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在讀博士康凌

http://www.jchcpp.cn 2014年12月02日16:29 來源：《都市》雜志2014年第11期

　　中國文學的世界地位與莫言獲獎無關

　　——對話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在讀博士康凌

　　刊于《都市》雜志2014年第11期 

　　今年做《“80后”批評家文叢》第2輯，請金理兄幫推薦“80后”批評家時，金理兄連接給我發了兩封很長的郵件，向我鼎力推薦康凌，金理兄給我的推薦的理由——“前段時間我在翻我們上一代評論家(比如張新穎、郜元寶老師他們一代)出場時重要的論文集，比如火鳳凰新批評文叢時，就想我們現在編類似的集子，哪些地方可以體現出與上代人的不同？我在學校和現在的年輕人接觸較多，確實感到‘江山代有才人出’，他們外語好、視野開闊、接受西方思潮能力強、而且對自己的學術進路很早就有規劃，也就是說，我們這一代人中，應該出現一路有較好的西學背景且綜合學術能力上乘的代表者，其實在其他人文學科領域甚至文學史研究領域，都已出現這樣的‘80后’佼佼者，而文學批評領域還不夠自覺，那我覺得康凌就特別具有代表性。加入他，能夠使你的研究，尤其是推出第2輯的時候，更多一點內部的張力和豐富性。說實話，我們這撥人，除了老兄你有種‘起于草莽’的氣象之外，其他人的成長是較為同質化的。所以，我想如果繼續做下去的話，需要提供一些像康凌這樣有某種不同面向的人選。其次是，兄臺所擬的這些人物，基本上已經‘浮出水面’，在文壇都具有一定知名度了，但是康凌是一個‘新鮮血液’，需要給他提供‘最初的平臺’，而且推出這樣真正意義上的‘新人’，才恰恰見出我們的眼光和勇氣。我和康凌接觸較多，我可以自信地向兄臺表示：此人日后必成大器，他目前的學力尤其未來的學術規劃，遠在我之上。換言之，推出這樣的人選，絕對值得，不會后悔�！�

　　此后，和康凌聯系上，他從美國給我發來一些文章，看完后，覺得甚好，遂決定將《讀后》收在了《“80后”批評家文叢》第2輯中。剛好，今年，在《都市》雜志開始“80后”批評家訪談欄目，就乘機以郵件的方式，和康凌聊開了。

　　把批評維持在“業余”狀態更好

　　周明全：金理在我們這代人中，學問是做得相當好的，而且為人低調，性情極好，雖然我對你不甚了解，你的文章也看得極少，但金理兄多次向我推薦你，我是很相信金理的眼光的。目前，國內批評界對你了解可能還是相對較少，你能否介紹一下你的批評之路。

　　康凌：明全兄好。金理的話，實在是過譽了。我哪里有什么“批評之路”可以談，無非讀一點小說，有一些念頭，愿意寫下來給別人看看而已——而且事實上也沒有多少人看。只不過這些人里恰巧有金理，承他推薦，我才能在這里頂著“批評家”的名頭侃侃而談，其實心里是很虛的。這次要編文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所謂“批評”文章，算下來其實沒有多少，大概還遠不如一些活躍的豆瓣書評人的產量高，更不用說跟金理他們相比了。在內容上，好像也沒有什么集中的主題與關懷，還是一個比較散漫的狀態。更何況，我寫東西非常慢，截稿日是第一生產力。手頭正準備寫一篇關于張楚的文章，四本小說集從中國背到美國，翻來覆去看了幾遍，但一方面覺得還沒有把自己逼到非寫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覺得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語言，所以還是在不斷延宕中。在這方面我很佩服金理和黃平他們，不僅有足夠的文本與理論積累，同時也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表述方式，自己的“文體”，可以相對迅速地進入一篇文章的寫作。當然，我也常常安慰自己，保持寫作的困難，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總之，結果就是對于我而言，還遠談不上什么批評之路。事實上，就連到底什么叫做“批評”，也還是在不斷思考、反省的東西，以批評的名義，我們可以寫單純的讀后感，也可以寫高頭講章的大論文；可以寫文學史，也可以做文化研究；可以做文本細讀，也可以做社會批判，那么，當我們在“文學批評”的名義下處理文本的時候，我們究竟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我自己來說，我討論路內，是試圖解釋一種特定的小說形式，討論韓松，是想回應異化與批判的可能性問題，討論甫躍輝，則是出于對“滬漂”經驗的興趣，諸如此來。但是，這些問題是否一定要在“文學批評”的范疇里來討論，我其實一直都沒有想得太明白。在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里，“批評”詞條下的劈頭第一句話就說，“批評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困難的詞�！痹谒�看來，各種各樣的權威論斷(authoritative judgment)將自身普遍化、抽象化，隱去自身所得以產生的具體歷史條件與思想脈絡，使得批評從一種具有特殊性的“反應”，變成了一種抽象的“論斷”。

