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戲，在山的最深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她，是被曹禺、郭漢城、吳祖光等老一輩戲劇家稱贊的戲曲藝術家，是一個地方劇種涅槃重生的火種的守護者，是一名被當地百姓喜愛的、常年在田間地頭唱戲給大家聽的優秀演員，是一群小演員簇擁的“校長媽媽”。本期“深入基層 扎根人民”，邀請戲曲藝術家景雪變講述她與蒲劇的故事，講述她與她身后的運城戲曲人的冷暖人生。

　　——編者

　　我從11歲開始學戲演戲。坐在馬車上，聽著“叮叮當當”的馬鈴聲，望著深邃夜空中明亮的星星，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去唱戲，是從小就刻印在我記憶深處難以抹去的場景。那時的我，或許就已在期許這一場景能永遠伴隨著我。

　　如今，40多年過去，我和我們山西的蒲劇，果真也就在這鄉間的路上，在從一個村鎮趕到另一個村鎮的路上，彼此伴隨。

　　從農家小院到“我們的家”

　　“滿山都是青年團的‘羊’”

　　2002年，42歲的我受命從運城市蒲劇團調到運城市文化藝術學校擔任副校長，同年10月，又受命組建運城市蒲劇青年實驗團并兼任團長。由此開始，青年實驗團從無到有、從弱到強。

　　事業初創，我們確立了自己的團訓：“領導群眾觀看一個樣，城市農村演出一個樣，錢多錢少陣容一個樣，觀眾多少質量一個樣�！�

　　團訓有了，團址、排練場地、基礎設施都沒有。怎么辦？

　　租運城西郊城鄉結合部的一個農家小院做團址，拿小院、田間地頭做練功場、排練場。按村里人的話說，就是“滿山放的都是青年團的羊”。服裝、道具、幕布這些設備怎么辦？我從戲迷手中借了70萬元，給團里基本配齊。

　　那時候，每天一睜眼，全團四五十口人要吃要喝，一窮二白的家底逼得我不得不“家有三件事，先緊急的來”——當時最迫切的工作就是排戲、演戲、找臺口。戲劇人常說：“鑼鑼一響，黃金萬兩”。為了生存，再遠的地方我們也去演，再緊的場次我們也去趕，舍不得丟掉一場演出。有時候，場次實在緊急，我就把全團人兵分三路，自己一路接著一路趕茬演。全體演員常常不卸妝趕“臺口”，大師傅就把飯送到車上、送到臺上。最緊急的時候，一人就是一個饃夾菜，在趕路的車上吃。

　　在臨汾山區客城鎮演出時，天氣極冷。演員們凍得牙齒打顫，老百姓在臺底下生起爐子烤火看戲。小演員趙斌演出間隙跑去烤火，軍大衣燒著了一片他都沒覺察。為了堅定大家的演出信心，只要沒有我的劇目，我就穿著軍大衣站在臺下觀看演出。我想，這或許對演員們是一種鼓舞，讓他們心里暖和些。

　　為了生存，我們每年要演到春節前夕，大家回家過完了年三十、年初一，就開始接著下鄉演出，一直到6月初麥收時才回家換夏季衣裳。就這樣，第一年我們還上了部分借款，給大家發了一點工資和補助，就丁點兒不剩了；第二年，為了不讓大家空手回家過年，我告訴大師傅就在我們租住的農家小院里自己炸麻花；第三年，大家除了領到麻花，還多了一箱水果；第四年我們又增加了米和油……

　　團址的解決，一直等到了建團7年后。那之前，我們一年換一個院子租住，租金越換越少，院子也越來越小。在這種情況下，有人看不到希望，打起了退堂鼓；也有人受不了制度約束，離團而去。我常鼓勵大家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大浪淘沙，留下來的都是金子�！苯K于，2009年，我們籌資建起了自己的家園，結束了多年輾轉漂泊的生活。

　　你愛百姓，百姓愛你

　　《山村母親》從山窩窩走向全國

　　蒲劇，是一個地方劇種，也因此具有了它的唯一性。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這個團擔當著振興一個劇種的職責。我常給大家說，“咱們不僅要有吃飯戲、看家戲，更要有唱響全國的品牌戲、精品戲�！�

　　常年在農村的大地上摸爬滾打，青年團摸準了戲迷的脈，到不同的地方提供不同的戲碼“菜單”，也從田間地頭中獲得排新戲的靈感與素材。建團第三年，我們在農家院開始編創蒲劇現代戲《山村母親》。一位名叫尚紅升的煎餅師傅對《山村母親》情有獨鐘，百看不厭。這部戲演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邊看戲邊賣煎餅�！渡酱迥赣H》被文化部評為全國優秀現代戲，赴京演出前，尚紅升和老伴連夜趕制了上百張煎餅送到車站慰問演員。如今，經劇團同意，尚紅升師傅把自己的煎餅注冊為“山村母親”牌煎餅。據他說，煎餅的價格已經從5角錢賣到了1元錢，他靠賣煎餅建起了自家的新房。

