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記錄南京大屠殺，反思比憤怒更重要

　　對于作家何建明來說，《南京大屠殺全紀實》是一部不得不寫的作品。盡管，在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副主席的頭銜下，他還有諸多繁忙的公務，但是如果拿不出象樣的、厚重的作品，他覺得有失作家的身份。再累再忙，他創作的渴望和沖動仍如文學青年般涌動著�！赌暇┐笸罋⑷�紀實》的寫作尤其令他欣慰。收獲這樣一部關注國家民族命運、關注普通百姓命運的大作品，是時代的需要，更是百姓的需要。因為，2014年的12月13日，是我國確立的第一個“國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破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日軍殘暴地屠殺了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達30余萬人，在中國人心頭和中華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遠難以愈合的傷痛。

　　何建明原來打算寫雨花臺。聽說何建明正在南京國民黨監獄調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跑來了，問何建明：“為什么不寫南京大屠殺？”在何建明的印象中，南京大屠殺的書應該是太多了�？墒侵斐缮秸f，中外有很多相關的書籍，但的確沒有人全面寫過。

　　于是，誕生了第一個中國人寫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何建明以大氣磅礴的文筆和詳盡的事實，以一手資料以及諸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震撼著讀者，以犀利的拷問使我們深刻反思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及其歷史教訓和現實意義。

　　“知己知彼，百戰不怠�！焙谓�明的寫作，不僅僅是呈現，而有更多對于大屠殺事件背后的反思。國家公祭日前夕，本報專訪何建明，談《南京大屠殺全紀實》的獨特價值和意義。

　　讀書報：為什么想到寫《南京大屠殺全紀實》？

　　何建明：12月13日是第一個國家公祭日，中國的公祭日遲到了77年。日本人作為施暴者，在南京大屠殺的第五天就祭奠他們死去的2000多個日本兵，并且每年在廣島舉行公祭儀式。從淞滬大戰到南京大屠殺，中國有50多萬人死于戰爭。 如果不是釣魚島紛爭，如果不是安倍晉三一次次挑起事端，我們年輕一代還有多少人知道南京曾經發生過如此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事件？

　　今天的中國比七十多年前強大，軍隊與裝備也強大精良得多，但僅僅有這些還不夠，我們中華民族到底應該從“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悲劇中吸取些什么？這是我要寫這本書的目的。

　　讀書報：南京大屠殺過去了那么多年，為什么一直沒有人去寫？

　　何建明：徐志庚和張純如從不同角度寫過，為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做了很多貢獻。但他們也受到歷史的局限和資料的局限，還不夠全面。還有很多研究大屠殺的學術書，躺在書庫沒人知道。我查閱了4000多萬字的歷史檔案，不止了解中日兩國的資料，也了解國際形式，采訪了南京城那些年長的幸存者和諸多研究專家們，最關鍵的是日本人寫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和軍方資料，再縱觀今天的中國與世界現實，一是公祭來得晚，二是全面反映南京大屠殺的書，來得太晚。

　　讀書報：您寫作這本書，有什么獨特的發現？

　　何建明：很多專家學者只是完成了史料的整理，我從中發現了新的東西。一是要正確認識。日本的殘暴惡行之外，日本民族和軍隊的某些精神和信仰是需要反思的。77年前，日本小兵第一次到中國來，把南京一個鄉鎮的地名地貌記得清清楚楚。日軍最高指揮官松井井石根是中國通，每到一處都寫詩詞。我們打日本人，但是對他們了解多少。確立公祭日，主要是提醒國人今天應該記住什么。二是反思中國為什么失��？日本本人是殺人魔鬼，但也應該清醒地看到，他們有高端智慧，幾乎是每個日本兵都寫日記，我看到許多士兵寫的日記里描述：接到應征通知的時候，他們和他們的父母，都激動得熱淚盈眶，邊哭邊流著淚說自己家人總算有了為天皇效忠的機會！相比之下，我們的軍隊不少是拉壯丁式的“征兵”，有些是哭著喊著硬被拉走的。所以中國軍隊當時聽起來守城部隊數量上比日軍多出一倍，但真正有戰斗力的其實并沒有多少人。這是造成日本軍隊橫掃我蘇南大地的重要原因。

