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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近影 問/徐 芳
答/張新穎
有知名文學家為之由衷贊嘆:因為我看到一些杰出的人,他們并沒有深長的生活閱歷,就能對藝術做出深刻的把握。張新穎就是這一類人。他的認真,并沒有因為他的敏悟而減少。同樣,他對理論的專注,也絲毫沒有折損他爛漫的想象。思與悟,歸納與暢想,有時在一個學者那兒并不是相互支持的。而且,詞語的組織能力也并不等于真正的見解。張新穎卻能夠將二者那么完美地綜合一體。
獲頒第六屆魯迅文學理論評論獎,張新穎說:“文學研究是我愛文學的方式!闭f到“愛文學”,說到沈從文,他便拈起一冊書:“很少有人的材料像沈從文這樣連續、完整,我想,做不到一天一天地排下來,但是差不多以星期為單位的話可以排下來!
其實要全面研究一個作家一系列作品,并非易事。且不說全部閱讀,起碼要看完大部分作品與資料,要知道別人研究的角度與深度,還需要獨辟蹊徑。張新穎尊重有風格的批評與寫作,也看重文學經驗的積累與體驗。25年的文學歷程中,他既自己寫詩,也撰詩評;既寫隨筆,更寫作家作品評論,如對作家沈從文、穆旦、王安憶、張煒、賈平凹等,他都曾有過專評乃至專著。
把評論的事做到極致是怎樣?據說就是一種情懷。
不能假裝當代是憑空產生的
問:獲頒第六屆魯迅文學理論評論獎的,印象中多是磚頭厚的專著,而你這篇《中國當代文學中沈從文傳統的回響——<活著>、<秦腔>、<天香>和這個傳統的不同部分的對話》,是以一萬多字的單篇文章獲獎,這說明了什么?
答:這個大概不能說明什么,不過是個形式問題。書有書的好,文章有文章的好。以前理論批評獎里面,獲獎的有書,也有單篇文章,雖然單篇文章比較少。
問:你說過“要說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就是,因為我多年從事沈從文的研究,我以沈從文為個案,描述了現代和當代文學之間密切聯系的一條脈絡!钡腥苏J為后現代社會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為什么理論評論要解析經典名作、經典作家呢?是否所有歷史上的藝術、文學研究,都必須和當代相結合?
答:不是說所有歷史上的藝術、文學研究,都必須和當代結合,而是說,我們在當代,不能假裝我們這個當代是憑空產生的,或者可以孤立存在,和歷史不發生關系;當代的創作,也不可能和歷史上的創作不發生關系。
我做現代文學研究,一個很深的感想就是,對于我們來說,最近的文脈就是現代文脈,或者換個說法,是我們現代的文學傳統。這個傳統對于我們的重要性,其實已經超過了用“重要性”這樣的詞來描述。怎么說呢?不論我們承認不承認,意識沒意識到,我們都是一個現代文學傳統,或者說是現代文脈的承受者。
比如說我們為什么這樣講話,為什么這樣寫作,就有一個最基本的現代漢語的問題。但現代漢語的文學歷史,也不過是一百多年的時間。我們不能以為現代漢語這個東西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在一個最近的創造過程中才逐漸產生的,這里面當然不是一種力量,但是最重要的一種力量,就是現代文學的創造力量。如果我們對于這個東西完全無知的話,這是一個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想多一點自覺,總比少一點自覺好。就是對這個文脈多一點感受,總比少一點感受好。
現代文脈這個東西,不是一條一脈,也不固定。我們會把一些東西固定化,把一些東西給它命名,但究竟有沒有一條我們自己理出來的,概括出來的,可以說得清楚的那個傳統?有否那一條線,有否那一脈,其實我是很懷疑的。這些年的現代文學研究,大家也知道,其實在現代的起點上,匯入很多很多的聲音,但就是這個眾聲喧嘩的寬闊局面,也慢慢變得狹窄了。