　　在這里，雷蒙斯其實提出的是批評本身的歷史性的問題。我前段時間在讀慶祥的《分裂的想象》時注意到，這本書，尤其是前半部考察80年代的文學思潮與事件的部分，行文之間充滿了引號。這在我看來是一個標志，表明論述者對自身和論述對象之間的歷史距離保有某種自覺，80年代的概念、事件與文本不再被視為自然的產物，而是在特定歷史中生成的對象，不應與論者自身所使用的概念相混淆，因為兩者往往只有字面上的類同。這意味著，批評對象的歷史性，我們已經注意很多了。但批評本身的歷史性，我還沒有看到很好的討論。金理常常講“同時代性”，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說法。但“時代”是怎樣的“時代”呢？生活在相同的物理時間中，未必一定帶來相同的歷史感覺，性別、階級、地域等因素，都會導致認知的巨大差異，“同時異代”的狀況倒更像是常態。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么批評者自身的歷史性就必須被納入考量，成為檢討的對象，而不是起點。不僅“我”去判斷對象，也讓對象來判斷我，它不僅是對文本的反思，也是以文本為中介的自我反思，這樣，批評就是一種對話，乃至對峙。但這是異常困難的，需要更多方法論上的準備，或許也需要一種更新的批評文體，我還遠遠做不到。

　　這也正是為什么我對職業批評多少抱有疑慮。為什么一定要對某本書發言呢？甚至是，為什么一定要批評呢？在我看來，如果職業批評指的是依據某種權威標準不斷對一部接一部的作品下斷語，那我們或許不必有那么多批評。我看自己寫的所謂批評，也常常有這樣的想法——這文章或許可以不寫。對我來說，把批評這件事維持在某種“業余”的狀態，大概更好。事實上，只有在“業余”狀態下，批評或許才獲得了它的必然性：它給你提供了一個機會，去反思自身的歷史性，自身的權威，自身的標準。

　　松尾芭蕉在給弟子惟然講俳諧的時候說，俳諧是一種“無法舍棄的終生的余業，這是件麻煩事”。一樣的，批評也是個麻煩事，麻煩就麻煩在，它同樣也是一樁“終生的余業”�！坝鄻I”這個說法，我很喜歡，原文是“道の草”，牛往一個地方慢慢走，走著走著，停在路邊吃草了，這樣一個場景。用來表示在去往目的地的過程中所作的其他的事情。芥川龍之介發揮說，在芭蕉對余業的態度中，潛藏著某種超越現實目標的終極性的存在。因此，它既是“余業”，又能持續終生，既是一種游離，又構成一種必然。竹內好后來用這個說法來定義論爭對于魯迅而言的意義，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張力。我讀張新穎、郜元寶等老師的文章，就常想到它們和二者各自的沈從文、魯迅研究之間的這種張力。正途和余業之間的互相支撐與拉鋸，實在是一個有意思的題目。不過，在我自己身上，正路還沒走好，道草也沒吃幾口，只能一邊批評一邊向批評發問，這樣別別扭扭地往前走。

　　周明全：康凌真實太過自謙了。不過，你所說的，“把批評這件事維持在某種‘業余’的狀態，大概更好”，我覺得甚好，目前，不少批評家，就是太主動了，太“專業”了，有話無話都亂說一通，只為批評而批評。

　　金理在推薦你時，也說到了你對自己的學術進路很早就有規劃，能談談你的規劃嗎？

　　康凌：規劃這個東西，常常是事后總結追溯的結果，錢鐘書說“暴發戶造家譜”，此之謂也。我的學習經歷本身充滿了各種偶然，如果碰巧長成一副“有規劃”的樣子，那也是純屬巧合。所以，與其說規劃，不如說訓練。中學的時候開始讀所謂“新時期”文學，當時也不知道這叫“新時期文學”，不知道路遙和余華各自屬于什么脈絡，只覺得都有意思，反正也閑，就照著陳思和和洪子誠二位老師的文學史，把里面提到的80年代以后的作家作品過了一遍。當然，這都還談不上訓練。對之前的文學，認識上基本是空白，要等進了復旦之后，才漸漸把課補上。復旦中文系的現當代文學教學，謙虛一點說，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但即便如此，學習的過程也是充滿了各種偶然。譬如，如果袁進老師沒有調來復旦，我大概不會花那么多時間去讀晚清的作品。如果沈從文的課不是張新穎老師教，我大概依舊不會意識到他的重要性。如果不是為了搜羅陳子展先生的雜文，我大概也不會把《申報·自由談》翻一遍。如果沒有上過倪偉老師的課，我大概也不會對中國左翼文化政治產生最初的興趣，并慢慢成為長期的志業，諸如此類。再開個玩笑，如果當當網不打折，我大概也不會去讀中國新文學大系——盡管是跳著讀。

　　除此以外，我的學術訓練基本是在張業松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我對十七年、對周作人、對胡風派等對象的興趣，與張老師的影響密不可分。復旦中文系規定，本科三年級的學生要寫一篇學年論文，這也是我第一篇正經論文。在確定題目之前，我去找張老師，和他商量大致的方向，他建議我不如去讀一讀1949-1966年間的《文藝報》，看看能不能發現一些有趣的問題。我當時當然還不知道《文藝報》的重要性，愣頭愣腦就去了，花了半年多的時間陸續讀完，期間有系統地搜羅相關研究，并與張老師討論，形成若干主題，成為學年論文，以及之后的本科畢業論文的基礎，這大概算是我最早的學術訓練。這一訓練的重要性，我要到很后來才慢慢意識到，事實上，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都會沒事跑去圖書館翻翻《文藝報》，一面覺得很親切，一面也逐漸反省，我對所謂“社會主義文藝”，乃至更廣義的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基本看法，正是在這次密集的閱讀與討論過程中形成的，盡管它最初或許不過是張老師的一個偶然的動議。

