的渴望，仿佛不畫出生活落葉的筋脈，就不足以在一副油畫中表現林地樹木的繁華和更替。他的敘事，是那樣的從容，筆尖的腳步，從來都不因風雨到來而凌亂、而急迫。而那來自對世俗、庸常、人生、命運、婚姻、情愛等一切一切的追問，都化成一個作家的一顆有著鉆楞的詩心：面向生活的敘事和抒情中的腳音、韻律和節拍，從而使這部散文，成為一首頌揚和疑問庸常的長詩；或者，是煩惱人生的林地油畫，而疑懷和追問，則是那油畫中梵高最為刺目的色彩。

　　讀《別人的生活》，讓人想到劉亮程的寫作。不一樣之處，是前者把滿含哲學的追問，都置放在蕓蕓人眾的日常和煩惱之間；對敘事的熱愛，如同田野對雨陽的等候；而懷疑成了生活和生活之本身。而后者，則把哲學的眼目，肯定地投放在西部的荒野，而使生活成為孤立的存在。而人也因此在孤立中奇崛。還有天香地艷的李娟的散文，在生活和語言中開出一朵思辨、善美的花來，簡易如我們在戈壁中撿到了一粒石子。這么說，是不是一種散文新寫的時代已經到來？無所謂大散文或者小散文，長散文或者短散文，深刻或者淺淡，而作家先天的目光、態度和天然的敘述，才是新散文呼吸的喉結？

　　誰知道呢。

　　總之，劉汀和他的《生活在別處》，讓人感到一種散文的別味和新味雨淋樣的到來，使人在閱讀后淋雨而透濕。他的寫作，沒有他們節致，也沒有他們在文字上那么閃光的鉆影，可那顆對世俗、生活、人生疑懷、追問的作家的詩心，卻更為鮮明地筑砌了生活的嶙壩，使讀者、作家、生活和寫作，都有了藝術的邊界，讓我們在閱讀中不至于野荒地漫跑，不至于長途跋涉后空手而歸。

　　2014年1月18日

 

　　七、精彩選讀：

 

　　普通人的病與痛

　　普通人的病與痛，很可能就是普通人一生命運的晴雨表。

　　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就抵御病痛而言，上層和底層是不一樣的�；蛘吒鼧O端的說法是，對所有人來說，病是相同的，但病所帶來的痛苦卻是不同的。但對于經濟狀況基本一致的階層來說，病痛引起的也是基本一致的悲傷和難過。在普通人那兒，生病不僅意味著病人遭受的身體和精神上的折磨，還常常意味著一個家庭陷入困境。家人的內心一樣要面臨考驗：也許病可以醫治，但卻負擔不起高額的醫療費用，而只能眼睜睜看著親人離世。對有權或有錢者來說，痛苦只在病本身，區別只在治好或者治不好，他們不會陷入金錢這種世俗的無奈和絕望里。所以，很多相同的病癥導致了不同的結果，窮人是因為無錢醫治而死，但富人總是因為醫治無效而亡。

　　就在我為這篇文章做草稿的時候，師大的學弟學妹們在微博上為自己的同學發起了捐助行動，一個師妹不幸罹患白血病——這不是那些狗血電視劇的情節，是真的遭受病痛，她是個公費師范生。了解這個事情的人都清楚得很，很少有家庭情況較好的孩子選擇讀公費師范生，這個看似在幫助貧困學生的政策，其實是一種變相的青春綁架，而被綁架的總是最弱者。這種政策資助貧困學生讀師范專業，但是提前要簽協議，就是你畢業后必須回到落后地區從事中學教育十年，一旦違約，則必須償還所有的學費等費用。表面上看，簽署協議，毀約賠款，似乎是一件很公平的事，但事實上大部分選擇簽約的學生都是被逼無奈�？梢韵胍�，畢業后到落后地區去教書，十年之后，這個年輕人很難再有改變命運的雄心和勇氣了。這與教書這件事本身無關，與是否為自愿選擇有關，被迫的奉獻，是一種可恥的非正義。就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學生，患上了白血病，家里不可能承擔高額的治療費和手術費，她的同學和老師，發起了救助行動。這就是普通人的病，不是絕癥，但常常會把人們拉向絕望。因而，我要寫普通人的病與痛。我無力也不敢過多揣測其他人面臨病痛時的內心，只是從我自己、我的親戚朋友們所遭遇過的病痛，來說說這件事�？尚Φ氖�，無論我這篇文章寫得多么好或多么壞，對于所有的病痛都毫無助益，但它至少幫助我認清自身，幫助我理解日常生活里的這些不可避免的痛苦，也許，別人也能從中看到相同的情感。

　　1

　　雖然父母告訴我，我在8個月大的時候就做了一次大手術，但幼小時的病我一點也不記得了。我對病痛最早的感觸來自于祖母。四五歲的時候，我基本都住在祖母家里，有時候祖父去山上干活，十天半個月不回來，就只有我和祖母睡在家里。

　　有一天早晨，我起來后，平日早起的祖母還在睡著，我直接回自己家吃飯。飯桌上，有人急匆匆來找父親。父親跟著他走了。吃過飯后，我回到祖母家，卻看見村頭的赤腳醫生正在給祖母輸液，父親、三叔、四叔都在屋里，父親看著我，瞪著眼睛罵：你咋回事，睡死了？你奶奶偷著吃藥你都不知道？我驚恐地看著父親，還沒弄清狀況。后來我才知道，在夜里，祖母偷偷吃了十幾粒索密痛，她不想活了，要離開這世界。我已記不清那時候祖母究竟有多少病痛，只記得她的哮喘厲害，每喘一口氣，都很費勁，好像要從一個破舊的風箱里拉出風來一樣。祖母整夜整夜因為呼吸不暢而睡不著，還有頭疼的毛病，要常年吃索密痛來止疼。也許在那天晚上，她再也忍受不了這種折磨，吞了一大把藥片。那時，我還不理解一個人何以會不再留戀活著，我也不明白究竟什么樣的痛苦能讓她想去死，等我理解這些時，祖母已經去世許多年了。等我自己經歷了一些病痛，更看過了更多的遭受痛苦的人之后，我終于可以想見，一個年邁的老太太，經受一生辛苦和疾病的折磨，看著她熟睡的孫子，把藥片吞咽下去的心情。那需要多大的決心和毅力啊。只能是，活著那點微弱如煤油燈的歡愉，已完全不能照亮照暖她內心的黑夜了。她覺得死是一種結束，一個新的，沒有痛苦的世界的開始。

