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權威》

　　內容簡介：

　　如果真有理性這樣的東西存在，它一定是普遍的。理性必須反映其有效性不依賴于我們觀點的普遍性準則——對于這些準則來說，任何具有足夠智力的人都應能夠認定它們是真的。但理性的這種普遍性正是相對主義者與主觀主義者所力圖否定的，主觀主義并非僅僅是一種不重要的智力潮流或理論時尚的標記，它被用以歪曲論證并貶低其他論證的主張，而且相對主義思想方式的不斷擴展也使得公共話語變得越來越困難、陷入越來越不具有創造性的危險境地。

　　在《理性的權威》一書中，托馬斯•內格爾針對主觀主義的攻擊為理性作了持續的辯護，并從語言、邏輯、科學、倫理學等方面對相對主義的主張進行了系統的反駁。他表明就關于任一思想形式的客觀有效性的爭論而言，理性的權威必定存在于某些關于事物是如何的勿庸置疑這一思想之中，對此我們并不能從外部將其看成僅僅是心理學的傾向。本書為關于這一特別重要問題的爭論設定了一個新的標準，并將在哲學界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

　　作者簡介：

　　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1937.7— )紐約大學哲學與法學教授、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和不列顛學院院士，當代西方哲學界政治哲學、倫理學和心靈哲學領域內的領軍人物。內格爾出版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利他主義的可能性》、《人的問題》、《它究竟意味著什么——一篇很短的哲學導論》、《平等與不公》、《他人的心靈：1969—1994年批評文集》。

　　讀者定位：

　　大中院校哲學以及社會科學專業學生及社會上對哲學感興趣的普通讀者

　　主要亮點：

　　關注理性這一政治哲學普遍話題

　　1.當代西方哲學界政治哲學、倫理學和心靈哲學領域內的領軍人物托馬斯·內格爾的代表作品。

　　2.關注理性這一政治哲學普遍話題。2.關注理性這一政治哲學普遍話題。

　　序言：

　　對這一著作的主要思想的影響來自我將它獻給他們的這兩位朋友。

　　20世紀70年代的后期，我參加了由克里普克(Saul Kripke)在普林斯頓主持的一次研究生討論課，在這一課程中，他對各種形式的有關邏輯的相對主義、懷疑主義、主觀主義及其各種變種進行了批判。他論證說古典邏輯不可能具有上述任一觀點的特征，它就是直接正確的，對于任何可能的替代，例如量子邏輯，的唯一反應就是從古典邏輯的內部去進行反駁。他指出，在任何情況下，所有的懷疑就其思維本身而言也都依賴于邏輯。

　　從1987年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與我常常在一起教學，我也就有機會了解他對于這樣一種觀點的堅持，即對于關于道德的懷疑主義、相對主義與主觀主義作出回答的唯一方法是用一階的道德論證去對付。他認為懷疑主義的立場其本身就必須被理解成道德的主張——像其它的任何東西一樣，它們也是不可理解的。我并不會走得這么遠；但由此而被引向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對于它們的回答必須來自道德內部、而不可能從元倫理的層次找到。

　　上述兩種實在論的觀點，盡管源自不同的哲學領域，但又有很多的共同點，并使我獲得了這樣的一般結論：就任一思想形式的客觀性的哲學爭論而言，理性的權威必定存在于某些關于事物是如何的無庸置疑的思想之中——不管我們如何努力地嘗試著從其外部獲得它們，或僅僅把它們看成是偶然性的心理學傾向，這些思想仍將得到保留。

　　我曾向不同的聽眾表達過書中的部分素材。就像我近期的大多數著作一樣，在紐約大學關于邏輯、哲學和政治理論的學術討論會上對它的討論中，我獲益匪淺。書中的材料并被用于1995年在普林斯頓所作的亨普爾(CarlGustav Hempel)講座、哈佛的懷特海(AlfredNorth Whitehead)講座、斯坦福的康德講座、以及哥倫比亞的Lionel Trilling研討會。十分感謝Paul Boghossian、Ronald Dworkin、Colin McGinn與Derek Parfit對此所給予的特別關注。我在這一寫作過程中的研究得到了紐約大學法學院Filomen D’Agostino and Max E. Greenberg Faculty 研究基金的資助。

　　T.N.1996年于紐約

　　書摘：

　　每一位重要的哲學家都對這個問題有話可說。我自己傾向于笛卡爾和弗雷格(Frege)，并將試圖抵制關于那種人類理性存在無法超越的限制的觀點，后一種觀點在休謨和康德的論述中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看到，而且，按一般的解讀，在維特根斯坦的論述中也有。更近以來，這種觀點在奎因(W.V.Quine)、古德曼(Nelson Goodman)、普特南(Hilary Putnam)、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和羅蒂(Richard Rorty)那里也能發現。這些類型的主觀主義從對人類思想十分大膽的要求退縮下來、并傾向于將其內容壓縮到其基礎之中，以致這種要求看起來并沒有那樣遠遠地超越了我們。[1]就絕大部分而言，我所爭論的不是反對個別哲學家的立場，而是反對這樣一種降低理性的客觀要求的普遍傾向，一種在很多哲學爭論——粗俗的或精致的——中都看到的傾向，從而對于那些試圖弄懂這一現象的人來說就始終是一個誘惑。我所反對的就是這樣一種我將對它的誘惑作出解釋的主觀主義立場——這種立場有時被看作對于主體唯一可能的解釋，假設我們就是我們自己，但我相信這種立場不能被看成是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