　　這樣的偶然，其實還有很多。再舉一個例子，在張老師的周作人課上，他讓我們去讀劉皓明的那篇名文《從“小野蠻”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義沖動》，這篇文章有點復雜，讀了兩遍，還是有些關節不太理得順，于是我自說自話把它譯了一遍，在翻譯的過程中，我發現劉經常引用一本叫做《周作人：中國現代性的另類選擇》的書，去查了一下，發覺還沒有中譯本，就把它借出來讀，就我自己的感覺來說，此書可能依舊是英語世界中最重要的周作人研究著作，非常值得介紹到中國來，于是在張老師的鼓勵下，開筆翻譯，在翻譯過程中，順帶著就把周作人的文章，以及關于周作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摸了一遍，以此延伸到京派的其他成員，成為持續至今的學術興趣之一。但你看，如果沒有讀到劉皓明的那篇文章，這些很可能都不會發生。

　　碩士期間，也是在張老師的建議下，我選擇了左聯史作為最初的研究題目，不然，我大概也不會有勇氣貿然進入30年代左翼文學政治這個復雜的領域。此外，由于張老師自己是胡風研究的專家，在他的影響下，我才開始系統地閱讀胡風、路翎的作品，并有機會參與整理、編輯丘東平、路翎的作品全集與研究資料。這些經驗，非常寶貴。校核原文、錄入手稿，讓我切身意識到后出的集子與原初發表版之間的差異之大；而按照編年順序閱讀、編選研究資料，更以一種非�！凹拔铩钡姆绞�，讓你進入現當代文學的學術脈絡與歷史沿革中，并促使你反省自己在這一歷史中的位置。

　　我常常給人打比方說，接受訓練的過程有點像是做拼圖游戲，你只有把這一塊塊的小碎片拼和在一起，才知道它會構成一幅什么樣的圖景。袁老師的晚清文學課、20年代的周作人、30年代的左聯、40年代的胡風、十七年的《文藝報》的、80年代的新小說，再加上魯迅、沈從文、老舍、張愛玲、郁達夫、胡適、賈植芳等等，這些相對具體的對象，拼接起了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認知版圖，當然，這只是一個粗略的說法，上述這些對象的活動范圍，也遠超出某個有限的時段，但重要的是，它們讓文學史不再是教材里的抽象事件與年表，而化身成可觸可感的人、事、物，建立起有機的、立體的歷史關系。

　　回過頭去看，大概除了選什么課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之外，其實很少能談得上事先的“規劃”，只能說，我很幸運能進入復旦中文系，遇上這些老師和朋友，使得自己在諸種偶然之中，也誤打誤撞地接受到了貌似完整的學術訓練。

　　周明全：你曾參編過《海上中文系》一書，收了不少盡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文章；從你研究陳子展先生的論文中也可看出你對復旦大學、復旦中文系的歷史淵源、學術傳統有了解與體會。能否簡單談談在復旦受教的經歷以及與師友交往的感受。

　　康凌：這個問題要認真講起來，很可能就剎不住車了，講三點和文學批評有關的吧。第一點是，復旦中文系有非常好的文學批評氛圍，氛圍這個東西，好像有點抽象，其實不然，你打開復旦中文系主頁，找到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教師名單，就會發現里面絕大多數老師，都同時具有批評家的身份，而且風格、言路、立場、關懷各不相同，說一句各擅勝場，毫不為過。這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當所有老師都在關注新出作品時，我們做學生的，就不好偷懶不看了，不然，講臺上老師舉個例子，你都不知道他在說什么。

　　第二點是，復旦的批評家們與作家之間的關系似乎很好，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可以算作某種胡風/路翎傳統，說起來，現代作家與批評家的互相塑造、生成，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這且不表。落實在具體的學習生活里，就是我們經�？梢砸姷阶骷�，聽他們談論自己的作品。王安憶老師就不提了，其他的像余華、閻連科、莫言、賈平凹等等，都是復旦的�？�，不僅來開公開講座，而且直接進課堂與學生交流，陳思和老師的文學史課，這一堂剛講完《廢都》，下一堂賈平凹就出現了，非常奇妙。金理現在開當代小說課，也延續著這個傳統，這種經驗，你只有離開這個環境之后，才知道有多難得。更不用說，復旦本身也在培養作家，肖水、甫躍輝、張怡微，都是其中代表，跟躍輝談他的小說，跟肖水談他的詩作，這不是研討會，而是你的生活本身。

