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眼中的新疆：哪怕餓著，他們也能唱歌跳舞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9月15日10:40 來源：《人物》雜志 高詩朦

　　王蒙多次提到一個維族詞匯“塔瑪霞兒”，可以譯成漫游、散步、玩耍、休息等等�！笆且环N自然而然的怡樂心情和生活態度，一種略帶游戲的精神�！�

　　2013年5月，王蒙又回到了新疆。

　　他已是80歲高齡，但精神很不錯。他懷念起拉條子的美味，也懷念起那些老朋友，時光荏苒，有些人已經去世，更多的人像他一樣，在時光的流逝中，日復一日衰老下去。

　　新疆給了王蒙更高的聲望，《在伊犁》系列小說是這位作家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新疆也在危險的歲月里庇護了他�！暗絼e處去，晚上總是睡不好，到新疆，頭一挨枕頭，就能睡著�！蓖趺蓮牟涣呦дf新疆的好話。

　　這位因《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成為右派，后來又摘帽的青年作家，在“文革”爆發的前夕做出了可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舉家搬到新疆。

　　1963年12月下旬，王蒙和妻子崔瑞芳賣掉了北京的笨重家具，帶著3歲、5歲的兩個孩子出發去烏魯木齊。

　　一家人先到了西安，住了一夜車站附近的解放旅社，游了大雁塔，他們努力說服自己是“褡褳火燒含油太多”讓他們肚腹不適，而不愿意歸咎習慣了北京的腸胃不服西北的水土。

　　列車在還未完全軋實的蘭新路上跑了四天三夜，沿途經過紅柳河、嘉峪關、玉門關，最終來到烏魯木齊。

　　這是一場明智的避禍之旅，就像當年的清教徒躲避迫害而遠走美洲—躲開的是喧鬧，收獲的是一個世界。

　　王蒙提到這16年時說：“我收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宗教的感悟，更懂得了求同好異、黨同喜異的道理，更寬容也更理解與自身不那么完全一致的東西，懂得了不同的參考和比照、容受能力與理解能力對于一個人的重要�！�

　　王蒙遠走新疆兩年多后，“文革”爆發，許多比王蒙更知名的作家或被虐待，或不堪受辱，不幸死亡。

　　王蒙本來還有江西和甘肅兩個選擇，但邊疆對男人永遠都是一個更有吸引力的意象，他試圖去感受這片不熟悉的土地，并為此激動萬分。

　　此時對新疆的大規模建設和開發已經進行了十幾年。1954年，毛澤東發布主席令，駐新疆的部隊官兵奉命集體就地轉業，組建生產建設兵團。此后，全國百萬青年在支邊的號召下進疆。

　　在1965年的紀錄片《軍墾戰歌》的紀錄片中，開頭就是青年們昂揚進疆的情景。

　　女青年在桑樹下采摘桑葉的畫面，激昂高亢的女聲解說道：“在塔里木已經有了十幾萬畝桑園，可以期待，在不很長的時間內，它將會成為祖國新的蠶桑生產基地�！碑嬅嬷械那嗄陚兦虚_紅瓤西瓜大快朵頤，女青年跳起舞蹈。

　　紀錄片的主題曲《邊疆處處賽江南》傳遍大江南北。牛羊、瓜果、魚滿船，那不是純粹的戰歌，前半段都在謳歌著一種物質豐饒的生活，不是吃貨都覺動人。

　　新疆在饑餓的歲月里受災較輕，也確實庇護了不少內地人，經歷過三年災荒缺糧生活的青年人紛紛報名去新疆支邊，有的上海青年人不顧家人反對，偷拿戶口本報名去支邊。

　　邊疆的廣博對小孩多的家庭尤其有吸引力，《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里，1980年代的大學生張五民對哥哥說：“畢業了我去內蒙古，去新疆，種向日葵種苜蓿去�！�

　　王蒙在自傳中這樣描述剛到達烏魯木齊的感受：“首先給我沖擊的是火車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然后是建筑，是盛世才時期的南門大銀行。是模仿塔什干風格的蘇聯援建的人民劇場。是南門外的大清真寺。是鋪面的從右到左的橫寫維吾爾語招牌。是各個會議上的翻譯過來再翻譯過去的開法。是文聯的俄羅斯族清潔女工娜塔莎。是上廁所如登冰山。是各家堆著自己的煤山。然后是零下20攝氏度、30攝氏度，有時候達40攝氏度的嚴寒，是冰雪之神，是爐火之花，冬季的室內爐火轟轟地響，一間屋就像一個火車頭。維吾爾諺語：火是冬天的花朵！”

　　王蒙也被邊疆視為財富，他被分配到《新疆文學》雜志做編輯，他被安排去南疆采風。王蒙采寫了《春滿吐魯番》、《紅旗如火》等一系列散文和報告文學。

　　隨后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盡管王蒙已經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在文聯內外，“王某是不可用的”之類的傳言已是家喻戶曉。1965年，他來到伊犁巴彥岱公社。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與當時的蘇聯相毗鄰，邊界線長1500多公里。在異域風情的邊陲小鎮上，王蒙躲過了“文革”的風暴中心。

