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可以“細講”，但不能“戲說”——《細講中國歷史叢書》主編郭志坤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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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談

　　近日，歷史學家李學勤、出版家郭志坤主編的通俗版中國歷史《細講中國歷史叢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郭志坤表示，之所以為這套叢書命名為“細講中國”，正是為了抵抗愈演愈烈的“戲說中國歷史”之風。當下歷史類圖書、影視劇受追捧，然而“戲說”成癮，已經有悖歷史的本來面目。

　　作為多項重大史學出版工程的主持者，郭志坤對當前歷史類圖書要么過于嚴肅艱深不適宜閱讀、要么為追求通俗好讀而不可信的弊端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當前市面上，歷史類圖書種類繁多、體裁多樣，但往往流于幾種弊端：古史難以閱讀，專著嚴肅有余而可讀性不足，業余寫手的著作能吸引人但學術性不夠乃至不可信。

　　據介紹，《細講中國歷史叢書》包括12冊圖書，吸收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將夏、殷商、西周、春秋、戰國單獨分冊，以五冊、約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介紹先秦歷史；突破“唯帝王”和“否帝王”兩個極端的局限，客觀評價歷史人物的作用；突破長期分裂歷史敘述的局限，注重闡述統一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主流；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論的局限，強調民族交流融合，全面展現中華文明的多元性；突破歷朝歷代官方(修史)文獻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

　　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時，郭志坤表示，希望建立這樣一種輿論：“提倡史學家寫通俗讀物”、“通俗也是一種學術活動”、“青年學者更要承擔撰寫通俗讀物的責任”�！坝辛诉@樣的輿論和氛圍，學術界中的常識，在公共領域就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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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性是通俗性的前提和基礎

　　羊城晚報：談及中國通史，人們最為熟悉的依然是錢穆、范文瀾、呂思勉等先生的著作。作為后學，應該如何發揮自己的長處，有所作為？

　　郭志坤：他們嚴謹的治學精神值得我們繼承和弘揚。他們有個共同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精神，“求是”就是根據已有的事實材料尋找正確的結論。在他們的史著中的每一個地名、一條史料、一段結論都是認真查索，仔細考證的。

　　羊城晚報：叢書出版的一大看點，是歷史書如何做到“面向大眾”和“通俗化”。在您看來，學術成果轉化為通俗作品，最關鍵的環節是什么？

　　郭志坤：最關鍵的環節應該是深入淺出的通俗，做到“通俗而雅”。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學和學術的基礎上而展開的。把應該讓讀者知道的歷史現象和歷史觀念用最淺顯明白的方式告訴讀者，這就是我們所需要并強調的通俗�！都氈v中國歷史叢書》的學者們在撰寫時一是力求在語言上的通俗，二是著力于情節中的通俗，繼承和發展了太史公司馬遷那種“以訓詁代經文”的傳統，把詰屈聱牙的古文經典用活了。所以說，深入淺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種學術活動。

　　羊城晚報：您怎么看嚴肅歷史與通俗寫作的關系？如何兼顧學術性和通俗性？ 

　　郭志坤：學術性是通俗性的前提和基礎。其實，學術本身也是通俗的。通俗作品的讀者對象比較廣泛，不僅限于社會的某一部分人，而是面向社會的各個階層。文化有高低之分，閱歷有深淺之別，興趣愛好也各不相同，面對這種狀況，在寫作時要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上考慮到大多數讀者的接受能力，力求通俗。所謂通俗，不是膚淺，不是平庸，更不是庸俗。用大多數讀者能看明白的文字表現深刻的思想，做到深入淺出、雅俗共賞。

　　羊城晚報：什么原因造成當下的專業歷史學者往往不愿、不屑、不善于寫通俗性作品？

　　郭志坤：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通俗讀物難寫，二是寫出來的著作又不被看好�！肚貪h史》作者馬孟龍先生在體會文章這樣寫道：“一是要接受這樣的任務，我必須去‘補課’，重新閱讀秦漢史其他領域的新進展，這樣頗費精力。二是耗費精力去寫一部通俗性的歷史讀物，對我的業績考評毫無用處。究竟值不值？后來又想，各種歪曲的史實沖擊著普通民眾，似乎秦漢史是一個混亂不堪的時代。向大家傳遞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知識，我想，這也是一個歷史研究者應當具有的社會責任。如果我們不發聲，誰還能告訴大家真實的歷史呢？”這是有責任感學者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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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說”挑戰價值和倫理底線