我們在講文脈的時候,一定不要把它固定化、概念化,不要相信概括出來的東西,要由我們自己去體會。有的傳統,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還有一些傳統一下子看不到,那個脈它是比較隱藏的,但那個比較“隱”的脈,它一定是比“顯”的不重要嗎?這個也不一定。
還有一點我想說,作為一個今天的人,我們不要害怕傳統文脈,那個東西會掩蓋且抹殺掉我們的創造性。我想應該有一點勇氣,比如說像當年的艾略特,他講個人才能和傳統的時候,他說兒子發明父親。當艾略特老了的時候,他也會反省這個說法,但兒子發明父親,確實也是一個很好的說法。
現代文學傳統,就是我們那個遺產,到底是不是有價值的,這個不僅看遺產本身,還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把那個傳統激活,去從那里面發現有價值的部分。
所以這個不是考驗傳統,而是考驗我們自己。有的東西就是了不起,我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比如說撞鐘,有些人撞不響,有的人力氣小,回響也就比較;有的人力氣大,就很響。
其實是考驗我們自己的力量,包括我們自己的創造力,有創造力才能夠把這個傳統激活,才能夠從這個傳統里面發現更有價值的東西——你如果真的能夠把它激活。真的有所發現的話,再用文脈這個詞來講,比如說我們找礦,找到了一個脈,就了不得。所以,如在個人的創作上,為自己找到一個脈,這個脈并不受任何專家學者指引,而是你自己去找到的,它就能夠給你提供力量,更可以持續地支持你不斷創造。
我描述沈從文傳統在當代創作中的回響,其實有上面說的這么個思想背景在,所以我說是一個個案,一條脈絡。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氣數”和偉力,造就繁華鼎沸的上海
問:你曾和王安憶做過大量關于創作的對話,她傾盡心血去寫,也寫出了極大的分量。我認為她的作品里“物”的形象十分鮮明,就以《天香》為例,你認為《天香》中的“物”,與羅布·格里耶所狀寫的“物”有什么不同?在格里耶那兒,“物”與“人”一樣,可以成為作品的主體,“物”是與“人”并列的一個中心。王安憶筆下的“物”與中國古代的“物”詩之間,有沒有某種傳承關系?
答:太不一樣了。羅布·格里耶的“物”是要和主觀的感情投射隔離開來,《天香》里的“物”——顧繡,她叫做“天香園繡”,卻是載體,中介,創造物,不僅和小說里的人物不可分割,而且和小說敘述者的認識、感情緊密關聯。而且我覺得《天香》好,就好在這個“物”聚集了很多東西。
王安憶多年前留意顧繡,不論這出于有意識的選擇,還是無意識的遭遇,現在回過頭去看,是預留了拓展的空間。這一物件選得好,就因為自身含有展開的空間,好就好它是四通八達的。四通八達是此物本身內含的性質,但作家也要有意識地去響應這種性質,創造性的,有能力去地寫出來才行。
“天香園繡”這個物件,有幾個“通”所連接、結合的豐富層次:
一是自身的上下通!疤煜銏@繡”本質上是工藝品,能上能下。向上是藝術,發展到極處是罕見天才的至高藝術;向下是實用、日用,與百姓生活相連,與民間生計相關。這樣的上下通,就連接起不同層面的世界。
還不僅如此,“天香園繡”起自民間,經過閨閣向上提升精進,達到出神入化、天下絕品的境地,又從至高的精尖處回落,流出天香園,流向轟轟烈烈的世俗民間,回到民間,完成了一個循環,更把自身的命運推向廣闊的生機之中。
二是通性格人心。天工開物,假借人手,所以物中有人,有人的性格、遭遇、修養、技巧、慧心、神思。這些因素綜合外化,變成有形的物!疤煜銏@繡”的里外通,連接起與各種人事、各色人生的關系!疤煜銏@繡”的歷史,也即三代女性創造它的歷史,同時也是三代女性的寂寞心史,一物之產生、發展和流變,積聚又融通了多少生命的豐富信息?!