　　第三點，其實還是氛圍的問題，但不是課堂氛圍，而是一種生活氛圍，不僅你的文學史課、魯迅課、周作人課、沈從文課、新詩課的老師們在做文學批評，你的學長學姐，乃至身邊的同學，也都在讀小說，寫文章。舉個例子，這次滕肖瀾拿了魯獎，我第一時間就跟碩士時候的室友互相道賀，因為她是我們共同喜歡的作家。另外，像劉志釗的《物質生活》這樣沒有出版的長篇，大概也只有在復旦，你才會遇到一群喜歡這部作品的人：當代文學成為一個閱讀共同體的接頭暗號。再舉個例子，跟金理、定浩、德海他們吃飯，席間常常莫名就開起了新出小說座談會，他們的文章，也是我用來檢證當代文學的標尺——讀完一部新作品之后，我常常會習慣性地去看看他們是怎么說的，并且從來都沒有空手而歸。在閱讀和見識上，我都遠遠不及他們，但這樣一個共同體的存在，是我敢于寫點所謂批評文章的重要原因。

　　上面三點結合起來，使得文學不僅是一個閱讀、研習的對象，而是某種共同體生活的一部分，它會催迫你去整理、反省自己的想法，如果沒有這個環境，鑒于我的懶惰，我大概不會與“批評”這件事發生關系。譬如說，我在讀小說的時候會攢下很多筆記，但從筆記改成文章，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時候了，如果沒有一些外力的催化，自己往往是懶得動的。這些外力，既包括課堂的要求，也有朋友的催促，比如我最早關于當代文學的文章，講的是《廢都》和《上海寶貝》里的性與生殖，就是在陳思和老師的當代文學課上寫出來的。而后來發在《文學》上發的關于路內的文章，就是金理的邀稿。當時他要組織一輯關于70后作家的文章，問我有沒有興趣，我剛讀完《云中人》，翻翻筆記有六七千，趁著興頭就答應了——結果筆記也沒用上多少，當然，這不重要，關鍵是，如果沒有他來組稿，筆記可能依舊只是筆記而已。

　　當然，在復旦的經歷和感受絕不止這些，一談起來就要感慨自己的幸運。我剛進復旦的時候，賈先生還經常坐著輪椅出來曬太陽，我和本科室友遠遠對著他行注目禮，知道自己來到了一個了不起的地方。

　　“擺脫中西二元論”

　　周明全：你碩士之前的學業在國內完成，目前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可以說對兩種教育體制有深刻體會吧，你覺得中美文學教育的異同和差距主要體現在那些方面？

　　康凌：這個問題，我沒什么發言權，我在兩地讀過的學校，只有兩所，相對了解的學校，也不超過十所，由于專業的原因，在美國接觸到的課程，主要集中在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這兩者所能提供的中國文學訓練，與復旦中文系當然不一樣。表面地看，復旦中文系的課程以經典作家作品的精讀為主：魯迅精讀、周作人精讀、論語精讀之類，這里的東亞和比較文學課程，則以某個話題或某個理論為主：大屠殺文學、認同問題、酷兒理論之類，但這并不能得出中國重文本，美國重理論的結論，翻翻英文系的課程，多的是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尤利西斯的精讀課程，要對等的比較差異，或許應該比較中國的中國文學教育和美國的英國文學教育——但后者我一無所知，因此，對“文學教育體制”，大概說不出什么新鮮的東西，更不覺得有什么“差距”。

　　就個人的感受來講，說老實話，我并沒有感受到特別大的“轉換”上的困難，假如你在國內已經習慣了大量的閱讀，習慣了討論課的形式，并且對本領域內的理論與文本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恐怕除了語言上的轉換外，沒有特別大的智性溝壑需要跨越。這當然跟我從事的學科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領域總體上是相對西化的，對英語世界的成果也譯介的比較多，兩地的學者交流相對充分，都使得兩地的學術范式，并沒有特別大的捍格不入之處。所以，每一個領域有每一個領域的歷史特征，不是一個抽象的體制問題可以涵蓋的。

　　可以補充的是，美國國內對自己的文學教育倒是有很多批評，角度各不相同，有些人，譬如哈羅德布魯姆，覺得它背離了人文主義傳統，要恢復經典地位，有些人，譬如William Spanos就激烈地批判人文主義，認為人文主義不僅是一種霸權話語，更與當代的政治經濟壓迫同謀。去年在媒體上有一場討論，核心議題是美國的文科博士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很多人對美國文科教育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認為需要一場大改革。

　　總之，兩地的文學教育當然有差異，但具體到每個學科，都有其自身的歷史沿革所帶來的特征，不好一概而論。將美國的體制理想化，忽視其中的內部差異與各種問題，也是一種非歷史的做法。

　　周明全：我最近看了夏志清老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覺得他站在西方的角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不僅很客觀地對現代小說做了批判，而且提供了不少國內鮮有的批評視角。你認為有西方背景，然后再回頭來做中國文學研究，幫助大嗎，主要體現在那些方面？

　　康凌：夏志清先生的研究雖然在史實方面有些錯誤，但也自有其歷史語境(冷戰)與理論脈絡(新批評)，對此的討論已經不少。問題是，即便在美國，對夏先生的批評也并不鮮見，假定有一種“西方的角度”，那夏先生也只是其中之一。更何況，“西方”和“中國”的二分法雖然方便，但不具有真正的解釋力。在我看來，布魯姆和伊格爾頓之間的差異，大概不比布魯姆和夏志清之間的差異要來得小。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西方背景”或者“西方的角度”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們有后殖民研究，有性別研究，有翻譯研究，等等等等，但沒有一種“西方研究”。美國是學術中心，各種理論流派薈萃，在這里念書的好處是，可以盡量將自身的想法暴露(expose)在各種思想脈絡中去接受檢驗，同時也從中汲取營養，但這不是東方與西方的關系，而是文本與理論的關系，在這里，重要的是不同的問題意識，提出問題的方法與框架，關懷的對象，不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做研究，不論做中國文學還是美國文學，你的文章要采取哪種范式，解決哪些問題，要同哪一個理論脈絡對話，如何自我定位，都是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而思考這些問題的基本前提，就是擺脫中西二元論。