　　羊城晚報：當下歷史類圖書、影視劇受追捧，一般公眾似乎更主動選擇“戲說”的文化產品。您怎么看呢？

　　郭志坤：《細講中國歷史叢書》的特點之一就在于據實說來，不編造，不摻假，尊重歷史事實，維護歷史尊嚴。撰寫歷史人物傳記是以真實為基礎，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是怎樣就怎樣，秉筆直書，不應有所避忌。陳寅恪講過：“在歷史中求史識�！边@是重要的原則。我也不知何時起在銀幕與熒屏上“戲說”之風興盛起來，什么戲說皇帝劇，什么戲說皇后劇，什么戲說太監劇，什么戲說太子劇……完全不顧歷史的真實，天馬行空，隨手挑來一個帝王或是一段歷史，添油加醬，攪拌一番。你若把它當歷史，他會用“戲說”來敷衍搪塞你；你若把它當假話來看，他卻又撐出一個朝代來嚇唬你�？戳诉@些非歷史化的戲說“歷史劇”，往往會誤以為歷史上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因而“見怪不怪”，“習以為�！�，甚至把本來是錯誤的東西，竟當成了真實的歷史接受下來。歷史可以細講，可不能“戲說”。

　　那種靠戲說來暴漲收視率或打開銷售市場，是對中華文明歷史不負責任的，也是不會長久的。有一種說法認為，現代人生活無比忙碌，難以有興趣了解枯燥的歷史，而戲說激發讀者的興趣，更有利于在輕松的氛圍中傳承歷史。此話只對一半，在輕松的氛圍中學習歷史是對的，但不宜靠“戲說”，更不該靠標新立異、嘩眾取寵、毫無顧忌地挑戰社會的價值底線和倫理底線。敘述歷史的手法有多種，再說歷史本身就是豐富多彩的，只要淺顯表述，就有生動形象的場景和人貌呈現在眼前。

　　羊城晚報：當下通俗歷史類圖書出版的不嚴謹，是迎合市場之舉？

　　郭志坤：當下某些通俗歷史類圖書出版的不嚴謹，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場導向的負面影響。出版社經濟負擔沉重，導致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追求一書暴富，快餐式的圖書流行起來，同時，圖書批評流于形式，助長了低俗化的趨勢。特別是對低俗、消極、混亂等不健康不正�，F象沒有進行客觀批評，或沒有擊中要害，這也就助長了低俗之風的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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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說歷史造就了歷史的亂象

　　羊城晚報：在信息發達的今天，不少歷史學術界成果、共識，卻仍未能進入公眾的認知領域。在您看來，原因是什么呢？

　　郭志坤：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同時媒體沒有關注普及歷史的宣傳也有關系。20世紀80年代在“歷史虛無主義”的干擾下，一謂“戲說”，二謂“顛覆”，三謂“反思”，至90年代以后甚至發展為“胡說”與“惡搞”，如將歷史事件剝離特殊的歷史語境肆意發揮，或無視歷史人物在特定歷史進程中的社會功過與是非，無根據地加以想象，把孔子描寫成了“修俠情圣”，杜甫被“再創作”為“雜�；旎臁�，唐三藏成了“花花公子”，精忠報國的岳飛成了“千古罪人”，而遭人唾棄的秦檜倒成了“曠世良臣”。丑化、抹黑歷史人物，甚至有意張冠李戴、以訛傳訛，以達到歪曲歷史之目的�！皯蛘f”歷史帶來了對歷史的丑化，造成了一種歷史亂象。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歷史，嚴肅地對待歷史，這是史學工作者面對歷史的唯一選擇，也是史學家的責任。

