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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江蘇省作協主席,范小青的勤奮與多產有目共睹。每次看到她一篇篇出手不凡的短篇,總會訝異,她像一個真正的武林高手,平時不顯山露水,出手才顯出深厚的內力。
1997年,范小青完成了《百日陽光》,開始接觸比較重大的題材,她半開玩笑說,自己是“中年變法”。作品中她寫了蘇南的鄉鎮企業,記錄了鄉鎮歷史變遷。于是有人說,范小青“變得大氣了”,從小巷子里走出來了。但是也有人痛惜她的變化,認為范小青不適合寫這類題材,把自己變沒了。范小青曾一度處在變與不變的矛盾當中。
2000年前后,范小青有過一段時間的“回歸”,寫出《鷹揚巷》等中短篇,但是她似乎總聽到內心深處隱隱傳來的聲音告訴她說,不行。
這內心的聲音究竟來自哪里范小青自己也不知道,但她還是執著地尋求著新變,便有了《城市表情》、《女同志》等作品,改變了以往故事情節平淡的習慣。而過去的寫作,范小青常常故意把命運隔斷,跳開去寫,制造閱讀障礙,總覺得那樣寫小說才更有張力,更有言外之意。
萬變不離其宗。范小青說,有時候,她覺得自己的小說變化已經很大了,但是別人讀起來,還說是從前那個味兒。因為一個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和塑造,某些東西已經浸入骨髓。
但是,也有評論家敏銳地注意到了范小青的變化。程德培說,就范小青的創作而言,變化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其中有著值得肯定的過去完成時和難以預測的未來時。他說,承認變化不是個問題,而闡釋變化卻成了問題。
如何闡釋,成為范小青留給評論家們的難題。
“香火看了鏡子里的自己,有些迷糊,多年不看鏡子,他怎么知道鏡子里的這個人是不是他自己呢?”范小青常常在小說里提問。她在創作談中表白:“問我問自己,看起來問的是創作談。其實卻是問的‘我是誰’,明明知道‘我是誰’不會有答案,偏偏還是不肯放棄!痹凇秳e一種困惑與可能》的創作談中,范小青在最后說:“我把問題留在這里!
她經常留下各種各樣的問題。有評論家注意到,如同范小青作品的書名,人名總是連接著尷尬的身份,《女同志》中,身份是一種權力,《赤腳醫生萬泉和》中,身份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東西,《香火》則不同,身份和名字作為符號是同一的。香火的言談總是充斥著懷疑和不解,一切都不確定。在新作《我的名字叫王村》中,范小青又帶著讀者走了一趟似是而非的迷宮!拔揖褪俏业艿堋,“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小說中,“我”始終是用疑惑的眼光在看世界、看自己、看自己的弟弟。
范小青說,“我”究竟是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歸,是人對土地的依戀與回歸。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土地發生了巨變,而農村土地的遺失更多的是非正常的變化,這種變化讓人迷惑,讓人無所適從。
“在人的一生中有許許多多解不開的迷惑和疑團,有許許多多的未知和不確定,如果用正常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不正常的世界,顯得無趣和蒼白!彼,范小青試圖用不正常的眼光來描述這個不正常的世界,于是產生了雙重的變形效果,荒誕、離奇,讀起來更有趣味。
“這個世界既是假定的,又是現實的。說假定,是因為它是小說,小說是假定的藝術,虛構的、想像的藝術,它是范小青心靈創造的產物;說現實,是因為范小青始終關注著現實人生的發展、關注著社會眾生的生存狀態和心靈境界、關注著萬家憂樂。她的創作動機和藝術靈感,都不是無中生有,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源于變動不居的生活實際,源于她自己親歷、親見,耳聞目睹的讓她動心、動 情的人和事,源于她確實有過的感悟!痹u論家何西來說,范小青的作品始終在追蹤著生活前進的步伐,躍動著、傳遞著時代的脈息,記錄著人們生存的,特別是心靈的歷史,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心路歷程。
她的筆下,皆是日常生活的普通事件,她不斷地將目光投注于庸常百姓,憂戚于他們的喜怒哀樂,描繪他們的生命情態,從最早寫于1988年的《瑞云》及至獲魯迅文學獎的《城鄉簡史》,她熱情執著地描寫變動中的中國時下底層百姓的生存面貌和人倫情感的微妙變化。
范小青以她數量龐大的小說創作,為讀者營造了一個豐富的多維度世界。
讀書報:“對話”是您的創作比較常用的敘述方式,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對話之密集構成整個創作的風格,為何您如此鐘情這一方式?
范小青:正如您所說,我寫小說比較鐘情人物的對話,經常用對話展示人物性格,用對話表達思想,甚至還用對話推動情節,這和我一開始寫小說就形成的習慣有關。我的小說創作較少使用比喻,詠物,狀事等手法,更多的是一種樸素的敘述,大白話的敘述,而其中的對話,基本上也都是大白話,因為我覺得我能夠在大白話中蘊含許多滋味,蘊含許多言外之意(當然,這是我的主觀意愿,客觀上,作品有沒有達到那樣的效果,那是另一個話題)?傊,這是我自己最喜歡的寫作方式和習慣,所以無論是長篇小說還是短篇小說,對話是我的最愛。
讀書報:弟弟對“我”的服從和模仿,無論言行還是內心,似乎暗示了他幾乎影子般的跟隨!拔摇卑训艿軄G了,又苦苦尋找,結局是弟弟被找來了,但是結局也不確定。這樣設置故事的結構,是有意強化什么?
