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夫:寫作不需要規則

　寫作不需要規則

　　關于高考作文的討論余音依舊未盡，“優秀作文”、“零分作文”、“滿分作文”的話題始終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而在大洋的另一邊，一則作家關注小學生寫作的新聞也引起了世人注意，有報道稱，英國三十多位著名作家給教育部寫了一封公開信，指出，“小學老師對學生的作文指導過于重視華麗的詞藻和復雜的句式，毀壞了孩子們的創意寫作”。

　　在今天，文學正在世界范圍內逐漸邊緣化，這已經是許多人公認的現象，然而，不論中外，人們對于寫作和寫作教育的關注卻并未減弱。是什么原因讓寫作被人們如此重視？寫作又在社會生活中承擔著什么樣的責任？

　　該教給孩子什么

　　教育無法培養作家，或者說無法培養最優秀的寫作者，并不意味著教育沒有意義，而是方法出了問題，應該改變寫作教育的觀念，真正挖掘出每一個人身上最靈動的創造力。

　　哲夫說“教育當然有必要，首先一點，一個人要先學會認字，不認字也就談不上寫作，這是最起碼的基礎；其次，教育當然不限于認字，更重要的是，培養出一個人自由創造的能力，去按照自己的特點，尋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表達和寫作方法。我有一個朋友，很早就開始教寫作，他們創造了一種自己的方法，在認字之后，不忙著讓學生去遣詞造句、去寫作文，而是讓學生們講故事，群策群力，大家一起把一個故事編完滿，這樣的訓練，目的是激發孩子的想像力、創造力，編織出一個故事的框架、填滿內容，然后還要用好的方法表達出來�！�

　　正如英國作家們擔心的，復雜的造句技巧、嚴格的寫作規則，其實并沒有真正訓練出一個人好的寫作能力，而是相反，哲夫說“從小讓孩子們按照固定的套路，做那些非常復雜的造句、寫作，套上模板，加以規矩，不符合規矩的，超出模板的，就被認定為不合格，這是非常糟糕的方法，它不是去開發孩子的想像力，讓孩子自由地創造，而是在扼殺想像力和創造力”。

　　許多時候，創意本身就意味著標準答案之外的答案，問題在于，人們一邊高喊著創意制勝，一邊又在扼殺創意的能力，哲夫說“應該給天賦的成長留下空間，寫作教育應該是讓孩子們自己學會填空，去填上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是替孩子們填空。事實上，填鴨式的教育恰恰是把創意的空間給填滿了，最終讓孩子們的天賦沒有了生長的可能”。

　　這是一種壞的方式，哲夫說“從小就是乖孩子，長大了也必然是個循規蹈矩的人，寫文章也自然循規蹈矩，不敢稍微逾越。這樣生活在固定框架中的人，怎么可能有創造力呢？”

　　寫作應該自我養成

　　不是每一個人都想當作家，甚至，語文和寫作教育本身，也并不是為了培養作家，但是每一個受教育的人，基本上都要經歷寫作的培訓，因為寫作，并不僅僅是為了文學創作，也不僅僅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和交流，它還承擔著開發想像力、創造力等許多的功能。

　　因此，寫作的教育就尤其重要，著名作家哲夫說“語言文字是一種交流工具，人們生活在社會中，時時處處都要使用它，而如何把語言文字進行更好的排列組合，這就是寫作，也是一種創造”。

　　既然是創造，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哲夫說“就好像武術一樣，套路雖然好看，但沒什么實戰的作用，像李小龍那樣去創造最合適自己的武術，才是好的方法。寫作也一樣，文無定法，每個人可能都有適合自己的，不可能強求一律。強求一律的壞處，會把人的天賦、靈性埋沒，最終毀壞人的想像力、創造力�！�

　　寫作如此重要，因此對于如何寫作的教育也就尤其被人關注，哲夫說“每個孩子都有優點，有靈性，教育應該去挖掘這種靈性，讓它自由釋放出來，倘若先挖好一個渠，所有人都必須在這個渠里順流而下，才能在社會評價中獲得肯定，一旦離經叛道，就要付出代價，甚至考中學、考大學都不可能，那就很麻煩�！�

