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本好詩集比重寫文學史重要

——訪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劉禾

▲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劉禾。 (受訪者供圖)

《跨語際實踐》 (修訂譯本)劉禾/著宋偉杰等/譯三聯書店2008年3月定價：48.00元

　　劉禾，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她是本報“重寫文學史”討論中第一個發聲的海外女學者。

　　9月5日下午，記者電話采訪了暑假回京的劉禾，讓她從一個在海外堅持了十年的“重寫文學史”活動的參與者與見證人來談當下“重寫文學史”意義。

　　關于文學史，劉禾早在199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跨語際實踐》(2008年中譯本)中就專門辟出一章講述1936年2月出齊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制作，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有過一番梳理。

　　在她看來，早在1922年，胡適就發表了《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一文，意在對晚清和現代文學做初步的分期。上世紀30年代初，單獨的現代文學史編開始出現：包括陳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1930年)、陸永恒的《中國新文學概論》(1932年)、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年)、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1933年)以及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之源流》。王哲甫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因為它通常被視為第一部論述現代文學發生的嚴肅學術論著。關于現代文學的分期，作者劃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17年胡適呼吁文學改良到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第二階段從1925年“五卅”運動到1933年王哲甫的著作發表之時。

　　1934年4月，在一篇評論中，茅盾對王哲甫的主題和材料處理表示頗不滿，并搞一個更具綜合性的研究項目，把理論文章、有關各個文學社團建立和解散的情況以及這些社團的刊物、作品梗概，還有對這些作品的批評和評論都包括進來。他提出1917年到1927年的十年間為中國現代文學第一階段的建議，最終被后來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趙家璧和編輯集體的其他成員所采納。

　　趙家璧作為良友出版社一位編輯如何促成了中國新文學權威文選之誕生？劉禾說，這部巨著的最初構想和出版幾乎完全可以歸功于他的想象力和社交能力。對“五四”文學進行大規模編輯、分期和編纂選集的念頭，源于他在內山書店看到日本文學大系產生的。這套由胡適、鄭振鐸、魯迅以及《大系》的其他編者奠定了經典性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觀的基礎，其實也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概念范式——分期、體裁等等，在后來大陸學者所寫的文學史中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1939年李何林撰寫他的現代文學史時，沿用并修改了《大系》在文學分期上采用的社會學方法，新中國成立后，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通過抹去《大系》所包括的一些作家來建立一種政治意義上正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觀。

　　相形之下，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作為擺脫大陸學者所寫的文學史模式的早期嘗試而引人矚目。兩岸中國現代文學領域中的當代學術成就在許多方面都受惠于夏志清的著作。因為它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張愛玲、沈從文這些曾處于邊緣或受到壓抑的作家，重新把這些作家納入中國文學史，他的著作改變了我們對現代文學的看法。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皇皇二十卷《大系》的續集(1927-1937)。1982年編輯工作剛著手進行，出版社負責人丁景唐不僅向當時已70歲的趙家璧求教，而且幾乎逐字照搬了大系原來的版面。除了增加報告文學和電影外，體例幾乎與《大系》一致。文學史的傳統和體例幾乎一如既往承襲下來。

　　直到1988年陳思和和王曉明提出“重寫文學史”，這一活動后來中斷，但在《今天》雜志上開設的“重寫文學史”專欄長達十年之久，由李陀主持。劉禾不僅是“重寫文學史”這個欄目的撰稿人，更是這個活動的見證人。

