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寫作越來越趨同——訪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戴燕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戴燕。(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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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研究入門》戴燕/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定價：18.00元

　　戴燕的《文學史的權力》被稱作是研究中國文學史必然繞不開的著述。日前，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戴燕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對于當下中國文學史的“拼寫”之風，戴燕曾在《文學史：一個時代的記憶》中尖銳地批評道：“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吧，時常聽人言：如今不是個體而是集體書寫歷史的時代、不是通才而是專家大行其道的時代。文學史這一領域的流行做法也和其他學科一樣，多是聚合起各時代各專題的學者專家，請他們分頭著述發揮其所長，然后匯集成一大通史、一大項目。這樣一種操作辦法，據說既可體現人人平等的原則，又趕得上現時代專業分工越來越精細的潮流。而當學術生產也為這種拼裝之風所籠罩時，自然而然地，人們就把做一名好專家當成了理想中的最高學術境界，當成了衡量一個人專業水平的關鍵性指標，這時候，倘若有人宣稱自己的理想為‘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恐怕是難逃‘狂妄’、‘空疏不學’之譏的，就算司馬遷活在今日，他大概也只敢去寫一部‘斷代’的《史記》�！�

　　女性作家難入文學史

　　《文化廣場》：20世紀初，受歐洲和日本文學史書寫模式的影響，中國開始出現“文學史”這種著述體裁。那么，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在向歐洲和日本學習過程中汲取了哪些營養，又產生了哪些本土化特質？時至今日，這種文學史書寫成熟了嗎？

　　戴燕：在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一開始是為了教學，一百多年來有那么多文學史出來，層出不窮，大部分都是因為教學。而教學方式的改變，又是同整個國家的現代進程聯系在一起的，到今天，誰能說得清我們生活中有多少是外來的、多少是本土的？所以我并不希望用這種截然兩分的說法。事實上，各國文學史在創始之初，也是為了促成各個國家的文學對話，這樣，有了德國的、法國的、日本的、俄羅斯的文學史，才有了中國的。起先是英國人、日本人代我們發言，然后中國人自己寫。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現在認為很重要的一些學者，在他們的著作里面都有很清楚的比較意識，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初的文學史，行文里面常常會寫到“我國”如何，說明概念中也還是有別國的存在。

　　當然在對話的過程中，首先是我們自己發生了改變，不光是文學觀，包括講述文學史時用的概念、整個語言系統都在隨時而變、隨世而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們的加入，是不是也造成了世界文學版圖的震蕩，讓歐美人的文學觀念大受沖擊，這我就不知道。有一年我跟著孟華老師去參加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年會，很短的時間，感覺不是那么美妙，好像我們還是自說自話比較多一點。

　　《文化廣場》：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包含了青樓文化、女性作家這樣的主題，這是很新穎的寫法。但在既有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女性幾乎是處于極邊緣化，甚至完全被忽略的狀況。有的《中國文學史》，甚至只寫進了李清照一位女詞人。您怎么看待這種女性創作在中國文學史普遍“失蹤”的現象？

　　戴燕：“五四”以來的中國學界，其實是有過不少女性文學的研究，出現過像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和梁乙真的《中國婦女文學史綱》、譚正璧的《中國女性文學史》一類的著作，還有更多的從社會史角度進行的女性史研究。但是過去的文學史基本是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又帶有樹碑立傳、確立經典的意思，由此，便很難將比較多的女性作家容納進去。

　　不可否認過去文學史的書寫大多以男性為中心，這已經有人檢討過，不必再細說。我想應該注意的是《劍橋中國文學史》作者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是他們不必寫出一個光輝燦爛、源遠流長而可以激發愛國熱情的“文學史”，他們沒有中國學者寫作“中國文學史”時的這個責任，因此能夠靈活地借鑒各種方法、吸收各家成果，來擴大文學史的范圍，并且改變對歷史上中國文學的一些傳統評價。

　　新觀念要有史料支持

　　《文化廣場》：談及“重寫文學史”，其中爭議多聚焦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對古代文學史反倒不太嚴苛。但莫礪鋒教授認為重寫古代文學史，首先應恢復對傳統的敬畏。這一點，比重寫現當代文學史更急迫。您怎么看待這種面對“重寫”出現的分歧？是否存在哪種更急迫的“重寫”？