　　祖母被救活，又活了好幾年，她沒在自殺過，我想，祖母生命里的最后時光，應該都是為了兒女在活著，她不想因為自殺而讓兒女們陷進一輩子的自責，而選擇了一個人承擔生的重累。

　　我第一次感到自身的病痛，是在讀小學時。一個雨天，我在騎自行車上學的路上摔斷了胳膊。村人把我送到在村東的醫生那里。醫生給我端正脫臼的手肘，把看熱鬧的一個村里的婦女嚇暈了過去。我現在仍記得徹骨的疼，但并沒有太多痛苦。當時反而有一種奇怪的興奮感，因為我一下子與眾不同起來，父母不再批評我，所有人見了都表現出關心和同情，甚至我包著繃帶的手臂，在班級里都成為一種權威。老師不再提問我問題，沒交作業也不會被罵，小伙伴們一下課總是圍住我，問這問那。斷掉的胳膊成了我的資本，我可厚著臉皮玩耍，跟父母要錢買幾塊糖吃。世界因為我的斷臂，變得前所未有的溫柔了。后來我知道，大部分病人都會有一種“驕縱”，疾病成了他們的擋箭牌。我們常常聽人說：別和他一般見識，他有病，或者你對一個病人那么苛刻干嘛？問題是：疾病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為一個人超越常規的通行證？

　　病也不總是通行證，還會是某種禁令。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曾提到過，本科畢業前一周，突然得了水痘，半夜宿舍的兄弟帶我去北醫三院，回來后一早就被隔離在了校醫院里。因為水痘具有傳染性。我的水痘，大概就傳染自公共浴池。我被徹底地隔離在了二樓的一間病房里，除了醫生和護士，幾乎不能見任何人。身體長滿了奇癢難忍的痘，臉上也是，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給自己涂藥，然后看著鏡子里面目全非的自己，陷進一種前所未有的煩躁和恐懼里。

　　那時候，醫院外正是同學們的畢業季，收拾東西，辦手續，遠行的遠行，出國的出國，執手相看淚眼，火車站送別……我只能每天站在后窗邊，看著樓下的學生來來往往。病好得太慢了，我的耐心幾近崩潰，有一天在和一個護士聊天時，她說，校醫院里有效果更好的藥，大概一周左右就能出院，而我現在每天涂的中藥，最少要半個月。我問她為什么醫生不給我開好一點的藥。她說，你這馬上就畢業了，能享受公費醫療就不錯了，還想用進口藥？因為我是個窮學生，不配用這個藥。半個月左右，我拎著東西走出醫院，在迎接陽光的一剎那，我甚至有了退歸去的念頭，我發現只不過十幾天的囚徒生活，我就對外面的世界有些陌生了。從校醫院到宿舍的路布滿了奇怪的感覺，等我走進西北樓432，發現里面一片狼藉，到處是丟棄的書本和紙，有幾個兄弟已經徹底搬離了宿舍，留下的也打好了包，即將搬走。我就這樣錯失了唯一的一個本科畢業季。

　　2

　　病痛總是在摧毀你已經習慣的一些信念，然后用它的力量，把你的人生轉彎，讓你不得不去建立新的信念。

　　有一年，舅舅給我打電話，劈頭就說：你姥姥住院了，你回來看看吧？我連忙問姥姥怎么了？大舅說是腦溢血，已經做了開顱手術，但還沒過危險期。當時學校里課緊，請不出假來，我說我想辦法，看能不能盡快回去一下吧。三天后，我打電話過去，問姥姥怎么樣了。母親說，已經度過了危險，沒有大礙了，我說那我先不回去了，寒假回去再去看她吧。那時候，不敢輕易回家，固然是因為請不出假來，還是因為書讀得太窮，我連來回的路費也不齊全，要回去一次，只能向同學借錢。

　　姥姥保住了命，但半邊身體行動不便了，左手常年蜷在前面，左腿也不聽使喚。春節回去，姥姥看著我和弟弟，哭起來：姥姥完了呀，成廢人了，完了。我們只能說：姥姥，別哭了，這不是正在恢復嘛，恢復得挺好的。姥姥用她那只還能動的手抓著我的胳膊：你在北京聽沒聽說過啥好藥，我一吃了就能好，就能走道的？我看著她深陷的眼窩，心里難過，可不知該怎么回答，我當然知道世上并沒有這種藥，但就這么告訴她嗎？讓她知道真相，然后絕望頹然地坐在土炕上哭泣？我說：姥姥，也沒準外國人發明這藥了，我回北京打聽打聽，你現在好好吃現在的藥。姥姥眼睛里閃出一點光亮：真沒準有，外國人啥都能造出來。

　　回到北京，我找不到這種藥，有一段時間甚至不敢打電話給她。大概姥姥內心雖然期望，但也知道真相，也并沒有讓人來打電話追問我這件事。我曾想象過，一個人接受自己不能正常行走和生活需要經歷的內心痛苦，但再切身的想象，也和身在其中的人不一樣。母親和我講過，從醫院回到家里那段時間，姥姥常常摔在地上，因為她下地時仍以為自己手腳利索，可以自由行動，她以為她的腿已經邁出去了，而實際上并沒有。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摔倒之后，摔倒的疼痛和屈辱終于壓倒了那個完好的自我意識，深深地埋藏在了她的腦海里，她漸漸習慣了半身不遂的身體，也開始使用拐杖的輔助。

　　家里人為此難過，但人人心里都會暗暗想，姥姥已經六十幾歲了，是老人了，幸好她已經是老人了，在經歷過中年守寡，獨立給三個兒子娶上媳婦的苦難日子之后，遭遇病痛，內心還是有著歲月磨礪過的堅強，只要他心里頭對病屈服了，日子還是能過下去的。我知道，這堅強是用流血流汗流淚所凝固的老繭武裝起來的，它可以幫助姥姥抵抗現在的苦痛，可這堅強本身，又是何等讓人心里難過啊。無論如何，和所有遭受長久病痛的人一樣，她漸漸接受了自己的情況，至少在外人看來是這樣的。