　　文學史一直是一個重寫的過程

　　《文化廣場》：《今天》的“重寫文學史”專欄開了有十年之久，你說果實累累，主要成就有哪些？

　　劉禾：1988年王曉明等人提出“重寫文學史”，一年后中斷，但不久就在《今天》雜志上接續了下去，一直持續辦了十幾年。李陀的《昨天的故事——重寫文學史》一書中收錄的文章就是從《今天》雜志的“重寫文學史”專欄里選出來的，還有一部分文章也是在《今天》“重寫文學史”的專欄里先發，后來被唐曉兵編到他那本《再解讀》的書里。這兩本書里的文章，無論是“五四”之后新文學的研究，還是1917年當代文學的研究，都有涉及，相當全面。還包括香港文學、臺灣文學的研究，這些文章都是非常具體的“重寫文學史”的成果，這些成果你在別處見不到，它不僅僅是提一個口號，也不僅僅是要寫一兩本書，不是空談，不是立場上的爭論，而是把文學史作為思想討論的一個重要陣地來做的，拿出實實在在的文學研究來展示經典文本應該如何閱讀。你把這些文章加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一定的規模�？梢哉f，《今天》雜志的“重寫文學史”專欄基本上是對現代漢語文學創作的重新詮釋。

　　《文化廣場》：有必要新修正“文學史”的概念嗎？什么樣的文學史才是理想中的文學史呢？

　　劉禾：如果不從文學史寫作的成果和具體的學術成就來看，而僅僅是把文學史作為一個概念來梳理的話，文學史的概念必須從文學史的寫作入手，因為任何文學史都離不開寫作。我個人不認為有理想的文學史寫作，不可能有那種高高在上、全能視角的文學史，也沒有所謂理想的立足點，沒有一勞永逸的文學史，文學史本身一直是一個重寫的過程。

　　《文化廣場》：理由是什么？

　　劉禾：錢穆說的那個文學史是一個從外國引進的概念，它是“五四”以后輸入的通史的文類。當時也引進了哲學史、思想史、文明史、科技史、藝術史諸如此類，因此文學史不是唯一的。從前中國人思考文學，不是以這種方式。

　　文學史這個概念進來以后，很快就成為文化和思想的沖突領域，不同的人對文學史有不同的構想。比方說魯迅寫的《中國小說史略》，就試圖用國外文學研究的范式來重新梳理中國舊白話文學的發展歷史，這在當時是很新的寫法。魯迅以后，文學史寫作層出不窮，像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

　　以我的觀察，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已經進行了一百多年了，每次都是重寫，并且涉及到誰進經典，誰不該進經典等問題。長期以來，文學史都是思想沖突的場所�？傊�，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重寫文學史都一直在進行著。

　　文學史寫作不可能一勞永逸

　　《文化廣場》：我們以前對歷史的理解以為是過去發生的事實，但是文學史現在成了一個門檻，不是說文學史上發生的事實都該進入。文學史到底該是一種客觀事實還是價值判斷？

　　劉禾：文學史的事實大約指的是具體作品，沒有作品就無所謂事實。古代詩集中的作品，由于被保留下來，就成為事實。問題是，沒有被保留下來的作品，是不是事實？《詩經》是被孔子選編后，留下的一部分古代詩歌，那么更早的詩歌是什么情況，人們無法確立。

　　史學的事實往往也建立在文本上面。如果沒有二十四史，沒有《史記》的寫作，沒有歷朝歷代的大量歷史文獻寫作，恐怕很難講述事實，所以，最終還是落實到寫作本身，而寫作本身又大于價值判斷。史學和文學是相通的，都依靠流傳下來的文本或文獻作為基礎。文學史同時也是經典化的努力，作品一旦進入文學史，就被經典化了，這個過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錢穆說中國沒有理想的文學史，這話頂多說對一半，因為文學史的寫作不可能一勞永逸。

　　《文化廣場》：其實沒有理想的文學史正是一代又一代寫史人的動力，正因為現有的文學史與自己的理念觀點不合，所以才有寫作的觸動？

　　劉禾：文學史和通史寫作有一致性，有官修文學史，也有民間的文學史，它本身總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中國一直是文學大國，也是史學大國，但在19世紀之前，沒有人覺得有必要修一部中國文學史，這種通史寫作是從國外引進的文類。其實應該允許各式各樣的文學寫作，為什么非要有個文學史不可？因此，我覺得問題不在于中國有沒有理想的文學史，而要問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史？

　　不要讀文學史，直接讀原典

　　《文化廣場》：你在國外哥倫比亞大學教比較文學，在國內清華大學也教過書，我想問，在國外有文學史課程嗎？你講比較文學和介紹中國文學時用什么樣的教材？用什么樣的講授方法？