　　戲劇文化成長的沃土在基層，戲劇藝術發展的未來也在基層。只有扎根基層、依靠基層、服務基層，才能創作出深受人民群眾喜愛的優秀文藝作品，才能給基層文藝院團的改革發展開拓出一條長遠之路。

　　2007年農歷正月十六，我們團應邀在河津龍門廣場演出《山村母親》。傍晚，下起了雨夾雪。主辦方建議改天再演，臺下密密匝匝的觀眾喊了起來：“我們趕幾十里路過來就是為了看《山村母親》！下雨下雪不怕，就這么演！”此情此景感動了我們。演出開始，觀眾在臺下淋著雪雨觀看。戲到高潮處，雨夾雪變成鵝毛大雪，一張口雪花就飄進嘴里。臺上電燈炸了幾個，但演出絲毫未受影響。臺上臺下互動熱烈，演員觀眾水乳交融，效果出奇的好。寒風暴雨是這樣，酷暑烈日也是這樣。2014年8月4日，運城地面溫度達到40攝氏度以上，我們下鄉演出仍未停歇。在鹽湖區曲村這一站，舞臺組張漢中和兩個小演員因連續工作，中暑暈倒。在夏縣魯莊演出時，一位村民抱著母親遺像看《山村母親》。他說，他母親生前一心想看《山村母親》，可沒等看上就去世了，這成了他的一塊心病。聽說我們團到魯莊演出，他便把母親的遺像抱在懷里，含淚觀看。

　　2014年2月，我們到聞喜縣革命老區下丁村演出。打前站的演員打回電話說：“路不好走，這臺戲就不要演了吧�！蔽以陔娫捓飳λ�說：“70年代，我跟隨老師到三路里溝東、溝西村演出，馬車上不了山路，劇團就把演出服裝打成軟包，分成小分隊步行上山，為幾戶人家演出。山上沒電，劇團點上氣燈，群眾打著馬燈點著火把，趕幾十里山路去看戲。下丁村的路再不好走，還能比當年更差嗎？”演員二話沒說，急忙安排車輛。

　　做團長，也做“校長媽媽”

　　河東土地育新苗

　　這是一個文化發展繁榮的時代，也是一個戲劇藝術面臨挑戰的時代。在長期的舞臺演出和教學實踐中，我深切感受到，戲劇的繁榮發展，特別是一個地方劇種的興旺發達，僅靠幾名演員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有成批的戲劇新人源源不斷地涌現，才能為一個劇團、一個地方、一個劇種提供可持續發展的人才資源。

　　如何培養成批的戲劇新人？我的經驗是藝術教學要走教研與實驗、創作與演出、課堂與舞臺相結合的路子，要著力打好“陣地戰”，即：培養一批，就要收獲一批；收獲一批，就要成就一批；成就一批，就要扎根一群，形成能夠不斷開辟蒲劇新局面的陣容。

　　在帶領青年團艱苦創業的同時，作為運城市文化藝術學校副校長，我在該校創辦了“小梅花定向班”，嚴格招生、精心培養，以解決演員青黃不接的現實問題。2004年，第一批原計劃招收25—30名學員，結果一下子招進90名。隨后兩年，定向班的學員增加到100多名，年齡最小的孩子只有9歲。

　　十多年來，在培養這些藝術新苗時，我和老師們都把學生當做自家孩子。慢慢地，車上、飯桌上、病床上、被窩里……隨處都成了我給孩子們傳藝的課堂。也可以說，我是“追著教”“攆著教”。孩子們高興地叫我“校長媽媽”。孩子們的學習、練功要抓緊，安全問題同樣要操心，學校專門配備了一名生活老師楊雪萍，白天幫著年齡幼小的孩子上灶打飯，夜晚跟著孩子們睡覺，就連孩子上廁所也要陪同，生怕他們不小心掉進學校的大茅坑里。

　　記得是2004年8月的一天，一位襄汾口音的中年男子領著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前來報名。男孩叫任帥，11歲；女孩叫任玲，才9歲。報完名，他們的父親找到我說：“景校長，我愛人出了車禍，治病欠下了債，供不起孩子上學。兩個娃娃喜歡藝術，都交給你，請你費心！”我問：“你們那邊也有戲校，怎么到運城來？”孩子父親說：“聽人家說你心眼好，兩個娃交給你，我放心！”一番話說得我心里發酸。這兩個娃也確實爭氣、懂事。每次吃飯時，兩個娃只打一份菜。哥哥總是看著妹妹先吃，妹妹吃飽了自己再把饅頭泡到菜湯里胡吃幾口。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對這兩個孩子格外關照。后來，兄妹二人都摘得了小梅花獎，現在已成為團里的骨干演員。十多年來，我們的“小梅花班”已陸續培養出38朵“小梅花”。他們現在已經能夠獨立演出20多出折子戲和多部全本戲——滿足群眾需求、服務群眾需要的蒲劇新生代力量正在崛起。

　　保持榮譽比獲得榮譽更重要，無愧于榮譽比占有榮譽更有意義。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離不開人民。戲曲藝術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它根脈綿長、深厚博大，需要我們一代代的堅守與傳承、發展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