范小青:因為在小說最后,弟弟還是我找回來的,只是我雖然找回了弟弟,弟弟卻不承認他是我弟弟,所以結局似乎也是不確定的,而恰恰是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我弟弟的弟弟,成為小王村最后一片土地的守護者。
讀書報:《我的名字叫王村》折射了中國社會變革中隱含的一系列問題,包括農村干部的競選、經營蒜廠的內幕、土地流轉的交易等,與洗腳妹的對話,又透露出農村土地被征用的現實……您平時通過什么渠道關注農村生活?為了寫這部作品,做了怎樣的準備?還是更多地依賴于想象?
范小青:關于中國社會變革中的許多問題,比如土地問題,平時一直是很關注很留意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做一個有心人,時時處處可以積累素材。從現實生活來說,許多年來我和農村的關系始終都沒有斷裂過,從少年時期隨同父母下放到農村,后來又自己插隊到農村,再后來我父親和我先生都曾經在縣里工作,在我家生活了幾十年保姆家也是農村的,我家里有許多農村的親戚,等等,所以我和鄉村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現在,從縣城,到鄉鎮,再到鄉村,我隔三差五就有機會去走一走。當然,除了這樣的日積月累,在寫作中,想象是極其重要的。
讀書報:小說中頻繁地使用歇后語,豐富和延展了“鼠”的內涵與外延,除此之外在作品中有無格外的用意?
范小青:關于鼠的這些語言,是有一些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為了表達作為“鼠”的弟弟和作為“人”的我(以及所有人類)的區別——有時候,人不如鼠。
讀書報:王全與賴月的愛情,讓我看著很會心。雖然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感情,但是看著就感覺特別真實,著墨不多,卻寫得無比鮮活。您是怎么把握的?
范小青:您的這個問題讓我特別開心,因為許多人似乎都沒有在意這一點,這其實是我蠻用心寫的一塊內容。一,寫他們三次交流都是通過短信,這也是我用心設計的,現代社會人與人的交流不就是這樣嗎?二,這其實是小說整塊灰色中的一點亮色。
讀書報:您是一個風格多變的作家。每一部新作都會有新的突破,總讓人感到意外的驚喜。這種自我挑戰的勇氣和動力來自哪里?
范小青:前些年的變化基本上是不自覺的,那時候作品風格變化,似乎是受內容的影響才變化的,但近幾年的變化,自己是有所努力的,確實是自我挑戰。勇氣可能談不上,但動力是有的,動力就是來之于對于寫作的熱愛,因為愛了,所以想要做好,想要做好,就會想著怎么做才能更好,這就有了變化。
讀書報:回顧近30年創作,您認為自己的創作經歷了什么變化?支撐這種變化的理念,來自閱歷與經驗順其自然的積累,還是有意識地為設定目標?
范小青:從1980年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開始,寫作35年,幾乎是一個人的最精華歲月都用在這上面了,化了這么長的時間,琢磨寫作這事情,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十分的感慨。經歷的最大的變化,是從必然王國慢慢地走向自然王國,這里我用的是“走向”,而不是“走到”,走向是一個動詞,永遠在動著,永遠在走著,沒有哪一天可以說,我已經“走到”了。寫作風格上,也是從傳統的封閉式的寫作,慢慢走向現代的開放式的寫作。當然寫作不可能完全的隨心所欲,但至少在自己的內心,是放得開了。
讀書報:勤奮多思,并且在文學創作上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脈絡,但是又具有特別時尚、不落潮流的前沿意識。既背靠深厚的文化積淀,又密切關注現實,您的作品總給人一種清新、超前而且目光深遠的印象。您覺得呢?這種通常意義的既腳踏實地,又能在天空飛翔的雙重潛能,來自哪里?
范小青:“既腳踏實地,又能在天空飛翔”是我的努力的方向,也許我一輩子都達不到這個目標,但是我會努力的,雖然年紀不小了,但我始終會是一個“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孩子。如果說在我能夠站在現實和未來、文化積淀和前沿意識的交織中,我想,原因主要是生活加思考,因為生活太豐滿太深遂,我沉浸在生活中,不想思考也會思考,不想有收獲也會有收獲。
讀書報:在您的心目中,有沒有一個標高,希望成為怎樣的作家?希望寫出怎樣的作品?
范小青:心目中沒有什么明確的高標,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作家。更享受的是寫作的過程,是接受(自己加給自己的)新的挑戰。
讀書報:閱讀的過程始終特別矛盾的印象是,覺得您的語言汪洋恣肆不甚收斂,又覺得是刻意為之,精簡生動。對于語言,您有怎樣的追求?
范小青:對于語言,我是有追求的,是刻意為之的,那就是我希望能夠用看似隨心所欲的大白話,一是說出更多的言外之意,彈出更多的弦外之音;二是體現出現代社會的時時處處的悖反和荒誕。
讀書報:您多數時間待在城市,但在農村題材的作品卻在您的創作中占有相當的比重。什么原因使您鐘情于當代鄉村、農民生活的描寫?如此反復討論土地與人的關系,于您而言有怎樣的意義?或者準確地說,于中國文壇、于中國社會而言,有怎樣的意義?
范小青:如果能夠廣義地理解,鄉村和農民與城市和市民,是否也是在同一精神層面的。我小說中的鄉村只是一個殼,而農民就是一類代表性的人物,其實我寫的是現代社會發生的劇變巨變,以及它影響到人類所發生的劇變和巨變。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都在發生這樣的事情,全人類都面臨同樣的難題,而把這樣的故事、人物以及通過它們所呈現的意義,放在鄉村,是因為我覺得,在小說的藝術表達上,更能讓形式與內容較大程度地融合,能夠更符合我的創作個性,從而更準確地表達出我對現代社會的一些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寫到城市了,寫到城市的高樓大廈了,我想,原因也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