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我有使命不敢怠”

　　長篇新作《老生》嘗試民間寫史，北大首次講述“在中國土地上生長的中國故事”

　　賈平凹：“我有使命不敢怠”

◀賈平凹。 CFP供圖

《老生》賈平凹/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9月定價：36.00元

　　深圳報業集團駐京記者 陸云紅

　　10月27日，作家賈平凹第三次來到北大。和以往兩次分別為了寫文章、講課不同，這次他帶來了25萬字的長篇小說新作《老生》，一部“在灰騰騰的煙霧里，記憶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的作品。他和這部書的責編都認為，在北大首次講述這個“在中國土地上生長的中國故事”，有著不一樣的意義。

　　文學是對社會的記錄

　　記者：《老生》這個名字有點怪，讓人想起老生常談這個成語，和京劇里的一個行當，您怎么想到寫這樣一本書？

　　賈平凹：作家有時候寫作意圖是朦朦朧朧的，也說不清，有時也不一定要非常清楚。寫《老生》基本上把心里想的一些東西都說了。人生、命運、時間，就是這么一回事兒。像鄉下老太太講古，就是一代一代傳過來的事情。

　　但是要把它寫出來不能虛寫還是要實寫，就必須要寫一些具體的、真實的社會生活現象。這樣就必然提出一個歷史和文學的關系問題。如果把文學變成歷史的時候，那就沒有文學了，那就沒有意思了。但是文學寫到這個歷史的時候，怎么把歷史規劃到文學里面呢？記憶就是其中一項，也是特別重要的一項。

　　文學是對社會的記錄，文學也可以說一種記憶。對具體的一個作家來講，他寫的東西基本是他的記憶。個人的記憶是個人的記憶，大了以后就是一個族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是一個歷史的一些記憶。榮格說過一句我特別欣賞的話， “文學的根本目的是表現集體無意識”。當時我看到這句話很震撼，怎么抓住這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必須要了解、要關注這個社會，才能抓住這些東西的關鍵，有了這個意識以后你再尋找原始具像的東西寫出來，你的作品就成功了。

　　《老生》的時間跨度基本上是一百多年，這百多年來，我所知道的、我所聽到、我所參與的，也就是中國的四個社會轉型期，我寫的是這四個轉型期發生的事情。

　　記者：這小說的主人翁叫“老生”，是一個在葬禮上唱喪歌的職業歌者，是通過他來展開故事的？

　　賈平凹：為什么我選唱喪歌的作為敘事人？唱師是社會最基層的一個人，這個人超越了族類，也超越了不同的制度，超越了人和事，這樣就有意識地超越地來講這些東西，如果你站到很高的時候就不去爭是與否、對與錯的觀念，你完全是看到人生的那種大的荒唐。我當時寫的時候就是這樣想的。

　　記者：書中穿插了一些《山海經》的描寫，為什么想到這樣寫？

　　賈平凹：我在很早之前就看過《山海經》，看了好多遍。如果按照現在人的閱讀習慣是讀不進去《山海經》的，它的句式非常簡單，就是幾千年前的中國有一個什么山、山上有什么樹，這個樹長得什么樣。在過一百米又有一個山、山上長的什么樹，山上有什么動物，就簡單反復地說這個東西。但是你讀進去以后就特別有意思。當你詳細分析每一個字的時候，會發現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文化的源頭都在《山海經》，就中國人對外部世界形成的觀念就是從《山海經》里面來的。

　　再有從它的寫法上，它是一個山一個山來寫，然后構成了它所說的那個世界。我一個村一個村來寫這段歷史，也是受這種啟發過來的。

　　作家中的“勞�！�

　　記者：現在最牛的中國作家是鄉村作家，但年輕的作者卻不喜歡閱讀鄉村體驗，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賈平凹：中國年齡大一點的作家都是寫鄉土的，我本人也只會寫這方面的一些東西，畢竟一個作家熟悉的東西、擅長的東西是有限的。再一個我覺得一個作家寫東西，不一定是給全部人寫的，他是給一部分讀者寫的，不可能達到大家都滿意，或者是看到都喜歡。