還有一通,是與時勢通,與“氣數”通,與歷史的大邏輯通。顧繡產生于晚明,那一時期人對生產技術的認識與掌握已進步到自覺的階段,“天香園繡”也是順了、應了、通了這樣的大勢和“氣數”。
“天香園繡”能逆申家的衰勢而興,不只是閨閣中幾個女性的個人才藝和能力,也與這個“更大的氣數”——“天香園”外頭那種“從四面八方合攏而來”的時勢與歷史的偉力——息息相關。放長放寬視界,就能清楚地看到,這“氣數”和偉力,把一個幾近荒蠻之地,造就成了繁華鼎沸的上海。
中國文學有緣“物”抒情的傳統,王安憶的小說和古代“物”詩,未必有什么直接關聯,但她寫“天香園繡”通性格人心、關時運氣數、法天地造化,其實也不妨看作是一種“抽象的抒情”。
在尋求真理、形成理論的過程中
問:該怎么理解文藝對評論的本質訴求?文藝批評接受文藝創作的過程,或就是一個審美的過程?
答:其實批評有各種各樣的批評,就像小說有各種各樣的小說,詩歌有各種各樣的詩歌一樣,但我們總想要一種一樣的批評,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每個人對批評的理解不一樣,這才是正常的。我只能說說我自己理解的批評。
批評是一項尷尬的事業,在今天,尤其如此。公眾要求批評對作品說話,判斷作品的好壞優劣,要求批評給出結論和說法,這個結論和說法要簡單、明了,如果還能痛快,那就更好了。批評家好像是拿著一把尺子去丈量作品的人,有時候他們不僅被要求報出丈量的結果,而且還被要求亮出他們的尺子:他們經常被追問判斷的標準是什么。
可是,我想說的是,雖然批評有時候是判斷,批評卻并不就是判斷。批評家也不是作品的丈量員,我的手里沒有尺子。
當批評家以批評的方式面對文學的時候,并不需要有一個或幾個標準,一把或幾把尺子把自己武裝起來,并不需要以掌握了某種真理,或某種正確理論的姿態去居高臨下地判斷。
我這樣說,并不表明我認為批評,是和真理、理論無關的,是完全隨意的;比起那種認為已經擁有了真理或理論的批評來,我更愿意認為批評是在尋求真理、形成理論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它和文學作品對話,它可能會從作品中受益,得到幫助,當然也可能得不到幫助。
批評從作品中受益,得到幫助,這是無比美妙的事情,拿著尺子的批評家——不論這把尺子是用來測量作品的,還是時刻準備變成戒尺來打作家手心的——是無法享受這樣的“美妙”。
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認為批評,是從它所批評的作品中產生出來的。我不能同意,那種認為批評是寄生于作品的想法。
批評是從哪里來的?批評家的觀念和趣味,他的觀察、描述和判斷能力,他的發現、闡釋和想象能力,他的修養和風格,他的人格和信念,是從他個人的人生經驗和所受的教育總量中,從人類悠長豐富的文學傳統中,從他所置身的廣闊深厚的生活世界中,一點一滴累積形成的。
這一點一滴累積形成的,是一個獨立、堅實、自主的個體,雖然批評家不帶著尺子,他卻不是內心一片空白地面對作品。
批評家帶著足夠的謙虛和作品對話,同時他也帶著足夠的自尊和作品對話。他面對作品說話,卻不僅僅是對作品說話,他更是面對著批評和作品共同置身的廣闊深厚的生活世界說話……面對著批評和作品共同擁有的文學傳統說話,同時,他也可以是面對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教育總量,自己對自己說話。
因為批評從個人生命、文學傳統和生活世界中產生,所以,個人生命、文學傳統、生活世界有多么豐富和復雜,批評就有可能有多么豐富和復雜;批評面對作品說話,作品有多么豐富和復雜,批評就有可能有多么豐富和復雜。
比起要求批評判斷作品的好壞優劣、給出結論和說法來,相反方向的要求——要求批評充分實踐它可能有的豐富和復雜,充分實踐它的獨立、自主和自由,充分實踐它的嚴肅和親切,它的一絲不茍和活潑生動,它的直接明朗和曲折隱晦,甚至充分實踐和深化它自身的歡樂和痛苦——我以為,是更難的,卻更值得去努力的。
朝向這個方向的批評實踐,不僅有益于批評自身,而且將有益于與它緊密聯系的個人生命、文學傳統和生活世界,有益于和它對話的文學作品。
批評要有“置身其中”的自我意識
問:當代文藝批評如何做到不隔?你覺得當下應該關注哪些現實問題?