　　劉禾：你的問題很好，幾個星期前，在成都的白夜酒吧做我的新書《六個字母解法》新書發布，當時有讀者問青年作家應該讀什么書？我回答說，首先要知道不讀什么書。我強調要不讀文學史，不讀哲學史，不讀那些通史。讀什么？要多接觸原典。在國外的文學教育中，無論是中學、大學還是博士生教育，都不要求學生讀文學史，這一類的通史只是參考書，我們要求學生讀大量的原著。教英國中世紀文學的教授要求學生讀喬叟的作品，必須系統地讀；教英國文藝復興文學的教授要求學生讀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和詩歌�？傊�，學生要多讀作品，自己判斷，盡量不受文學史的干擾。

　　文學史在中國很發達，可能因為我們是考試大國，文學史成了考試必讀書，讓學生記住作家和作品的名字，背下來就行了。但學生要是想汲取真知識，就必須拋開考試的功利主義，直接面對文學作品。我不是說，文學史的寫作沒有必要，它既然是意識形態和思想沖突的重要場所，那么它就有一定的理由存在。我自己20多年前參與《今天》雜志倡導的“重寫文學史”，就是出于這一層的考慮。

　　我從來不要求我的學生讀通史，為什么不讓學生直接面對作品，讓他們學會獨立思考和判斷，這是我的態度。

　　《文化廣場》：你在哈佛讀博士也沒讀過文學史？

　　劉禾：我30年前在那里讀書，讀了大量的作品，沒有人要求我們讀文學史走捷徑，我們讀的都是原典，當然也要讀文學理論和學術研究。

　　重視考試的都重視文學史

　　《文化廣場》：文學史也是中國特色？

　　劉禾：不光是中國，凡是重視考試的東亞社會似乎都重視文學史。

　　《文化廣場》：臺灣作家張大春說，文學史坦白講就是有讓文學系學生應付考試的價值，供養文學系的教授能夠給他的孩子看牙或者是買新房子。

　　劉禾：在考試這一點上，我跟張大春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和他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我剛才說過，文學史的寫作同時還是思想意識形態沖突的場所。以夏志清寫的《現代中國小說史》為例，它不僅在國內是思想沖突的場所，在中美學界之間也是思想沖突的場所。在我看來，文學史這件事比看牙和買新房子要嚴重得多。

　　讓我總結一下，第一，文學史在美國大學，它的作用有點像百科全書，只是參考書，而不是正式的教學內容，它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重要；第二，對于現代中國來說，由于歷史原因，文學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負擔了思想意識形態的沖突，人們通過建立經典規范，用文學進行思想論辯；第三，文學史在東亞社會流行起來，是由于這一類現代教科書被納入了考試制度，于是在東亞社會獲得了特殊意義。

　　《文化廣場》：廈門大學教授謝泳認為在大學里用什么樣的文學史教材根本不重要，誰講更重要。你怎么看？

　　劉禾：閱讀重要還是課堂講授重要，這些恐怕很難一刀切，不是所有的大學講師和教授都能講好。在這種情況下，讀好作品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教授或講師很會講課，那么學生在課堂上能受到啟發，得到一些信息，但這些畢竟不能替代閱讀，學生必須大量地接觸原典，才能增長知識，獨立判斷。

　　《文化廣場》：夏志清早在1961年寫就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之作。在內地出版遲到了40年，它強烈的偏見在國內很受歡迎，你的看法？

　　劉禾：夏志清是不久前去世的，我到哥大時他早已經退休了。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我很早以前就讀過，這本書對現代文學史寫作的貢獻是，它強調張愛玲和沈從文的重要性。夏志清同時也看重錢鍾書。在我看來，錢鍾書是個很好的學者，但作為小說家，他并沒有那么重要。雖然錢鍾書的《圍城》很受歡迎，但這本書的文學價值并不高。沈從文和張愛玲是有獨特貢獻的作家，值得被重新發掘，我認為，這是夏志清的功勞。但我極不贊同他對魯迅的評價，夏志清對魯迅的否定，不僅僅是偏見。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原文和中譯本之間的差距還是不小的，讀者應該以原著為準去判斷。夏志清半個世紀前寫的一本文學史，在今天受到國內現代文學界的追捧，讓我產生好奇�，F在不是有個新詞叫“民國范兒”嗎？這本書在國內是不是成為“民國范兒”的一部分了？我想，夏志清知道了恐怕也會奇怪。