　　讀書報：掌握那么多資料，在取舍上是否更需要有所選擇？寫作上哪些方面最為重要？

　　何建明：再寫南京大屠殺，敘述非常重要，我特別注意全面性、客觀性，日軍攻克南京城后的第五天，日軍在中華門至“總統府”路段舉行“入城儀式”。有一個方隊，穿著整齊的軍服，每人胸前掛著一個用白布包著的盒子，那是死去的日本兵的遺骨及遺物……“看到這些，我們的心情異常沉痛，發誓要為他們報仇！”這是日本兵當天日記里的話。

　　我感覺十分恐怖，也十分震憾，一個每時每刻用死去的戰友的靈魂來激勵自己意志的軍隊，會是什么樣的戰斗力？我們不是夸日本怎樣，而是必須了解中國人輸在哪里，中國的今天也要記住這些。

　　讀書報：開篇從背景寫起，是否也是為了更為全面地反映南京大屠殺？

　　何建明：為什么出現南京大屠殺？抗日戰爭為什么打了八年？原因很多，但“國軍”內部的相互消耗、互不信任、各自為陣、臨陣改轍是重要因素。蔣介石用閑職多年的唐生智當守城最高指揮官，本來就不是一著正經的高明決策；而唐生智“主動請纓”本身帶有想借機重握兵權之不純居心。按說南京守城軍十五六萬人，尤其是蔣介石還把精銳的教導總隊(三萬余人)留下，卻依然經不住日軍一兩天的打擊。除了戰術上、指揮上的問題，還有中男自身相關的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漢奸太多。

　　在77年前的吳淞大戰時，蔣介石政府對日決戰的軍事部署和所投入的兵力，裝備并不比日軍遜色多少，而我們的用兵數量都在日軍一倍以上，造成最終悲劇的原因是，很大程度上我們是被內奸出賣了。上午商議封鎖江陰的長江要塞、不讓在武漢的日本戰艦隊伍支援上海，中午汪精衛手下的機要秘書黃俊就把這個機密透露給日本駐南京大使館，隨后日艦星夜兼程逃出我江陰防御要塞，加入了上海的戰役，最后造成我軍全線潰敗。在南京保衛戰的初期，我方軍民數十萬人共同對敵，登陸初期的日軍像瞎子摸大象一樣，這時又有漢奸突然冒出，他們明的、暗的為日軍點燈引路，毀我要害。

　　我在寫作時也思考，我們的國民性有什么問題，軍隊有什么問題。和平時期的今天，我們難道不該清醒地意識到如今在我們身邊“潛在漢奸”的現象嗎？信仰教育、黨員群眾路線教育、愛國教育，等等，又是何等的重要與緊迫��！沒有這樣的教育，如果中國再度危難，漢奸現象將依然盛行……國家和政黨和制度上需要改變的某些東西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讀書報：這種反思與《忠誠與背叛》是一脈相承的？

　　何建明：《忠誠與背叛》主要是黨性和信念的反思，這次主是要對國民性的反思。有一件事我一直疑惑不解：30多萬人，面對強盜的槍殺和殘暴時，他們為什么那么容易被征服和屠殺了？當然不能否認我放下武器的軍人與市民赤手空拳，無法與荷槍實彈的日軍拼個輸贏。

　　我看了不少死里逃生者回憶當年大屠殺現場的文字，令人遺憾的是，很難能看到有我軍人和民眾面對日軍屠殺的機槍子彈而奮起反抗的情景。膽怯是人的天性，但沒有血性的軍隊、沒有血性的民族，像遇到日本侵略者這樣滅絕了人性的軍隊，慘遭大屠殺是必然的。武士道源于我國最初的武術之中，可是被日本人繼承并完善，中國人完全丟掉了。

　　讀書報：那么您希望起到什么作用？

　　何建明：一是盡量客觀，讓日本人認帳。二是揭露日方的本質的問題。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的爭議，很大的一點就是關于到底是“30萬人”還是“不到30萬人”的問題。是否30萬人的數字是否準確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不能因為人數就抹殺了日軍殘暴的罪行。