　　現在我也看過一些很年輕的作家寫的一些作品，我覺得人家都是干專業的，人家的文章結構確實需要，我曾經也學過。但是寫過一段就放棄了，好像它不是一時就能夠學會的東西，感覺還不一樣。

　　我只能是把自己的作品寫得閱讀起來更好閱讀一點。比如有意識地削減一些小說里的方言，盡量寫一些讓西北以外的人能夠看懂，而且讓更年輕的人能夠看懂的東西。

　　當然，更年輕的人對那段社會歷史不太了解，這種小說讀起來估計有點沉悶。但我只能是盡最大的努力不停地變化它，盡量把小說寫得很有趣味性，最起碼讓大家有興趣讀下去。

　　記者：您可以算中國作家中的“勞模了”，這些年總共寫了15部長篇小說。是什么樣的動力驅使您一本又一本地推出新作？

　　賈平凹：告訴你一個秘密，我每寫一個長篇的時候，寫作過程其實是非常辛苦的，因為長篇小說一寫就好長時間，除了開會、活動以外基本上我都在房子里琢磨這個事情。這樣時間長了就沒勁了，就像在運動場上你跑步的時候別人得給你喊加油。所幸我每次寫長篇就寫一個字，我就不停地寫書法作品不停地給自己鼓勁。

　　《老生》的封底有四句話，就是我給自己寫的：“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風起云涌百年過，原來如此等老生�！睘槭裁磳懙氖恰拔矣惺姑�不敢怠”？這個使命倒不是誰交給我要完成的任務，也沒有誰給我下達任務。我覺得其實在寫的時候，人活著完全地投入到一塊的時候能夠產生靈魂的東西。在你寫得很順手的時候感覺不是你自己寫的，感覺是別人給你寫的。就是那種感覺。我總是覺得這樣寫也不錯。

　　其實我寫了很多，五言、七律，是順口溜，完全是給我自己提勁用的，后來有人提出來要買這個字，這些我是不賣的，要保留下來。當然要看我的手稿，手稿前面大話說一堆，那是給自己鼓勁的。

　　玉米種長不出麥穗來

　　記者：在寫作中您特別喜歡白描手法？

　　賈平凹：當年我一直強調，一個作家有一個品種問題。是一個蘿卜種，還是一個水稻種，這個特別重要。再就是他后天的社會影響和生存的環境，這兩件就把這個人決定了。比如說我是一個玉米種了，不可能長出麥穗來。它后天的生存狀態是在什么狀況下，決定了一個人的愛好、趨勢。其實是互相干預的過程。

　　既然是中國人寫中國人的東西，一定要了解中國，但是這個作品境界和你追求的東西應該是學習西方的。嚴格講西方好多東西在文學成就要比中國要大、要好。所以我一直強調作品的境界上、格局上一定要學西方的，在表現形式上一定要學中國的。

　　我在40歲的時候就談過這個問題：我以前沒坐過飛機的時候就覺得一切東西、雨、什么東西都是天上來的。后來坐上飛機以后發現云層之上一片陽光，云層其實很低，上面太空都是一片陽光。每一個云朵下面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比如說這個云朵下雨、那個云朵下冰雹，這個云朵有霧了，下面的人群就是這個國家、那個國家的文學。所以我站在這個有雨的云朵下面，我寫東西不一定要跑到那個下冰雹的云朵下面，但是我必須要把有雨的這個云朵寫透，但是我的想法一定要穿過這個云到陽光的地方去，在陽光的層面全世界是通的。

　　記者：對中國當代文學，您最近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是什么？

　　賈平凹：這個問題太大了，我當然考慮最多的是我個人下一步寫什么東西，這個東西對中國文學發展有什么意義，如果沒意義就用不著寫了。年輕的時候好沖動，見什么都想寫，一有沖動就寫�，F在有時候沖動一來，一思考覺得沒意思就放下了，也不能浪費自己的精力。

　　我覺得作為我這個年齡段的作家生活在我知道那個年代，把我所要表達的東西、知道的東西、想表達的東西、積極的東西爭取更多把它寫出來，完成我的思路。這也算是一個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