　　文學史是思想沖突的重要場所

　　《文化廣場》：有媒體曾指出現今的現代文學教學中，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等被講得越來越多，而革命文學、左聯文學、延安文藝越來越少。認為在現當代文學的教學中“去意識形態化”是“搞另一種意識形態化”。你怎么看？

　　劉禾：這再一次證明文學史寫作是意識形態和思想沖突的重要場所。參與這場爭論的人未必真正關心文學，如果我們的學生都去關注這些話題，他們還會讀文學作品嗎？張愛玲寫的東西不是都好，有人熱愛張愛玲是出于“民國范兒”。其實，張愛玲最好的作品是《金鎖記》和《傾城之戀》，她的散文隨筆也寫得好，但她也有寫得很差的作品，所以不能一概而論。無論左右，不讀具體作品而專講意識形態，等于是無的放矢。

　　《文化廣場》：張愛玲現在已經成了商家也非常喜歡的一個商業符號。凡沾上張愛玲三個字的必大賣。一些權威的文學評論家對張愛玲晚年的作品也缺乏客觀評價。原來被意識形態左右的東西，現在被市場繼續左右。

　　劉禾：張愛玲熱并不是因為商業文化取代了意識形態的爭論，而是因為新的意識形態已經滲透了商業文化，通過消費主義而潛移默化。從前的意識形態口號早已失效，沒有人重視，也沒人相信。當前的意識形態存在于時尚之中，存在于商品里，存在于廣告里。張愛玲被納入這個意識形態，成為被消費的對象，但問題是，她為什么這么容易被人消費？

　　文學史是不是一個香餑餑

　　《文化廣場》：1985年錢理群提出“20世紀文學史”概念，把晚清與“五四”打通，但至今這套書只有陳平原寫出了第一卷。晚清文學和“五四”文學是否該割裂？現代文學的時間節點是否該重新斷代？

　　劉禾：這是寫文學史的學者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文學史的寫作本身有多大的意義，那么他的這個說法就有多大的意義。錢理群指的是斷代以及經典的構成，這是文學史寫作內部的問題。我講的是文學史寫作的大前提，強調了兩點，其一，文學史是思想意識形態沖突的重要場所。其二，文學史是國內考試機器的有機部分，它事實上妨礙了年輕人閱讀原典。

　　《文化廣場》：魯迅讀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手稿時，覺得“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指示，勝于許多空理論”。這起碼說明文學史在當時的語境和環境背景下有一定的意義。

　　劉禾：在老一輩學者眼里，國外已有的學科和文類，中國自然也應該有。他們努力在知識上和學術上與世界接軌，做出了卓越的努力，這一點是要肯定的。但后人在思考中國和世界的關系上，是不是應該再多一些反省呢？我們一上來就假定文學史是個香餑餑，因此也想要它，但問題是：文學史是個香餑餑嗎？

　　我在20年前寫過一本英文學術著作，后來三聯書店出版了中譯本，叫《跨語際實踐》，其中有一章是關于現代文學批評體制如何進入中國，另一章是關于現代文學經典化的體制如何進入中國，重點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形成，那一章里我對文學史寫作的前提已經論述得很詳細了。

　　錢穆認為中國文學史值得重寫，但至少就目前情況來看，我認為編一本高水平的詩集或散文集，例如北島最近出版的那本《給孩子的詩》，也許比多寫一本文學史著作更為重要。文學史越來越成為考試機器的一部分，已妨礙學生接觸原典，畢竟孩子的時間是寶貴的，不如趁年輕讀一些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