　　周明全：你很早就開始接觸歐美的中國學研究，比如翻譯過蘇文瑜(Susan Daruvala)教授的《周作人：中國現代性的另類選擇》(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該書的翻譯是你在本科階段完成的，我看到蘇文瑜教授在中譯本序言中表示：“譯文的準確與熟練，以及譯者的智慧與敏銳都使我感到驚奇�！弊罱�你還有一篇書評討論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國戰爭之遺產與19世紀之中國》(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和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太平天國之秋：中國、西方與太平內戰的史詩敘述》(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出于什么樣的原因促使你將眼光投向西方的著作？你如何看待西方的中國學研究，他們能提供什么？國內的一些學者比如溫儒敏教授曾呼吁警惕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反對盲目崇拜漢學、將“漢學當成本土的學術標準”，認為這是“缺乏學術自信的表現”。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康凌：這年頭，從事20世紀范圍內的中國文學歷史研究，“將眼光投向西方的著作”大概是不需要原因的，如果有人完全不看西方著作，才需要去問問原因。

　　具體到你的問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中國的“漢學心態”、個別研究者的“學術自信”，三者之間其實沒什么關系。首先，就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而言，從歷史上看，它當然是冷戰的產物，帶有某種情報學、間諜學的氣息，對費正清一代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者而言，“我們為何丟失了中國”始終是他們的“壓在紙背”的問題�，F在的中國學研究，尤其是社科領域，不能說完全擺脫了這樣的預設。但是，隨著這一領域的學科化與專業化，其中積累的問題意識與譜系，也呈現出日益多元的趨勢，簡單地說美國的中國學是美國學，是美國自己的學術脈絡的產物，這當然沒有錯，它不僅受到自身歷史的約束，同時也受到美國整個人文學科學術取向，乃至流行趨勢的影響。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對象，其中不僅可以看到對文本的闡釋，同樣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闡釋方式背后的歷史關懷與理論立場。就我譯的《周作人：中國現代性的另類選擇》一書而言，其中不僅對周作人的文本有精到的讀解，同時，對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關懷，對民族主義理論的追溯，也是對80、90年代英語學界理論趨勢的回應，這一關懷構成了作者進入周作人文本的前提，只有在兩者的互動中，我們才能讀出全部的訊息。事實上，對中國本土的文學研究，我們同樣應作如是觀，他們不僅提供答案，自身也構成問題，只有以更多的問題為中介，我們才能認識到文本與歷史的豐富性。

　　其次，溫儒敏的文章我看過，里面講到的“漢學心態”，在我看來牽涉到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是英語學術的學術霸權，用薩義德的話講，是當代政治經濟權力秩序向學術領域的一種“分配”(distribution)，也就是說，這其實不是一個“心態”問題，甚至不是一個學術領域內的問題，當我們在所有的社會指標——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上都以歐美為尚的時候，學術領域如何可能自外于此呢？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中國并不特殊。第二，這同時是本土學術生產體制的問題，學術研究的流水線化帶來的結果是知識的自我繁殖，新概念、新范疇的出現會引發大量的模仿與挪用，中美皆然，而且，如果仔細觀察，這些概念不僅來自美國，同樣也來自中國——洪子誠的“一體化”、汪暉的“去政治化”、陳思和的“民間”等概念養活的博士論文，似乎也不在少數。這同樣不是一個“心態”問題，只要我們還有這么多博士點，還有那么多發表文章的要求，還有那么多學術刊物，那么多博士論文要寫，這個問題就將永遠存在。

　　最后是所謂“學術自信”的問題。我其實不太明白，喜歡讀什么樣的研究，與是否具有學術自信，有什么關系。魯迅要大家多讀外國書，是否就失掉自信了？以王德威為標準，和以溫儒敏為標準，誰更自信一點？恐怕也說不好。自己的研究沒有被當成標準，當然令人不太高興。但是歷史地看，海外中國學在漢語學界的流行，并不是“心態”或“自信”的問題，而是學術與權力之關系的問題，光說兩句要重振信心，是不解決問題的。

　　周明全：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國內不少人歡呼，以為中國文學已然躋身進了世界優秀文學的行列，你在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攻讀博士學位，從你的觀察，莫言獲獎后，美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反應如何？或者說，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

　　康凌：中國文學從來都在世界優秀文學的行列中，這一點與莫言是否獲獎毫無關系。美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反應，與諾獎也沒什么關系，無非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教授們多接受幾次采訪，多寫幾篇文章。

　　如果你這里的“走出去”指的是走到美國去的話，那么老實說，這跟中國文學自己的發展狀況沒什么關系。能否“走出去”，并不取決于你有多么優秀，是否“走出去”了，也并不是評判文學質量的標準。我前兩天還看到，麥家的《解密》剛由一家紐約的出版商翻譯出版了，那么，它要比未翻譯的其他漢語作品質量高嗎？恐怕未必。

