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合法性與危險

　　無論在哪種印刷品里，小字排版都比大字好看。出于保護視力的目的，我在電腦上寫作時，慣用五號宋體字。而只要寫不下去，便將已寫部分設定為小五號字，想依靠那小字的柔和、美觀與集體感告訴自己，它看起來還不錯。小字會遮掩敗筆對自己的刺激，有時楷體字也會。在洋洋萬字的宋體字里出現一段楷體字，簡直是廣袤沙漠里出現一塊綠洲。大字則在盡情放大你的失誤。沒人愿意老是被自己的文字掌摑。

　　因為害怕再次從最后一個字刪到第一個字，我后來每寫五六千字就發自己郵箱一份，標注存檔。寫作者就是每天和自己較量，一個他說：這都寫的是什么玩意兒。另一個他被羞辱得不行，小聲說：你看，至少在這里，這一段或這幾句還是展現出近乎名著的風姿。寫長一點的東西，就像一個滿身油污的修理工躺在汽車底下拿著手電與鉗子不停查看，外邊是曠野、寒星，天地不應，孤獨而喪氣。

　　小說寫作有一個重大的追求，便是傳奇。無論是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卡彭鐵爾、巴爾扎克、歐·亨利還是古希臘的悲劇，都強調突轉、發現、意外、神奇、魔幻、刺激�；蛘哒f，這是魔鬼的引誘，是一種陋習，就像生活中忍不住要吹牛。我小說的方方面面都感染了這種習氣——你總是想看到對方驚詫的回應。這種回應有時是你存在的合理依據。但是，傳奇總是與合法性不和。就像兩兄弟，一個瀟灑、輕佻、自由自在，而另一個正直、嚴肅、不近情面，后者總是適時提醒前者的瘡疤，讓前者難堪。有時面對一個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段落，我會向自己抗辯：這可是生活中已經出現過的事情。

　　但是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不可能發生但卻可信的事比可能發生但卻不可信的事更為可取。第二個兄弟冷冰冰地回答道。

　　以寬泛的角度看，所有文藝作品都有傳奇的欲望。只要存在虛構，就存在這撒旦。這是作者與讀者的契約，是一份根本無法擺脫的訂單。我昨夜就像被什么東西糾纏著，遲遲不能入睡。后來在夢中遇到審判。一個像老師一樣的模糊身影對我說：注意，你寫的是朝天放槍。今晨起來我將那句話——“藍煙像粉塵從槍口撒出來”改為“藍煙像粉塵從槍口噴出來”。只有水平直射，煙霧才像面粉一樣猛然撒出來。這并不是一個好的形容，但它至少避免了穿幫。以前也有一次糾結，我要呈現一個律師的聰慧，因此將他的話，“一個體重62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對手無寸鐵的只有39公斤的被害人時，怎么可能會強奸未遂？”改為“一個體重124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對手無寸鐵的只有39公斤的被害人時，怎么可能會強奸未遂？”有好幾天我高興得不得了，認為制造數據之間的落差會渲染出一種效果，就像“兩塊五一斤”與“十元四斤”的效果一樣。但是，同樣是在那甜蜜的自賞中，我看到了恥笑。幾天后，我將這句話改回去。因為，一個律師固然在生活中會這樣表演，但在小說中就存在是否合法的危機，他可能給自己帶來被動。我想，他是行事深思熟慮的人，不會說這樣不妥的話。因為只要公訴人站起來說，別玩這把戲了，124斤不就是62公斤么，他的品格就會遭到懷疑，往下，他排山倒海的演說也將受到影響——我可不想讓他披上狡詐的外衣做這段演說。

　　有時我不得不絞殺這些自以為是的聰明。

　　甚至可以說，一個像這樣的，可憐的寫作者，始終都得在自我賣弄與自我打擊之間取得一個危險的平衡。也許有一天，當我放下包袱，以佛教一般的誠心去寫，就不會有這些困擾了。但是，至少是現在，我在提醒自己，只要是虛構，就會存在被人揪出是說謊的危險——你并不像巴別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只需要從自己大把的經歷里擇取一點寫就可以了——你暫時還不是他們，或者永遠不是。

　　我在寫作中時常遭受的痛苦就是這個。常在某一時刻懊喪，覺得一切都不合法，創造的不過是泥沙鑄就的城堡或者見熱就化的雪人。

　　明顯的錯誤就像是腦袋上長的瘤一樣醒目，我們沒辦法總是遮掩它走過街市。而我大多的痛苦都糾纏在此。一個寫作者憑空建立一個世界，第一步是取悅，緊接而來的便是取信。有時，這種質疑就像四面八方的風吹著寫作的破廟。

　　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小仲馬為什么在《茶花女》的開頭如此絮叨：

　　“因此，我請讀者相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此外，我記錄在這里的大部分事實，在巴黎還有其他的見證人；如果光靠我說還不足為憑的話，他們也可以為我出面證實�！�

　　后來我懂了。一個敘述者，不是你想說就能說的。寫作者在設定敘述人時，一定要讓他具有那種在場或參與的條件，一定要讓他具備知曉的資格。否則還不如采用上帝視角。雖然來自受限者的講述天然要比全知的上帝視覺更可信。

　　這是我最早接受的合法性教育。(阿  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