答:先說說對批評的不滿。我好像想不出,有哪一個行當——專業,像文學批評一樣,遭受著來自各個方面的不滿。批評的歷史和對它不滿的歷史一樣漫長,可是它還一直活了下來。
就說現在吧,作家不滿批評,讀者不滿批評,領導不滿意,群眾不買賬,就是批評內部,似乎也互相不滿。批評的存在,似乎就是為了讓人把不滿發泄到它身上。而且,你會發現,對批評不滿和指責,總是最安全的,我的意思是說,不會犯錯。
為什么不滿呢?就是它沒有達到要求。所以你會看到這樣的話題,常常討論: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批評?可是,這樣的討論注定是沒有結果的,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我們”,所以也就沒有一個統一的需要和要求。永遠也不會出現讓這個構成無比繁雜的“我們”滿意的文學批評。
我并不想討論批評的性質,它的功能和意義,我只是從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批評不是為了滿足“我們”的需要和要求而產生的,而且在我看來,恰恰是那些為了滿足一些需要和要求而產生的批評,不那么有意思。
為了滿足作家的需要,會產生那種“貼身保鏢”現象;為了讓領導滿意,為了讓讀者喝彩,都有可能生產出批評來。我一方面這么說,即批評不是為了批評之外的需要和要求而產生的,另一方面又會矛盾地覺得,其實各種各樣為了滿足不同需要和要求的批評,也都有存在的理由。
因為我強調批評是一種個體精神活動,沒有統一的批評,所以很難對復雜多樣的批評一概而論。
批評如何做到不隔?這問題說起來復雜。和什么不隔?和人生不隔?和現實不隔?和藝術傳統不隔?和作家的創造性勞動不隔?和批評家個人的實感經驗不隔?我用了這么多的疑問句,也是要指出這個問題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而每一個方面,對批評來說,都不是容易對付的。
我在前面說過,批評從個人生命、文學傳統和生活世界中產生,始終別忘了批評是從哪里來的,就有可能克服“隔”的毛病。批評中很多有用的東西,理論、概念、思想、觀點、方法,都有可能成為產生“隔”的因素。如何不隔,其實也是沒有什么方法,只能是批評家自己意識到了,慢慢加以克服。
批評如何關注現實,關注現實中的哪些問題,這個我也沒有什么很好的意見。但我想說的是,當代批評本身就置身于現實之中,要有一種“置身其中”的自我意識,并且把這種自我意識帶到具體的批評工作中去,把“置身其中”的個人的實感經驗,帶到具體的批評工作中去。
誰都能感受得到,我們今天的現實無比復雜,要承認我們自身和這個無比復雜的現實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不能輕易和簡單地概括這個現實,不能假設自己在這個現實之外,批評這個現實。
人物介紹
關于張新穎
張新穎,1967年生,山東招遠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韓國釜山大學交換教授(200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教授(2006年),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獲得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文學評論家獎”(2006年)、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2008年)、第六屆“魯迅文學獎”(2014年)等多種獎項。
主要作品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沈從文精讀》、《沈從文的后半生》,當代文學批評集《棲居與游牧之地》、《雙重見證》、《無能文學的力量》、《置身其中》、《當代批評的文學方式》,隨筆集《迷戀記》、《此生》、《有情》、《讀書這么好的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