　　美國的文學市場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它不僅不重視中國文學，對所有外國文學，都不太提得起精神。我的一位老師曾在華府的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of Arts)翻譯遴選委員會任職，負責在所有遞交上來的翻譯申請中，擇取值得資助的翻譯項目。據她講，全美的文學市場上僅有3%左右的翻譯作品，我查了一下這個基金會的網站，從2002年至今，不論古典現代、小說詩歌，統統加在一起，它僅僅贊助過12部中文作品的翻譯。走進這一市場的困難，由此可見一斑。

　　真的要進入美國文學市場，有很多策略性的問題可以講，如何選題，找誰翻譯，怎么寫申請才能拉到資助，諸如此類，但這些具體而微的問題，大概不太有人感興趣，美國文學市場上比較受歡迎的中國小說，一種是流行讀物，《狼圖騰》、《解密》這種，一種是寫政治的，文革經歷，89回憶之類，你肯定要講，這些都不代表中國文學的真實水平啊。是的，因為文學市場的運作，本身就不是建立在“水平”的原則上的，譬如那些寫文革經歷的作品，編輯在修改過程中會要求你這里加一段打老師，那里加一段知識分子自殺，這樣才有賣點，才符合人們的文革想象嘛。更何況，代表中國文學水平的所謂“純文學”，在大陸才能賣多少本？憑什么覺得美國讀者就會買你的賬，要引進你呢？

　　一直在問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的人，其實很大一部分并不關心美國的文學市場，不關心它的運作方式，乃至意識形態偏見，一味要求作家為一個想象的西方讀者寫作，將其視為抽象的、純粹的“文學標準”的化身，仿佛“走出去”就意味著獲得認同了，沒有走出去就是中國文學的失敗，這種簡單的邏輯是經不起推敲的。更有意思的倒是“走出去”背后的這種焦慮感，說到底，我們嘴里的“走出去”從來不是走到剛果，走到厄瓜多爾，走到印度，而始終是走到美國，走到歐洲——西歐去，那么，它就不是一個文學交流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政治問題，Julia Lovell曾寫過一本叫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的書，討論中國人的諾獎焦慮背后復雜的文化政治成因，現在莫言已經拿了諾獎，但這種焦慮感似乎依舊沒有散去，在問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以前，我們還是應該先問一問，為什么要“走出去”？要走到哪里去？

　　歐美沒有一種叫“80后”文學的文學

　　周明全：你曾受教于復旦大學張業松教授門下，受到的文學史訓練非常充分。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左翼文學的“發生史”，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課題，借此你想關懷哪些議題？

　　康凌：左翼文化政治的問題，是我一直以來的關心，但以此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則多少是一個偶然。這個項目本來是陳思和老師的社團史項目之一，我參與其中，負責左聯史的撰寫。但在讀了史料之后我發現，要充分展開左聯內外的諸多歷史糾葛，必須從更早之前開始講起。用我在論文里的話講：與任何之前的文學社團不同，左聯的成立不僅是一個開始，更是一個結束，是對自1927年以來的文壇震蕩的結算。換句話說，左聯絕非一個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白手起家的文學起點，而是夾帶著之前三年，甚至更久時間內所積累下來的私人關系、利益糾葛、政治分歧、思想異動而蹣跚起航的文學組織。因此，一方面，與其他社團一樣，左聯將會面對大量來自外部的挑戰，另一方面，它更將不斷發現自身內部的異質與分歧�？傊�，這些蘊藏在左聯內部的、其自身的“史前史”的遺骸，雖然暫時被組織化的力量所抑閉，但終將呈現出其能動的力量，或者激活左聯的批判能量，使其免于淪為僵死的體制化機構，或者導致不可彌合的裂痕，使其走向分崩。對整個左聯而言，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這種沖擊，與其組織化的力量之間的緊張，構成了這一社團歷史的基本動力與線索。

　　對1927-1929年間的左翼文學運動的考察，事實上完成的是一件地基勘探的工作，如果有時間，我肯定還會繼續往下寫，這背后當然有我對中國左翼文學與現代性問題的整體看法，但畢竟還停留在想象中，等到時候寫完了再來談自己的目標，可能更合適。目下的論文，從某種意義上講，還只是一個半成品。

　　周明全：你的學術能力非常全面，比如在史料輯佚與整理方面也有收獲，曾經發現過賈植芳先生、陳子展先生的多篇散佚文獻，后者曾結集《蘧廬絮語》出版(海豚出版社2012年)。最近你還以雜文和“交代材料”為中心，寫了一組關于陳子展的研究文章。這是出于興趣還是有針對性的學術訓練？