　　第二年春節，我再去看望她，姥姥已經不再問我靈丹妙藥了，她會跟我說我拎去的牛奶、罐頭哪個更好吃，問我女朋友怎么樣。她穿著棉衣棉褲，坐在炕中央，因為左邊身體不能動，她在炕上半趴著，總是挨著炕那面的衣服更臟一些。姥姥的眼角有些眼屎，我想給她擦去。她說不用了，一會還得睡，睡睡醒醒的，擦它干啥。

　　我注意到，挨近頂棚的墻上，貼著一個用寫對聯的紅紙做成的十字架，透明膠帶歪歪扭扭，有一些已經被不遠處的爐筒熏得發黃了。我問姥姥這是什么。姥姥說：這是主。我忽然想起來這之前，舅媽似乎和我提過，姥姥現在信教了，神神叨叨，誰說也不聽。她信教了。姥姥下地出去方便時，嘴里念念有詞，我細細地辨認，聽出她在說：主啊，保佑孩子吧，保佑孩子能和以前一樣走道吧。她自認是主的孩子，主會庇佑她。我沒有再問姥姥，沒有像別人那樣勸她不信，我心里涌動著復雜的難過。我能想象出，村里頭來串門的老太太，和她宣講了所謂的基督的教義和神跡，拉攏她信教。她們肯定和她說：心誠則靈，主會救你。而且她們會告訴姥姥，遠方的某某村子，有一個人和她情況一樣，信了主，然后腿就好了。姥姥在平靜的絕望中看到了一縷光，仿佛是專為要照耀她才出現的，她抓住了這虛妄的稻草，虔誠地相信并祈求神跡發生在自己身上。我看得到，她在念著“主啊，幫幫你的孩子吧”時，是如此的全心投入和旁若無人，她真的相信有一個全能的神在看著她，在考驗她。我欣喜于她找到這希望，可我又知道這個主幫不了她。我只能安慰自己：沒關系，也許時間長了就好了，她就不信了，也就不再承受失望了。

　　去年春節，我們去給她拜年，姥姥搬回了自己的小屋，那個雇來照顧了她多年的老太太還在照顧她。姥姥坐在炕上，神態平靜安詳，話也多起來，衣服的左大襟上縫著個口袋，她不時把能動的右手伸進去，掏出幾顆瓜子，丟在嘴里。挺好，我現在挺好，姥姥說，你們都不用惦記，我現在能吃能喝，沒事就磕磕瓜子，看看電視。我們聊起了弟弟即將出生的雙胞胎兒女，聊起她的孫子，我的表弟。姥姥不再因為談起什么事而莫名地哭泣，她享受著一個單純的老人的生活。這一次，我看到腦溢血和后遺癥在她身上劃開的流血的傷口，終于結上了不再怕碰的疤痕，她平心靜氣地安坐在自己的土炕上，坦然接受著一切。不再祈求靈藥和神明，只是半麻木半安然地把一切都當做無可逃避的命運，并且最大限度地當成生活過下去�；钜惶焖阋惶�，活一天就自在一天，她說。在多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姥姥終于在那個原來的世界之中，建立了自己的新世界。

　　3

　　2009年春節過完，我坐長途汽車從老家回到北京。車行12個小時，那一年找了同學幫忙，買到了臥鋪客車票，但并不比坐票舒服。上班第三天，右臉頰的顳頜關節腫了起來，咀嚼食物困難，嘴巴一張一合之際，耳朵里會有細微的咔咔聲，我最初以為中耳炎又復發了，心里煩躁，但并不覺得怎樣，畢竟有過治療的經歷。到海淀醫院檢查，醫生說不是中耳炎，但也說不出是何原因，只是建議我到北大口腔醫院去檢查。

　　凌晨3點鐘左右，到口腔醫院去排隊掛號，然后拍了片子。醫生說是顳頜關節除了問題，問題不大，但是個問題。我便在網上檢索相關的信息，看得心情郁悶，有很多人說這種癥狀不難治，但很容易復發。在醫院里候診的時候，旁邊坐著很多得了這種病的人。有一個女人，又憤怒又好笑地告訴大家，她之所以得了這種病，就是因為過年回老家時，吃了太多核桃。她總是用牙去咬核桃。另一個男人，用手端著自己的下巴。他愛人說：他的關節已經卡不住了，有時候說著說著話，就會掉下來。我聽得膽戰心驚，忍不住猜測自己的也會變成這種樣子。

　　那段時間，朋友也告訴我一些方子，比如經常拿熱毛巾敷關節處，或者注意吃東西咀嚼的時候換到另一邊牙齒。我都一一照做，無論如何，癥狀開始了好轉。正當我欣欣然覺得一切都好轉時，突然感到左膝漸漸開始酸麻，小腿無力。我想，大概是著了涼，或者不經意碰到了，從藥店里買了幾貼虎皮膏藥貼上，然而并不管用，酸麻里開始摻雜了疼痛。會不會是痛風呢？那時候和我住一塊的阿亮說。我就在網上搜，有人說，經常喝啤酒會引起痛風，癥狀大概就是膝蓋酸麻。更何況，我之前有一年的時間，都在堅持沖冷水澡，從夏天直到冬天。啤酒也喝了不少。

　　我想，得去醫院了。最開始是去了最近的海淀醫院，醫生并沒說出所以然，只是開方子，去拍片子吧。當時似乎是別無選擇的，只能去拍了片子，然后拿著片子再去找醫生，醫生看了看，說開點藥先吃著，再觀察觀察。于是就觀察觀察，但情況越來越糟，我只能去北醫三院�？偸前胍谷ヅ抨�，可因為膝蓋無力，不能久站，只能一會蹲著，一會站著，站著時重心只能是右腳。辛苦排隊的成果就是，我終于掛到了專家號，專家也沒說出所以然，看了看X光的片子，說：片子看不出什么來。我說：可是腿很不舒服啊。他說：那只能去做核磁共振了。我聽了一驚，那時候，我甚至連核磁共振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但一想到這種儀器，便會心里生出點恐懼。預約的時間到了之后，我打車到北醫三院，躺在核磁共振的儀器上，聽著機器吱吱嘎嘎地掃描我的左右兩條腿，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怪異。

　　一周后，我拒絕了老婆，一個人到三院去取結果。因為心里忐忑，不知道結果是怎樣，我害怕太出乎預料，老婆可能會比我還難受。檢查結果的單子上寫著：髕骨軟化。骨頭？軟化？難道我這條腿要廢掉嗎？不，是兩條腿，右腿也開始了同樣的酸痛。