　　事實上，真正的作家，大部分都非科班出身，哲夫說“尤其是我們這一代，年輕時上學很少，很多都是從事寫作之后再去上學，比如莫言，他本身也沒有受過什么系統的寫作教育，他是在成名之后再去上的學，也就是說，他其實并沒有受過學校寫作教育的束縛，沒有經歷過那些從小就要做的復雜的造句、分析、寫作訓練，而他本身又是一個想像力極其豐富的人，這種想像力沒有被扼殺，因此，他能夠寫出很多語文教育培養起來的人所寫不出來的東西”�！　�

　　作家如何承擔社會責任

　　和英國的作家們呼吁改變教育方法不同，在國內，作家們更多時候習慣了沉默，而發出聲音的更多是學者。

　　作家自然也有社會責任，但是作家承擔社會責任的方法，是否就只有寫作一種？哲夫說“并非如此。作家承擔社會責任的方法很多，事實上，世界上最著名的大作家、大文豪，很多都是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比如巴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等，托爾斯泰甚至把自己的莊園捐給窮人，自己去做乞丐，同時，他們也更加關注社會問題，并且在社會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努力為社會的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

　　事實上，作家往往是最容易發現社會問題的人群，哲夫說“作家是最敏感的人群，他們是社會的晴雨表，總能最早發現問題，同時，一個好的作家，也必然是思想家，有著自己的思考和觀點”。

　　那么為什么國內的作家，對于社會問題的聲音卻如此少呢？哲夫說“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從古至今都是如此，我們的許多作家，在今天還認為，作家就應該以作品說話，不應該也不必要對那些公共事務、社會問題發表意見，就好像莫言，幾乎很難看到他對社會問題發表看法，但是如果讀他的作品，就會發現，他其實有非常深刻的認識”。

　　但這并非是作家的責任，哲夫說“我們的社會，從傳統時代開始，都是不提倡也不鼓勵作家對社會問題發表意見的，作家們寫作，用作品說話，而對寫作之外的方法全不理睬，也插不上嘴。作家嘛，就應該好好寫作，說那么多干嗎？這樣的觀念不僅普通人有，作家也有。我寫環保文學，就有朋友曾說，不要寫這個，這不是作家關注的領域。這樣的文化傳統和觀念，其實是等于把一批最敏感，而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群誤導了，邊緣化了，這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應該加以改變”。

　　改變文化傳統的暗示

　　文化傳統、社會習慣、教育方法，無不把作家置于社會問題之外，一直都有批評者認為作家關注社會太少，但這樣的結果，并非作家的原因，而是有更普遍的傳統所致。

　　哲夫說“從古至今我們把作家都推到一個閑置的地位，結果之一，是人們不看作品，就不知道作家在想什么；結果之二，是作家們越來越小眾，甚至圈子花，只有小眾的人、圈子內的人能看懂。這樣的狀態，人們當然也就更加不會關注作家在想什么”。

　　而且，這樣的傳統不僅僅只對寫作者有效，哲夫說“許多壞事，起初都是因為沒有人說，而變得積弊難返，最終變成社會問題。但我們的文化傳統、教育傳統、社會習慣卻都在鼓勵這種不說話的態度，比如說教學生，講究師道尊嚴，小孩子不允許反對老師，不允許看見什么就說什么，一旦說了老師就不高興。社會上，講究的是‘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因為說真話的代價太大，老師不喜歡，上司不喜歡，甚至朋友親戚都不喜歡，這樣的文化暗示、心里暗示，無不在告訴人們，沉默是金，糊涂是福�！�

　　但這并非是一個現代社會應該有的狀態，哲夫說“中國文化應該有一種新的風氣，比如揚棄那些不好的傳統，讓小孩子從小學會說真話，學會說十分話，而不是只說三分，我們應該告別那種謊言中的生活，不從謊言中走出來，我們的社會，就還不算是一個完全良性發展的現代社會”。

　　誠信、真實、坦誠——這些看似普通的詞匯，卻總是為難著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哲夫說“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分子，只有每一個分子強大，社會才會強大。而要變得強大，就要確立人的尊嚴，讓個性能夠自由飛翔，讓人的天賦能夠充分發揮，讓每個人的靈性都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