　　戴燕：莫老師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沒有那么悲觀。第一，“五四”那一代拼命推動新文學的人，反對的并不是全部古代文學，只是其中一部分，有褒有貶，否則胡適還講什么白話文學史？第二，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風氣其實是在不斷調整，這批人不是很快投入到整理國故當中？第三，正是由于有魯迅、周作人、胡適等新文學運動骨干的介入，古代文學才迅速成為新文學的資源，沒有變成博物館里的古董。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我是覺得那一代學者非常了不起，因為他們用自己時代的文學觀念刷新了傳統文學的價值。要知道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術已經不是經史子集的四部之學，已經失去了按照傳統路數治學的條件，“五四”前后那批學者是用新的方法和實踐實現了文學研究的現代轉型。

　　他們帶入新的觀念，推動了像敦煌、佛教文學和小說戲曲等領域的研究，在文學史上自有他們的貢獻。當然，像駢文律詩一度遭到冷落，問題是韓愈他們不也講過“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想要一筆抹殺掉六朝文學嗎？六朝文學卻并沒有因此被消滅。讓文化傳統發生斷裂，韓愈做不到，“五四”時期的學者也做不到。

　　古代文學史的寫作，還有一點不同，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受制于歷史上有關文學源流變化的敘述，換句話說，文學史早有一個既定的敘說軌道，是一千多年來逐漸形成的，跑也跑不遠。所以胡適講《白話文學史》，發掘了那么多傳統意義上的非主流的白話文學，但也不能繞過“晚節漸于詩律細”的杜甫，不但繞不過，還要給出那么大一個篇幅，當然他有他的巧妙解釋。這說明什么呢，說明在胡適心里，杜甫的分量還是很重。

　　另外還必須要看到，“五四”前后運用新的文學觀念寫作文學史的是整整一代人，包括王國維在內，不是一個兩個人。他們那一代人既是各寫各的，又相互呼應，相互校正和補充，正因如此，才造就了那個時代的文學史面貌異常豐富。而那一代人的方法，差不多又要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才算結束，已經是第二代人在擔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兩套“綠皮本”《中國文學史》，一套由游國恩領銜，一套由余冠英、錢鍾書、范寧主持，大概可以說是集大成。這兩套文學史，如果你撇開那些過分意識形態化的表述，就會看到它們把現代文學觀念與傳統文學史料結合得絲絲入扣，不但天衣無縫，而且一以貫之。

　　我從上大學起就讀這兩套“綠皮本”，加上劉大杰的文學發展史，書都讀散頁了，每次翻開來，都是既佩服，又絕望。因為它們把那樣一種模式發揮到了極致，后來人照本宣科，再怎么做也只能“炒冷飯”。20年前，我差不多就是懷著這樣的敬畏之心開始寫《文學史的權力》的。那時候人在日本，每天看很多各種各樣的書，恰好有一段時間與這個模式拉開距離，這樣才能夠掉過頭去重新審視它，也算是作一個自我反省。

　　我那時候也關心同輩學者有關“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平心而論，當時能提出這個口號，哪怕僅僅是要翻意識形態的案，都很值得尊重。只是出于專業習慣，我自己更為看重的是能不能真的“重寫”。觀念就像浮云，形態萬端、飄來飄去，如果不能夠落實到具體的史料上面，還不是“打醬油”、參不進去？參不進去，便不會有文學史的真正改觀。

　　研究和寫作文學史，有任何的新觀念進來，都要得到相應的史料支持。史料跟不上，光是翻烙餅，“重寫”不免為一句口號，焦慮也是白焦慮。

　　趨同是一個大的潮流

　　《文化廣場》：近十多年來，海外漢學界也陸續推出各種文學史版本。據說王德威教授也在編寫哈佛中國現代文學史�？偟膩砜�，海外漢學界為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觀念和模式打開了怎樣的視域？提供了怎樣的借鑒？