　　我們在對待和處理有關被日本軍隊殘害致死的人數和人員分類問題上的混亂，很容易讓人當作攻擊我們的話柄。比如當年南京政府重要人物所發表的文章、講話，甚至是一些諸如警察廳官員記載的日本軍隊進攻前南京城內的人數時，一會說是還留有“20多萬人”，一會又說“約50萬人”，到底是多少沒有一個準確的數據。戰后幾十年，不同政府、不同組織，也多次對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進行過統計、調查，但都是不全面的，缺乏嚴謹的、科學的、系統的、精細的調查與統計。當時拉貝他們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留下的史料中，物品單上記載了日軍搶劫后他們丟失的物品，甚至連一只杯子、一根桌腿都清晰無誤地寫在紙上、裝入文件檔案內。華盛頓紀念館把所有人名字刻在上面。一個民族好的習慣，不是一天養成的。一個不注意細節的人，是不可能成大器的；一個不注意細節的國家，同樣不可能成為真正強大的國家。

　　讀書報：交待南京大屠殺背景的第一章，涉及國民黨高級將領部分，包括對話和心理活動，是虛構還是屬實？

　　何建明：內容真實，必須是真實的，敘述是我自己的。我的作品基本上不虛構。所謂虛構，是在真實材料的基礎上表達我自己的敘述。

　　讀書報：這么多資料，您是怎么把握的？

　　何建明：盡可能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如何取舍、如何表達，是一個作者的思想力、觀察力、歷史觀點、立場的綜合表達。有人深入生活，十年抓不了一滴水，有人一次就把金子抓到了。我的時間和自由度不夠。我在力所能及地，調動所有智慧和可能。所以我說，最好的作品在我退休以后，但是退休后體力和寫作的沖動是否還有，也很難說。但至少退休后五年和十年是創作的黃金期，很多重要題材等著我去寫。

　　讀書報：您的作品，即使觸碰敏感的問題，分寸也把握得非常好。

　　何建明：我有意觸動一些敏感的問題，希望重重地敲打一下國民。面對南京大屠殺的悲慘，我們不能光流淚，還要反思。大事件寫完可以收筆了，但是我還憋著很多氣，還要回答我自己為什么寫這本書。所以有了“十問國人”(《人民文學》第12期)。我希望更多地關注歷史，從國民性、民族性的問題深入思考。如果不能提出深刻的問題，文學作品就可能簡單化。

　　讀書報：在文體上是怎么考慮的？大段的引用，會不會淹沒思考？在結構上又有什么講究？

　　何建明：文體上看似沒有講究，實際上是有思想高度的考慮，希望深刻反思民族的狹隘和自私。引用得多是有道理的。有些章節，這一段是中國士兵的日記，另一段是日本士兵的日記，連續引用的幾段日記也是有連貫性的。幸存者和當事者的表達遠比敘述本身有力量，有的地方很直白，反而最能說明問題。思考的筆墨少一點沒關系。但是結構非常重要，如果單向性寫作，作品會比較單調薄弱。這是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決戰，我從南京大屠殺的源頭寫起，有中方、日方、歐美人士和幸存者的現場目擊實錄，還有一章專門寫到日本鬼子是如何從一個善良的人轉化成一個魔鬼。為什么日本人殘暴，我要找到民族的劣根性。

　　讀書報：《南京大屠殺全紀實》是國內首部從中國人的視角完整反映南京大屠殺始末的作品。這部作品的出版，不但從報告文學角度填補這一空白，也是對首次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的獻禮，已入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4年“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題出版重點選題”。作為一個成熟的作家，您的創作延續了理性與感性融合的特點。

　　何建明：有些作家對歷史問題研究很深入，但沒有高度。作為報告文學作家，必須有思考，要有全世界的長遠的、歷史的眼光，要考慮國際性。中國年輕的一代如何看待如“南京大屠殺”的事件，從而如何來樹立正確的愛國觀、人生觀、價值觀，這是我們需要重視的問題。他們對歷史不像老一代特別是親身經歷的人那么刻骨銘心，這就需要不斷地加強教育與灌輸，國家舉行抗戰和“南京大屠殺”的公祭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形式。但還遠遠不夠。一個儀式上的沉默與哀悼，只能在大環境、大氛圍中瞬間感動與觸動，只有通過深入的了解、冷靜的思考、潛移默化的灌輸，才能形成主張與觀念，才能形成信仰與意志，并從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中認識個人層面和國家層面及時代層面等種種深刻的問題，在一個人內心構筑起信仰、堅定的主張。我之所以引用當年麥克阿瑟將軍在西點軍校上的最后一次演講，就是因為欣賞他對美國的年輕人講了這六個字：責任——榮譽——國家。中國的年輕人，也應該把這六個字的內容以中國人的方式和理解去陶鑄在內心并付之崇高的行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