　　康凌：賈植芳先生是我的偶像，但發現他的佚文則純屬偶然，是我翻《申報·自由談》的意外收獲，賈先生早年的文章可能沒有人系統的搜羅過，日后肯定還有更多的佚文有待發掘。陳子展先生的文章，倒是我有意去找的。我很早就知道陳子展是30年代非常重要的雜文作家，曹聚仁等人的回憶里經常提到，但一直沒有機會看到作品。依舊是在翻《自由談》的時候，讀到了他的專欄“蘧廬絮語”，大為傾倒，這才起意為他編個集子，搜羅、錄入、校對、查考的過程本身是很瑣碎的，但如果能以此稍微推動一下對陳先生的雜文的認識與研究，我也就非常高興了，我在文章里寫過：陳子展雜文的創作總量之大、涉及話題之廣、平均水準之高，在同時代雜文作者中，恐怕也是屈指可數。更進一步說，他的寫作實踐、語言選擇與文體轉變，對于現代文學史的研習者，尤其是雜文散文的研究者而言，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寶貴例證，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以文言撰寫的社會批判性的雜文，對以往以“文白”之體來區分“新舊”思想的慣常思路提出了挑戰，打開了我們重新理解語言形式的空間；另一方面，他自身的文體轉變，以及他在整個30年代文白之爭、《莊子》《文選》之爭、以及大眾語運動等文壇事件中的深度參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珍貴的樣本，來考察五四之后中國現代文學余波不斷的文體之辯，以及寫作者在其中的選擇。

　　事實上，在《蘧廬絮語》之后，下一期的《史料與闡釋》也會收入一部分陳先生的雜文，不過除此之外，我手頭還有一大批文章有待整理，如果有出版社愿意，我很希望能夠繼續將它們整理介紹給讀者。

　　因為要出《蘧廬絮語》，我與陳子展先生的后人鄒兆曼老師取得了聯系，鄒老師的慷慨與善良，讓我非常感動，在她保存下來的陳先生遺物中，我發現了一批他在文革中寫下的交代材料，這就是《交代材料里的陳子展》一文的來源。說興趣，當然有，我對系史人物，對陳先生本人，對文革，對知識分子問題，都有興趣，但就文章本身來說，更多的是想將這批寶貴材料介紹出去，立此存照的意思。

　　周明全：你對國內的“80后”文學亦有關注，討論過甫躍輝、郭敬明等人，你覺得同代人的文學水準如何？

　　康凌：我的文章里提到“80后”的大概不多，討論的對象也不是作為一個整體的“80后”文學及其水準，分開來講，《林道靜在21世紀》主要是關心成長小說這一文類在當下的新變乃至消亡，《批評<小時代>的方式》想討論的是消費社會中，對消費主義的批評方式及其內在張力，《甫躍輝的創作流變》里我主要寫的是他筆下那些橫跨城鄉兩界的“回鄉者”或“進城者”們“一生兩世”的現代性經驗。這些問題，70后有涉及，“90后”也難免會寫到�！�80后”文學，黃平、慶祥比我讀的多得多，他們的評估更為準確與全面，我自己沒什么整體性的看法。事實上，“80后”在我看來，依舊是個媒體概念，用起來順手，在學理上不具有什么解釋力，反而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對象。譬如說，新概念作家的出場，本身是高等教育招生體系和文學市場有意無意的共謀的產物，它不僅是一個“文學”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教育”問題、“產業”問題，把它納入“80后”文學的框架，反而容易遮蔽它的復雜的歷史起源，這里面的頭緒很多，不好展開。我讀到過有些文章，用甫躍輝等人來證明“80后”文學的多元性，就很奇怪，你們先把新概念作文定義成“80后”文學，又用甫躍輝來證明“80后”文學不僅是新概念，這不是先畫地為牢，再作躍出狀嗎？總之，與其在“80后”的概念里打轉，不如多從作品和問題入手，這樣會比較有效。

　　周明全：在《“系統時代”中的歐美“80后”文學》的結尾，你寫道：歐美的“80后”文學，可以作為中國的“80后”文學的鏡子，中國的“80后”文學，同樣也可以反照出歐美80后文學的模樣，畢竟，對于任何真正關心文學的人而言，重要的只是差異，而不是優劣。那你認為中國“80后”文學和歐美“80后”文學的差異主要表現在那些方面？

　　康凌：最主要的差異大概是，歐美沒有一種叫“80后”文學的文學，所以也不太好作比較。我在這篇文章的開頭特地寫到：在歐美的當代文學領域中，“80后”尚未構成一個有效的批評范疇或者市場概念。盡管在本文中，出于比較的思路，我們依舊將策略性使用“80后”這一概念，展示他們所具有的某種共同傾向，但我們必須牢記：這些共性，在其他年齡段的作家身上同樣可能存在，因為這些共性與其說來自于出生年代的相近，毋寧說來自于同一種文學場域結構的規訓，這一結構性的影響，并不依代際而分界——在我看來，中國(大陸)“80后”文學這一概念，恐怕也同樣需要在這一層面上進行清理，找出為年齡所遮蔽的結構性的因素，不然，其有效性將始終是可疑的。

　　我這篇文章的主要意圖，是介紹一下以創意寫作課程為核心的文學生產體系及其運作方式，以及它對文本構形的可能影響。當然，在此之外的歐美”80后”作家還有很多，尤其是類型文學方面，像寫出《遺產三部曲》的鮑里尼(Christopher Paolini)，生于1983年，他的作品已經排進了奇幻小說歷史榜單的前十，在http://www.fantasticfiction.co.uk這樣的網站上，我們更能輕易地找出大量“80后”作家。但是，不論是鮑里尼還是拿了橘子獎的奧布萊特(Téa Obreht)，都很少看到有人僅僅因為兩人的年齡相近，就把他們拉到一起做比較，因為兩人的文學訓練、文本內容、文本背后的生產方式之間的差異，要遠大于年齡相近所帶來的類似。但在我們這里，把甫躍輝之類的作家和郭敬明之類的作家放在“80后”文學的框架里進行比較，認為他們代表了“80后”文學的不同面相云云，好像是一個挺常見的套路，說實話，我不太明白這有什么意義。