　　在復診的等待中，我和另一群腿腳不便的家伙站在三元醫療運動中心的診室外，相互聊著病情，同是天涯淪落人。一個女人跟我說：髕骨軟化？天哪，我有個朋友就是這病，遭老罪了，每個周都要去往膝蓋里打一針，沒別的辦法，只能做手術。我假裝做出一副一切都還未定，我未必就要如此的表情，但我深知自己說話時底氣虛得不能再虛了。醫生說，你可以自己選擇，要么做手術，當然做手術也要排隊，最快得一個半月才能排上，要么保守治療。我想了想，還是選擇了保守治療，他開了一些吃的敷的藥。這些藥，在我眼里開始被附著神圣的期待。我期望它們是剛好完全對癥的神丹妙藥，每吃一次，每涂一次，我都暗暗想它們正在改變著我身體的壞的那部分，讓它恢復正常。我全部的身心注意力，都開始向膝蓋傾斜，幾乎每隔十幾分鐘就會排除所有雜念，讓自己全心全意地去感覺膝蓋是否好了些。抬一抬腿，假裝不經意地站起來，微微用一點力，做和正常一樣的行走，努力從所有的可能中尋找著它正在好轉的痕跡。每天睜開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微微動一下自己的腿，想看看它是不是比昨天更好一些。如果我的期待被證實，哪怕只是微小的一點，內心都泛起一陣謹慎和不安做底色的狂喜：天哪，它在好轉，天哪�？墒�，沒人來保證這些征兆都是讓你滿意的，有時候它只是變得更糟。每天正常上班，但一路都在感覺行走不便的痛苦。辦公室的飲水機沒水了，同事說：劉汀，沒水了，換一下水吧。我很為難，說：我的腿不太好，不敢吃重。同事會笑著說：挺大個小伙子身體這么差了，這點活都干不了。我有些憤怒，摻雜著羞愧，但卻沒法跟人家證實我的腿是多么的不舒服。他們當然知道我的腿出了問題，但沒人會確切地知道它到底有多嚴重，更不要說感受了。很明顯，你能來上班，你也能跟著走出去吃飯，沒有顯得多么病重的樣子嗎。這不是他們的冷漠，而是所有人的共性，太多的時候人們都以這種態度面對別人的病痛，我們會有難過，心疼，同情，但是不可能有體驗。

　　四月的時候，為了更好地照顧我，我從還沒到期的出租房搬到了老婆的宿舍里，一間小小的屋子。周末的時候，她去辦公室加班，我一個人在宿舍里，用電滋爐把袋裝的藥煮過，然后敷在兩腿的膝蓋上，連續幾次。不敷藥的時候，就帶著無望的心情練習腿部肌肉，我不知道這些練習是否管用，但除此之后，我做不了任何事。我想過了，也許將來我會變成一個不能行走的人，我只能坐著輪椅。我看史鐵生的書，希望從中尋找安心的力量，但是不能，他是已經既定的，而我是在通往命運的恐懼中。我現在不記得是否為此哭過，好像沒有，因為在病痛面前眼淚實在毫無意義。

　　近三個月過去了，膝蓋并沒有明顯的好轉，我接近崩潰，開始認認真真地考慮做手術這件事了。這種病的折磨，讓人寧可選擇摔斷腿、骨折，至少你知道它真的可以漸漸好起來。我想我要做手術了。在此之前，我沒有和父母提過，可真要做手術，不能不告訴他們。終于有一天，我給母親打電話，和她說了。我沒有說那么嚴重，只是說腿不舒服，走路沒有力氣，可能得做手術。母親并沒有我想想中的驚慌或著急，她像聽平常的感冒一樣聽我說完。母親說，沒啥大事，做什么手術啊，我的腿也疼過，和你的一樣，我吃了幾副湯藥就好了。后來我才知道母親其實是著急的，她放下電話，就跑去村東問了村里的老中醫，老中醫開了幾種藥，讓我自己買了吃，北京沒有的，他讓母親寄來一些。

　　母親的腿也這樣疼過，而且現在好了，這是我能看到的最好的例子，我心里重新燃起希望。這時候春天來了，天氣轉暖，在各種藥物的作用下，膝蓋比原來稍好了些。

　　8月份，老婆放暑假，我請了假，帶她回老家舉行鄉村婚禮，順便找村里的老中醫王杰看看病腿。王杰摸了摸我的膝蓋，說：啥髕骨軟化，你這腿沒事，挺好的。然后他找出一臺破舊的理療儀，給我做理療，我在家五天左右，做了五天，不知道是否剛好對癥，行走已經沒有了問題。

　　第二年夏天，一個同事因為不科學的運動，膝蓋也出現了和我當年很類似的疼痛。這個現病友，開始常常和我這個前病友討論膝關節的酸痛問題。經過幾個月多種檢查和治療，她的癥狀好轉，行走已無問題，但到徹底痊愈似乎有很漫長的恢復期。有好幾次聊天，她都痛苦地說：煩死了，煩死了，煩死了，怎么還不快點好。如果不是在辦公室，她可能會哭出來�？粗�這個同事，幾乎就是在看著幾年前的自己。她經常問我：你的腿是多長時間好的？我告訴她，至少半年時間，才真正好轉了。她說我這已經半年了。我說，冬病夏治啊，不要著急，明年春暖花開，地氣上升，肯定就好轉了，這不是其他病，急不得。她當然也知道這只是一種可能的說法，沒有足夠的科學依據，但和我一樣選擇相信，倘若連一個可能也沒有了，人又能拿什么來抵御病痛呢？但過幾天，她還是會再一次感到煩躁和痛苦，因為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會時刻提醒這病痛的存在：下樓梯時得緩慢而小心翼翼，走一小段路就要休息下，即使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也會隱隱地感覺到酸痛。病痛就是那樣一種東西，不分日夜地用痛苦向這個生病的主體宣告：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所有的這些我頗能感同身受，而煩惱還不僅是病痛本身，它會以其他形式延伸到生活的各個角落里。比如，她說，因為腿上的傷，她沒法參加同學和朋友的聚會，她們會在電話中問：有那么嚴重嗎？她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的答案，都不能解救她于困境。說是的，很嚴重，就會立刻和對方陷入一種準尷尬境地，因為善意和感情將促使對方表示關心，而關心在敏感的病人那里將某種程度上增加心理的沉重感。說沒事，沒那么嚴重。沒那么嚴重，你為什么好幾次都不來參加同學聚會呢？