　　羊城晚報：叢書中闡發了“農民戰爭也并非歷史的第一推動力”、“去中原文化中心論”。這在學術界似乎已經是常識，但在公共領域仍少有普及。您怎么看待這種隔閡呢？

　　郭志坤：我看，這還是宣傳問題。在此，我希望有這樣一種輿論：“提倡史學家寫通俗讀物”、“通俗也是一種學術活動”、“青年學者更要承擔撰寫通俗讀物的責任”。有了這樣的輿論和氛圍，學術界中的常識，在公共領域就能普及。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張德文參加了本叢書《魏晉南北朝史》撰寫并專門來信期待早日推出這套叢書。信中說：“在知識大眾化、數字化的年代，歷史學者不應游離在這個歷史進程之外。個人電腦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大大促進了微知識的渴求。在此背景下，歷史學者的通俗表述為微知識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積淀和范本�！毙形碾m然不長，但一語中的，說清了普及歷史知識的重要性。

　　羊城晚報：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作為學者、出版家，在通史修編、出版的過程中，如何兼顧政治觀念與學術獨立之間的尺度呢？

　　郭志坤：這實際上是個“古為今用”問題。作為學者、出版人在通史修編、出版過程中對于“存史資政”也是一直考慮的問題，也就是說，不是就歷史而歷史，要把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用來推動當前社會向前發展�！皻v史是最好的教材”、“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很有借鑒作用。編寫歷史，有個選材問題，哪些該詳哪些該略，這里有個視野問題，也有政治觀念問題。但歷史事實是前提和基礎，這就是學術獨立。這獨立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不能編造摻假，應該尊重歷史、敬畏歷史�！　≈旖B杰

　　歷史學者要“面向大眾”

　　名家論

　　□李學勤

　　我近些年在不同場合屢次說過，歷史雖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與國計民生渺不相關，實際卻是社會大眾的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們每一個人，不管從事什么職業，處于何種身份，都會自然而然地對歷史產生一定的興趣，這或許可以說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認識現在，也必須回顧過去，這就涉及了歷史。我從哪里來，又往哪里去，是每個人都會意識到的問題，這也離不開歷史。人們不能只想到自己，還總會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這就更應該了解歷史。社會大眾需要歷史，歷史學者自當“面向大眾” 。

　　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學前輩錢穆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國史大綱》，所撰講義一開頭便標舉：“當相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睔v史學者的工作任務，不應只限于自身觀察歷史、探索歷史，更有責任把所認識、所了解的歷史，原原本本地告訴廣大的社會大眾，使大家對歷史有應有的認識和必要的了解。

　　特別是在今天，當我們的國家、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之際，尤其有必要推動歷史學“面向大眾”。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輝煌而且源遠流長的文化，對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過豐富卓越的貢獻。我們有義務把這樣的史實告訴社會大眾，提升大家建設祖國、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從而為今后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這應當成為歷史學者的襟懷和抱負。

　　再談“通俗化”�！懊嫦虼蟊姟迸c“通俗化”是結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眾”，歷史著作就必須在語言和結構上力求“通俗化”。

　　說起“通俗化”，使我聯想到我國“二十四史”之首《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司馬遷是學究天人的大學者，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歷史，引經據典，還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論述唐虞以來古史，自然離不開《尚書》，而他本人曾受學于《尚書》博士孔安國，親得古文《尚書》之學的傳授，然而他在引用《尚書》時，對于古奧費解的字詞，都采用意義相同的字來代替，這應該說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創意。另外，司馬遷還盡力將史事的敘述情節化，使之活現于讀者眼前，無愧于史學家的大手筆。這些，都是后人需要學習的。

　　必須說明，“通俗化”并不意味著降低歷史學著作的學術水準。相反的，編寫“通俗化”的歷史作品，實際是對作者設立更高的要求，絕不是輕易就能夠做到的。在這里，我還想附帶說一句，即使是專供學術界專業閱讀的論著，其實也應當(而且也能夠)寫得簡明流暢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輩學者，例如胡適、郭沫若、馮友蘭等先生，他們的著作不都是這樣的么？

　　李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