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詩歌，如何站在生活面前

　　在一個閱讀碎片化的時代，已很難有文學作為全民文化事件被熱議與評騭，但詩歌卻是例外。從余秀華崛起，到汪國真去世，引爆人們眼球，飽受各種爭議，不斷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恰恰是詩歌和詩人。

　　在此背景下，詩人，或者說詩歌，如何更好地站在生活的面前？

　　對談嘉賓：霍俊明 詩人、詩評家、文學博士

　　周明全 青年批評家、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

　　沒有遠方的時代正在來臨，催生了詩歌的“鄉愁化”寫作趨向

　　周明全：前些年，詩歌界有過中國現代漢語詩歌是否已經具備獨立品性的討論，鄭敏老先生的發言似乎余力還在。你數十年來一直在關注詩歌創作且自己也寫詩，想請你談談，在西方現代詩歌的強大背景下，20世紀中國現代漢語詩歌是否已經具備獨立品性？依你對中國當代詩歌的整體瞻望，你對新世紀中國當代詩歌的發展態勢，持怎樣的判斷？

　　霍俊明：的確，整個20世紀中國新詩的發展曾走很多彎路，一次次偏離了本體自身，也確實曾一度站在西方詩歌資源的巨大陰影之下，其中喜憂參半。但如今，新詩的獨立品性越來越多了。

　　2000年以來，詩歌寫作和詩歌生態都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這一時期的詩歌寫作似乎更為自由、開放和“個人”。但十幾年來的詩歌寫作一定程度上帶有顯豁的以消費和娛樂為主導的精神傾向。而詩歌無論如何發展，我持有的一個最終的態度或者尺度來說就是“詩”與“真”的關系。在我看來“詩”與“真”并不是矛盾關系，而是相互激發、平衡、吸引和彼此發現。這種“真”既應該是“詩性的”又應該是“歷史性”的，是“美學”和“見證”的互補。新詩之“真”不僅與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和生命體驗有關，而且也與語言修辭能力帶來的深度“可信感”有關。

　　周明全：漢語新詩曾一度是在西方詩歌資源的巨大陰影之下存在的，在這個前提下來理解新詩的獨立品性，才能撥開迷霧，看清問題本質。近些年來，詩歌地理學的概念開始普及，你對詩歌的發展，也有一個詩歌場域“廣場-咖啡館-地方”的時代性轉換認知。那么，對“地方性”詩歌，你有怎樣的認識和期待？當下詩歌中極其復雜的“鄉愁”主題，你怎么看待？

　　霍俊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時代通過一個個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線、高鐵、城鐵、動車、高速公路正在消解“地方”的差異性，使得“沒有遠方”的時代正在來臨。當年著名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貝婁說過這樣一句話——過去的人死在親人懷里，現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這正在成為世界性的事實。為什么1980年代一再被追認為是詩歌的黃金年代呢？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于那是一個有“遠方”的年代。而當下，無差異的地方性空間使得真正意義上的“遠方”已經不復存在。新時代的“新景觀”與鄉土文明的“舊情懷”之間形成了緊張的關系和錯位的心理。眾多的寫作者正是在這種新舊關系中尷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掙扎。這種尷尬關系、混搭身份和錯位心理催生出來的正是一種“鄉愁化”的寫作趨向。

　　以“草根詩人”現象為代表，詩歌的現實感、人文關懷、及物性都得到了提升

　　周明全：李敬澤評價你的《新世紀詩歌精神考察》：“這注定是困難的思想之旅：澄清詩歌，同時照亮現實�！蔽以谧x這本書的時候，首先打動我的還不是你梳理出的新世紀詩歌的諸般命題，而是作為一個職業的詩歌熱愛者和審察者對詩歌的深重情懷。你怎么看待今天的詩歌創作與時代現實的關系？