　　“我去伊犁的時候恰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至少，我到的時候未發現什么斗得死去活來的緊張氣氛，倒是挺輕松和善�！蓖趺稍凇栋耸�自述》中寫道。

　　1966年6月初，遠在邊疆的伊犁也呼應首都，召開了對鄧拓的批判大會。大會有點滑稽。

　　據王蒙回憶，維語的“萬歲”的說法是“亞夏松”，而“打倒”的說法是“呦卡松”。當地的一些農民把該喊萬歲亞夏松的地方喊成打倒呦卡松。大隊書記竭盡全力用正確的口號把錯誤的喊聲壓下去。

　　伊犁也隨處可見語錄、“寶像”、紀念章和紅袖標，大街上到處都張貼著大字報，大字報中有大量的錯別字，文句不通，政治覺悟也很低，貼在墻上的大字報上是一男一女有關于婚外情的對罵。

　　王蒙在伊犁的家是伊寧二中分的家屬房，兩間房一明一暗，對著解放路二巷。主屋窗戶很低，當地人有坐在炕上隔窗觀景的習慣，到了晚上，窗外就會傳來喝醉的馬車夫唱著伊犁民歌《羊羔似的黑眼睛》。這是王蒙最喜歡的歌曲，直到多年之后仍然能夠面對電視鏡頭完整地唱出來。

　　一天夜里，房頂上窸窸窣窣亂響，聲音很大仿佛有一大群老鼠在頂棚鬧災害。

　　第二天，推開門，王蒙看到家里的房門上被貼滿了大字報：“崔瑞芳，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家里有沙發……還燙頭發……”王蒙的夫人崔瑞芳非常生氣，事實上，所謂的沙發無非是一把兩側有鐵管彎曲做成扶手，坐墊中心有一點彈簧，大腿與膝蓋之間是一道橫梁，非常硌人。后來，來了幾個學生把沙發拿走，證明他們“破四舊”有成績。過幾天，沙發被送還回來，照坐不誤。

　　伊犁的那種生活氣息很好地沖淡了“文革”氣質，當地人仍然會在上班期間打麻將，不請假就探親，日復一日，蓋房砌灶、打毛衣、挖菜窖……

　　“我記得伊寧市(伊犁州首府)有家甜食店開張，掛的標語是‘伊寧市甜食店的開張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蓖趺苫貞�。

　　當地的一位維族農村干部曾問王蒙為什么漢族人對觀點那么執著，這位維族干部說本地人是一些“手掌柔軟的人”，不會對觀點不同那么當真。

　　說到底，在當地人看來，觀點派別，是官家的事，住房吃喝老婆孩子，才是自己的事。

　　在當地普遍流傳的一個故事是，大街上，兩個維族干部騎著車遇見了，二人推車至馬路牙子邊扶車敘談，互相握手摸胡子。一個人問另一個人“你的觀點是什么？”另一個回答：“我，�；�！”另一個人點點頭，說：“我，造反！”然后二人笑著告別離去。

　　“嚴格地說，巴彥岱算不上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悄悄學學樣而已。多年來這里養成了什么事都是跟一跟學一學擺擺樣子走走過場。人云亦云，人做我做，人鬧我鬧，人息我息�！蓖趺珊髞碓跁�中寫道。

　　王蒙多次提到一個維族詞匯“塔瑪霞兒”，可以譯成漫游、散步、玩耍、休息等等�！笆且环N自然而然的怡樂心情和生活態度，一種略帶游戲的精神�！�

　　維吾爾人有句諺語：“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都是塔瑪霞兒！”

　　王蒙在接受采訪時也提到“塔瑪霞兒”精神：“維吾爾族人如果有兩個馕，他只吃一個，另一個留著敲打—哪怕餓著，他也能唱歌跳舞�！�

　　他覺得自己可能感染了這種塔瑪霞兒精神。

　　年屆80時的王蒙說：“世上許多事，你得擱到一個較長的歷史周期里去看。除了真理，好和壞、對和錯的判斷，都受到時間空間的限制；真也有生、壞、住、滅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80年了，我經歷了許多變革，只有一條沒大變，就是人永遠得干活、吃飯�！�

　　王蒙認為當時到邊疆的內地人，能夠沉下基層。

　　“王震在新疆主政時有這么一條政策：進入新疆的干部和戰士，學會維吾爾語，通過考試的，行政級別一律提一級。這樣的政策，讓干部和官員沉下去，能夠和當地老百姓交流溝通，促進彼此的感情和友誼�！蓖趺稍诮邮懿稍L時說。