　　就是這樣，有時候，疾病會讓人們陷入到人際關系中的兩難境地：生病的人既不能說出全部真相，可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說；其他人總是要表示關心，可又無法掌握關心的限度。除非雙方都是病人，只有以病作為基礎，人們才能抵達無障礙的溝通。除了痊愈，病人的第一心理需求就是同類者，同病相憐在心理學意義上是完全有價值的，只有同類者能讓人們感覺的相對的平衡和安全，健康人的所有關心，都擺脫不了隔靴搔癢的嫌疑。

　　4

　　09年，我回去辦婚禮，兼去老中醫那兒看腿。簡單的鄉村回禮就在我們村頭的小飯店里舉行，親戚們都來喝喜酒。三姥姥家的一個舅舅也來了，喝完酒，他們蹲在路邊的大石頭上，等著回去的車。表弟和這個舅舅開玩笑：你這個鐵腦殼，腦子壞掉了。我才知道，這個舅舅的腦袋曾經做過一次大手術，據說摘掉了一塊顱骨，換上了鋼板。那次手術之后，他的頭腦就有些壞，經常說傻話。我問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愿說。

　　表弟告訴我。那時候，表弟還在北京的郊區開車，這個舅舅到北京看病，他帶著他到協和醫院去�？墒撬麄兣帕巳�天隊，也沒掛上號，舅舅蹲在地上嗚嗚哭，覺得自己要完了，表弟也急得難受，可是沒有號，又能怎么辦呢？后來，表弟給舅舅出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救了他。舅舅按照表弟的指揮，跑到他們要掛號的那個大夫的診室，直接給大夫跪下，哐哐哐先磕了十幾個頭，然后哭嚎著說：大夫你救救我吧，我爸死了，我媽有病，我們家窮得吃了上頓沒下頓，我拍了三天都沒掛上號，你發發慈悲，給我看看病吧。那個大夫大吃一驚，趕緊給他加了一個號，而且仔仔細細地幫舅舅瞧了病，安排他入院治療。說起這事，表弟和舅舅都樂開了，仿佛是在討論電視上好笑的小品，我想象這個情景，也忍不住跟著笑�？尚�過之后，一絲酸楚涌上來，這就是我的貧窮的鄉親們，在面臨病痛時只能做如此無奈的選擇。是的，舅舅還算是幸運的，因為他近似瘋狂的作為，沒有被醫院當做精神病轟出去。和在城里的人相比，他們就是這樣卑微，沒有人是生來平等的，特別是在那些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人和人的差別，會一瞬間判別活著還是死去。

　　我的腿剛剛顯出酸痛的那段時間，我接到老家老姑父的電話。老姑父說，小表妹亞娟大概因為吃了小賣店里惡劣的零食，患上了紫癜，治了好久，也沒有痊愈。他們從一個大夫那兒打聽到，北京兒童醫院自治的一種藥效果最好，讓我想辦法去給開一些。我從沒去過兒童醫院，但它的名聲卻早有耳聞了，北京最難掛號的名單里它總是前幾個的。還是凌晨3點，我出發去醫院，4點左右到那兒。我本以為這時節兒童醫院應該是靜悄悄的，但剛進去就嚇了一跳，幾乎到處都是人。能看得出，大部分是外地來的，他們背著包裹，抱著生病孩子，一臉茫然，或坐或臥在樓道里、樓梯上。

　　我打聽到排號的隊伍，站在那兒排著，這時有人走過來問我：哥們，有號了嗎？我一愣：這不是正排著呢。他笑了：沒用，這個醫院要掛上號，得排兩次號，先得拿到掛號的資格號，有了資格號，你才能掛號。我說怎么可能，從來沒聽說掛號還要資格。那人看我不信，搖搖頭說：等會你就知道了。他走到另外一個隊，向別人推銷他的資格號了。我跟前后排隊的人達文，才知道號販子說的是真的。他們確實拿著寫著號碼的紙條，原來這個號竟然是提前一天放的，有這個號的人，第二天才有資格排掛號的隊�？粗�全面的隊伍，我知道自己今天掛不上了，但我又不能等到下午放明天的號，怎么辦呢？我想到了先前和我說話的票販子，開始在院子里四處找他。終于在一個角落找到他，問他是否有排隊號，他說有兩百塊錢一個。剛才還一百��？我喊道。剛才是剛才，現在兩百都有人搶。我毫無辦法，只能從他那里買了一個號，然后擠進掛號大廳去掛正式號。終于走進診室，和醫生說明了情況，大夫倒是好說話，給開了二十天的藥。

　　等我拿到藥的時候犯愁了，不是草藥也不是盒子，而是一個個小瓶子裝的液體，四十個，我怎么往老家寄呢？我拎著藥，跑了四個郵局，沒有一個愿意郵寄的，后來終于找到一個，工作人員說你這樣是無論如何也寄不出去，就算寄出去，到家也都碎掉了，你必須得用什么東西包起來。我跑到金五星，買了四十條毛巾，把玻璃藥瓶子用毛巾包起來，外面套上塑料袋，然后才打包進箱子里，郵寄了回去。十天左右，老姑父收到了藥，小表妹的病也終于痊愈。

　　我忍不住想，倘若沒有親戚朋友在北京，老姑父又該怎么辦呢？大概，他只能帶著全家一年的積蓄坐車來北京，四處打聽，找到兒童醫院，然后不分晝夜地排隊掛號，最后幸運地拿到藥。我很痛恨自己找號販子的行為，可在那一天，除了找他們，我沒有其他辦法保證表妹早一些拿到治病的藥。我也痛恨票販子，可很多時候沒有他們人們就回不了家。很清楚，出問題的不是看病的人，甚至也不是倒賣號和票的販子，是那些生養著他們的骯臟的根。我們作為在骯臟空氣中生存著的枝葉，眼巴巴著根輸送的營養，幾乎沒有回手一擊的能力。