　　戴燕：我為《劍橋中國文學史》寫過一個評論，已經發表，其中談到這部文學史有不少用力于新的嘗試的地方，使人欽佩。過去這兩年，也不止一次聽到王德威談他正在編寫的文學史，是很有意思的構想。王德威最近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現當代文學新論》，是在復旦大學一個系列講演的基礎上編定的，我聽過他的全部四講，能夠清楚感覺到那已經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文學史框架，我個人也比較認同。最有意思的是，在同宇文所安、孫康宜、王德威幾位教授的交談中，都聽他們感慨文學史的教學和編寫在美國早已不是學術主流，根本沒有什么法國文學史、英國文學史了，獨獨還有中國文學史，又那么堅持。我覺得他們心里都在犯嘀咕，可是，當他們一旦決定去寫，又都寫得很投入、不敷衍，求新求變。光是這一點，我就挺佩服。

　　如果去看晚清時期中國人寫的文學史，與同時代海外漢學家寫的文學史差別還是相當大的。林傳甲說他是照著日本的笹川種郎寫的，可要把這兩個人的書擱到一起比較，恐怕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的話。但是今天卻大不一樣，隨著對話和交流的增加，學術的世界逐漸變小，《中國文學史》的寫法在海內外學者筆下也越來越趨同了。

　　趨同是一個大的潮流，當然，由于海外漢學家所處歷史文化環境、所受學術訓練與我們仍然不同，他們寫出的《中國文學史》里，往往還是有我們意想不到的視角和解釋，這些都很值得關注，而他們從自身的文學傳統或當代經驗出發，提出的一些問題，尤其值得我們認真地給予回應。

　　《文化廣場》：洪子誠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稱“臺灣、香港地區的文學與大陸文學，在文學史研究中如何‘整合’的問題，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學史模型來予以解決”。您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如今“另外的文學史模型”出現了嗎？

　　戴燕：我很有興趣了解洪老師的模型。過去幾十年，有單獨的海外華文文學，也有單獨的少數民族文學。隨著各方面訴求的變化，《中國文學史》也勢必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過去的《中國文學史》，大部分恰恰就是漢語的、漢族的文學史，這中間的缺陷顯而易見，因此在學科制度上，作為一個補充，中國文學專業下面就設有少數民族文學方向，但遺憾的是，由于在語言、民族、宗教等方面都有特殊性，這個少數民族文學好像又不大容易真正融入到“中國文學史”里面。如果能夠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先有一個突破，我想是會啟發到古代文學史的。

　　把學生文學感受與理解力差的原因怪在文學史上不公平

　　《文化廣場》：當下也有學者認為文學史其實沒那么重要，是我們一直高估了“文學史”的存在價值。最明顯的例子是，如果學生僅是上了文學史這門課程，當中沒有閱讀具體的文本作品，應付考試不難，但于文學并無多深的理解和感受。我們是否過度拔高文學史的位置和價值？

　　戴燕：這個問題其實應該放到整個四年的大學課程設置中去解決。在一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課是占三到四個學期，可每周才有兩課時，如果配置得當，還有大把的時間讀文本。另外就算文學史課本身，因為目前通行的文學史教材大多以作家作品為中心，仍然脫離不開作品。所以把學生文學感受與理解力差的原因怪在文學史上，并不公平，也于事無補。

　　《文化廣場》：如果由您主編一套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國文學史”，您會站在怎樣的立腳點，按照什么樣的觀念、寫法、評價，以及表達何種情感來撰寫？

　　戴燕：我現在每年都要上文學史課，要自己寫教材。因為是給大二學生講，首先必須照顧他們的程度，還要考慮到給以后的學習提供一個臺階。因此既要深入淺出，又要提供確鑿的知識，還要能前后相續以成系統�；�本上我都是講常識，原原本本介紹基本文獻和學界公認的觀點，然后推薦大家都能接受的參考書。當教師不能那么自我，不能在課堂上“老王賣瓜自賣自夸”，因此所謂“理想的文學史”，在教學中大概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也實在提不起興致去講別人的文學史。我還是會盡量地去講一個自己的文學史脈絡，用一點自己的材料、做一點自己的解釋。教材始終是在邊講邊改，所以只要一開學，其他事情就都做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