　　王蒙學會了維吾爾語。剛到伊犁的幾個月后，王蒙就用維吾爾語在生產隊的會議上發言了。社員甚至要評他為公社的“五好”社員。

　　王蒙在新疆交到許多好朋友。他和維吾爾族青年一起喝酒，那些純老爺們的聚會，把段子說得半葷不素帶俏皮話和雙關為出彩，直白淺陋則會被批評。

　　王蒙有自己的諍友，比如在他的散文《哦，穆罕默德•阿麥德》當中，他記錄了維吾爾青年買買提•艾買提(同一名字的不同寫法)對他的建議，在他學說那些粗魯的牧民語言時，穆罕默德•阿麥德拿出珍藏的維吾爾文書籍—阿衣別克的《納瓦依》分享給他的“老王哥”。

　　“燭光雖小，卻照亮了一間屋子—因為它正直，閃電雖大，卻不能留下什么—因為它彎曲�！蹦潞蹦�德•阿麥德平時用小小砍土鏝磨洋工的懶懶神情在給王蒙念詩時一掃而光。

　　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司馬義•艾買提在給《你好，新疆》的序中寫道：“新疆人民像喜愛自己的親人一樣愛戴我們的作家王蒙，敬重王蒙，深情地擁抱王蒙先生，把他看做是維吾爾人民親密的朋友”。

　　1967年，王蒙的二姨董學文從北京到伊犁幫忙照顧王蒙的兒子，經過90個小時的舟車顛簸，本就在“文革”期間遭受打擊的董學文病倒了，幾天之后在伊犁去世。

　　王蒙在當地給董學文辦了喪禮，令他感動的是，巴彥岱的老鄉也來送葬。維吾爾族人極其重視人的死亡喪葬。

　　“我甚至有點懷念那個不正常的年月中的民族團結，深情厚誼。二姨去世的前前后后完全實現了民族大團結的理想。我永遠感謝這一片土地，這里的人民�！蓖趺稍谧詡髦袑懙�。

　　伊犁的武斗開始后，王蒙舉家搬到一個大雜院里，院子里住著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塔塔爾族和漢族人。

　　那個時期，在邊疆存在“兩個腦袋”的問題，是指一個人在國外有親屬，一般是指蘇聯，或者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地；也指一個人具有雙重國籍。在更嚴重的情況下，則可以指一個人有“里通外國”、“叛國投敵”的行為或動機，至少是嫌疑。

　　1960年以前，中蘇邊界中國的一側基本上處于有邊無界、有邊無防的狀態。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緣、民族和宗教文化聯系，使得伊犁地區長期受到蘇聯的影響，蘇聯僑民在當地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

　　那時的哈薩克斯坦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而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又與哈薩克斯坦相鄰，居民中的一些人，在族裔血緣上與國外多有瓜葛。

　　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50年代初，有超過12萬蘇聯僑民集中在新疆伊犁地區。

　　20世紀60年代，中蘇、中印關系惡化，新疆成為中國西部邊疆沖突的焦點區域，并爆發了邊民非法越境到蘇聯的“伊塔事件”。

　　在王蒙創作的小說《這邊風景》中，他描述了一個具有“兩個腦袋”的烏爾汗家庭的困惑與命運�！半y噢。難。生活和工作，為什么一切大好極好的后面是越來越困難了呢？”

　　在王蒙的鄰居中有親屬在國外的，但這沒能影響這個小院的正常生活。

　　王蒙和他的鄰居們在這個邊緣小院里打麻將、跳忠字舞、讀書、比賽跳高。他們還規定打麻將如果三把不和就自動戴上紙制的高帽子，這種戴高帽子的游戲懲罰方法，來源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伊犁待了6年之后，王蒙終于沉不住氣了。

　　1971年春天，王蒙坐長途汽車回到烏魯木齊，正趕上上級決定文聯的人全部下干校。

　　他跟隨文聯下到位于烏魯木齊南郊烏拉泊地區的“五七”干校。他終于在這里被正名，從有“問題”的人成為“戰士”。

　　林彪事件發生后，干校人們的興趣更是轉向了改善生活與等待“畢業”。這成了王蒙返京的序幕。

　　1976年，江青倒臺。王蒙試探性地寫了一篇《詩•數理化》，歌頌高考恢復。1977年底，這篇文章刊登在報紙副刊上。距離上一次在《新疆文學》上發表《春滿吐魯番》已經過去13年多，加上從1958年到1962年的封殺期，這意味著王蒙結束了長達17年的文學創作凍結期。

　　王蒙在新疆生活16年后，終于等來了回京的通知。1979年6月12日，王蒙舉家乘坐70次列車，離開烏魯木齊。

　　離開新疆后的王蒙，從未在心靈上遠離那片土地。對那段特殊時期的記憶，也成為他文學創作的重要來源，“回想在新疆的16年，對我的一生極其重要。我初步擺脫了大城市學生娃的天真幼稚，敏感書生氣，我受到了邊疆巍巍天山、茫茫戈壁、錦繡綠洲、繽紛村舍的洗禮，我更開闊也更堅強了�！�

　　(本文參考書目：《王蒙八十自述》、《王蒙自傳：半生多事》、《你好，新疆》、《這邊風景》、《在伊犁新大陸人》)