　　新年放假的幾日，我和老婆在大鐘寺，又一次接到老姑父的電話。來城里之后，每一次接到老家親戚的電話，心里都會生出一些陌生恐懼，我知道每一個電話都肯定都傳達著不尋常的事情，每一個事情都是沉重的擔子，甚至都是我的肩膀完全挑不動的擔子：孩子考大學，借錢，看病，他們總以為我們在首都北京，能耐大，說安排個什么事情就安排個什么事情，不曉得我在幾千萬人口的城市里，比他們在村里還要渺小虛弱�？吹嚼瞎酶傅碾娫�，我知道，一定有事情了。果然，他告訴我說，表妹最近學校體檢，查出很可能是先天性心臟病，遺傳的。在農村，沒有人給孩子每年做體檢，如果有，很早就能查出來了。老姑父說：我聽說北京武警總醫院還是什么醫院有一個免費給兒童治療先天性心臟病的，你幫我看看，能不能給她治治。我說我回去查一下吧�；氐郊�，我從網上查了查，前幾年確實有免費治療的相關報道，但絲毫找不到頭緒，也沒有查到這個項目還在繼續的消息。我匯報了情況，老姑父說，不管怎么樣，我得帶孩子到北京去，好好做個檢查，就算是自己掏錢，也得把手術做了。我說好，來了再給我打電話吧。老姑父說，肯定得給你打電話，你得幫我們安排看病。我在這邊苦笑，大概我也只能提前掛號而已。

　　10號，老姑父帶著表妹到京，11號一大早，我帶他們到醫院去看病。在醫院的預約取號窗口，我遞上驗證短信，里面的工作人員說：這個醫生今天不出診。我愣了，喊道：不出診？提前十天預約的，你現在告訴我不出診？我們從幾千里地之外的老家跑到這來，你現在告訴我他不出診？護士說，我也不知道，反正不出診，你跟我喊也沒用。我看了看不遠處等著的老姑父和表妹，他們似乎意識到什么，我實在沒有辦法告訴他們預約的專家今天不在。

　　我跑到一個角落，給預約掛號打電話，看能不能轉到其他專家，或者能不能掛到最近幾天其他醫院的專家號。最后，我們無奈地接受了到這家醫院另一個大夫那兒去看病的結果，雖然看先心病不是他的專長。整個過程中，我強忍著不表現出發生了點小意外的失望情緒，我很擔心他們會更失望。老姑父自己的心臟也遺傳了這種病，但他只能帶著它，他無論如何也不會舍得花幾萬塊錢去給自己做手術。萬幸的是，表妹檢查的結果雖不是毫無問題，但還尚好，而且臨近年關，也無法在北京等待手術，只能等待來年暑假時，再來北京，重新走一遍掛號、排隊，等待醫生的過程。

　　5

　　10月份，家里一位老人來京，因為多年的高血壓，身體一直不是特別好。有一天早晨起來，左臂無力，當時沒有在意，以為是睡覺時壓到導致的麻痹，過了一天，癥狀沒有緩解，而且左腿也無力了，知道是身體出了問題，又是國慶期間，趕緊跑到北醫三院去掛了急診。做CT，做核磁，驗血，等等一系列檢查之后，大夫說，是有新發的腦梗塞，導致了左半邊身體的問題。幸好不是特別嚴重，就在那兒打點滴，吃藥，熬了兩天。兩天好，癥狀稍稍緩解，因為在北京無人照顧，而且也無法報銷，只好讓家里人過來，把病人接回去。

　　為了保證回去后那邊的大夫第一時間了解到病情，我們去找醫生，要復印病歷帶回去，大夫說沒問題，找一個導醫帶我們下到地下室去復印。然而，地下室復印病歷的人說，現在是放假期間，不復印病歷。我很驚訝，說：這不是急診嗎？急診不是24小時的嗎？他們說，反正沒人，章都被鎖在柜子里了。我把情況復述了一遍，請他們幫忙給復印一下，我可以把證件留下，他們無論如何不肯。我記得那時自己很無奈，著急，也就生出了憤怒。我喊了幾句：放假很正常，但總得有一個辦法讓病人復印病歷，帶回去用啊。事實上，讓我憤怒的不僅是醫院不給復印，還有玻璃窗里面兩張冷漠和無所謂的臉。我和他們對看著，他們的眼神告訴我，我現在是一個無理取鬧的人。是啊，他們是在執行政策，他們不是這件事應該具體負責人的人，可是，類似的情況肯定不只我遇到的一次，肯定有許多外地來就醫的人會在節假日來復印病歷，他們何以就不能向醫院反映，給出一個解決的辦法？更何況，你既然是這個集體的人，享有它的榮譽和權利，那也就要相應地承擔它的責任。我并沒有覺得自己的憤怒，找錯了人。

　　我知道他們不會違反規定，給我復印。這時導購說，要不你去找主治大夫，看能不能拿到醫院外的復印店去復印一下吧。我只能如此，去找大夫，說明情況，他看了看病歷，從里面拿出了三張給我，允許我帶出去復印。我看見病歷檔案里還有一兩張單子，我不知道是關于什么的，也已經無心再去問是關于什么的，拿著三張單子走了。

　　在醫院里，我們遇見了許多認真、負責的大夫，我看到他們值了一晚上夜班，早晨交班的時候，還在一點一點地講每個病人的情況，我看到他們一天要診治幾十人，還有住院的需查房；我看見他們比一般的上班族都要早到辦公室，一上班便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我看見他們耐心地給病人講解為什么要這樣做或那樣做；他們所有的辛苦，我都見過了，并在心里對這份職業和從事這份職業的人，生出深沉的敬意�？稍谶@所有的看見之外，我也體驗到醫院的另一面。第一天輸液后，護士讓實習的護士給封上針頭，沒有拔掉，以預防還繼續用，但很快老人的輸液管里就回血很多。趕緊又去找護士，負責的護士不耐煩地說：真麻煩，拔掉拔掉。在急診室的留觀室里，住著幾十個病人，每個人的床頭都有需要接各種儀器的電源插座，許多陪床的家屬把自己的手機接上充電，但護士看見了會叫人們拔下來，說不允許用。我想這可能是有道理的，畢竟病床上的接口，都是用來給病人治療時使用的。但在找遍所有地方，也沒找到其他的可用來充電的電源接口。

　　誰都清楚，世界上不會有完美的地方，人們亦不要求完美，但在力所能及甚至是本該所為的地方無所作為，總是一種失職。許多很小的事，把本來就緊張的醫患關系激化了，在醫院里和醫生護士吵起來的，大都并非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反而都是一些奇怪的規定引起。但這些規定，反而又比什么都有生命力，像是長在兩者之間的某種頑疾。