　　“多讀書，對批評有懷疑”

　　周明全：有人將當下的批評界形容成“三性”——圈子性、利益性、黑色社會性。雖然偏執，但也有一定道理吧。你如何看待當下的文學批評，或者說，你認為當下的批評存在什么問題？你心目中好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什么樣的？

　　康凌：我對當下的批評界不了解，也沒有太大的興趣，存在什么問題，就更不知道了。前兩天讀到李敬澤的訪談，記者問他，中國文學最大的弊端何在，什么是好的文學作品？李敬澤的回答是，最大的弊端就是我們相信有一個最大的弊端，然后解決了它就天下無事了。這個說法我很喜歡，偷過來用在這里，也很恰當。解決了“三性”的問題，文學批評就會一下子精彩有趣起來嗎？我看很難。不好的文學批評都是一樣的，好的文學批評各有各的好，是說不出“應該”的樣子的，向各種可能保持開放，不然多無聊。

　　周明全：康凌兄的看法很有意思。但是，當下，批評失語、批評失效的指責不絕于耳，你又是怎么看待這種指責的？

　　康凌：具體誰失語了，我不知道。但我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陳思和、張新穎、郜元寶、張業松、倪偉、劉志榮等老師，金理、黃平、慶祥、定浩、德海等學長，好像都常常有批評文章出現，再不濟，花五分鐘去翻翻豆瓣書評、新浪讀書、天涯讀書等網站就知道，批評遠遠沒有失語，關鍵是，我們是否愿意把這些帖子與文章當作批評？假如我們可以不將威廉斯所謂的“權威論斷”當作唯一的批評尺度，那么我們就應當看到，當代的批評事實上處于前所未有的繁榮之中，我昨天剛看完豆瓣上一個叫“淡豹”的id寫的《<死水微瀾>筆記》，學到很多東西，其文本解析之精細，遠非某些職業批評家可比，而這樣的文章，豆瓣上并不鮮見。越來越多的閱讀者有意愿、有能力、有平臺向文本發言，何來失語一說？何平先生曾說，這些平臺的出現表明“一個人民當家作主自由發表讀書思考的時代已經曙光初現�！蔽铱赡軟]有那么樂觀，但至少，自己把耳朵堵起來，卻說別人失語，不是什么好習慣。 

　　至于“失效”，就更難解。這些人指望批評有個什么“效”呢？從功能上講，我們有面向閱讀大眾，以介紹、推薦為主的媒體書評，有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正式論文，有單純供讀者之間交流用的讀后感，各自起到不同作用，擔負不同職能，究竟哪一部分失效了，恕我不能看出。

　　我們有些批評家，依舊認為批評是一種特權，依舊想要壟斷讀者的意見與看法，依舊認為只有他們的聲音才是聲音，只有他們的批評才是批評，而當他們發現自己的聲音無人知曉，自己的批評無人理睬，自然要發出“批評失語、批評失效”的指責。對于這樣的人，讓他們活在自己的幻覺里好了，他們的失語與失效，毫不可惜。

　　周明全：自2012年年中以來，曾有不少主流媒體討論“為什么‘80后’出不了批評家？”各個年齡層次的批評家都就此發言，說法各一。你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還是說的確有很多無形的阻礙阻擋“80后”批評家的成長？

　　康凌：這個問題，你比我有發言權啊。至少在你組織策劃的《“80后”批評家文叢》第一輯八本出版以后，“80后”出不了批評家這樣的蠢話，應當告一段落了吧，不論有沒有阻礙，“80后”批評家已經在了，并且將繼續在下去，不僅在學院里有，在各種紙面、網絡媒體上更有。

　　“80后”一代學者的成長環境，我以為比我們的師輩要好得多，舉個例子，你剛才提到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當年我的老師輩讀的，多是香港中文大學譯本的復印本，乃至復印之復印本，而就我的同輩人而言，直接獲取，閱讀原文恐怕早已不是一件難事，那么，至少在獲取與閱讀各種資料上，“80后”的條件就要好得多了。在絕大多數時候，寫不出好文章只是因為不夠用功，而不是因為什么無形的阻礙。

　　當然，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其功能、作用、與社會的關系，都在發生變化，當代的文學批評從業者起到的作用，發揮的影響，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不可能相同，新一代批評家，不如“文學熱”時的批評家那么熱鬧，這是當然的，但這也并不構成什么問題，金理說得好，“不管時代怎么轉換，文學怎么被排擠到邊緣，對于真正熱愛的人來說，文學的意義、文學批評的意義從來就不是問題。沒必要焦慮�！�

　　周明全：最后，想請教一下，你覺得一個好的批評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

　　康凌：多讀書，對批評有懷疑。

　　周明全：謝謝康凌兄。

　　康凌：感謝明全兄給我這個長談的機會，以后多交流。

2014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