　　霍俊明：在被指認為文學和精神碎片化的年代，一個問題必須被提出來——也就是在熱鬧紛雜的詩歌現場，詩歌寫作和詩歌批評如何能夠最大程度上對自我、公眾和社會發聲呢？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社會現實以及新媒體的發展，對寫作和評論的“現實性”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挑戰，寫作的現實性成為不可回避的話題。深入探討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對于深入研究和解決當下詩歌寫作中出現的種種切實問題，進一步引導現代新詩的健康發展，引領詩歌寫作的先聲，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社會價值和詩學建設性。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草根詩人”現象為代表，詩人與現實之間的緊密關系使得詩歌的現實感、人文關懷、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這大體印證了米沃什的“見證詩學”。他們直接以詩歌和生命體驗對話，有痛感、真實、具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命運之詩”。當然，這種日�，F實寫作的熱情也伴隨著局限。很多詩人沒有注意到日�，F實轉換為詩歌中現實的難度，詩歌過于明顯的題材化、倫理化、道德化和新聞化也使得詩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戰。

　　新詩沒有權威“立法者”，加深了普通讀者對詩歌和評論標準的疑問

　　周明全：在詩歌界，我常常聽到詩人抱怨批評家不讀詩，不懂詩，批評家抱怨詩人不懂思想和理論，詩人和詩歌批評家齊聲抱怨文學大勢已去，詩歌成圈內游戲，但又有人引用古今中外證據，證明精英化的詩歌都是曲高和寡。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霍俊明：可以肯定，有一部分批評家是不讀詩的，有一部分詩歌批評家是不懂詩歌的。這其中批評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事實上，他們一個個更像是站在舞臺上的魔術師，手里拿著那頂黑色禮帽。他們用各種眼花繚亂又看似高深莫測的專業伎倆不斷掏出花樣翻新的東西。但最終，那頂帽子里卻空無一物。而不變的仍是大眾對詩歌的不解和疑問——有好詩嗎？有好詩人嗎？為什么詩歌讀不懂？大眾喜歡的詩你們專業詩人為什么總是不屑一顧滿眼鄙夷？

　　當大眾和業內人士如此熱議詩歌這種“邊緣文體”時，尤其需要審慎分析，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面對缺乏“共識”的激辯，面對公信力和評判標準缺失的新詩，亟需建立詩歌和詩人的尊嚴。這既是美學的問題又是歷史的問題。在一個閱讀碎片化的時代，已很難有文學作為整體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歡化地熱議與評騭，但詩歌卻是例外。引爆人們眼球，飽受各種爭議，不斷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恰恰是詩歌和詩人。無論詩歌被業內指認為多么繁榮和具有重要性，總會有人對詩歌予以批評、取笑和無端指責、攻訐。

　　眼下，在關注新近詩歌寫作與現實關系的同時，詩歌理論和批評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新詩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如何能夠取得公信力和大眾共識度的問題。詩人似乎更喜歡自說自話，一直是朋友間的趣味。所以會有很多人站出來理直氣壯地說“詩歌就是獻給無限的少數人”。詩歌就是精英的事業，這也沒錯。詩歌有文體自身的特殊性，這是事實。詩歌不被一部分人理解和接受也純屬正常。但是，如果把詩歌的晦澀、怪癖、非介入性和一些缺點都拿“精英”來作為盾牌也顯得非常惡心。

　　中國新詩一直沒有權威的“立法者”出現。即使從美學上談論同一首詩，也往往歧義紛生，這又進一步加深了普通讀者對詩歌和評論標準的疑問。甚至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下，大眾對詩歌的解讀又形成了集體性的道德判斷。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詩歌”與“大眾”之間的平行或天然的疏離關系，詩人不在“理想國”之內。但是一旦詩歌和“大眾”發生關聯往往就是作為詩歌噱頭、娛樂事件、新聞爆點。這又進一步使得詩歌在公眾那里缺乏公信力。對于中國文學場域來說，很多時候詩歌是被置放于社會公德和民眾倫理評判的天平上。而公共生活、個人生活以及寫作的精神生活給我們提供的就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詩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

　　周明全：也許，當下詩歌界的現象，正是你所說的“中國新詩一直沒有權威的‘立法者’出現”所致。那么，就讓我們期待這個“立法者”早日出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