　　6

　　我不能不去想，對于老姑父這樣的老百姓，究竟該怎么去抵御生活里的病痛。辛苦一年的收入不過萬余元，要柴米油鹽，要給孩子交學費，要應付日常生活，一旦某個人生病，就可能把整個家庭拖到深淵。所謂的農村合作醫療，看似一個烏托邦似的美夢，但你一旦有緊急情況，它未必幫得上忙。有關這個國家的醫療體系，我們看到感受到的太多了，似乎已經沒什么話可說。國家有的是錢，但從來不愿把這些錢好好的花在老百姓身上。即使不能做到全民的大病醫保，能不能讓全國的孩子都能享受免費治療？給他們一個享受全部人生過程的機會，并不是件多么奢侈的事。一個高干病房，一年幾百上千萬都花出去了，就是不愿分給老百姓分毫。難道還讓我去相信某些既得利益者義正詞嚴的鬼話：咱們是大國，咱們人口太多，要理解政府。沒有人會期望實現絕對的平均主義，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每個人活著的機會和尊嚴，這應該是一個國家給國民的最起碼的保證。

　　所有人在生病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怎么會這樣？為什么偏偏是我？它所帶來的第一個難題不是治療，而是接受，你必須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之后才是去治療的問題。因此，我們希望醫生對自己的病給出合理的解釋：我病在哪兒了，為什么會疼。只有可理解的解釋，我們才能接受自己的病，盡管這是被迫的。人們不但要知道是什么病，還想知道是怎么得的：飲食不規律，吃了有毒食品，遺傳，被人傳染，等等等等，必須有一個可靠的來源。沒有緣由的病，是人最大的恐懼。

　　人人都會遭遇病痛，人人也都會死于此，或早或晚。這是唯一的最后的平等。不平等的是死之前面對病痛的人生，窮與富，官與民，所有社會意義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導向生命意義上差異的管道。而一個完善的國家，就是做到讓所有人在面臨病痛時是基本平等的。十月份去歐洲，在所謂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瑞典，導游說：在這兒，誰生病都一樣，老百姓怎么治，部長高官也怎么治，完全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只遭受疾病本身所帶來的痛苦，而不需遭受社會差異所帶來的悲傷和絕望。我們希望所有人都無疾而終，而不經受疾病的痛苦，但又清楚這希望是空中樓閣。

　　日復一日，總有人因此而離開人世，既然這不可避免，那就期望著因病而逝的人都是醫治無效，而不是無力醫治吧。

　　聲音的舞蹈(曾刊發于人民日報)

　　我們常常只關注影像而忽略了聲音。

　　在“凝視”之外，應該還有一種同樣重要的生理和精神動作“聽”。過于重視“看見”的世界，導致很長的時間內，包括“聽”在內的其他感覺受到了壓抑。設想一個極端的情況，比如盲人感受這個世界的方式，那未必比健全人單調，可能還更豐富和更純粹。

　　我由此安慰自己——有些變態地對聲音敏感，或許是我在感知世界、認識自己方面更進了一步，至少它是我耳朵生病的可靠回報之一。

　　06年冬天，我走在學院南路的風中，忽然覺得風并不是均勻的，即使它同時從我身體兩側穿過。我模糊地感覺到右耳邊的風聲聲音低沉，仿佛被人捂住了嘴巴的叫喊，仿佛隔著一堵墻。經過幾分鐘的困惑之后，我讓所有的神經去感受究竟發生了什么，終于明白，不是風的問題，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終于辨別出，右耳孔似乎塞了一團凝固的空氣，讓我聽任何聲音都像隔著無形的什么東西。

　　我跑到校醫院去做檢查，醫生說：你得了中耳炎，需要做鼓膜穿刺。我當時并不知道這是什么，但穿刺兩個字還是讓本能地我心頭一緊，有些控制不住地想到：天哪，我的一只耳朵可能正走在變成聾子的途中。醫生說她剛來上班，做不了這樣的手術——小手術，于是給我開了轉院單。我帶著那張單子和沒有被強行留在校醫院摧殘的慶幸，清晨四點多到北醫三院的耳鼻喉科去排隊、掛號，再排隊，然后等著一個老醫生把一根長長的針管伸進我的耳洞，刺穿鼓膜，刺穿那團隔著世界的空氣。

　　手術并沒有想象中的劇痛，從醫院大樓走出來，我發現自己獲得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它是如此清晰，并因清晰而明了，因明了而截然不同。我能夠清楚地感覺到，做完穿刺的右耳完全向身體外部敞開了，它貪婪地吸收著所有的聲音：汽車聲，說話聲，走路聲，叫賣聲……以及它們的混雜物。對我來說，聲音從另外一個意義上活了過來，被重新定義，這是耳朵的一次蘇醒，在蘇醒的耳朵里面，聲音開始了它們的舞蹈。

　　我走到醫院對面的一個小吃店，選了靠窗的位置，緩慢地吃一碗餛飩，不但是用嘴巴，還是用耳朵，我聽到了到此前從未注意的咀嚼的聲音，牙齒和食物的耳鬢廝磨，吞咽時喉嚨的輕微聲響。那時一場宿雪未化，回去的公交車上，我聽到了輪胎摩擦略有些結冰的地面，司機的座椅吱吱喳喳地響著，售票員吸著鼻子，一對年輕人不算私密的悄悄話；我聽見車窗玻璃因顛簸而發出細微的振動，有人用手指有節奏地敲著自己的膝蓋，買菜回去的大媽瞇著眼睛的呼吸；我聽見了一段萬物交織的樂曲。

　　如果當時有人注意到，一定會發現車上有個身子向右傾斜的奇怪乘客。

　　我應該在很大程度上如同我們，在這之前，不過是本能而自然地接受著世界上的聲音，我們無所覺地聽見，但并未真的聽見，就像我們成千上萬次地看，但很多時候從未看見一樣。這令人想起《阿凡達》里那句著名的：I See You。我看見你，我—看見—你。又或者韓國導演李滄東的電影《詩》里類似的情節：詩歌課的老師拿著一枚蘋果問學生，你們見過多少次蘋果？一千次？一萬次？一百萬次？錯了，你們從未見過蘋果。它們的指向同一個重點，在看見和聽見的意義上，耳朵和眼睛不再只是一個生理器官，它們終于和那個有著靈魂、思想和情感的自我實現溝通。智慧的先人早已經指明了這條通向自我的路，就像在圣經中，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像王陽明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辈皇巧系蹌撛炝斯�，而是上帝意識到了光，并且命名了光，光才得以在我們的意識中存在。我們凡人更是如此，只有我們意識到了看和聽的東西，它們才能是光和花。

　　這之后，我對聲音越來越敏感，不是說我僅僅比以前更注重聲音的細致和精確，而是對它背后藏著的什么更為關注，比如語氣高低所透露的情緒、是否似曾相識、可否輕易模仿等等。更具體一些說，深夜從窗前過一輛裝滿建筑材料的汽車，我漸漸不為它而焦躁不安，細細聆聽發動機、車胎摩擦路面一連串的聲音，在簡短的交談聲中推測司機的精神狀態和情緒，揣摩他們對這夜晚不得安睡的心情。我驚喜地發現，在這樣的時刻，所有的聲音在混亂中達成了一種敘事的秩序，聲音本身成為故事的內容，并因此構造了最真實自然的生活場景。

　　我也常常用耳朵來辨識別人和自己，這當然充滿了危險性，但危險性亦是趣味性。電話使我這種辨識的安全得以實現，我總是喜歡全神貫注地聽對方的每一個字，努力獲取他聲音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并推而廣之來測知他身處何地，大概正在做什么。這些由聲音引發的判斷和推測，有時導向真實，有時導向虛構。它的危險是，我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煩躁、憤怒、不屑、冷笑和無所謂等種種冷漠心境，語言上雖一如往常，可情緒依然跑到了十萬八千里。

　　有一年，手機聽筒出了點問題，在接聽電話時，熟悉人的聲音會發生變化。出問題之后的第一個電話，是打給父親的。聽筒里傳來的父親的聲音異常陌生，我在短暫的錯愕之后，匆匆說了幾句就掛掉了。父親聲音的變化讓我喪失了現實感，墮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惶恐之中：有人在冒充我的父親，而我卻不得不和他假裝無事發生一樣談話；或者是，我的父親在冒充別人，而我決不能揭穿他。仿佛一直完整的世界突然出現個偌大的黑洞，張著大嘴吞噬與我相關的一切。我迅速掛掉電話，氣喘吁吁地走出去，用公共電話又撥回家里，正當我以為萬物歸宗，一切都將還原，父親將重新變成那個熟悉的人的時候，另一個意外出現了——公用電話聽筒里傳來的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沉默了一秒鐘我辨認出是母親。我清楚地知道剛才是父親，但那個電話的后遺癥卻始終難以徹底消除：打電話時父親去哪里了？剛才是不是他的聲音？

　　再次掛掉電話，我久久坐在長椅上，心想自己和父親的這次談話可能是最游離的一次，同時，也可能是最昭示當時父子關系本質的一次，竟然是通過聲音的意外改變來抵達的。生活的變化，讓我和父親在許許多多的問題上不能再向以前一樣交流，但是我們雙方都不會承認這一點。我必須從現在迅速回撤，盡最大能力回到他們適應的那種交流方式中，以保證關系的穩固。這和父子間的感情是兩回事。推衍到極端便是，當你在最廣和最深的程度上理解了一個人的時候，便很難在與他有深入的交談了，因為他的所有疑問在你那里都不成為疑問，而你的任何一個問題他都會答非所問。這也許會解釋類似的問題：最激動人心的愛情永遠是發生在雙方不甚了解的階段的，因為那時候的交流是最有效、涵義最豐富、可能性最多的時候�；蛘哒f，在人類情感方面只有充滿想象性的交流才是最迷人的。

　　聲音可以被各種方式描述，即使他被用現代技術錄下來，也仍然會捉摸不定。聲音不是單純的聲波震動，它凝固著發聲那一刻的所有信息，錄下一段聲音，哪怕你用最先進的方式保存它，過幾十年之后再去聽，你仍然能聽到時間流過的痕跡。更何況，這些先進的技術并不能保證它傳播或錄下了你以為的自己。讀碩士時，導師在一次課上說，他講課不喜歡用話筒，甚至有一些恐懼，因為話筒放大、夸張了他的聲音，而這聲音不是他本來的聲音。前幾天，老婆學校里做公開課，并且錄了光盤，之后老婆一邊看光盤一邊把講課的內容整理成文字。她覺得自己的錄像中的聲音很奇怪，聽起來很別扭�！拔覐膩聿恢�道我的聲音是這樣的�！彼�當然知道(聽見)自己的聲音，但這種聽總是作為內部的自己在聽的，從來沒有讓自己的聲音通過第二個媒介的轉播，再被自己聽到。在我們的意識里，我們在內部傾聽自己的聲音，已經形成了一種穩固認知，這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當有一個事實告訴我們你以前所認定的自己的聲音并非如此時，自我必然會產裂隙。

　　我仍然記得，自己第一次吃蘋果時的情景。那時候大概十幾歲了，四叔從很遠的地方批發回兩框水果，他分給子侄們每人一個蘋果。我們看著它，那么誘惑，可又那么珍貴，我們不知道該不該咬下去，該不該把這樣一個完美的食物破壞�？墒撬�的美，只有咬在嘴里才能實現，我們便咬了。那第一聲清脆的咔嚓聲，始終留著，此后我吃過許多的蘋果，可是再也聽不見如第一次一樣的聲音了�，F在，我能知道聲音穿過了它的物理性質，第一次咔嚓聲之所以特別，是因為我通過它真正地和蘋果發生了聯系，我吃到了蘋果，蘋果對我而言第一次成為存在，我的某個缺口得到完滿。

　　細細想起來，對這聲音的記憶和執著，不過來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只有說出的，在才能通過耳朵，而在心里成為現實。人們因此在意嬰兒的第一聲啼哭，第一次說出的清晰的字，第一次叫爸爸媽媽……這所有的第一次，都如同上帝在為萬物命名，悠然一下存在了我們的意識里。只可惜更多的時候我們對自己不但無知，而且毫不在意。在擁有或試圖擁有世俗的一切時，我們假裝這就夠了，不再需要其他東西，比如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比如從心里生出作為人的感情。我們把自己全部交付給身外之物，吃喝玩樂，淺薄的喜怒和悲哀，生活當然要靠它們支撐，可在靈魂深處總得保有小小的一片領地，給那個你未曾聽見、也未曾看見的自己。

　　自己，我們說得最多的言辭，我們遍尋而不得的那個人，我把這看做唯一可抵達靈魂安寧的路，作為平凡人，總有要有這么小小的一塊地方，以免在將來老去，瀕臨死亡的那一刻，我們會發現無處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